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廷所謂的“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為何沒有提及岳飛？

南宋著名歷史學家李心傳（1167－1244）在其傳世之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一書中，遍述了南宋高、孝、光、寧四朝典章制度及相關史事。其中，卷十九邊防一（總第507條）記述了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南宋朝廷評定的所謂“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

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禪為當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四年，當時，以太上皇趙構為首的南宋妥協求和派勢力相當大，在這個背景下，南宋朝廷評定了所謂的“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具體如下：

“自金虜入中原，將帥皆望風奔潰，未嘗有敢抗之者。建炎三年十二月，兀術自杭州分兵至明州城下，浙東置制使張俊拒之，小捷。四年二月，兀術還，過吳江縣，浙西宣撫使陳思恭以舟師敗之于太湖，幾獲兀術。紹興元年十月，兀術親攻和尚原，陜西都統制吳玠出奇兵邀擊，大破之，兀術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四年三月，金陜西經略使撒離喝犯殺金平，為吳玠所敗。十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兀術游騎于大儀鎮，兀術遂不進。六年十月，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敗偽齊劉猊于藕塘，降殺無遺，猊挺身遁。十年六月，馬軍都虞候劉锜大敗兀術于順昌，兀術拔寨還東京，兩淮遂定。十一年二月，淮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宣撫判官劉锜大敗兀術十余萬眾于柘皋。三十一年十月，淮南置制使劉锜遣其將員綺敗金統軍高景山于皂角林。是月，浙西副總管李寶敗統軍完顏鄭家奴于密州之唐島，斬其首。而步司統制官邵宏淵拒虜于真州之胥浦橋，獲捷。十一月，中書舍人、都督府參謀軍事虞允文以建康都統制張振、王琪之軍敗金主亮舟師于采石。是歲，馬司中軍統制趙撙復蔡州，鄂州都統制吳拱拒虜于茨湖，統制官王宣拒虜于確山。三十二年，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解圍海州。此皆渡江以來中國勝捷之可稱者也。乾道二年，蔣子禮執政，遂以明州城下、和尚原、殺金平、大儀鎮、順昌、皂角林、胥浦橋、唐島、采石、蔡州、茨湖、確山、海州為十三處戰功，而藕塘不與，非金虜故也。（二年八月二十四日甲午降旨。）”
　　
聲名顯赫的抗金名將岳飛的威名戰功在其生前身后都是婦孺皆知，岳飛又是南宋時人公認的“中興四將”之一，還是南宋朝廷追封的中興異姓“七王”之一，但岳飛指揮的著名戰役居然無一處入選乾道二年南宋朝廷評定的所謂“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這難道不奇怪么？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飛趁金兵北撤之時，收復金兵一度想建成南下基地的建康（今江蘇南京）。建康戰役歷時半月，光是斬女真人“禿發垂環者之首無慮三千人”，還不包括其他民族成分的金兵，擒獲千夫長留哥等二十多名軍官。其中僅靖安一戰，即俘金兵三百多人，包括八名女真人。這是岳家軍獨立成軍以來的在抗金戰爭中取得的首次輝煌勝利。
　　
岳飛率軍收復了戰略要地建康(今江蘇南京)，將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沒能踏入江南一步。 建炎四年五月下旬，岳飛親自押解戰俘，前往“行在”，受到南宋君臣的破格提拔，這在南宋立國四年以來，尚屬首次。這等功勞，難道不值得入選？
　　
紹興四年（1134年），岳飛率軍主動發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軍將士英勇善戰，接連擊敗金國和偽齊的聯軍，收復了包括戰略要地襄陽在內的襄漢六郡，這是南宋開國八年以來第一次收復大片失地。
　　
關于襄陽的重要性，南宋時人說得清楚，南宋宰相朱勝非說：“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當先取。”（引自《三朝北盟會編》）
　　
岳飛收復襄陽之后，南宋宰相趙鼎也道：“湖北鄂、岳，最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飛鄂、岳州屯駐。不惟淮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
　　
李綱對岳飛負責的襄漢戰區更是有精彩的評論：“遣大帥率師以鎮之，如置子于局心，真所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者也。既逼僭偽巢穴，賊有忌憚，必不敢窺伺東南。將來王師大舉，收京東、西及陜西五路，又不敢出兵應援。則是以一路之兵，禁其四出，因利乘便，進取京師，乃扼其喉，拊其背，制其死命之策也。朝廷近拜岳飛為荊、襄招討使，其計得矣。”（梁溪全集》卷8l《論襄陽形勝札子》。）
　　
況且岳飛收復襄陽六郡，還是南宋首次從敵國手中奪回來的大片土地。而襄陽也從此成為南宋的雄關之一，保南宋百年太平。光此戰功，就足可傲視所有中興諸將了。此等戰功，不入選，如何服眾？
　　
關于郾城之戰，雖然詳盡的捷奏已經散佚，但是高宗的一道獎諭詔書贊嘆道：『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戰。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并集之眾，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克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鏖鬬屢合，丑類敗犇。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夷之苦，俾爾至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裁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
　　
這道詔書證明宋廷當時曾對郾城大捷作出絕高的評價。《建炎以來系年要錄》0卷一三六，紹興十年閏六月已亥條記載：（紹興十年順昌大捷后，劉锜）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私焉。也就是說，劉锜順昌之戰，宋高宗也只是賞了十四萬貫呀，而岳飛郾城之戰則賞了二十萬貫，顯然郾城戰績應在順昌之上。
　　
應該說，李心傳對所謂南宋中興十三次戰功的記述還是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考證。比如，“十月，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敗兀術游騎于大儀鎮，兀術遂不進。”的記述真實的反應了大儀鎮之捷的原貌，宋史韓世忠傳“中興第一功”的評價無疑是言過其實。

又比如采石一戰，李心傳只記載了當時宋軍獲勝，而并未記載對金人有多大的打擊，也反映了其嚴謹的治史態度。事實上，“如果我們推測金朝損失的兵力不超過4000，應該是不差的。換言之，采石之戰對于金朝并未造成致命的影響。我們肯定記得，防衛的宋朝一方占據著相當的優勢。早在采石之戰戰前，金國女真將領就提到，宋舟甚大而金舟小而慢，此外，金軍需要耗費大量時間才能集結起足夠的戰船和士兵，以至于發動突襲成為不可能。再者，金軍所處的位置，使他們無法發揮他們最可怕的武裝力量——騎兵。當代的一名中國學者在仔細分析了宋金采石之戰的背景以及戰爭本身之后得出結論說，采石之戰相對來說只是一場小規模的軍事交鋒（陶晉生《金海陵帝的伐宋與采石戰役的考實》），但是此戰在心理上造成的影響卻是決不可忽略的，宋朝因此而獲得了信心，再次感到了自己的強大。”（據《劍橋遼西夏金元史》）。

