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美國軟實力

——與約瑟夫•奈爭鳴，兼論建立中國軟實力的若干基本思路

 鄭彪

軟實力，是美國約瑟夫•奈提出的一個新概念，卻是新瓶裝老酒。軟實力，通常也叫文化軟實力。而文化，歸根結蒂需要歷史積淀，這原是中國的傳統優勢。近代西方統治世界是靠暴力崛起，不是靠思想、宗教和價值觀的優越，這是亨廷頓去世前幾年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很坦率地承認的。近代西方基督教文化主要是在近幾百年中，在深入吸收其它文明基礎上在基督教框架中整合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而最終形成的，歷史的積淀不足。19世紀西方靠暴力建立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并不講什么軟實力，只講利益，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有一句最厚顏的話叫做“英國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進入20世紀西方總體上開始衰落，資本主義全球化破產，又在幾十年里出現社會主義全球化趨勢，西方光靠硬實力已經玩不轉，于是有冷戰、和平演變戰略，軟實力較量才提上日程。1991年世界變局以后，西方剛呼喚過“歷史終結”，很快發現不但歷史沒有終結，世界多極化和亞洲復興的歷史趨勢加快，而且美國更加衰落，光靠硬實力已經根本玩不轉。這是美國智庫提出軟實力概念的大背景。但是由于美國缺乏真正的軟實力，加以歷史文化基礎不夠，又言行不一，至今未見其有系統的軟實力理論問世。 

軟實力，英文soft power，譯成軟實力或軟權力，與原意不盡相符。奈的原意，更接近“軟的強制力”。奈認為，軟實力或軟權力，也叫“同化權力”（cooptive power），還說，軟實力指影響力，吸引力，“權力是實現自己目標的能力。更確切地說，它是影響他人和達到自己所期望之目的的能力。”“軟的強制力”，這個概念的內涵和原意純屬西方文化——硬強制不行就軟強制。中國使用這個概念需要剔除這個含義，著重于“吸引力”。奈又提出“聰明力（Smart Power）”，我國又譯為“巧實力”，雖然簡潔，不夠信、達，包括譯為“聰明力戰略”都不夠理想。smart有“靈巧的、精明的、狡猾的”意思，其基本含義為“精明實力”，相對于希拉里抨擊布什政府用了許多dumb power即“蠢實力”的概念，dumb是美國俚語“笨蛋”的意思。奈所說的“聰明力戰略”或“精明實力”的含義是硬勢力與軟實力的結合，其提出的基本背景是美國衰落，硬實力消退，而不得不在“軟實力”、“巧實力”上做文章。西方認同的是“均勢”（balance of power）理論，也是實力理論。

軟實力概念一經提出，便引起國際關注，是因為觸及了當代國際政治中重大而敏感的根本性問題，即人類文明轉型。奈的軟實力定義的長處在于揭示了它是什么，是政治影響力、吸引力。該定義的主要缺陷有二，一是缺乏人類道德高度和價值判斷，在奈看來，軟實力只“是影響他人和達到自己所期望之目的的能力”，流于“術”的層次。二是軟實力不光是影響他人，還有關系到本國自身能力的一面，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修齊”才能“治平”，也屬于軟實力的重要內容。西方文化專講對外（不對內）用力，沒有，也不講這一套，其實是一大根本性缺陷。不同國家的軟實力，必然有其相同和不同的形式，但高等的軟實力，一定要有道德高度、人類理想和遠大的政治目標。這也是中華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具有強大的軟實力之所在。所以，中國對于軟實力，需要重新定義。這里筆者嘗試表述如下：國際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軟實力，是一國以自身的文化和價值觀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在國際關系中爭取實現自身目標和影響它國的行為以達到本國所期望的目標的能力。中國軟實力是以中華民族的文化和價值觀為基礎的，首先是對自身用力的，對內的，表現為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復興偉業所做的努力；對外的方面，那不是刻意包裝的，是表里如一的，與人為善的，是追求和諧世界的；中國軟實力對外的一面，即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也是中國文化和價值觀的國際表現，當然需要維護自身的利益，需要達到自己的目標。這個的目標，不是自私的，而是“堅持把中國人民的利益同各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結合起來，秉持公道，伸張正義”（1）；中國軟實力之影響它國的行為，不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需要運用智慧和力量，有自己的國際準則，“中國決不做損人利己、以鄰為壑的事情”。（2）這樣，中國的軟實力就具有人類道德高度，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與西方的軟實力相區別，是真正的軟實力。而美國在國際上極力推行的民主和新自由主義之類，說到底是為了削弱對手，禍害別人，是一種欺騙力，破壞力，是一種“盜亦有道”，不是真正的軟實力。

