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大問題　　

——中國人不說中國話　　

當代中國，面臨一系列問題，包括生死存亡問題。但是，只有很少的學者注意到中國人的大問題，就是中國人不說中國話，即用中國的語言文字，做的全是西方人的文章，漢字淪落為“話說西方”的“工具”。記得毛主席早在延安的時候，就對“言必稱希臘”的現象提出過批評，但是，這個現象到了今日已經發展到“一切惟西方馬首是瞻”。我們說是要“洋為中用”，而實際上變成了“中為洋用”。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就不是中國人的中國。

在下未等成熟，急著把這個問題的一些關鍵因素的思考寫出來，和烏有之鄉的同志們交流，有兩個考慮：一是中國需要一次新的革命，這一次主要不是革所謂“封建”的命，而是徹底地革西方資本主義的命，既要武裝革命，更要文化革命。武裝革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使命，而文化革命，烏有之鄉應該是一個重要的陣地。二是希望看到其他同志更好、更完整的論述。

一、中華民族在哪里　　

我們說“中華民族”的時候，說的就不是中國話，因為，“民族”這個概念是近代西方人的創造。如同它們創造的堅船利炮一樣，是其殖民擴張的武器，一種思想和理論的武器。“民族”這個概念有一個決定因素，那就是“宗教”，因此，“民族”借助“宗教”打破了“國家”和國家疆域的界限，為殖民擴張制造出“合法”的、厚顏無恥的、也是掩耳盜鈴的理論依據。以“宗教”為指標，我們可以看到三個現象：一是西方人是統一在“十字架”下面的；二是“十字架”總是充當西方侵略擴張的旗幟和先頭部隊；三是“十字架”至今無法殖民伊斯蘭世界。如果我們眼睛瞪大點，還會發現，猶太人不僅沒有被“十字架”消滅，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掌握著西方人的命運，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不容易看透。但是前面的三個現象，已經足以說明西方人創造的“民族”概念的本質。

中國人在被西方“民族”之前，從黃帝開始到清帝退位，中國人只講“國家”，“國家”由皇權（即中央政權）、疆域、臣民構成，這三個因素缺一不可。毫無疑問，中國人的“國家”，也不是西方人的“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國家”。而且，中國人的“國家”，是“國”和“家”的統一，即所謂家國同構，因此，當古人講“國家”的時候，就是在講自己的“家”。總之，中國沒有“民族”。所謂“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皇帝（即中央政權）的文化統治所能到達的地方都是中國。以“國家”為指標，我們也可以看到三個現象：一是中國這個“國家”非常穩定，雖然皇帝（即中央政權）、疆域、臣民多有變化，但是，國破山河在，家在，新的“國家”又會昂首站立起來。二是在“民族”這個東西還沒有出現之前，中國實際上一直在長大，也就是說歸順中國的宗族和疆域總體上在擴大，當然與侵略擴張無關。三是中國把統治看著是一種責任，因此，從來不會威脅他國，多數時候都在體現“皇恩浩蕩”。

如果我們繼續使用“民族”的概念，就永遠跳不出殖民主義者為我們量身訂做的囚籠。　　

① 可以斷定，振興“中華民族”的口號喊得越響，有宗教信仰的兩個少數民族，在帝國主義“民族”理論和利益誘惑的驅使下，要求獨立的聲音也會越來越響。這不是發展經濟可以解決的問題。一是，算經濟帳等于對他們說：你們獨立吧，你們的人均資源占有量遠遠超過中國的人均資源占有；二是，算經濟帳似乎對他們說：宗教算什么，發展“經濟”才是最重要的。他們就會罵道：可憐的人，只知道“經濟”。

② 前面說到，“民族”是以宗教為核心要素的，我們要問：我們既沒有歷史的宗教基礎，也沒有現實的宗教建設，我們高喊的“中華民族”在哪里呢？振興“中華民族”怎能作為凝聚全國人民的旗號？