以上結論恰恰與宋孝宗對采石之戰的評價若相吻合，“虞允文舊于采石有勞”（見《雜記》乙集賜謚本末篇），不稱功而稱勞，其中深意自可顯見。所謂大大有名的采石之戰戰役也不過如此而已，其余諸如明州、胥浦橋、蔡州、茨湖、確山之戰，李心傳就更加一筆帶過了。
　　　　　　
然而，這十四處戰功（算上藕塘一戰）居然無一語涉及岳飛，此種做法，不僅令后代讀史之人費解，而且早在南宋時期，即有人提出了異議。
　　
南宋學者王應麟即曾說“岳飛郾城之捷，亦未及與，知當時指揮多不審矣”（轉引自《續資治通鑒》）。王應麟此說應該本于“郾城斬賊將阿李朵孛蓳大獲勝捷賜詔獎諭仍降關子錢犒賞戰士”詔（參見《鄂國金佗稡編》卷4，或《新安文獻志》卷2）。
　　
現將“郾城斬賊將阿李朵孛蓳大獲勝捷賜詔獎諭仍降關子錢犒賞戰士”詔摘錄如下: “敕岳飛：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戰，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并集之眾，于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于神明，威惠孚于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克敵之心，陷陣摧堅，計不反顧，鏖斗屢合，丑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夷之苦。俾爾至此，時予之辜！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尚效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即便假使兵家不無緣飾之詞，戰報有浮夸的地方，導致宋高宗君臣作出“錯誤判斷”，然而當時被拘留在金國的宋使洪皓，卻也在他的家書中透露了相同的信息：“順昌之敗，岳帥之來，此間震恐”（引自鄱陽集洪皓《使金上母書》）。洪皓的記事來自其在金國的耳聞目見，理應非虛，亦無夸大之理由。
　　　　
其實，不論是小勝抑或大捷，岳飛北伐之戰，已經顯示了南宋強大的攻擊力。觀歷代戰爭，自是要雙方互有攻守，卻又都有肘腋之憂難以為繼，方有所謂和議。金人對于只會被動防守的宋朝，即使有順昌之戰，亦不會想到議和。只要金人安靜防守邊界，何愁宋人生事？然而，這一態勢被岳飛所打破！岳家軍凌厲的攻擊，為宋金和議最終達成增添了重要砝碼。只要略微具有戰略眼光，便可知郾城諸戰的重要性。
　　
李心傳畢竟是文人而不是政治家，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中對郾城潁昌等戰的錯誤記錄與評價，顯示了其固有的不足。
　　
即使以所謂中興十三處戰功的評選標準而言，郾城之戰的戰績和意義也絕不會低于明州、胥浦橋、蔡州、茨湖、確山諸戰。
　　　　　　
然而，李心傳畢竟是治學嚴謹的歷史學家，他雖然沒有意識到郾城諸戰的重要性，卻自有他自己的疑慮。
　　
李心傳所著《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第512條記載：“襄陽據荊、楚上游，為蜀門戶。紹興三年夏，偽齊將李成攻陷之。鎮撫使李橫以軍食不繼，率部曲奔豫章，時趙忠簡為帥也。四年，忠簡入秉政，議遣岳鵬舉自江西復襄陽，簽書樞密院事徐師川難之。上不從。師川由此罷政。其秋，遂復襄陽云。”
　　　　　　
考察邊防卷的結構，從第508－第521條不外是詳細敘述507條的紀事內容，或者詳述宋軍之敗績，惟獨第512條不能作如是觀，既非敗績又非十三處戰功所嘉獎。排在511條和尚原之勝的后面，著實有些尷尬。李心傳之用心，頗耐人尋味。
　　　　　　
猜測起來，大概是襄陽的重要性讓李心傳無論如何不可忽視此戰吧。朱勝非高度評價了襄陽的戰略重要性：“襄陽上游，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而退可以保境。”（引自《三朝北盟會編》）。
　　　　
現代的歷史著作，亦勝贊岳飛收復襄陽之戰。比如，《劍橋中國史－遼宋西夏金元》是這樣記述的：“但是，岳飛統率下的宋軍于1134—1135年發起了反攻，收復了大部分失地。形勢的逆轉使得劉豫對于女真人的軍事價值大大下降。1135年，一向庇護劉豫的金太宗駕崩，繼承人是阿骨打的孫子，廟號熙宗（1119—1149年），他對劉豫顯然沒有什么好感。1137年齊國被廢，劉豫從皇帝降為王，據說他曾經與岳飛舉行過秘密談判被人察覺。劉豫先被送到河北，然后又送到東北地區西北的臨潢，過著被監視的隱居生活，后又被命自盡。由女真的征服者組織；漢族陣官出面建立一個漢人傀儡政權的做法就這樣歸于失敗，金朝被迫面臨選擇，或努力創造一個與宋并存的局面，或繼續他們的侵略政策并最終滅宋，二者必居其一。”
　　
又如格魯塞在其不朽之作《草原帝國》中敘述“金軍受到這次挫折后，倉惶失措。中國將軍們開始收復長江與黃河之間的基地，其中最杰出者是岳飛，他從金軍手中奪回了襄陽重鎮（1134年）。”
　　　　　　
然而，縱使如此，關于岳飛收復襄陽之戰依舊記載的不明不白，“其秋，遂復襄陽云”與第511條和尚原之戰的濃墨重彩相去甚遠。宋孝宗一朝君臣對岳飛戰功的集體失語，委實異乎尋常。
　　
考證當時史事，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也即宋高宗禪為當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5年、岳飛遇害后的第25年，岳飛的著名戰績之所以沒有被南宋朝廷列入所謂“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原因大致有兩方面：
　　　　　　
第一方面，緣自宋高宗、秦檜等南宋妥協求和派君臣不遺余力地抹殺岳飛戰功的努力。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大致較《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早六年成書出版。今存《要錄》系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多有殘缺之處，《雜記》恰可與《要錄》相互經緯，所以歷來為宋史研究者所看重。
　　　　
但是，由于記載岳飛事跡的最翔實全面的著作《鄂國金佗稡編》至宋寧宗嘉泰三年（1203年）方才「刊修了畢」。第二年，岳珂向宋廷「繳進」「高宗皇帝御札手詔七十六軸」，「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六卷、《吁天辨誣》五卷、《通敘》一卷并《家集》十卷」。所以無論《要錄》、或者《雜記》甲集均不可能參閱此一重要著作中所收集的原始文獻檔案。
　　
而作為《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兩書主要史料來源的南宋國史日歷之類的官方記述則是“皆成于檜子熺之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二二一紹興八年九月乙巳注）。
　　
事實上，在秦檜長達十四年的專權期間，秦檜始終以宰相兼領“監修國史”、“專元宰之位而董筆削之柄”，并指派其養子秦熺主編南宋國史編年體的日歷和實錄，極盡篡改史實之能事。秦檜還在史館中大力安插親信，秉記事之職者“非其子弟即其黨羽”，“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宋史》卷473《秦檜傳》)
　　
岳飛自從戎之日起，即以“光復失地、驅逐胡虜、恢復舊山河”為己任，而這與一味茍且偷安的宋高宗趙構及不惜賣國求榮的秦檜之流是不能兼容的。雖然岳飛屢建奇勛，戰功累累，但是秦檜及其黨羽又怎么可能將岳飛的功績戰果歸檔入他們編修的南宋“國史”呢？
　　
據南宋的一個史官說：“自（紹興）八年冬，檜接既監修國史，岳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于色。其間如潤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考，殆不可一、二數。”
　　
在岳飛生前據高位、手握重兵之時，秦檜尚且如此不遺余力地隱毀岳飛的戰功戰績，則在岳飛慘遭殺害之后，秦檜獨攬大權期間，秦檜及其同黨篡改偽造史實的活動就更加肆無忌憚。
　　
事實上，在冤殺岳飛之后，秦檜權傾朝野。在秦檜專權期間，秦檜派他的養子秦熺去負責檢修南宋的官史，并讓其養子和其同黨負責管理南宋的國史檔案，這幫奸人毀掉了許多對秦檜不利的奏章詔書及其它文獻，對有利于岳飛的文件檔案也盡力銷毀。
　　
而對于岳飛的許多事跡，秦檜奸黨在由他們編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詆毀的成份，這幫奸佞還在由他們編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筆，肆意篡改刪削史料、顛倒事實以貶損岳飛。
　　
在秦檜專權期間，秦檜養子伙同秦檜黨羽明目張膽地大肆篡改史實，拼命掩蓋秦檜一伙禍國殃民的罪行，還不遺余力地貶損岳飛，甚至刻意刪削隱瞞岳飛和岳家軍的戰功，虛構了不少對岳飛不利的東西，這些都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
　　
《宋史》卷473《秦檜傳》記載：“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歷》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還，自頌檜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上之，皆遷秩。自檜再相，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日歷、時政亡失已多，是后記錄皆熺筆，無復有公是非矣。”
　　
這條記載表明：自紹興八年（1138年）秦檜再相之后，南宋國史日歷實錄等官方由秦檜養子秦熺主持修訂，自此“無復有公是非”，而秦熺對南宋國史的篡改，也遠不止于紹興八年之后，此前相關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從建炎元年（1127年）到紹興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戰，南宋抗戰派和投降派激烈斗爭的盛典時期，包括岳飛從投身抗金戰爭直到被害所經歷的歲月。秦檜養子秦熺在紹興十三年之前就將這部分國史的日歷編撰完成（《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四八紹興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檜傳》）
　　
經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南宋官史中“凡所記錄，莫非其黨奸諛諂佞之詞，不足以傳信天下后世”。紹興三十三年南宋史宮張震上奏說：“自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歷已成將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誤。”（《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九八，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丙戌）。后來有個叫徐度的官員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揮塵后錄》卷一）。
　　
這種情況可以從岳飛定謚一事得到證實。據現存三個定謚文件，即《忠愍謚議》、《武穆謚議》和《武穆覆議》所載，一方面，「人謂中興論功行封，當居第一」；另一方面「因博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與夫立功之實，其非常可喜之大略，雖所習聞，而國史秘內，無所考質」。
　　
也就是說，宋孝宗后來為岳飛冤案平反，之后定謚號時，南宋朝野上下都一致認為岳飛功居第一，但這只是憑朝野傳聞及眾人的回憶和印象，而在由秦檜黨羽編寫的南宋官修史書中卻無法查證，于是只好采取訪問故將遺卒的辦法，通過岳家軍尚存的故將遺卒的回憶講述來了解岳飛的事跡，“獨得之于舊在行陣間者”。足見岳飛的抗金事跡戰功，被秦檜及其黨羽湮沒到了何等地步。
　　　　　　
自然，諸私史也是《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的重要史料來源。然而，由于由于秦檜專權期間，南宋朝廷禁止私人修史，私人著述中涉及岳飛的記載，同樣遭受了毀滅性的損失。
　　
當時，在秦檜大興文字獄的嚴酷背景下，南宋不少文人士大夫因畏避禍害而銷毀了大量的文字資料。
　　
比如，南宋時人趙彥衛《云麓漫鈔》卷1記載，在宜興張渚鎮張大年家，岳飛曾于屏風題辭，「后陷入罪，其家洗去之，今尚有遺跡隱然」。
　　
又比如，南宋時人周南《山房集》卷5《跋鞏洛行記后》載，洪吉壽在紹興九年隨趙士褭和張燾往洛陽「祗謁陵寢」，私撰《鞏洛行記》，「然在武昌，所抄多竄定不盡存。其赴岳軍燕設，與岳帥致饋間，亦多涂抹」。
　　
再如，薛徽言與岳飛頗有交誼，又早于岳飛去世。然而據《浪語集》卷33《先大夫行狀》和《書先右史遺編》載，其長子薛季宣「集錄遺書，懼為家族之禍，故如《議和札子》、《請岳相飛書》之類，皆別簣藏貯，有待而出」，后因保管不善，「多遺落」，「遺岳侯書亡」。“劫于告密羅織之威，雖奧渫寒士篋牘私小文字，家人所不可得而見者，亦畏避刪除，而不敢盡存”，事態炎涼，可為一嘆。
　　　　　　
由此可知，為什么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紀事涉及岳飛之時，何以時常或語焉不詳，或錯謬百出了。李心傳襄陽一戰的記載粗疏，當屬此種情況。
　　　
　　
第二方面，則是與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了。
　　　　　　
一些對史實一知半解的人想當然地誤認為，宋孝宗志在恢復，即位之初，即一力平反岳飛冤獄，以禮改葬。則對岳飛必然是大力宣揚，沒有壓抑岳飛事跡戰功的道理。然而，這其實只是昧于當時政治形勢的想當然的議論。
　　
事實上，在禪位之后，宋高宗趙構（1107年－1187年）以太上皇自居長達二十五年，這期間太上皇趙構仍很有勢力。而宋孝宗（1162年——1189年在位）迫于當時的政治形勢以及南宋主和派的現實壓力，則不得不與以太上皇趙構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達成了某種妥協，而不敢大張旗鼓地宣傳岳飛當年北伐的戰績。
　　
宋孝宗對岳飛冤案平反也有所保留，他諱言冤案，不肯追究冤案制造者，甚至褒獎奸佞張俊，其原因和動機也是相當復雜而微妙的。太上皇趙構的影響非常大，這是眾所周知、顯而易見的原因。
　　
紹興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檜病死，宋高宗趙構方得以收回對宰相的任免權，卻又令秦檜黨羽萬俟卨、湯思退等人繼續執政。對于受迫害的官員，大多予以寬貸或平反，惟獨岳飛例外。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自認為準備就緒，滅宋之謀便不再遮掩，金軍開始大舉南侵功宋，“臣構”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臨亡國的嚴峻形勢。
　　
金軍的大舉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趙構、權奸秦檜之流長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徹底破產，主和誤國之罪昭然若揭，抗戰派再次得到人們的尊重和仰賴。
　　　　
此時，南宋抗金情緒重新高漲。官員杜莘老上奏說，“岳飛，良將也，以決意用兵”，“文致極法，家屬盡徙嶺表。至今人言其冤，往往為之出涕”，他請求“昭雪岳飛，錄其子孫，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之氣”。
　　　　
太學生程宏圖和宋芑也分別上書，說岳飛被“誣致大逆”，“則三軍將士忠憤之氣沮矣”，要求“復岳飛之爵邑，而錄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倪樸草擬上書，說岳飛 “勛烈炳天地，精忠貫日月”，“志清宇宙”，“而反受大戮”，要求予以平反。
　　
大敵當前,正是迫切需要宋高宗趙構克己為國、激勵士氣之際。但宋高宗趙構既未罪己，也未罪檜，更沒有昭雪岳飛,只是等到金軍全面進攻之后，才被迫下詔:“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令見拘管州軍并放令逐便”這一舉措,僅僅是對受牽連的岳飛等人子孫家屬略示仁慈而已，絲毫沒有給岳飛平反昭雪之意。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宋高宗正當用人抗金之際，雖然需要激勵軍心人心，卻仍無意于為岳飛平反（因為那樣就是打他自己的耳光）。宋高宗只是下詔，將“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令見拘管州軍并放令逐便”，給岳飛和張憲家屬解除拘禁，以開“生還”之路，卻須與并列，而將岳飛、張憲與蔡京、童貫蔡京、童貫等禍國巨奸并列，足見這個獨夫用心之陰險，也暴露出宋高宗趙構的惡毒與狹隘。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國的單方面毀約以及金軍的大舉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趙構、權奸秦檜之流長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徹底破產，主和誤國之罪昭然若揭，抗戰派再次得到人們的尊重和仰賴。此時，南宋抗金情緒重新高漲。在這樣的背景下，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失德甚多”的宋高宗趙構主動退位，開始當太上皇，接著，宋孝宗即皇位。
　　　　 　　　　
胸懷大志的宋孝宗即位之初，傾向抗金復國。知曉岳飛冤情的宋孝宗急于給這位曾經聲名顯赫的著名抗金將領平反昭雪，以收攬人心、鼓舞士氣，故宋孝宗即位僅僅一個月，在沒有對岳飛獄案重新審查核實的情況下，便急忙下詔給岳飛平反昭雪。
　　
對于岳飛等人慘遭殺害，宋孝宗是深感痛心和同情的。淳熙五年（1178）五月五日，在便殿召見岳飛三子岳霖時，宋孝宗說：“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冤！”
　　
隆興元年（ 1163）七月十九日，經岳云的兒子岳甫的奏陳，宋孝宗下令發還了岳飛生前在江州所置田宅房廊。
　　
淳熙五年（ 1178）閏六月二十二日，經岳飛第三子岳霖的奏陳，南宋王朝把岳飛生前所接受到的趙構寫給他的全部“御筆”、“手詔”（岳飛冤死后被拘沒到南宋政府的左藏南庫加閣中了），全部發還。
　　
尤其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宋孝宗的平反昭雪工作其實并不夠徹底，而且還有不少保留。宋孝宗諱言岳飛之死是“冤案”，不肯追究岳飛冤案的制造者，不僅遲遲不按慣例給岳飛定謚號，到后來還拒絕給予岳飛公正獎評，刻意壓低岳飛謚號以及追贈的級別。
　　
紹興三十二年(1162)七月，宋孝宗下令給岳飛昭雪，“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后，特與錄用”。
　　
乾道五年(1169)十二月，荊湖北路轉運判官趙彥博上奏請求在鄂州（今湖北武昌）為岳飛立廟，得到南宋朝廷批準，翌年賜廟額為“忠烈”。但是，南宋政府批復中說：“奉敕，宜賜忠烈廟為額”，說明這個廟額還只是臨時擬定的，而且趙彥博在陳述立廟的原因和理由時，也不得不諱言冤獄。后來的有關文書，亦諱言冤獄。
　　
淳熙五年(1178)十二月，距離岳飛冤案昭雪已經有十六年，宋孝宗這才姍姍來遲地決定為岳飛定謚號。
　　
當時，南宋朝廷決定給岳飛賜謚,起初擬謚為“忠愍”。擬議官之所以選一“愍”字,是因為“使民悲傷曰‘愍’”。使民悲傷的原因,擬議文中講得較清楚:“公素志恢復,會和好已定,南北息肩,于是登廟堂,位樞弼。彼忌功嫉能者方相與謀孽厚誣,以媚權臣,乃罷本兵,興羅織,致坐事以沒。嗟乎！士患不遭時遇主,既遇而復不得其死。”基本上明確道出岳飛是因朝廷冤獄而死于非命。但宋孝宗看后拒不同意，“有旨,令別擬定。”
　　
議謚官立即領悟宋孝宗不滿之處,在擬議文中把關鍵的岳飛冤獄大加淡化:“雋功未就,偉志莫伸,身隨以殞,有遺憾焉”，擬改謚“武穆”。而在《武穆覆議》中,對岳飛枉死朝廷冤獄之事竟然只字不提。在《賜謚指揮》中又用“坐事以歿”一筆帶過。
　　
從顏度正式奏請給岳飛賜謚，經反復研究討論，到定謚頒布，歷時兩年，要害在于宋孝宗忌言冤獄導致飛歿。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當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趙構病死。翰林學士洪邁奏請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為配饗功臣。但“眾論頗洶洶”，很多人認為:張俊“晚附秦檜,力主和議,誣殺岳飛,不宜在預饗之列。”吏部侍郎章森“乞用張浚、岳飛”。宋孝宗最后還是決定文官用呂頤浩、趙鼎，武將用韓世忠、張俊，而不用岳飛。
　　
從以上分析對比中，大家可以發現一些問題：
　　
首先，宋孝宗受禪即位的當年，也即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七月，就為岳飛平反。為何要等到十六年之后，也即淳熙五年（ 1178）閏六月，才發還岳飛生前所接收到的趙構寫給他的全部“御筆”、“手詔”呢？這中間可是隔了十幾年啊！
　　
其次，按照宋朝的慣例，對于封爵以及位至王、公的官員，或文武官僚的職位已到三品以上的，身死之后都要謚以美名。
　　
岳飛生前曾因為戰功卓著而頻繁地升遷提拔，曾被封為開國侯、開國公，而岳飛的文職官位與武職官位也都達到了正一品，但由于岳飛是遭到誣陷而被南宋朝廷冤殺的，故沒有定謚號。
　　
然而，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當年，也即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岳飛的冤案已經得到平反昭雪，生前的職銜也全已明令恢復了，但有關岳飛“謚號”的事情卻耽擱了十多年而沒有被人提及。
　　
直到岳飛冤案昭雪之后的第十五年，也即淳熙四年（1177），江東轉運副使顏度上奏說，應為岳飛定謚，宋孝宗這才讓南宋朝廷官員討論為岳飛定謚號的問題。
　　　　
再者，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當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趙構病死。議立配饗功臣之時，宋孝宗無視朝野上下很多人要求讓岳飛配饗太廟的建議，最后還是決定文官用呂頤浩、趙鼎配饗，武將用韓世忠、張俊配饗，而不用岳飛。
　　
從上面兩個方面，我們可以斷定，宋孝宗僅僅只是為岳飛平反冤案而已，而對岳飛的褒獎也打了折扣，更談不上去宣傳岳飛的功績！
　　
而對于誣告陷害岳飛、制造岳飛冤案的那些奸佞，宋孝宗也沒有追究。元兇趙構，時為太上皇,生前死后,宋孝宗都不可能予以追究，而要極盡孝敬、掩護之能事。元兇秦檜當時已經死去七八年，宋孝宗深知秦檜其人罪大惡極，誣殺岳飛，卻兼程太上皇趙構的意思而不予追貶。而對于主要幫兇張俊，不僅未受追究，反而配饗高宗廟祠。喪心病狂的冤案直接炮制者萬俟卨，也未予追究。
　　
韓世忠的兒子韓彥直，曾經上奏宋孝宗，希望“追貶部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但是宋孝宗卻并未采納，也未追貶曾經參與陷害岳飛的岳飛部將王俊、傅選等四人。
　　
以上這些史實，尤其值得關注！
　　
綜上可知，雖然宋孝宗已經給岳飛冤案平反昭雪，但他的平反昭雪工作不夠徹底，還有所保留。宋孝宗對岳飛給予打了折扣的褒崇，對受岳飛一案牽累者均予平反優恤，但對冤案本身則采取相對含糊、避諱的態度。
　　
宋孝宗諱言岳飛之死是“冤案”，不肯追究岳飛冤案的制造者，甚至褒獎曾經參與陷害岳飛的奸佞張俊，——這些當然是有原因的！
　　
宋孝宗的謚號為“孝”，可見他對宋高宗趙構的孝心。而在禪位之后，宋高宗趙構（1107年－1187年）足足當二十五年的太上皇才死去，這期間宋高宗不僅生活安逸舒適，倍受尊崇，而且還與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臣僚聯合起來，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宋孝宗迫于當時的政治形勢和現實壓力，不得不與以太上皇趙構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達成了某種妥協。
　　　　
對于選中自己繼承皇位的養父太上皇趙構，宋孝宗心存感激而刻意維護其體面,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 宋孝宗對太上皇趙構還心存畏懼，對趙構長期提拔、培植的文官武將群體及其盤根錯節的關系網也多有顧忌。
　　
如果真要重新審查岳飛冤案，仔細追究冤獄制造者，追查兇手，徹底平反昭雪,勢必觸動宋高宗趙構和一大批文官武將后代的盤根錯節的龐大關系網，這是宋孝宗所不敢冒險妄動的。
　　
而在宋高宗和秦檜的長期打壓之下，抗戰派的人才凋零，而除了那些主和派（大多數是秦檜黨羽），宋孝宗手下幾乎無人可用。主和派經過宋高宗和秦檜的多年培育扶植，根基牢厚，而他們背后的主子就是太上皇趙構。
　　
面對這種復雜的形勢，宋孝宗自然更加小心謹慎，以免事情不可收拾。于是，宋孝宗迫于當時的政治形勢和現實壓力，不得不與以太上皇趙構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達成了某種妥協，而不敢公開宣傳岳飛當年北伐的戰績。
　　
此后二十多年，面對南宋朝廷中安于現狀的主流意識，以及南宋主和派的強大勢力，宋孝宗既痛心疾首又無可奈何，他恢復中原的遠大抱負無從施展，昔日的銳氣漸漸消磨下去，后來也變得不思進取、安于現狀了。
　　
始終制約宋孝宗的太上皇宋高宗趙構，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才以81 歲的高齡去世，宋孝宗已是年過60 的花甲老人，兩年后（1189年），昔日的銳氣消磨已經殆盡的宋孝宗也宣布退位，去當太上皇。
　　
事實上，宋孝宗一朝，從來不是憑孝宗一人之力便能訂立國策的時代，其最終國策的確立其實是多方政治勢力博弈的產物。而“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評選，以及對岳飛的不徹底平反都與這一大的政治背景密切相關，從來不是孤立的事件，更加遑論客觀公正了。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禪位于宋孝宗。銳意恢復的宋孝宗終于在其中年之時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寶座。此時，南宋一朝主和派正受到了重大打擊，國家的大策方針一時難以確立，給了宋孝宗以絕大的活動空間。詔復岳飛原官，命張浚出師皆是其力圖一變國策為“恢復”的重大舉措。
　　　
然而，根深蒂固的主和派并不甘心拱手奉獻政治權力，“太上皇”趙構與南宋朝廷中的主和派士大夫聯合起來，形成了一股極為強大的政治力量。
　　　　　　
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宰執恭謝德壽重華宮圣語》條記載：“宰輔大臣除拜，皆恭謝景靈宮。自紹興壬午以來，又恭謝于北內。蓋德壽、重華雖不以事物嬰心，而為子孫得人之意，則未嘗替也。故凡登進大臣，亦必奏秉上皇而后出命。隆興初，湯進之為右仆射，上欲相張魏公而難于左右，因過宮秉上皇，上皇云，各還其舊。蓋魏公在紹興初才為右相，而進之紹興末年已為左相故也。后五日鎖院，進之轉左仆射，魏公右仆射。隆興二年春，魏公行邊，張安國以中書舍人從，辟為都督府參贊軍事。魏公入辭，上皇與論事甚久，因問曰，張孝祥想甚知兵？蓋以安國儒生晚出，未諳軍旅故也。于是安國旋亦罷”，——這里的湯進之，也就是宋孝宗一朝著名的宰相湯思退（秦檜黨羽）了。湯思退一心為國著想以達成隆興和議，竟至于暗中要求金國進兵以武力逼和，是著名的被宋孝宗“嘉獎”為“秦檜不如”的求和“人才”。
　　
宋高宗以湯思退為左相，張浚為右相的人事安排可謂高妙，蓋如此，則張浚的一舉一動不免掣肘。
　　
由此可見，宋高宗趙構雖然禪位，但只是表面上退居幕后，事實上依舊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著宋孝宗一朝的人事任命，大到宰執人選，小到都府參謀無所不與。也正因如此，當了25年太上皇的宋高宗趙構通過選用大臣，通過掌握人事任免大權，基本上控制了宋孝宗一朝的國策，并以此作為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保證。
　　　　　　
而南宋朝中士大夫對宋孝宗“恢復”（也即收復失地）這一國策的反應又是如何呢？
　　
宋孝宗本人在淳熙四年對大臣訴苦說：“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十畝為人所強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于國事則諱言之。奏曰：陛下志在大有為，故深思遠慮如此。臣等敢不磬竭忠力。上曰：卿等見士大夫，可與道朕此語。奏曰：敢不廣布堯言。溫叔退而書之時政記。” （引自《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孝宗論士大夫微有西晉風》）
　　
當時的大學者朱熹亦說：“今世士大夫唯以茍且逐旋挨去為事，挨的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糊涂。才理會的分明，便做官不得。”（《朱子語類》卷108）此固為淳熙年間事，而紹興隆興年間亦大體不差。所以，朱熹總結為：“蓋講和之計決……而公論郁于下。”（《與陳侍郎書》）諸多士大夫輩已習慣了和議帶來的安閑舒適，不再圖謀恢復大業。一旦圣意變為“恢復”，反而無法適應了。
　　　　　　
眾所周知，宋朝的政治制度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皇權的集中程度遠不如明清兩代。在宋朝，皇帝所制定的國策必須要獲得士大夫階層的首肯，否則將面臨無法執行的窘境。

