引導文明轉型 中國與有責焉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0年12月中，總第311期，題目略有改動）作者：鄭彪

　　【摘要】隨著20世紀總體上西方衰落，世界格局的重心東移，世界多極化興起，社會科學界日益將目光轉向文化，試圖推動文明轉型。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將世界帶入百年來最深刻的危機，西方文明頓時陷入空前的尷尬，成為眾矢之的。推動世界文明轉型，中國既責無旁貸，又利在其中。

　　【關鍵詞】文明轉型 路徑 西方文明 “中學”

　　自第一次大戰爆發和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文化巨著《西方的沒落》(1918)出版轟動西方之后，西方衰落成為貫穿20世紀的話題。這個話題一度被西方的“黃金發展期”掩蓋而忘記，到1991年以后更似乎被“歷史終結”的狂歡所替代。但是，歷史還表現出另一種更具根本性的趨勢，隨著20世紀總體上西方衰落，世界格局的重心東移，世界多極化興起，80～90年代以來世界社會科學界日益將目光轉向文化，并展開激烈的論戰，推動文明轉型。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將世界帶入百年來最深刻的危機，西方文明頓時陷入空前的尷尬，成為眾矢之的。

　　何謂“文明轉型”

　　無數事實表明，兩百年來由西方文明引導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正在終結，人類文明需要轉型，已經成為國際共識。只有極右勢力堅持“文明沖突”，實際上是堅持美國式的全球化和文明對抗，即將美國文明強加于世界各國。不必說世界大多數國家，就是在西方，更多的人主張不同文明的共存、對話、交流，愈來愈多的人贊成文明轉型。可見，雖不言蓋棺論定，對西方文明主導人類文明的兩百年利弊得失進行盤點，為文明轉型探路，此其時矣。

　　文明轉型是指一種文明接受另一種文明的特征，逐漸喪失自己原有的文明特征而演變為另一種文明。文明轉型是人類文明史上常見的現象，是人類文明發展和演進的一種形態。

　　一般來說，歷史上有兩種不同的文明轉型：一種是自然轉型，即某種文明由于進化歷史悠久和其它原因，相對先進、發達和優越，對其它文明表現出強大的吸引力，使得后者在長期的經濟聯系和文化交流過程中自愿地接受前者的文明同化。例如幾千年來的中華文明的形成發展就是滾雪球式地同化游牧文明等多種文明的過程，更演進為東亞文明并不斷向世界各地擴散其文明，這就是典型的文明自然轉型。中國文明從中原文明而中華文明進而又東亞文明，并長期對南亞、中亞、西亞文明和后來的西方文明以極大的影響，也受到后者的影響，其實是最早的全球化。中華文明以仁為核心思想，質樸而與人為善，其全球化擴散是以文明交流的形式，以中國文化特有的“潤物細無聲”的形式進行，也由于歷史證明其確實有優越性，所以能夠“潤物細無聲”，使人心悅誠服，是一種以德服人者。西方文明華麗有余，質樸不足，既不能與人為善，更有一種強加于人、以力服人者的“硬實力”，常使人受侵害，甚至使人不敢言也不敢怒。所以從政治上看，中國文化得人，西方文化失人。中國文化由于具有道德高度，也就具有強大的軟實力，這是當代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歷史和文化根源。