③ 如今，“十字架”已經遍及中國的大江南北，追隨“十字架”的人與日俱增，情勢已經到了非常危急的關頭。中國人的核心要素——中央政權還在那里高唱“五大宗教在中國和諧相處”。可以設想，當中國人的“家”或大部分人的“家”都跟了上帝，那中國就國將不國，所謂的中國人將有一個新的野蠻的統治者——基督教會和與教會相勾結的資本集團。到那時，“中國人”會很“幸福”，終于變成了“先進”的“洋人”，“中國”也不會再有中央政權，“中國”這兩個字也可能成為古董。

二、毛澤東思想是什么　　

我不是提出一個“學術”問題，那是“教授”們的事。我要問的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嗎？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對毛澤東思想做這樣的概括和論述，正是毛澤東思想受到歪曲和踐踏的根源。要救中國必須堅定地維護毛澤東思想，要堅定地維護毛澤東思想就必須用中國話來概括毛澤東思想，而不是用外國話來概括毛澤東思想。我的基本思考是：

第一，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本身就是在馬列主義的指導下進行的，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就成了馬列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的產物，那么，毛澤東思想還有什么獨立存在的意義？

任何實踐總是在對客觀世界有了一定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的，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認識基礎，正是有了這樣一種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基礎，才會有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如果不是列寧認識到俄國具有不同于歐洲其它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條件，也不會有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同樣，如果不是毛澤東意識到中國具有不同于歐洲和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條件，也不會有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

那么，列寧和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外所認識到的獨特條件從哪里來呢？在革命實踐尚未發生之前，不可能來自于俄國或中國的革命實踐，換句話說，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指導革命實踐的主義或思想，不可能產生于尚未發生的實踐本身，只能是來自于各自國家的歷史傳統。因此，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概括應該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悠久歷史文化結合的產物，具體地說，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伏黃文化，即“道”文化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的這種結合，始終貫穿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這個課題非常值得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家們深入研究。

毛澤東思想指導的中國革命只革“封建”文化的命，不革傳統文化的命。不但不革傳統文化的命，而且要永久恢復中華文化的正統，也就是“封建”以前的“道統”。中國“封建”以前的“道統”，是世界上唯一傳承不斷的原始社會主義文化，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獨特歷史因素，也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普遍歷史因素。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劃分為“封建”前后兩個階段，而中國文化的根在“封建”之前，也就是我們反復強調的“道”文化，或者說伏黃文化。我們主要是反“封建”后的文化，而不是反“封建”前的文化。其次，我們反“封建”文化，并不反對“封建”文化中所保留下來的“封建”前文化。所以毛主席只批“封建”的孔子，不批“統一”的秦始皇。帝國主義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使中國重新“封建”分裂。

第二，我們研究中醫得到一個基本認識：中國文化，以中醫文化為典型，從來不是外部實驗的文化，而是內部求證的文化。外部實驗（實踐的經驗）的總結從來不是中國文化的主要來源，否則，所謂的“科學”和“工業革命”不可能誕生于西方，近代挨打的也不可能是中國。那么，中國文化主要來自于哪里呢？依在下學習的心得，中國文化的主要來源是上古圣人，如伏羲、黃帝以及他們的師傅，掌握了天地運動的規律，按照“同象原則”并且通過“內視”或者說“內證”得以確立，然后應用到實踐中。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是先有理論后有實踐，而且理論重于實踐。

縱觀中國的文化，無論是實踐還是理論，后代始終無法超越古代。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文化不是實踐經驗的總結，而是法則天地。試想，有什么人的實踐可以超越天地的規律？有許多學者已經指出，西方人的實驗結果正在不斷地證實中國古代的發現。有人說中醫是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生產活動中發明的，那么，《內經》以后幾千年的中醫實踐為什么不能產生超越《內經》的中醫理論？又為什么以解剖和實驗“科學”為指導的現代中醫每況愈下呢？中國文化是直接法則天地的，所以是真理，至少是比其它文化更接近于真理，所以從中國的伏黃文化中，我們可以獲得指導任何實踐活動的思想理論，就看你是不是能夠真正領會“封建”前的中國文化。