宋代士大夫形成的強大官僚集團，甚至可以與皇權分庭抗禮。這種情況有些類似明末，崇禎與滿清議和之舉，即受制于朝中清議無法實現。
　　
而宋孝宗一朝，執掌臺諫的南宋官員，其政治傾向恰恰大多是議和，宰輔（正副宰相）諸人亦是如此，尤以執政時間最長的王淮為典型。
　　　　　　
如上所述，主和勢力雖然由于金國完顏亮的南侵而暫時蟄伏，然而無時無刻不再覬覦重新獲得權力。終于，隆興元年（1163）宋軍符離兵潰，給了南宋主和勢力以全面反攻的機會與口實。

面對議和派如此強大的聯合力量，宋孝宗于重壓之下頗感無可奈何。宋孝宗在隆興二年（1164年）十一月曾經頒布一道詔旨給“延邊將士”，委屈的表達了此種意思：“朕以太上圣意，不敢重違，而宰輔群臣，前后履請，已盡依初式，再議國書，歲幣成數，亦如其議。若彼堅欲商、秦之地，俘降之人，則朕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癸未甲申和戰本末》）
　　　　　　
以此詔語氣看來，宋孝宗應該是希望借由透露朝中情況，而取得沿邊將士的諒解，說明和議并非朕之本心，只是迫于形勢的無奈之舉。而此種局勢之締造，無疑要歸功于太上光堯（宋高宗趙構）、朝廷宰輔群臣的合力了。
　　　　　　
只是宋孝宗始終難以放棄恢復的國策，所以以宋孝宗為代表的恢復勢力和以光堯（太上皇趙構）為代表的和議勢力，在隆興年間進行了激烈角逐，致使孝宗時期的國策左右搖擺，《宋史 王質傳》真實的反映了當時的情況：“時孝宗履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有才，于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于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于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于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于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
　　　　　　
可見，宋孝宗希望通過不斷的更換宰相，試圖制定新的國策，然而結果都不理想。用張浚則有符離之敗，用湯思退則違背恢復的初衷。戰既不成，守又難以速效，茍且貪安的勢力又有太上皇趙構以及士大夫階層的支持，戰守和之間何去何從，是宋孝宗的三難抉擇。
　　　　　　
然而，國策豈能久懸？如此紛亂的局面將對宋孝宗的統治造成絕大的威脅。

言官大臣紛紛上書，都要求早定國是，宋孝宗必須作出自己的抉擇。這一過程歷史記載的頗為戲劇性。據《宋史 錢端禮》記載：“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方主戰，上意甚向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兇器，愿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至計。于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
　　
太上皇趙構說的則更加露骨，“上（宋孝宗）侍光堯（太上皇趙構），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光堯曰：“大哥，俟老者百歲后，爾卻議之。”上自此不復敢言。”（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可以肯定，宋孝宗迫于現實壓力，與以宋高宗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達成了某種默契：即宋高宗在世之時絕不再言恢復之事。從此宋孝宗一朝的國策由早期和戰之間的動蕩不安一變而為安靜不生事。最終隆興和議的達成，以條約的形式強化了安靜的國策。自然，此國策的最終制定，與以太上皇趙構為首的南宋主和派施加的巨大壓力很有關系。
　　　　
隆興二年（1164年），在宋軍符離集兵敗之后，以太上皇趙構為首的南宋妥協求和派開始給宋孝宗施加巨大的壓力，逼迫宋孝宗與金人講和。這期間，正是議和派得勢之際，自然對抗戰派不利。
　　
乾道二年（1166年），也即宋高宗禪為當太上皇、宋孝宗即位之后的第4年、岳飛遇害后的第24年，南宋朝廷評定了所謂“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宋孝宗當時自然沒有為岳飛說話，而其根本原因則是由于在宋孝宗的背后，——有以太上皇趙構為首的南宋妥協求和派的強大勢力在作梗！