　　另一種文明轉型是強制轉型，即某種文明由于歷史相對較短，進化不夠充分等原因，通過屠殺、滅絕、摧殘等暴力手段對其它文明體采取強制措施迫使其改變自己的文化特征而接受強者的文明。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向全球的殖民擴張、強制傳教，就是典型的文明強制轉型。亨廷頓也承認：近代西方確立霸權，不是靠思想、宗教和價值觀的先進，而是靠有組織的暴力。近代歷史的真實線索是，中世紀晚期西歐遭遇長達兩百年的饑荒、瘟疫和戰亂，打了近兩百年(1096～1291)的八次十字軍戰爭和從15世紀末開始的大航海運動，都是為擺脫西歐中世紀經濟社會危機向外找出路的結果。海外殖民擴張就是發動殖民戰爭，通過暴力擴大殖民地，在美洲和非洲攫取無數黃金白銀，到18～19世紀逐漸改變了歷史上依附于東亞(主要是中國和印度)的經濟技術和貿易地位，引起全球地緣政治結構翻盤，建立世界霸權，包括西方文化霸權。所以，西方文化成為近代世界主流文化，本質上是一個全球地緣政治現象和東西方地緣政治格局改變的后果。所以，兩次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被英法兩個大流氓(維克多·雨果語，前者還是大毒梟)強按龍頭，搞起洋務運動，后來演變為現代化，也就是文明轉型了。殖民體系瓦解以后，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成為一場推行美國文化全球化運動，靠的仍然是以軍事霸權為基礎的地緣政治強制。以上講的是個別文明，或稱某種地緣文明的轉型。

　　作為全人類文明轉型，是現代化條件下比較文化的一個概念。比較文化，首在方法論，需要將文化分解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成果文化三個層次，分別比較。而根本在于精神文化層次的比較，西方文化和價值觀的根本缺陷正是在精神文化層面上，缺乏高遠的理想，見物不見人。中國文化以大同為理想，以民為本，現代叫社會主義。西方基督教以上天堂為理想，又不是人人能上，也就是人為地限定天堂的席位，成為教權操縱社會以謀私的工具。西方文藝復興以來，高唱人文主義也是人本主義，原是以人權推翻神權(其實是教權)，有強大的軟實力。后來隨著資本主義的需要，為個人主義偷換，人本主義變為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以后，人本為資本所取代所壓制，人文主義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包裝的“殼資源”，發展到當代，自由民主人權不是完全沒有，但本質上淪為壟斷資本集團的地緣政治工具。由于沒有包容的胸懷和高遠的理想，缺少人類道德高度，價值觀上不去，所以西方文化和軟實力只流于“術”的層面，中國話叫霸術。從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到今天西方最重要的政治理論——地緣政治學都是如此。1985年著名史學家麥克高希又提出計算機文明作為引導人類前進的第五大文明，還是著眼于術的層面，引導不了。這反映出西方文明的一個根本弱點，一味向外用力，在技術上用力，而不是向內用力，在自我的價值觀本身用力。西方技術包括學術發展領先，現在又試圖單方面為未來世界繪制文明地圖，服務于西方霸權的“世界新秩序”。中國亟需發展這方面研究，為中華復興引路，也參與文明轉型，為人類引路。中國也需要參與繪制未來人類文明地圖。

　　人類文明需要轉型的原因

　　西方文化也叫西方基督教文化，作為一個文明體在八世紀以前還未出現，在16～17世紀以前，在世界上還是一個相當落后和邊緣化的文化，遠遠落后于東亞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文化。在19世紀中葉以前，并沒有一個主導世界的文化，東方主要是儒家文化圈、也有佛教文化和穆斯林文化圈等。這時西方已經將基督教、天主教文化強制推行到非洲、美洲和東南亞，但是也未成為全世界的主流文明。歷史上中西無直接交接，西方長期生活在東方的陰影中，也無力發起“文明沖突”。從利瑪竇來華傳教到18世紀，西方只有心但無力打贏對中國的“戰爭沖突”，荷蘭等西方國家的多次海軍(盜)入侵都被明朝海軍擊敗。人類社會發展變為由西方主導，是工業革命以來的事情，也就逐漸形成了西方文化主導的人類文明。所謂現代化，一般說來是指工業化，與時俱進也包括信息化。在文化上，由于西方國家建立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西方文化成為世界主流和主導文化，現代化也長期被等同于西化，這是西方國家出于自身利益大力推動的概念，而在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也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長期追求的目標。但是人類文明由西方主導，為時很短，而且出于強迫，為世界多種文明體所抗拒，西化的全球化從來沒有成功。進入20世紀以后，兩次世界大戰表明西方文明沒有出路，文明與政治相伴隨，又出現東西方兩種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明對抗。蘇聯創造了以蘇維埃價值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文明，原本在20世紀20～30年代到50年代顯示出無比強大的軟實力，蘇聯也創造出世界學術和文化中實力相當可觀的蘇聯學派。可惜后來由于蘇聯政治衰落進而文化衰落，以致1991年以后蘇維埃價值被放棄，俄羅斯只剩下東正教文化，在國際上軟實力迅速衰落。原本20世紀世界文明轉型有望由蘇聯引導，沒想到蘇聯不堪重任;而美國不積善而積惡，落得四面楚歌，威信掃地，更無力引導人類，美國文化全球化的幻像再次破滅。所以亨廷頓承認百年來的全球文明西化完全失敗，又心有不甘，拒絕文明轉型。從著作看，其臨終時心境之悲涼絕望，只比尼采稍遜。

