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路篇》，　孔子　教授弟子做官的道理，并集中的對君子和小人作了分析比較和區別。

以下舉重要的句子分析說明。

13.2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子教育他的學生，為政第一是以身作則，第二是對下屬要寬恕，不要糾纏于小事，第三是舉用賢才。特別說明一下，為什么要赦小過，因為中國的政治是德政，因此用人要看他的道德品行，這是本質，赦小過的反面意思，是用人要看大的方面，即觀察他的道德品行，只要他的大節沒有問題，他所犯的小錯誤，不僅是在所難免，而且一個人也是在不斷的總結錯誤教訓中成長起來的。“焉知賢才而舉之？”孔子教導他，要躬身群眾路線，是金子總是會閃光的，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這就是中國特色的古代民主制度，是由上而下，也是由下而上。

13.3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茍而已矣。”

上述的句子很有名，也很有趣。子路不假思索而且沒有分寸的說他的老師孔子很迂闊，孔子聽到了立刻很生氣，馬上就嚴厲批評子路不懂規矩，說話太野蠻，太沒有禮貌，并說，子路你不懂就不懂，但卻還要瞎嚷嚷。接著孔子以一以貫之的思維，將名正言順的微言大義，以不可辨駁的邏輯，充分的給予了揭示，好似江河奔騰而下，不可阻擋。在《論語》中，孔子像這樣充分的將思想展開的很少見，大概被子路的奚落而激怒了，于是孔子“殺雞用牛刀”，讓子路好好的領教老師嚴密而又滔滔的思想，可以想象，當時的子路是被批駁的狼狽不堪。

這里有一點要特別重視，孔子講的所謂“正名”，不能僅僅作字面的理解，也即不僅僅是形式上端正名稱（很多解釋僅作字面理解似不妥），孔子的正名都具有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的要求，也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做君主的要像個做君主的樣子，不要不成體統，如果君主不像君主，大臣就不會聽　從　君主口是心非的正面教導，大臣也就不像大臣，其他一切等分的人以此類推，總之上梁不正下梁歪，社會就徹底亂套，若是撥亂反正，社會就會井然有序，就如同“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13.4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上面的句子，經常被引用，被批判成孔子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看不起勞動人民的劣性本質。其實孔子講的不僅是大實話，也是蠻有道理，孔子的教育，是為了培養有道德的統治人才，而不是培養有一技之長滿足于養家糊口的小農小工，孔子的教育是干部學校，而非技術學校，顯然樊遲的興趣和孔子的志向是南轅北轍。

還有一點，孔子批評樊遲是小人，這好像是孔子污蔑勞動人民的不容狡辯的鐵證。其實這也有很大誤會，首先孔子對小人的概念有不同的定義，筆者認為可分成兩類，一類是道德品質上的，另一類是平凡普通意義上的，而孔子在這里小人的定義，是屬于后一類，就是說相對孔子的“以仁為己任”的遠大政治目標，孔子對樊遲表現出來的學習目光的短小，而深深失望，以至于失望到把他歸為極為普通平常的小人，表明自己和樊遲不是志同道合，不是同一類，孔子在其他弟子面前作如此評論，也是希望他們引以為戒。

其次，筆者猜想，孔子曾被譏諷為“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樊遲明明知道孔子這一情況，但卻還偏偏來向孔子求教學稼，讓孔子難堪，因此，孔子感到來者不善，也就很冷淡的告訴他自己這方面的無知，但孔子在內心對這種無知是有合理解釋的，是認為理所當然的，而且請注意上面講述子路的故事，孔子是當面反駁子路的，因為子路的特點是頭腦簡單，有口無心，孔子十分理解子路，并能諒解他。但對待樊遲，孔子是另一種態度，孔子是等樊遲出去以后，才講明道理，反駁樊遲，這一情況可能說明，孔子認為樊遲是故意帶著偏見來問他的，有微妙的挑釁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孔子在感情上不能夠接受，因此，孔子不向樊遲作解釋，而向其他弟子作解釋，因為其他人不像樊遲那樣帶有成見。

13.5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孔子是“述而不作”，孔子引經據典較多的可能是《詩經》，孔子說：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孔子教育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孔子認為詩是社會文化的基礎，他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而這個文化基礎的核心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可見，在孔子那個年代，《詩》是上達天命下通民情的文化綜合素質的培養，《詩》將道德政治文化具體融匯到生活實踐當中，帶有很強的實踐指導意義，《詩》有如此的文化實踐意義，而學了《詩》，卻在實踐中發揮不了《詩》的價值，這樣的人書本上的知識知道得再多，也是毫無意義，只是用知識點綴了自己而已。孔子一再強調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也說明孔子的學問，主要是政治文化實踐的學問。

 13.16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著來”。

孔子宣傳的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天下的民心，這和霸道政治以武力收拾天下民心，截然對立。王道政治必然帶來天下的和諧，不僅本國人民擁戴，而且其它國家的百姓也會慕名而往。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時，曾題詞“為人民服務”，以示社會各界，這是現代版的王道政治，向全中國人民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的真誠愿望，毛澤東為黨確立的這一宗旨，是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勝利的關鍵所在。

13.17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孔子的道德政治，絕非一日之功，道德的教育和修養是一個堅持和持續的過程，因此孔子說“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而且拔苗助長，效果會適得其反。孔子反對緊緊的盯住眼前的小利，因為在乎身邊的物質享受，一葉障目，就會玩物喪志，就失去了天下歸仁的根本大利。孔子的思想不是絕對的擯棄“利”，而是提醒統治者要有成就大利大事的志向，要求統治者先天下大事，而后統一自己的小利，決不能將之本末顛倒，也就是要求統治者“克己復禮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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