宋孝宗時期，內憂則是國無良將，庫無余糧（說秦檜的紹興議和得以修養生息的人，真應該好好解釋一下為何宋孝宗一朝會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外患則是完顏雍號為明主，金國在海陵之亂后重新獲得了空前的穩定；而張浚的失敗則給孝宗以切實的教訓，更告訴他恢復非同兒戲。這些都是隆興和議的現實基礎。然而，以太上皇趙構為首的南宋主和派的勢力在最終決定國策方面無疑起到了巨大的影響；否則，宋孝宗不會連恢復都不敢光明正大的言于群臣。
　　　　　　
“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的評選，就敏銳的反應了此一變化。我們可以看出，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南宋朝廷評定的所謂的“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其實全部都是些防守性質的戰役或者戰斗，而岳飛收復健康戰役、收復襄漢六郡戰役、郾城大戰、潁昌大戰等作為進攻性質的反擊戰顯然是很難被南宋主和派君臣所宣揚的，而作為堅定地抗戰派典型將領，岳飛的威名也受到當權的南宋主和派君臣的壓抑。

以上這些恰恰與新的國策“安靜”互為表里，曲折的向天下人傳達了宋孝宗此時的國策。這并非是空穴來風的猜測之論，南宋朝廷的任何舉動都要符合既定國策是當時公認的政治標準。
　　
隨便舉個例子：“乾道癸巳歲冬至日，上祀南郊，肆赦，改明年元為純熙。既宣制矣，后六日甲辰，中書門下省言：若和淳化、雍熙言之，當用淳熙字，庶幾仰體主上取法祖宗之意。從之。是時，先人在虞雍公宣威幕府，敕制初下，眾未有言，先人語雍公曰：以周頌考之，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武王克商事也，豈今日所當用，宜密以奏。雍公從之。……”（見《雜記》乙集《淳熙改元本用純字》）
　　　　　　
可見，改元淳熙表明光明正大的理由是取法祖宗，折射出宋孝宗時期的南宋朝廷的真實意向其實是效仿宋高宗之堅守和議、不開邊釁的意思。
　　　　　　
因此，伴隨著南宋國策的制定和確立，岳飛作為抗戰派的代表人物，任何對其的重新評價，都有影響國策的可能。
　　
所以，岳飛后人不得不對許多關涉先祖的要事采取沉默的態度。不止是“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的評選，配饗高廟一事亦不置一言。
　　
在以禮改葬岳飛之后的十六年之后，宋孝宗才姍姍來遲地決定為岳飛定謚，但這已經被岳家看作是當結草銜環相報的大德了。
　　
最有意思則是岳飛封王事件：“中興異姓七王，自張俊始。……開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將，因劉光世之孫伯震有請，封光世鄜王，既而又封岳鵬舉為鄂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中興異姓封王記》）
　　　　　　
——岳飛封王，竟然是沾了庸將劉光世的光。終宋孝宗一朝，作為功勛后代的岳飛子孫，竟然連替先祖要求王位都不敢言，其尷尬處境可想而知！

綜上可知，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以太上皇趙構為首的南宋妥協求和派勢力相當強大的背景之下，南宋朝廷評定的所謂“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其實并不夠客觀嚴謹，主要是出于政治問題的考慮。

而南宋朝廷所謂的“中興以來十三處戰功”之所以沒有提及岳飛，一方面緣自宋高宗、秦檜等南宋妥協求和派君臣不遺余力地篡改歷史、抹殺岳飛戰功的努力，另一方面則是與宋孝宗一朝的政治形勢密切相關，同時也是由于以太上皇趙構為首的南宋妥協求和派的強大勢力在作梗的緣故！

某些居心叵測之徒所宣稱的“岳飛因慘勝而導致攻勢無以為繼，所以未能入選中興十三次戰功”的說法顯然是在斷章取義，顯然是極其荒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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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岳飛出生于宋朝河北西路相州湯陰縣(今河南省安陽縣)一個的普通農民家庭，沒有顯赫的身世背景，本來只是一個處在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敵入侵、山河破碎、生靈涂炭的亂世，出身寒門的岳飛卻以驅逐胡虜、救民水火、恢復舊山河為己任，“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不計個人得失，盡忠報國、至死不渝，靠著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和堅忍不拔的頑強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業，做出了一番大事業，成為叱咤風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這正是岳飛卓越超群之處。

雖然岳飛后來在報國大業尚未完成的情況下慘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飛的英名和事跡卻長期為后人稱頌推崇。

岳飛自二十歲從軍，“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身經百戰，從普通士兵成長為一代名將。據不完全統計，岳飛參與的規模較大的戰斗約有六十多次，小戰更多達幾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頻繁戰爭中，岳飛鍛煉了軍事才能，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成為南宋首屈一指的軍事家。

岳飛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眾多戰功而得到不斷的提拔，三十多歲時就已經成為統兵十萬的著名大帥，這其實也是南宋朝廷對岳飛能力和業績的直接肯定。

具有杰出軍事才能和卓越治軍品行的愛國將領岳飛還帶出了一支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巨大戰斗力的新興抗金勁旅岳家軍。岳家軍經受了歷次戰爭的嚴峻考驗和鍛煉，加之平時要求嚴格、訓練有素，故戰斗力強，將士個個英勇善戰，堪稱無不“以一當十”。
       
而正如當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所指出的，南宋初年的各支宋軍中，只有岳家軍是進攻型的軍隊，而當時具備“直搗黃龍”、光復故土的決心和能力的宋軍統帥，只有岳飛。

在岳飛生前，不僅南宋朝廷中的皇帝和很多官員佩服岳飛的能力和才干，而且廣大平民百姓對岳飛贊譽有加，廣大岳家軍將士也都擁護敬愛岳飛。岳飛生前不僅戰功卓著、威名遠播，而且還在南宋軍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

當時很多對岳飛有所了解的南宋官員，大多認同岳飛的能力和才干。像宗澤、張所、李綱、張浚、朱勝非、呂頤浩、趙鼎、李光等南宋朝廷的文臣，不僅曾對岳飛的才能表示認同，而且還曾不同程度地舉薦、提拔過岳飛。而像韓世忠、吳玠、張俊等南宋大將，也都曾對岳飛的軍事才能表示欽佩。南宋皇帝宋高宗趙構曾經多次贊許岳飛的能力和才干，還不斷給予岳飛以提拔和封賞。

而南宋時期的平民百姓和宋軍將士，更是十分尊崇岳飛，對他贊譽有加。

由于南宋時期的人們對岳飛表示欽佩和贊譽的記述比較多，無法全部轉述，故下面摘錄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來加以說明。

公元1127年五月，宋高宗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之后，寵信權奸汪伯彥、黃潛善等人，準備遷都東南以圖茍安一隅。25歲的岳飛當時還只是一個下層小軍官，位卑職低的岳飛懷著滿腔愛國熱忱懇切地給宋高宗趙構上長書言事，卻被權奸汪伯彥、黃潛善革掉官職，削除軍籍，趕出兵營。

但是，岳飛并不灰心喪氣，他只身一人奔赴河北抗金前線，去投奔河北路招撫使張所。有位官員趙九齡，在同岳飛有所接觸后，認為岳飛是“天下奇才”，通過趙九齡的舉薦，張所初步了解岳飛的經歷和志向，便有意考問岳飛。

張所問道：『聞汝從宗留守，勇冠軍，汝自料能敵人幾何？』

岳飛回答說：『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為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

接著，岳飛就將古代兵法中“上兵伐謀，次兵伐交”的道理闡述了一番。

張所聽后大為驚奇，認為岳飛不是一般的人物，張所說：『公殆非行伍中人也！』 當即讓岳飛坐下，兩人促膝談心。

岳飛暢談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分析了河北的重要性，說本朝以開封為京都，平川曠野，長河千里，如果不能收復河北，不僅河南無法守衛，連江淮也得失未卜。當年童貫買得燕、云地區，而沒有防守金坡等關隘，得虛名，受實禍，這是慘重的教訓。談話時，岳飛想到國恥家仇，不由得慷慨流涕。岳飛再三申明自己以身許國的宏誓大愿，表示決心隨同張所征戰，收復失地，萬死不辭。張所作為一個飽讀經史的愛國文臣，自聽過岳飛的這些高瞻遠矚的談吐，便對岳飛刮目相看，十分器重，認定岳飛將才難得，決定予以破格提拔。張所很快就將岳飛從普通一兵提拔為從七品的武經郎，升任統制官。

岳飛早年還曾跟隨德高望重的宋朝愛國老臣宗澤抗金。文臣出身的宗澤很看重岳飛，他曾經授予岳飛一些陣圖，讓岳飛仔細學習研究。宗澤對岳飛說：『爾勇智才藝，雖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為偏裨尚可，他日為大將，此非萬全計也。』

｛意為：論智謀、勇氣、才能、技藝，即使是古代的良將也比不上你。但是你喜好野戰，這卻不合古人兵法。現今你還只是一個偏裨將領，這樣做還多大的問題，今后如果你做了大將，這卻不是萬全之計。我勸你仔細研究一下這本《陣圖》中所列舉的各種陣式，供今后作戰時參考。｝

岳飛告退后，只是將陣圖粗略地看一遍，就置而不顧。待到宗澤再次召見，要岳飛談談學習心得時，岳飛認為自己掌兵不多，若擺好一定的陣勢作戰，正好使金人得以看清己方的虛實，反而容易被女真騎兵所殲滅。

最后，岳飛很率直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測識，始能取勝。陣而后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飛的這幾句話后來成了流傳千古的軍事格言。宗澤自此也更加看重岳飛。

｛意為：軍事家帶兵作戰，講究出奇制勝，要讓敵人摸不清己方的虛實，這才容易克敵制勝。擺好陣勢再作戰只是兵法中的一般道理，卻不可死搬硬套。如何巧妙靈活地運用各種作戰策略，全在于審時度勢，恰當地把握｝

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秋，金國大將完顏宗弼(兀術)率領金軍渡江攻宋，侵犯江南地區。當時岳飛還只是一員偏將，奉命與其他十六員偏將一起隨都統制陳淬前去迎敵。正當宋金兩軍激烈混戰之際，宋將王燮突然率部逃跑，這立即影響到整體戰局，剩下的宋軍軍心動搖，方寸大亂，金軍乘機擊潰宋軍。后來，宋軍主將陳淬戰死，在其他宋將全都“鳥奔鼠竄”的嚴峻形勢下，岳飛仍然率部奮力作戰。直至天色昏黑，岳飛方才整軍退守建康城(今江蘇南京)東北的鐘山。

不久，全權負責長江防務的宋軍統帥杜充投降金人，南宋小朝廷飄樣出海，去向不明，原宋軍的很多將士也就轉變成了以擄掠為生的盜匪軍賊。各種各樣的壞消息，使軍心浮動，將士們深感前途渺茫。軍糧也開始短缺。岳飛部下有的軍士開始逃往其他各軍，有的甚至情愿去當盜匪。某些原江、淮宣撫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來，準備約岳飛為首領，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對統帥投敵、士卒潰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亂局，岳飛招集東京留守司軍的散兵，慷慨陳詞說：『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為虜，潰而為盜，偷生茍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

岳飛慷慨的言詞，激昂的音容，使全體將士感泣起來，將士們不敢再萌生異志。大家欽佩岳飛忠義愛國、勇武絕倫，為岳飛的愛國精神所感動，紛紛表示愿意追隨他抗戰到底。

在危難而復雜的局面中，岳飛進行巧妙而果斷的處置，表現出非凡的智勇，也使眾將士同心同德地團聚在抗金殺敵、保家衛國這面旗幟之下。隨后，岳飛指揮這支為數不過幾千人的部隊轉戰江南的許多地方，所部秋毫無犯，在與金國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戰中，接連獲勝。宜興知縣錢諶等人聞知岳飛的威名，特地派人送信給岳飛，歡迎岳飛率軍前來保護宜興縣境，并說縣里的存糧足以供一萬軍人吃十年。宜興縣東臨太湖，北通常州，西面又逼近建康府(今江蘇南京)通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大道，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軍事要地。

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二月，岳飛統軍進駐宜興縣，將兵營屯扎在縣城西南的張褚鎮。接著，岳飛率部接連擊敗并收編了盤踞當地的幾支軍賊土匪隊伍，還接連挫敗金軍。同時，岳飛嚴明軍紀，嚴禁部下騷擾當地百姓。

在那內禍外患交迫的艱難亂世，廣大民眾的生命財產朝不保夕。宜興縣居然進駐了一支與眾不同的軍隊，不僅擔負其保境安民的重任，而且對民間秋毫無犯。宜興人民為此喜出望外，交相稱譽。甚至很多外地人也爭先恐后地移居宜興避難。

宜興百姓用樸素的語言稱頌岳飛，說：『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按照中國古代的隆重禮節，宜興人民出資為岳飛建造生祠，以表達父老百姓的感激之情。古代的祠廟主要用于尊崇先賢、祖宗，以至神仙鬼怪之類，為活人營建生祠，乃屬特例。