　　一言以蔽之，西方文明以暴力將人類帶進工業化和信息化時代，以逐利為最高目的，因此集最大的貢獻和破壞于一身，集發展和毀滅于一身，集文明和恥辱于一身，終至于不可持續而必須轉型。工業化信息化的實質在于以無可比擬的速度、效率和規模向大自然攫取資源，以改善地球上一小部分人(世界人口65億，西歐和北美不到10億)的福利，已經導致地球未老先衰，全球生態環境和社會環境都不可持續，甚至毀滅(生態環境災難、核戰和生物武器戰等)在即，這就是所謂天怒人怨。所謂不可持續者，從文明角度看至少有三：西方文化的價值觀排他利己，唯利是圖，強加于人，此為一不可持續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受剩余價值規律支配，利潤至上，與西方價值觀二位一體，競爭不僅不擇手段，而且無日無之，終于導致核武器條件下“不對稱戰爭”的文明毀滅前景，金融海嘯實為文明崩潰，此二不可持續者;西方價值觀與資本主義制度二位一體加諸于大自然幾百年，終于導致大自然與人類可能同歸于盡，這個前景已經昭彰，此三不可持續者。如此說來，人類文明需要轉型，早已經迫在眉睫，只不過受到政治阻礙。

　　人類文明如何轉型

　　既然西方文明主導的人類文明需要轉型，那么如何實現文明轉型?需要“中醫”援手，這早已經是20世紀的東西方智者的共識。且不說18世紀西歐啟蒙主義思想家多是孔子的“粉絲”，即使在20世紀初，學貫中西、名震歐洲辜鴻銘先生就尖銳地指出，西方文化無非是“機關槍文化”，他和梁漱溟先生都預見未來將是東方文明復興。1988年七十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宣言》中齊聲喚：人類要避免毀滅，需要向2500年前的孔子請教。既然答案如此明確，為什么“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呢?鷓鴣叫起來是：“行不得也——哥哥!”1992年羅伯特·克利加德提出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既然文化如此重要，人們研究文化又已百年有余，為什么我們還沒有周全的理論和切實的指導方針，而且沒有在研究文化的人及制定、管理發展政策的人之間建立密切的專業的聯系?”其實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或說是一個地緣政治問題。只有隨著當代世界體系的經濟政治中心東移和世界多極化趨勢發展到相當程度，美元霸權和美國霸權垮掉，文化轉型問題才能變成各國政治家的議題。文明轉型，需要“中醫”也就是“中學”和中國援手，這是中國人需要了解的當代世界發展的一個大勢所趨。