要真正領會“封建”前的中國文化，必須具備圣人一樣的品質和圣人一樣的智慧。因為“封建”前的中國文化，其本質是“天地無親”或“天下為公”，只有無私的圣人才會了解它的可貴。又因為“封建”前的中國文化其主要來源是法則天地，只有智慧超凡的圣人才能掌握和駕馭。毛主席就是這樣一個人。毛主席的偉大貢獻就是，讓中國人民時隔四千多年以后，又一次得到了黃帝先祖的庇護。因此，我們要說毛澤東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而是取法于伏黃文化的產物，也是法則天地的產物。

第三，如果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的產物，那么在所謂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思想就不一定能夠繼續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就是這樣的認識背景下產生的，結果，毛澤東思想被左一個“理論”，右一個“代表”擠到一邊去了。有些人自以為比毛主席高明，比我們的老祖宗高明，認為外國人的“實踐”比老祖宗的“法則天地”還要靈驗，近來更有狂妄之徒說什么“法比天高”。既然毛澤東思想都可以不要了，馬列主義還有什么用？社會主義還有什么用？共產黨還有什么用？

可以這樣說，在中國，凡是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都是愛外國勝過愛中國的人，這些人不全是漢奸，大部分是被洗腦的。一是西方各種思想理論直接影響的結果，主要是通過媒體和文藝商品的途徑；二是中國人自己不說中國話的結果，這是主要原因。我們不妨提問，在維護毛澤東思想的陣營里，有多少人在論述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說的是中國話。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因此，我敢說，中共對毛澤東思想的全部闡述，大部分說的不是中國話，因為沒有一個公開的文獻將毛澤東思想和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聯系起來！

三、現代經濟就是個“狗的屁”　　

現在，如果有人不談“經濟”，一定會被說成是個另類。要么批判，要么鼓吹，但總不能沒有某種經濟觀點。其實，現在中國人談市場經濟，無論是批判，還是鼓吹，都是中國人不說中國話的又一個集中表現。比如，談論房價問題，當我們跟著談論房價的時候，無論你是痛斥房價上漲，還是批評政府控制房價不力，其實，你都是在別人劃定的圈子里，說的外國話——市場經濟。

毛主席時代，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雖然也來自外國，但那個經濟說的是中國話，因為它接近于“經濟”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即經濟在于建設不受外國侵略和壓迫的物質基礎，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通俗地說，就是保障國防和民生。這個經濟是以人為本，以人民為本的。

但是，現在說的“經濟”完全超越了生活本身，以犧牲人和人民的本體性為代價，以犧牲人的完整價值為代價，以犧牲國防為代價，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瘋狂地刺激人的物質欲望和消費欲望，追求“經濟”本身的“增長”，而全然不顧經濟的本質意義，使人成為物質和“經濟”的奴隸。這樣的“經濟”是違背“天地之道”的，注定要夭折。

在中國傳統的文化里，經濟的意義是經世濟民。我不是專家，不能完整解釋“經世濟民”，但是根據中醫文化的了解，經世濟民應該包含以下意義：其一，經濟的首要意義是節約，因此，中國古人不是不知道可以用石油做燃料，而是知道這種東西用了就沒了，可能還知道地下能源對地球生態的決定性意義，故而不去開發。其二，經濟不會是一個獨立運行的系統，只是政治的其中一項意義，因此，中國沒有也不會產生可以控制政權的資產階級。其三，經濟不會有大規模的剩余，以維持簡單的再生產為主要宗旨，因此，中國不會有拓展出口貿易，建立海外市場的需要。其四，中國經濟始終以可持續發展的種養業為基礎，以種養業的出產為限度開展手工業，以滿足民生的需要。可見，中國古人說的經濟和我們現在說的“經濟”是完全不同的。

上面我說到三個中國人不說中國話的關鍵因素，也可以說是一個根本問題的三個重要表現，如果我們繼續談“民族”、“經濟”，繼續講“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中國很快就會沒有人說中國話了。還有點“氣”的中國人，應該忘掉我們已有的一點可憐的所謂“科學”知識，當然包括所謂的“社會科學”知識，不要老想著象外國人那樣，住洋房，開洋車，而要學習毛主席，謙卑地向我們的老祖宗求教，象老祖宗那樣，做一個與天地合一的人。惟有這樣，中國才不會亡。為此，我們要講中國話。

庚寅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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