當時的宜興知縣錢諶在為岳飛生祠作敘時寫道：『時方夷狄、盜賊交寇四境，舉邑生靈幾死而復生者屢矣，皆公(指岳飛)之造也，其德孰加焉。人莫不謂：「父母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無以見其報稱不忘之意，乃立生祠，繪英雄卓絕之姿，修況水芬磬之奉。……………………… 然察人之情，猶以為未至，皆欲圖像于家，與其稚老晨昏欽仰，如奉省定而后已。』

所以，宜興百姓不僅要為岳飛建造生祠，還要將岳飛畫像“摹刻于石，庶廣其傳”，“圖像于家”，掛在家里讓老少早晚瞻仰敬奉。宜興百姓簡直將岳飛尊奉為神人，這在中國古代史上是少見其例的。

在降官如毛、潰兵似潮的逆流中，岳飛卓爾不群，以必勝的信念，頑強的毅力和恰當的措置，發展和壯大了自己的隊伍。這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統制開始擔任主將，他按照自己的意圖和風范，塑造一支抗金勁旅。后來，廣大人民群眾稱這支雄師為“岳家軍”。此時，“岳家軍”初具雛形。南宋著名愛國詩人陸游詩云：“劇盜曾從宗父命，遺民猶望岳家軍。”“岳家軍，蓋紹興初語”。岳家軍當時尚不是一支大部隊，暫時無力扭轉乾坤；但在江南的抗金戰場上，岳家軍已不愧為抗金的中流砥柱。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1記載：『(建炎四年四月丙辰)江、淮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自廣德軍移屯宜興縣。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略。獨飛嚴戢所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賴以免，故時譽翕然歸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208《林泉野記》記載：『充(杜充)后守健康，叛歸虜。諸將扈成、戚方皆反，惟飛(岳飛)全一軍，屯于宜興縣。時常州吏民避狄，居縣中者甚眾，賴飛而全。』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權負責收復建康事宜的宋將張俊等人畏敵怯戰、拒不進軍的情況下，岳飛率領新興抗金勁旅岳家軍先后與金軍主力部隊作戰幾十次，都取得了勝利。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2記載：『(建炎四年四月)時金軍欲以健康為江南立足之地，而統帥張俊畏敵怯戰，故僅有岳飛一軍前往健康。』

建炎四年五月中旬，岳家軍乘勝收復了江南地區的戰略要地建康(今江蘇南京)，將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沒能踏入江南一步。 之后，岳飛親自押解著戰俘，前往南宋朝廷當時的行在越州(今浙江紹興)朝見宋高宗趙構。在越州，當時資歷較老、權位較高的宋將張俊與岳飛進行了一番交談，岳飛就宋軍守淮以保江南等重大戰略問題做出了透徹的析，張俊對岳飛在軍事上的遠見卓識，表示十分佩服。宋高宗也對岳飛的看法表示贊許，還嘉獎賞賜了岳飛。

沒過多久，張俊就向時任宰相范宗尹舉薦岳飛，『盛稱岳飛可用』，范宗尹為此面奏宋高宗趙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5)。不久，南宋朝廷發表命令給岳飛升官，任命岳飛為通、泰州鎮撫使、兼泰州知州。

紹興三年四月開始，岳飛率軍經過幾個月的征戰，平定了吉州和虔州的“土寇”叛亂，抓到了很多俘虜。有的部屬認為，既然勸降不從，應將被俘者和投降者全部處死。岳飛不同意，認為僅僅靠殺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由于隆枯皇太后曾在虔州受到鄉兵叛亂的驚嚇，宋高宗為此下密旨命令岳飛將被俘者全部斬盡殺絕。岳飛不同意這種殘酷做法，接連上奏，申述己見。最后宋高宗下旨“曲宥”，讓岳飛自己做出裁決。于是，岳飛只處死那些叛軍的首領，而將被俘的勇壯者分隸各軍，老弱者放歸田里。

岳家軍在吉州和虔州一直維護著仁義之師的形象，『軍行之地，秋毫無擾』，特別是對大批被俘者的寬大處置更令人欽佩，故深得民心。此后吉州和虔州一帶的百姓家家戶戶懸掛岳飛的畫像，奉若神明，只要提到岳飛的大名，當地人都感泣不已(《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園續稿》卷37；《獨醒雜志》卷7；《金佗續編》卷1宋高宗手詔)。

《獨醒雜志》卷7記載：『異時嘗見其（指岳飛）提兵征贛之固石洞，軍之行地，秋毫無擾。至今，父老語其名，輒感泣焉！』

《周益國文忠公集》《平圓續稿》卷37記載：『紹興三年，群盜充斥虔、吉間，多至三百余伙，江西安撫大使李回以聞。時岳武穆公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授命專征，道出廬陵。士卒托宿廛市，黎明，為主人汛掃門宇，洗滌釜碗而去。太守供張郊餞，師行將絕，謁未及通，問殿后者：「大將軍何在？」笑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所過獨搜訪奇士，取計策。至太和，君扣轅門，一見語合，許以從行。初，龍泉賊帥彭友、李洞天等十人尤強暴，號十大王，盤踞四年，攻破八縣。君至，次第就縛，兩郡以寧，凱歌而還。』

南宋學者周密在他的著述《齊東野語》中稱贊岳飛軍紀嚴明，在南宋中興諸將中位居第一。其中還記載了一些關于岳飛軍紀的事。如，岳飛曾經率軍南下征討叛亂的匪寇，行軍路過廬陵，將士借宿民居。天剛亮，岳家軍將士就開始給房屋主人掃灑門庭，洗滌碗盆，之后方才整軍出發。廬陵太守在郊外設帳，準備為岳飛餞行，但是眼看岳飛的部隊都快走完了，仍然見不到岳飛本人。廬陵太守于是問走在后面的士兵：“大將軍在何處？”那個士兵回答說：“將軍已經和偏裨將校混雜在一起走了！”

《齊東野語》卷20《岳武穆御軍》記載：『岳鵬舉（注：岳飛字鵬舉）征群盜，過廬陵。托宿廛市，黎明，為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碗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后者曰：「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真可謂中興諸將第一。』

南宋史官呂午《和岳王廟壁上韻》詩云：

當年誰說岳家軍,紀律森嚴孰與鄰。
師過家家皆按堵,功成處處可鐫珉。
威名千古更無敵,詞論數行俱絕塵。
擬取中原報明主,亦勞余刃到黃巾。

｛呂午詩結尾加有注釋：『祁閶西一舍有庵，曰東松。紹興初，岳鄂王提兵經吾郡西上，士卒秋毫無犯，夜宿人門外，足不敢一越限內。嘗憩是庵，留題。』｝

紹興三年九月，岳飛奉命來到南宋朝廷的行在臨安府(今杭州)，第二次朝見宋高宗。此時，岳飛已成為繼吳玠之后的又一顆新興的將星，為世人所矚目，而岳飛的年齡比吳玠小十歲。宋高宗當然樂于召見這位在軍界享有威名的后起之秀，以便讓岳飛瞻仰“天顏”，膜拜“圣恩”，更加忠心耿耿地為自己效命。

在朝見之后，南宋朝廷隨即給岳飛加官晉爵，將岳飛從五品的遙郡承宣使升為正四品的鎮南軍承宣使，讓岳飛負責保衛江南西路(今江西省大部)的安全。

南宋朝廷在給岳飛升官的詔書中贊揚岳飛：『料敵出奇，洞識韜鈐之奧；摧鋒決勝，身先矢石之危』『千里行師，見秋毫之無犯；百城按堵，聞犬吠之不驚』『殄寇之功，馭軍之略，表見于時，為后來名將。江、湖之間，尤所欣賴，兒童識其姓字，草木聞其威聲。』

宋高宗親筆寫下“精忠岳飛”四字，并命人繡成一面戰旗，讓岳飛打著這面繡有“精忠岳飛”四字的大旗行軍作戰。此外，宋高宗還賞賜岳飛和岳云衣甲、金帶、戰袍、弓箭、刀槍、戰馬等物品，賞白銀兩千兩，并犒賞岳家軍將士。宋高宗授予岳飛年僅15歲的長子岳云以正九品保義郎、合門祗候的武官虛銜。

公元1133年（南宋紹興三年，金國天會十一年），在得到金軍的援助之后，偽齊劉豫政權接連攻占了鄧州 (今河南鄧州)、隨州(今湖北隨州)、唐州 (今河南唐河)、郢州(今湖北鐘祥)、襄陽府(今湖北襄樊) ，偽齊漢奸李成、許約等還不斷派遣使者去聯絡割據洞庭湖的楊幺叛軍，策劃南北夾攻，水陸并進，順江東下，消滅南宋政權，然后雙方“建國通和”。

襄陽府“跨連荊豫，控扼南北”，地勢十分險要，戰略地位極其重要，自古以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有將領曾經指出“無襄則無淮，無淮則江南唾手可下也”，戰略要地襄陽府、郢州等地的失守，使南宋的長江防線出現了巨大缺口。

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春，宋高宗君臣為了收復襄漢之事，反復進行商討。宰相朱勝非認為：『襄陽上流，襟帶吳、蜀。我若得之，則進可以蹙賊，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當先取。』

宋高宗也明白襄漢六郡的得失已經關系到南宋小朝廷的安危存亡，他說：『今便可議，就委岳飛如何?』 參知政事趙鼎熟識岳飛，趙鼎回答說：『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

屢經討論之后，宋高宗君臣認為岳飛能征善戰，又明白襄漢地區的重要性，故決定委派岳飛出師收復襄漢地區。宋高宗在命令岳飛出師收復襄漢的詔書中稱贊岳飛：『敕岳飛，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故兵不犯令，民不厭兵，可無愧于古人矣！今朝廷從卿所請，已降書一，令卿收復襄陽數郡。』

公元1134年（南宋紹興四年，金國天會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飛率軍主動發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軍將士英勇善戰，接連擊敗金國和偽齊的聯軍，收復了包括戰略要地襄陽在內的襄漢六郡，這是南宋開國八年以來第一次收復大片失地。

公元1134年（南宋紹興四年，金國天會十二年）五月六日，岳家軍奮勇作戰，攻克郢州，殺敵七千多人。接著，岳飛親自率領主力部隊往西北方向猛撲襄陽府，偽齊悍將李成望風而逃，岳飛遂于五月十七日收復襄陽府。

得知岳飛收復襄陽府，宋高宗在詔書中稱贊岳飛：『卿紀律素嚴，士皆效死，故軍聲遠振，其鋒不可擋！』

在得到增援之后，偽齊悍將李成率領號稱三十萬人的大軍氣勢洶洶地反撲過來。岳飛親臨一線指揮，岳家軍將士擊潰偽齊的主力騎兵部隊，接著追奔逐北，敵軍橫尸二十余里。

聞知岳飛擊敗偽齊悍將李成的反撲，宋高宗在詔書中稱贊岳飛：『具聞卿奏，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勝捷，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所致也！』

后來，金國出兵增援偽齊，金國與偽齊組成聯軍來阻擊宋軍。得悉金國、偽齊聯軍在鄧州一帶集結的消息之后，南宋朝廷十分惶恐，要求岳飛“持重”行事，放棄攻取唐州、鄧州和信陽軍的計劃。岳飛卻成竹在胸地派遣部將王貴、張憲等人率軍向鄧州疾進。不久，王貴、張憲率部出奇制勝，在鄧州大敗金國和偽齊的聯軍，乘勝攻占了鄧州、唐州、信陽軍。

岳家軍在鄧州大敗金國、偽齊聯軍的捷報傳到臨安府(今杭州)，得知岳飛穩操勝券之后，宋高宗忐忑不安的心終于安定下來。宋高宗對大臣們說：『朕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 大臣胡松年說：『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緩急安能成功？』 從此以后，岳家軍既以軍紀嚴明、秋毫無犯而聞名，又以鼓勇敢戰、摧鋒決勝而著稱。

《宋會要輯稿》兵14之25記載：『(紹興四年) 八月六日，執宰言：「岳飛分遣統制官王貴、張憲等，剿殺金賊劉合孛堇、偽齊李成賊馬，已收鄧州。」上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緩急安能成功？」』(注：此事還可見于《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79)

在岳飛收復襄漢六郡之后，鑒于襄漢六郡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南宋朝廷必須選派得力將領去鎮守襄漢。南宋大臣趙鼎認為：『湖北鄂、岳，最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飛屯駐鄂、岳州。不惟淮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宋高宗完全同意趙鼎的主張，確定讓岳飛率軍駐扎鄂州(今湖北武昌)，負責鎮守襄漢六郡。南宋愛國名臣李綱也上疏，指出襄漢六郡的地位非常重要，名將岳飛是十分合適的人選，朝廷任命岳飛鎮守襄漢六郡是正確的決斷。這也是宋高宗君臣對岳飛能力的肯定和認同。