　　發人深省的是，一個時期以來西方和世界在醞釀文明轉型，呼喚“中學”援手，而中國的現實中卻似乎流行加速西化?這是怎么回事?其實這還是一種地緣政治現象：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英挾全球地緣政治優勢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正值蘇聯加速衰落，中國改革開放，撒切爾夫人宣稱各國除了跟著他們走，“別無選擇”。而世界驟然刮起強勁的西化和美國化的臺風，一時間似乎摧枯拉朽，蘇聯東歐各國發生劇變。政治傾覆之后是一場“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普京語)，俄羅斯如噩夢方醒，重新開始拒絕美國化，甚至通過立法來有選擇地重新肯定蘇聯歷史。在拉美，更不說在伊斯蘭世界和東亞，追求以本土文化為主體的現代化早已經成為歷史潮流。在這種背景下，特別是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遭到失敗，西化美國化到處都搞不下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模式更為搶眼，在世界上獨樹一幟。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實為文明崩潰，表明西方文明的動力已經衰竭。

　　文明轉型，需要世界各種文明共同努力，任何一種文明都不能包打天下，中華文明也絕不可盲目鳴高。宋元以后，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備遭摧殘，停滯衰落，弊端凸顯。最致命的是明朝以后政治專制主義惡性發展。中國需要人權，但近代淪為半殖民地，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故首先需要反帝，需要在百多年延續至今的西方文化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在已經無法居高臨下的西方文化的高壓下挺起身來。中國知識界亟需提倡明清以來學術界的救亡救世的實學文化、“五四”以來的反帝愛國文化以及“西南聯大文化”。文明轉型雖然已經是國際共識，但西方主流社會也需要提高認識，直到上世紀90年代，關于文明的國際論壇大都還是西方人自說自話。20世紀歷史給了世界和中國一個文化教訓：對世界來說，文明需要轉型，需要中國更多參與引領;對中國來說，西化和拒絕傳統兩個極端都不可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含義是堅定不移地走創新型社會主義道路，其文化含義就是堅持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同時學習吸收各種優秀外國文化包括西方先進文化，后者也就是當代中國文明轉型。中華復興有賴文明轉型，需要弘揚傳統文化，這是百年來中國人付出巨大代價換來的文化自覺。傳統文化最根本的精神是什么?概言之，中華文明幾千年不滅，在于頑強地堅持自己優越獨特的價值觀。傳統文化以儒學為本位，儒學以仁為核心，但這個仁有價值判斷，仁的真義是親民(近代叫民本主義，內圣外王表現在政治—外交上是王霸相濟)，如孟子講“民貴君輕”，又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仁又有道德高度，追求正義、公正、公平，就是天下大同、修齊治平的理想，現在叫共產主義：因為離開高遠的政治理想，一個文明絕對不可能幾千年不滅，幾百年都不成;而要實現民本，就要“尊王攘夷”，這也是中國特色的地緣政治思想，演變為現今“團結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實為社稷、民族、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這是歷史上愛國主義的由來，與人權不人權和個人崇拜沒什么關系;而儒學的“仁”對士大夫的要求，由于古代四民社會(士農工商)由士來引導，由士大夫管理，實為中華民族的命運所系，職責所在，必須“以天下為己任”，將“天下為公”作為士大夫立身處世的標準。此中華文明的一點精髓骨血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東來的西化思潮和政治動亂所湮沒不彰，后為宋代新儒學所發掘和闡揚，即范仲淹概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是張橫渠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后世稱為秀才教。直到明清以來的近代，都是這種民族精神支撐中國不滅，到20世紀又有孫蔣毛周，國共合作，社會主義救中國，一脈相承。現在世界失范失序，文明轉型根本在于價值觀再造，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也在這里。

　　當今人類居大道晦盲之際，世界各國其實已經將參與引領世界政治—經濟轉型(文明轉型的前提)的重擔放在中國肩上，寄厚望于中國;而中國提升文明自信，實現自身文明轉型，實為實現中華復興偉業的關鍵所在。推動世界文明轉型，中國既責無旁貸，又利在其中。(作者為杭州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所長、教授，中國經濟規律研究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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