紹興四年八月，南宋將岳飛由正四品的正任鎮南軍承宣使升為從二品的清遠軍節度使，岳飛實職差遣改為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岳飛時年三十二歲。到了紹興五年二月，因為岳飛指揮岳家軍接連破敵立功，南宋朝廷又將岳飛晉升為鎮寧、崇信軍節度使。

宋承唐制，將一些重要州郡據點作為節度使的“節鎮”。但節度使只是上層武將或皇親國戚的虛銜，一般“不必赴鎮”。凡封拜節度使，朝廷都要授予一套很威風的“旌節”。隆重而別致的“建節”儀式，為其他文官武將所無法享有，而節度使也是當時武將升遷過程中最重要、最榮耀的虛銜。到紹興四年，已建節的南宋大將有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吳玠、岳飛。而岳飛“自列校拔起”，由中下層軍官被提拔為上層將領，驟然與諸大將平列，也引起資歷較老的大將韓世忠和張俊等人的忌妒。岳飛當時的戰功暫時還次于吳玠，卻已遠勝于其他三人。至于三十二歲即已建節，在當時更是絕無僅有。而岳飛后來又身兼兩鎮節度使，在當時很少見。這些充分顯示了當時南宋朝廷對岳飛的器重和賞識。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飛“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荊襄潭州制置使”的升官《制詞》中贊揚岳飛：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后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岳飛：

精忠許國，沈毅冠軍，身先百戰之鋒，氣蓋萬夫之敵。機權果達，謀成而動則有功；威信著明，師行而耕者不變。久宣勞于邊圉，實捍難于邦家。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有叔子懷柔初附之略。』

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南宋宰相張浚接連向宋高宗稱贊韓世忠的忠勇和岳飛的沉鷙，說可以依靠韓世忠、岳飛等人來辦大事。紹興六年三月，南宋朝廷任命發表韓世忠為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岳飛為荊湖北路、京西南路宣撫副使，并將岳飛移鎮為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宣撫使的職責與制置使、招討使相同，而級別最高。

公元1136年（南宋紹興六年，金國天會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飛再次率軍北伐，出奇制勝，兵進伊洛。岳家軍長驅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陽附近，取得了輝煌勝利，接連繳獲了大量的戰利品，還先后繳獲了一萬五千多匹戰馬。而繳獲的這一萬五千多匹戰馬，加上岳家軍在以往歷次戰役所繳獲的戰馬以及南宋朝廷撥調的一些戰馬，則為岳家軍組建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奠定了基礎。岳家軍長驅伊洛，是南宋立國之后初次發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規模反攻。

聞知岳家軍北伐戰果輝煌，宋高宗在詔書中稱贊岳飛：『卿學深韜略，動中事機，加兵宛、葉之間，奪險松柏之塞。仍俘甲馬，登聞三捷之功，實冠萬人之勇！』 南宋愛國名臣李綱收到岳飛從前線發來的捷報，寫信稱贊說：『屢承移文，垂示捷音，十余年來所未曾有，良用欣快。』

紹興七年初，在朝見皇帝時，岳飛就當時的國勢軍情做出了一番高瞻遠矚的透徹分析，宋高宗贊賞他說：『見識極進，論議皆可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9紹興七年二月己酉；《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20)。接著，宋高宗論功行賞，再次給岳飛加官晉爵，讓岳飛升任正二品的太尉，并晉升為宣撫使、兼營田大使(《宋會要輯稿》職官1之13；《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9紹興七年二月丁巳；《三朝北盟會編》卷117)。

太尉是宋朝武官的最高官階，而按照宋制，宣撫使更是位高權重，自宋朝“祖宗以來，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撫，多以見任執政官充使”，“以宣撫之重名，實寄專征之大事”，故惟有“廊廟近臣、勛伐高世者”可當此重任。此時，岳飛已經享有執政級高官的待遇。岳飛的實職差遣已經超越吳玠，而與韓世忠、張俊、劉光世等當時資歷最老的三大將平列。

南宋大將吳玠生性高傲，向來看不起某些靠著資歷老、與皇帝關系親近而身居高位的將帥，但是吳玠卻很佩服岳飛。『吳玠素服飛，愿與交歡，飾名姝遺之』，吳玠曾以二千貫錢在四川買了一個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飾以金珠寶玉，資奩巨萬』，派人送給岳飛為妾，但被岳飛婉拒退回，『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卻不受』。這在當時算是駭俗驚世之舉。見到岳飛退回女子，吳玠更加敬佩岳飛，認為自己比不上岳飛，『見女歸，益敬服，以為不可及』。

紹興九年（1139）正月，南宋正式簽訂第一次紹興和約，對金國稱臣納貢，宋金第一次議和正式完成。和議達成之后，宋高宗、秦檜為安定民心，宣布“大赦天下”，為了拉攏朝臣，還命百官進慶賀表，并給大臣們加官進爵。

盡管岳飛抗金態度十分堅定，一直反對與金國議和，但是宋高宗認為正是岳飛等大將以前取得的戰績，扭轉了宋金戰爭的形勢，壯大了南宋的國勢軍威，使自己有了與金人議和的資本，所以和議的成功也有岳飛等大將的功勞，于是也要給岳飛加官晉爵。

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正月十一日，岳飛被授予從一品的“開府儀同三司”官銜。岳飛上奏反對議和，要求辭去“開府儀同三司”的官銜。但是，宋高宗堅決不允許岳飛辭免，理由是“軍聲既張，國勢益振，致鄰邦之講好，歸故地以效誠”。也即，能夠與金國達成和議，其中也有岳飛張“軍聲”、振“國勢”的功勞。

南宋朝廷在授予岳飛“開府儀同三司”官階的《制詞》中稱贊岳飛：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岳飛：

霍衛有聞，沈勇多算。有岑公之信義，足以威三軍；有賈復之威名，足以折千里。臨敵而意氣自若，決策則機智若神；臨陣摧堅，屢致濯征之利。撫劍抵掌，每陳深入之謀。眷彼荊襄，實勤經略，邊鄙不聳，幾臥鼓而滅烽；流亡還歸，皆投田而占籍。奠茲南紀，隱若長城。』

這份升官《制詞》對岳飛的能力和戰功進行了總結，是南宋朝廷對岳飛的極大肯定。南宋朝廷認為岳飛既具有西漢名將衛青、霍去病那樣的智勇和謀略，又具有東漢名將岑彭、賈復那樣的信義和威名；贊揚岳飛“臨敵而意氣自若，決策則機智若神”；稱岳飛的存在使敵人不敢來犯，使邊疆安寧無事，“邊鄙不聳，幾臥鼓而滅烽”；還把岳飛比作是南宋的長城，“奠茲南紀，隱若長城”。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國女真統治者毀約敗盟，派兵氣勢洶洶地南侵。不出岳飛所料，宋金第一次議和之后，僅僅一年半的時間，就再次開戰。

在宋軍出師北上迎敵之前，向來為南宋朝廷所看重的名將岳飛的官職也再次得到晉升。紹興十年（ 1140 ）六月初一，按照宋高宗的詔令，岳飛的官職由從一品的開府儀同三司晉升至正一品的少保。

南宋政府授予岳飛的“少保”官位的《制詞》如下：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岳飛：

智合韜鈐，靈鐘河岳，氣吞強虜，壯哉漢將之威棱；志清中原。奮若晉臣之忠概。師屢臨于京洛，名遠震于荒夷。念國步之方艱，顧戎心之未革：詭謀行詐，以為盜賊之計；阻兵怙亂，以重涂炭之災。信義俱忘，群情共惡；殘虐不道，神理靡容。其遂整于我師，用奉行于天討。默用萬金之計，亟收九伐之攻。乃寵畀以使名，斯示濯征之義；仍進躋于孤棘，特隆委寄之權。

嗚呼！一弛一張，文武乘時而致用；百戰百勝，方略因敵以為師。舉素定之成謀，攄久懷之宿憤。往底必禽之利，丕昭不世之勛。勉爾壯猷，欽予時命。 可特授少保。依前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兼營田大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封如故。』

在授予岳飛的“少保”官位的《制詞》中，南宋朝廷對岳飛倍加稱贊褒揚，稱贊岳飛“智合韜鈐，靈鐘河岳，氣吞強虜”；指出岳飛及其統率的岳家軍威名遠揚，曾經屢次打到京洛一帶，“師屢臨于京洛，名遠震于荒夷”；贊譽岳飛文韜武略皆可致用；還稱贊岳飛一直“百戰百勝”，這次出師也必將擊敗敵軍，立下重大功勛。

很明顯，從上面列舉的一些列史實事例中，可以看出，農家子弟出身的愛國將領岳飛靠著自身的能力才干，以及自己立下的眾多戰功而得到不斷的提拔升遷，由普通士兵成長為統兵十萬的著名大帥，三十多歲時就已經位至將相，成為南宋首屈一指的杰出軍事家。

在岳飛生前，岳飛不僅戰功卓著、威名遠播，而且還在南宋軍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南宋朝廷曾經很倚重岳飛，當時對岳飛有所了解的很多南宋官員和將領，也都普遍認同岳飛的能力和才干。

岳家軍當年威震南北，名聲極響，岳飛本人更是聲名顯赫，廣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極大的品牌效應。在岳飛生前，很多抗金義軍以及小股宋軍都喜歡打著岳家軍的旗號來給自己助威壯膽，嚇唬金兵。岳飛也支持這種可以使金軍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時候，金兵擊敗了一些農民起義軍或者小股宋軍，就誤以為擊敗的是岳家軍。但是實際上，這些軍隊根本就不屬于岳家軍建制。

《金史》中有好幾處關于岳飛的錯誤記載，或出于金軍的錯覺，誤以為南宋北伐之師都是岳家軍；或因北方義軍假借岳家軍的聲威，起而抗金。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軍的影響之巨和岳飛的威名遠播。而根據《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實記載，還可以推知在南宋諸將中，岳飛才是金軍最看重的敵人。

紹興十一年（1141年）十月，在已經被剝奪軍權、正罷官賦閑的情況下，岳飛被逮捕入獄。負責審理岳飛一案的御史中丞何鑄原本是秦檜的黨羽，看到刻在岳飛后背的“盡忠報國”四個大字，何鑄天良發現，幡然悔悟，不忍心再做此喪天害理的勾當，便去見秦檜，力辯岳飛無辜。
   
秦檜張口結舌，難以對答，就對何鑄透露底細說：『此上意也！』
   
何鑄仍不退讓，說：『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參見《宋史》卷380《何鑄傳》)

在岳飛含冤入獄之時，南宋平民范澄之在《南劍州布衣上皇帝書》一文中尖銳地指出，“宰輔之臣媚虜急和”，“胡虜未滅，飛之力尚能戡定”，“是豈可令將帥相屠，自為逆賊報仇哉”！范澄之還引用南北朝時宋文帝殺害名將檀道濟，以致自毀長城的鑒戒，懇切希望宋高宗回心轉意(《金佗續編》卷30范澄之《南劍州布衣上皇帝書》；《三朝北盟會編》卷208；《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4)。

金軍之中流傳著一句著名的評語『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金佗稡編》卷9《遺事》；《金佗續編》卷30《郢州忠烈行祠記》)

金國女真人最畏服岳飛，平日往往不直呼其名，當他們得知岳飛死耗，個個歡天喜地，酌酒相慶。被扣押在金國的宋使洪皓，目擊此情此景，心如刀割，只能吞聲抽泣！洪皓在給南宋朝廷的密信中寫道：『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參見《金佗續編》卷14《忠愍謚議》)

紹興十二年，即岳飛遇害的當年，金使劉祹譏刺宋人說：『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律甚嚴，秋毫無所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如飛者，無亦江南之范增乎？！』（《說郛》卷18葉寘《坦齋筆衡》，以及趙葵《行營雜錄>》）

公元1161年，金主完顏亮再次發起攻宋戰爭，當時金軍中還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岳飛不死，大金滅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為「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語』(《浪語集》卷22《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

根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紹興三十一年，北虜犯邊，連年大舉，上（指宋高宗趙構）思曰：「岳飛若在，虜軍豈容至此。」即時下令修廟宇云。』

在岳飛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國皇帝在詔書中則直接承認了岳飛戰功卓著、威名遠播。

金國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開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誘南宋大將吳曦叛變的詔書中寫到：『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參見《金史》卷98《完顏綱傳》)

金章宗在招誘南宋大將吳曦叛變的詔書中分析到：況且你（指吳曦）自己評價一下，看看你的功勞能否比得上岳飛？岳飛戰功卓著、威名遠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曉；結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誅殺且連累親族，難道這還不可怕么？！

由此可見，在岳飛生活的那個時代，不論是南宋的君臣將相以及平民百姓，還是視岳飛為大敵的金國女真人，對岳飛評價普遍都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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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南宋初年，比較著名的將帥主要有岳飛、韓世忠、吳玠、劉锜、張俊、劉光世。

宗澤、李綱、虞允文等人屬于文臣，而非武將。

在南宋初年的諸大將中，張俊比岳飛年長17歲，韓世忠、劉光世比岳飛年長14歲，吳玠比岳飛年長10歲。但是，岳飛后來居上，靠著自己的杰出軍事才能和輝煌戰功而不斷得到提拔重用，不僅軍事才能出類拔萃，而且戰功和聲望也超過了其他將帥。

關于岳飛與宋朝其他抗金將領的比較，著名歷史學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他的力作《岳飛新傳》一書中曾有一段精辟透徹、客觀全面的總結，現在部分摘錄如下：

『為說明岳飛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將岳飛與當時的抗金名將作一番比較。

陸游詩云：“堂堂韓岳兩驍將，駕馭可使復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將，也往往韓、岳并稱。就堅決抗金的志向而論，韓世忠和岳飛是可以匹配的。若從軍事成就而論，則韓世忠不僅次于岳飛，也不及吳玠和劉锜。

吳玠是第一個使金軍遭受慘敗的南宋將帥，他的功績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則有余，攻則不足，和尚原與仙人關兩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戰役，而不是進攻性的戰役。自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以后，川、陜戰場大致上處于相對沉寂的狀態。吳玠顯然滿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舉出師，克復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劉锜原來的地位和聲望并不高，順昌之役，使他一戰成名。順昌之戰是防御性的戰役，縱觀劉锜的軍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紹興十一年柘皋之勝和濠州之敗，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海陵王大舉南侵，劉锜敗于淮東，軍事聲譽更是一落千丈。

韓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兩仗，一是黃天蕩之戰，以八千水師堵截金朝大軍，一度使完顏兀術(宗弼)相當狼狽，扭轉了宋軍望風奔潰的頹勢，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終；二是大儀鎮之戰，被撰寫神道碑的趙雄和往后的史傳夸大為“中興武功第一”，其實不過是伏擊金軍萬夫長聶兒孛堇的前鋒部隊，殺敵數百的小捷。此后韓世忠率軍長期守衛淮東，除曾攻取海州外，屢攻淮陽軍不克，在救援濠州時又被戰敗，無大的戰功可言。

在南宋初年的將帥中，如果說吳玠和劉锜是防御型的將帥，岳飛則是進攻型的將帥。保守、怯弱的宋朝，長期以來形成了消極防守的軍事傳統，習慣于分兵把守，結果無非是被動挨打。反之，金軍在戰略上一直居于優勢，他們能夠集中兵力，統一指揮，并依靠騎兵進行大規模的機動的進攻戰。到紹興年間，盡管宋軍素質有了顯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間在戰略指揮上之優劣，卻仍無改觀。岳飛比吳玠、劉锜等人高明之處，在于他對宋朝的軍事傳統有所認識，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岳飛上奏批評宋高宗和朝廷“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岳飛“常苦諸軍難合”，力爭自己對諸軍的統一指揮。盡管岳飛的戰略方針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難，卻仍組織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樣大規模的進攻戰役，并且編練了強大的騎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騎兵發揮威力的地形和時節，對抗敵人，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南宋初年，具備光復故地的決心和能力的宋軍統帥，惟有岳飛一人。

岳飛組織和訓練了一支堅不可摧的岳家軍，并且保持了“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的嚴明軍紀，這在中國古代實為罕見和難能可貴，成為兩宋三百二十年間最得軍心和民心的將帥。

岳飛重視北方民間抗金義軍，提出“連結河朔”的軍事思想，發動、聯絡和支援北方抗金義軍，使之與岳家軍互相呼應或配合，夾攻金軍。這既是先進的軍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戰略部署。岳飛在這方面無疑是受宗澤的熏陶，而其成就卻也勝過前人。

在戰爭史上，不乏好戰嗜殺的名將。他們的特點是將戰爭作為樂趣，草菅人命，動輒殺人盈城，殺人盈野。岳飛卻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愛物”。岳飛英勇善戰，卻從未將殺人視為樂趣。“凡出兵，必以廣上德為先，殲其渠魁，而釋其余黨，不妄戮一人”。這不僅表現在岳飛平定吉、虔州叛亂和對楊么叛軍的處置上，即使對金軍也不例外，“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恩結于人心，雖虜人、簽軍，皆有親愛愿附之意”。這種“以仁為本”，珍視人命的軍事觀，即杜甫詩中所謂“茍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也是十分難得的，是中華軍事學上一種值得珍視，并應發揚光大的好傳統。

《孫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軍事著作，它標志著中國當時軍事理論的高度發展，實為蓋世無雙。然而自此部兵書問世后，盡管中國歷代名將輩出，軍事理論上卻無重大突破和更新。在這種前提下，岳飛反對防守，主張進攻的方針，嚴明軍紀的實踐，“連結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為本”的軍事觀，無疑是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上的四項重要貢獻。

當然，岳飛作為一個戰區統帥，非但不能改變南宋小朝廷的避戰保守戰略，還只能在相當程度上受制于南宋小朝廷的避戰保守戰略。此外，他在某些具體的軍事指揮中，也同樣未完全擺脫宋朝軍事傳統的束縛。對宋軍說來，“兵貴神速”多半是句空話，這也不單純是以步兵為主的緣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紹興元年救江州，岳家軍因攜帶家眷，行動遲緩，而貽誤戰機。在紹興十年北伐的決戰階段，岳飛似并未乘完顏兀術(宗弼)大軍傾巢而出之機，乘虛直入開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擊其歸師，或組織張憲和王貴兩軍夾擊臨潁縣的金方大軍。最后是張憲一軍未能在臨潁縣與敵決戰，而王貴一軍，則在潁昌府于同日與敵進行以少擊眾的苦戰。如若兩軍會合，戰果肯定會更大。以上評論，也許是今人對岳飛不適當的苛求。

總的說來，岳飛是南宋初年出類拔萃的名將，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占有相當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將相比，必須考慮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傳統，對尚武精神的摧殘等不利條件，其成就和貢獻更是難能可貴。』

關于岳飛與宋朝其他抗金將領的比較，下面再摘錄另外一位歷史學家著述中的兩段經典總結：

『南宋初年，統兵大將中較有聲望的有韓世忠、劉光世、張俊三人。但是，除韓世忠之外，劉光世和張俊都是庸將懦夫，只是靠著資歷忝為大帥。

這時，因南宋王朝初建，無力限制武將自身的發展，也因抗金戰爭的局勢發展，一批原無資歷、默默無聞的年青將領從而得以發揮才能，成為燦爛耀眼的將星。吳玠、岳飛就是這批年青將領中最優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軍功最為卓著的兩位將領。

王曾瑜先生認為：「自紹興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陜戰場是宋金戰爭的主要戰場，甚至是唯一戰場。吳玠軍近乎獨立地支撐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間的抗金戰功是獨一無二的，其戰功和聲威最初尚在岳飛之上｛注意：僅指紹興元年至四年三月期間｝……。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將中，吳玠的軍事成就僅次于岳飛，而在他人之上。吳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組織大規模的進攻戰役，這是他不如岳飛之處。」』

『從公元1135年至1141年間，行營護軍是南宋王朝的基本軍事力量，而吳玠和岳飛的部隊又是行營護軍中的主力，盡管人數不多，但戰斗力最強。

｛附注: 紹興五年(1135年)歲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駐大兵的軍號，命名為“行營護軍”。張俊軍稱行營中護軍，韓世忠軍稱行營前護軍，岳飛軍稱行營后護軍，劉光世軍稱行營左護軍，吳玠軍稱行營右護軍。｝

行營護軍五大部的淵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營軍，二是源于宗澤的東京留守司軍，三是源于陜西軍。

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屬御營軍系統，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飛屬東京留守司軍系統，吳玠屬陜西軍系統，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飛和吳玠純系靠軍功起家的將領。』

很顯然，結合南宋初年諸將帥戰功事跡，再參考兩位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做出如下總結：

南宋初年，時局動蕩、戰事頻繁，朝廷無力也無心限制武將的發展，同時因抗金戰爭的需要，一批原無資歷、默默無聞的年青將領得以發揮自己的才能，成長為燦爛耀眼的將星。岳飛、吳玠就是這批年青將領中最優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軍功最為卓著的兩位將領。

韓世忠、張俊、劉光世等人是宋高宗的嫡系將領，而岳飛和吳玠完全是靠軍功起家的將領。

南宋初年的諸大將中，只有岳飛是進攻型的將帥。南宋的其他將領中，吳玠、劉锜是防御型的將帥，守則有余，攻則不足。韓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堅定，但是軍事成就不僅比不上岳飛，而且也不及吳玠、劉锜。劉光世和張俊其實是養尊處優、畏敵怯戰的庸將懦夫。

韓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兩仗，一是黃天蕩之戰，以八千水師堵截金國十萬大軍，一度使完顏兀術(宗弼)相當狼狽，扭轉了宋軍望風奔潰的頹勢，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終；二是大儀鎮之戰，被撰寫神道碑的趙雄和往后的史傳夸大為“中興武功第一”，其實只是伏擊金軍萬夫長聶兒孛堇的前鋒部隊，殺敵數百的小捷。此后韓世忠率軍長期守衛淮東，除曾攻取海州外，屢攻淮陽軍不克，在救援濠州時又被戰敗，無大的戰功可言。

陸游詩云：『堂堂韓岳兩驍將，駕馭可使復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將，也往往韓、岳并稱。就堅決抗金的志向而論，韓世忠和岳飛是可以匹配的。若從軍事成就而論，則韓世忠不僅比不上岳飛，而且也不及吳玠和劉锜。

編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對韓世忠作出了如下評價：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而為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術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閑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

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于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吳玠是第一個使金軍遭受慘敗的南宋將帥。然而吳玠守則有余，攻則不足，和尚原與仙人關兩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戰役，而不是進攻性的戰役。自紹興四年(公元1134年)之后，川、陜戰場大致上處于相對沉寂的狀態，吳玠滿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舉出師，克復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劉锜原來的地位和聲望并不高，紹興十年的順昌大捷使劉锜一戰成名。順昌之戰是防御性的戰役，縱觀劉锜的軍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紹興十一年柘皋之勝和濠州之敗，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顏亮率軍大舉南侵，劉锜敗于淮東，軍事聲譽更是一落千丈。

編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劉锜吳玠吳璘子挺傳》結尾對劉锜、吳玠、吳璘作出了如下評價：

『論曰：劉锜神機武略，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信泜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概不足，雅量有余，豈其然乎？

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甚著，有父風矣。

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狃于常勝，驕心侈歟！抑三世為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蓋有由焉。』

至于劉光世、張俊之流，其實都是些養尊處優、貪圖享樂、畏敵怯戰的庸將懦夫，主要靠著資歷老、與皇帝關系親近且會奉承而忝為大帥。以宋高宗和秦檜為代表的妥協投降派君臣長期把持南宋朝廷，他們作為統治者掌握著當時輿論的導向，由于南宋妥協投降派君臣防范武將，長期壓制真正有能力的愛國將領，寵信貪圖享樂的庸將懦夫，這才有了劉光世、張俊之流的高貴地位。

事實上，劉光世、張俊之流其實浪得虛名。比如秦檜，雖然賣國求榮、殘害忠良、貪污腐化，卻被妥協投降派君臣把持的南宋小朝廷大肆吹捧封賞。

根據紹興十一年(1141年)達成的宋金和議，南宋收三大將兵權,金國明確要求南宋不得罷免秦檜的相位。有了金國主子撐腰，秦檜當上了宋高宗趙構無法罷免的終身宰相，此后秦檜權勢如日中天。為了掩飾自己禍國殃民的罪惡，秦檜實行特務統治，大興文字獄，進行嚴酷的輿論管制以粉飾“太平”。秦檜在不遺余力地鏟除異己的同時，還極力扶植培養黨羽走狗，對“附己者立與擢用”，“凡齷齪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當時很多奸佞小人，都因附會秦檜而相繼被南宋朝廷任用提拔。

秦檜壞事做絕，自己也感到難以逃脫天下公論的譴責，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沒有氣節的文痞們為他歌功頌德，要求無恥文人們進獻馬屁文。在秦檜專權的19年間，文人們只要吹捧秦檜，就可以謀取功名富貴。而指責秦檜的倒行逆施，則將遭到南宋朝廷的無情迫害。于是，因為吹捧秦檜的詩文鋪天蓋地而來，秦檜自己都感到目不暇，秦檜對馬屁文水準的要求越來越高。要博取秦檜的歡心越練越難，于是，無恥文人不遺余力地提升自己寫馬屁文的水平。

一大幫奸佞之徒和無恥文人便爭先恐后地大肆粉飾“太平”，吹捧秦檜，把陰險歹毒、禍國殃民的奸相秦檜吹捧成“圣人”“恩父”！到后來，有的無恥文人甚至在馬屁文里說秦檜的功德超過了古代的賢相和圣人，把秦檜吹捧成“元圣”，就是古往今來第一圣賢！

那么，秦檜真的是“元圣”嗎？秦檜到底是不是古往今來第一圣賢呢？岳王廟里的流傳了幾百年的秦檜跪像最能說明問題！

劉光世、張俊之流被南宋小朝廷列入“中興四將”，其實與秦檜被無恥文人在馬屁文里吹捧成“元圣”的情況類似！

劉光身世顯赫，出生將門世家。同時劉光世又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著資歷老、與皇帝關系親近且會奉承而忝為大帥。劉光世養尊處優、膽小怕死，向來害怕金兵，作戰時又大多不敢親臨前線，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時逃跑；每逢詔令移駐前線，大多拒不奉詔而設法退避；劉光世治軍不嚴，不少流寇、叛軍樂于投附為其部屬，他的手下多是些驕兵悍將，打起仗來不行，欺侮百姓、騷擾地方卻很兇；劉光世經常虛報軍額，多占軍費；劉光世貪財好利，以經營田產而致『金錢巨億』『置歌兒舞女』；劉光世還霸占良田，與民爭利。劉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東一帶占據膏腴水田三萬畝。

在南宋諸大將中，論戰功，張俊浪得虛名，論撈錢，張俊首屈一指，論享福作樂，張俊第一。

張俊出身盜匪，治軍不嚴，經常畏敵怯戰，時常縱兵擾民。在中國古代，軍隊戰勝以擄掠維系士氣，軍隊戰敗以搶劫平息怨憤時有發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軍中，縱暴記錄最多的是張俊軍，號稱“自在軍”。

張俊貪財，并且以貪財和富有而聞名于世。通過賜予和兼并，張俊占有了巨額田產，成為古往今來罕見的大地主，號稱『占田遍天下，而家積巨萬』；張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萬畝，每年收租米六十萬石以上，相當于南宋最富庶的紹興府全年財政收入的兩倍以上；通過巧取豪奪，張俊還占有了大批園苑、宅第，僅所收房租一項，每年就多達七萬三千貫錢，在南宋諸將帥中“最多貲”；張俊在世時，家里的銀子堆積如山，為防止被偷，張俊命人將那些銀子鑄成千兩一個的大銀球，名叫『沒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們，全都拿它們沒辦法。

南宋初年，戰事頻繁，岳飛、韓世忠都遠戍在外，與士卒同甘共苦，而張俊一軍卻經常逗留在臨安。張俊從軍中挑選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們全身刺滿錦繡花紋(人稱“花腿軍”)，然后短打出游，縱民圍觀，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搖頭嘆氣；張俊還役使他的部下為皇帝營造宮殿，為自己修建豪宅，還蓋了一座名叫“太平樓”的酒肆，賺錢營私；軍中還戲稱『張太尉鐵臉』，意指張俊無廉恥，不要臉，臉皮好像鐵打的一樣。這樣一個貪鄙之人，卻能夠得到宋高宗趙構的寵信和青睞。

張俊不僅貪功忌賢、見利忘義，而且陰險狡猾、心狠手辣。紹興十一年的淮西之戰中，宋軍先勝后敗，張俊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張俊回朝后，卻顛倒黑白、歪曲事實，彈劾劉锜作戰不力，誣蔑岳飛逗留不進。宋高宗和秦檜自然是完全偏袒張俊。張俊與韓世忠是雙重兒女親家，然而張俊陷害韓世忠，卻毫不手軟。張俊才能雖低，但野心不小。張俊企圖以一軍的指揮權，來換取對全國軍隊的指揮權。然而，張俊機關算盡，也不過充當宋高宗和秦檜手心里的斧頭柄。執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務完成，這個斧頭柄也隨之扔棄。

張俊追隨秦檜，與秦檜合謀殺害了岳飛，排擠了韓世忠，獨掌了樞密院，成為南宋最高軍事長官，張俊滿以為自己從此可以穩坐釣魚臺。但是秦檜對他也不放心，不愿把軍權交給他而要由自已獨攬，岳飛遇害之后，秦檜立即唆使黨羽江邈彈劾張俊，說張俊圖謀篡奪皇位。宋高宗趙構擔保張俊『無謀反之事』，放了張俊一馬，卻又乘機將張俊罷官賦閑， “由是中外大權，盡歸秦檜”。

下面再看看編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對張俊、劉光世兩人作出的客觀評價：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并稱，而俊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

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既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少。矧其附檜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負戾又如何哉？

光世自恃宿將，選沮卻畏，不用上命，師律不嚴，卒致酈瓊之叛。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善終牖下，君子不貴也。

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

岳飛出生于普通農民家庭，沒有顯赫的身世背景，本來只是一個處在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敵入侵、山河破碎、生靈涂炭的亂世，出身寒門的岳飛卻以驅逐胡虜、救民水火、恢復舊山河為己任，“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不計個人得失，盡忠報國、至死不渝，靠著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和堅忍不拔的頑強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業，做出了一番大事業，成為叱咤風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這正是岳飛卓越超群之處。

雖然岳飛后來在報國大業尚未完成的情況下慘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飛的英名和事跡卻長期為后人稱頌推崇。

在岳飛生前，岳飛不僅戰功卓著、威名遠播，而且還在南宋軍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南宋朝廷曾經很倚重岳飛，當時對岳飛有所了解的很多南宋官員和將領，也都普遍認同岳飛的能力和才干。

岳飛自二十歲從軍，“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身經百戰，從普通士兵成長為一代名將。據不完全統計，岳飛參與的規模較大的戰斗約有六十多次，小戰更多達幾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頻繁戰爭中，岳飛鍛煉了軍事才能，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成為南宋首屈一指的軍事家。

岳飛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眾多戰功而得到不斷的提拔，三十多歲時就已經成為統兵十萬的著名大帥，這其實也是南宋朝廷對岳飛能力和業績的直接肯定。

岳飛不僅具有杰出的軍事才能，而且還善于帶兵、練兵。岳飛帶出的軍隊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戰斗力，堪稱無不『以一當十』。尤其是岳飛曾經組建強大的騎兵部隊，能夠在野戰中與金國倚為支柱的女真騎兵爭雄較長。

岳飛還是宋朝最得軍心和民心的將帥。岳飛組織和訓練了一支堅不可摧的抗金勁旅岳家軍，并且向來治軍嚴明，保持了『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的嚴明軍紀，這在中國古代實為罕見和難能可貴。

岳飛反對消極防守，主張積極進攻的方針，嚴明軍紀的實踐，『連結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為本』的軍事觀，無疑是對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做出的重要貢獻。

盡管岳飛的戰略方針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難，卻仍組織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樣大規模的進攻戰役，并且還編練了強大的騎兵部隊，在最有利于女真騎兵發揮威力的地形和時節，對抗敵人，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

南宋初年，同時具備光復失地的決心和能力的宋軍統帥，惟有岳飛一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權負責收復建康事宜的宋將張俊等人畏敵怯戰、拒不進軍的情況下，岳飛率領剛組建不久的抗金勁旅岳家軍先后與金軍主力部隊作戰幾十次，都取得了勝利。接著，岳家軍乘勝收復了戰略要地建康(今江蘇南京)，將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沒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4年（南宋紹興四年，金國天會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飛率軍主動發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軍將士英勇善戰，接連擊敗金國和偽齊的聯軍，收復了包括戰略要地襄陽在內的襄漢六郡，這是南宋開國八年以來第一次收復大片失地。

公元1136年（南宋紹興六年，金國天會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飛再次率軍北伐，出奇制勝，兵進伊洛。岳家軍長驅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陽附近，取得了輝煌勝利，接連繳獲了大量的戰利品，還先后繳獲了一萬五千多匹戰馬。而繳獲的這一萬五千多匹戰馬，加上岳家軍在以往歷次戰役所繳獲的戰馬以及南宋朝廷撥調的一些戰馬，則為岳家軍組建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奠定了基礎。岳家軍長驅伊洛，是南宋立國之后初次發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規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飛出師北伐。經過六月、閏六月和七月的大戰，岳家軍連戰皆捷、凱歌猛進，席卷京西、兵臨大河，相繼收復了從洛陽到陳州、蔡州之間的許多戰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掃清東京開封府外圍據點的作戰計劃，形成東西并進，夾擊盤踞東京汴梁之金國軍隊主力的態勢。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國女真騎兵發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岳家軍仍然能夠以寡擊眾而取勝，先后在郾城之戰和潁昌之戰中擊敗金軍主力，并乘勝進軍至朱仙鎮，迫使金軍撤出東京開封府，這標志著宋金之間的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岳家軍將士經過浴血奮戰，接連擊敗金軍，中原百姓紛紛出糧出力地支持岳家軍，北方各路義軍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爭先恐后地牽牛挽車，“以饋義軍”。金國自燕山以南，“號令不復行”。黃河以北的各路抗金義軍正在等待著配合岳飛大軍北進，——『河北忠義四十余萬，皆以岳字號旗幟，愿公早渡河！』

縱觀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紹興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議之前的宋金戰爭史，作為一個基本史實，其整體形勢是宋軍愈戰愈強，而金軍愈戰愈弱。

岳家軍當年威震南北，名聲極響，金人驚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飛本人更是聲名顯赫，廣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極大的品牌效應。在岳飛生前，很多抗金義軍以及小股宋軍都喜歡打著岳家軍的旗號來給自己助威壯膽，嚇唬金兵。岳飛也支持這種可以使金軍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時候，金兵擊敗了一些農民起義軍或者小股宋軍，就誤以為擊敗的是岳家軍。但是實際上，這些軍隊根本就不屬于岳家軍建制。

《金史》中有好幾處關于岳飛的錯誤記載，或出于金軍的錯覺，誤以為南宋北伐之師都是岳家軍；或因北方義軍假借岳家軍的聲威，起而抗金。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軍的影響之巨。而根據《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實記載，還可以推知在南宋諸將中，岳飛才是金軍最看重的敵人。

例如，《金史》卷84《完顏昂傳》誤以為“岳飛以兵十萬來攻東平”；《金史》卷66《宗秀傳》誤以為“岳飛駐軍于亳、宿之間”；《金史》卷68《阿魯補傳》誤以為“岳飛進軍歸德府”；《金史》卷77《宗弼傳》誤以為“岳飛復出兵到河東”。但是事實上，在宿州、亳州以及歸德府（即今商丘）一帶與金國將領宗秀、阿魯補作戰的宋軍其實是張俊、王德、楊沂中所部，而完顏昂在東平、邳州一帶所對付的其實是山東本地的農民起義軍，岳家軍從來都沒有到過那些地方，更談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國軍隊打仗｛詳情參見[美國 亞歷桑那大學]學者陶晉生的論文《岳飛與完顏宗弼》，以及本人舊作《<金史>中與岳飛相關戰事描述的謬誤和失實》｝。

在岳飛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國皇帝在詔書中則直接承認了岳飛戰功卓著、威名遠播。金國泰和六年（南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誘南宋大將吳曦叛變的詔書中寫到：『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相關記載可見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顏綱傳》，意思是說，況且你（指吳曦）自己評價一下自己的功勞能否比得上岳飛？岳飛戰功卓著、威名遠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曉；結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誅殺且連累親族，難道這還不可怕么？！

經過多次交鋒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軍銳不可擋，他們驚呼：『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在即將渡過黃河，繼續向北挺進的大好形勢下，南宋朝廷此前接連發出的措辭嚴厲的班師詔書也先后送到岳飛手中，岳飛被迫奉命班師，于是『十年之力，廢于一旦』。在兵力單薄、士氣受挫的不利情勢下，留駐后方的那些宋軍小部隊難以抵擋金軍優勢兵力的反撲，于是宋軍『所得州郡，一朝全休』。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爭以及金國女真統治集團的內訌，加上連年侵宋，金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金軍將士厭戰，士氣低落，軍力日弱。而在侵宋戰爭中，金軍又接連被宋軍擊敗，金國統治區內的各地漢人紛紛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壓迫，加之來自北方蒙古的威脅，使兵老氣衰的金國無力繼續打下去。

在經歷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幾次大戰的挫敗之后，作為向來驕橫的金國好戰分子，把持金國軍政大權的金國都元帥完顏兀術(宗弼)也不得不承認南宋『近年軍勢雄銳，有心爭戰』。完顏兀術(宗弼)的心腹、悍將韓常對人坦白說：『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意識到宋金雙方戰略態勢已經發生逆轉之后，兀術采取的策略是，一邊虛聲恫嚇，一邊放出允許和談的信息。

執掌金國軍政大權的金國都元帥完顏兀術(宗弼)提出了以殺害岳飛作為宋金議和的條件。這是由于金人深知，岳飛能征善戰、威名遠播、功高望重，并且還是進攻型的將帥，不僅向來抗金意志堅定，而且還具備光復失地能力。岳飛即使被南宋朝廷罷官免職，也猶如『猛虎在山』，『飛雖不掌兵，亦足以強國』。這對于兵老氣衰的金國來說，仍是一個很大的潛在威脅。金國當權者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安。

兀術的密信，就像給秦檜下了一道不可違抗的圣旨，秦檜當然會千方百計地去執行。而宋高宗為了向金國表示求和的誠意以迎回親生母親韋太后，加之對岳飛的忌恨，故在秦檜的慫恿下，必須下決心殺害岳飛。

編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對岳飛作出如下評價：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

史稱關云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

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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