人類欲擺脫危機，必須有光明高遠的政治理想為之引導，有強大的精神為之支撐，也才有真正的軟實力。作為人類領袖國群倫的國家，不能時時以私心私利為念，而必以人類大局利益為念，身體力行，才能占領人類道德高地，才具有根本的軟實力。軟實力的本質，首先是以德勝，其次以智勝；力是基礎，但是歸根結蒂不是以力勝。以智勝，也要以德勝為根本；“不戰而屈人之兵”，還不是軟實力的最高境界，本質上仍屬于“術”的范疇，即屬于文化結構第一個層次中的次一等的階梯。軟實力的最高境界，是以德服人，不是以智服人，更不是以力服人。以德服人，屬于人類文化結構最高層次的精神文化、道德倫理體系、價值觀層面。以德服人，也要以實力支撐。這些，都屬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義，非西方文化所知。奈給美國軟實力打90分，給中國打60分，深層原因在此。實際上今天中國需要的仍是義利雙行，王霸并用。這正是宋朝陳亮（1143-1194）所提倡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在特定歷史時期內需要“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從中長期看，則是一個“天將降大任于斯人”的問題。這個大任就是人類的前途，就是自古以來中國人的大同理想，現在叫共產主義。現在的玄機是，美國愈是加速衰落，愈是要用“G2”羈縻中國，中國如何把握時機，善于應對，乘勢而起，極為關鍵。但是這一切，要有高遠的人類理想，比中華復興還要高遠。中華復興只是中國近現代史提出的任務。復興之后待如何？還是追求世界大同。如果片面強調“韜光養晦”，不能“有所作為”，則既在咄咄逼人的對手面前露怯，又在國際上“失人”。而“有所作為”，則需要決心，需要智慧，縱橫捭闔，循序漸進，水到渠成。“天將降大任于斯人”與“韜光養晦”并不矛盾，前者是戰略，后者是策略；完整的策略是要在“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之間實現平衡，而不是有所偏廢。而且隨著時世的變化在兩者之間進行調整，而不能拘泥。

19世紀中葉以前的歷史證明，中國文化最具有“同化權力”，也是最具軟實力的，至少在東方是這樣。中國文化的同化權力，乃是對方自愿接受，自愿歸化，是一種文化的感召，不存在什么“軟的強制力”問題。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同化權力，是一種（相對的）高等文化所具有的真正的軟實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傳統文化所追求的“道”，孟子政治學說所追求的“何必言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的“王道”，是國際政治中的軟實力，至今仍有現實意義。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中“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追求建設“和諧世界”，乃是追求“道”，是一種“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仁道和人道，體現了軟實力。可見，中國所理解和追求的軟實力，是一種“天下為公”，而美國則是為私，兩者對軟實力的理解和追求，不是一回事，不在同一層次。正是在這里，表現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道德優勢，也是戰略優勢。這才是真正最強大的軟實力、領導力所在。否則，在其位，也領導不了，人家都是敷衍你，“貌恭而不心服”，有啥意思？中國有條件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但是中國需要時間，有人不想給。

建立中國軟實力理論，這個題目太大。這里只能提出若干基本思路,拋磚引玉，望各方面批評指正。

（一）融會古今，貫通中西，超越西方

   軟實力理論，由于中西文化、政治根本不同等原因，中國必須自主創新。融會古今，也是一種與時俱進，原本就是中國文化的性格。那種認為中國文化是守舊的停滯不前的文化，是誤解或不了解歷史。宋代的新儒家，明代的實學，清代的新學，20世紀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都是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里程碑。打通中西文化是中國近現代史提出的大題目，一百多來年中國人都在作這篇大文章。

后發國家認同的現代化是在文化上既保留民族自我，又實現現代轉型。近代中國船大難掉頭，但是文化上貫通中西，與時俱進的大方向一直沒錯。只是近100多年里全盤西化的干擾一直存在，而且由于社會主義建設歷史的曲折造成對西方文化和制度的認識有反復，表現在近20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新自由主義是西方文化衰落的回光返照。但是畢竟中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當前正在突破美國影響的瓶頸。總的說來，貫通中西這篇大文章還有待完成，認識上難免有反復，實踐上難免栽筋斗。毛澤東自嘲大躍進是“栽筋斗”，蘇聯、美國不是都栽筋斗？改革開放就一定不“栽筋斗”？特別是經濟學界不少人栽了筋斗，而且栽得不輕，這是不爭的事實。栽在哪里？關鍵在于被新自由主義思潮、西方理論、美國模式誤導。所謂被誤導，關鍵還在內因。栽筋斗的根本原因，從中西文化上說，就是“不通”。“不通”主要表現為兩點：第一，學習西方文化，首先要選擇人類先進文化，20世紀初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那是人類先進文化，這次美國金融海嘯表明，馬克思主義至今仍是21世紀人類的先進思想理論；而20世紀末美英等西方國家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浪潮，是落后文化，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錯誤思潮，所以折騰一陣以后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國已經徹底破產；第二，學習一切外國文化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而不是照搬外國經驗、外國模式，而90年代以來中國流行照抄西方經濟學，實踐上流行照搬美國模式，造成了眾所周知的后果。中西文化上不能貫通，如同中醫理論說“不通則痛”，一“痛”，人民群眾反對，社會矛盾激化，就栽了。

（二）關鍵要敢于對西方反彈琵琶

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學習西方，目的在于趕超，超越西方。歷史證明中國有這個能力，這也是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多有期待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國的成功經驗表明，中國的現代化不能走西方的老路，而是要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走自己的路，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對西方反彈琵琶。

傳統文化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智慧寶庫。中國人善于反彈琵琶，自古就善于出奇制勝、以弱勝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華智慧的當代政治成果。所以，“世界對中國有特殊的興趣”（薩繆爾遜語），這是有文化根源的。正因為中國有文化自信，不聽邪，才敢于對西方反彈琵琶，也才有今天。中國革命成功，不僅是對國民黨政府崇拜的英美模式，而且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蘇聯經驗反彈琵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能夠堅定不移，雖然卷入世界經濟危機，畢竟沒有如同一些其它國家那樣落入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圈套，得益于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也得益于政治上堅持了中國式思維。其實反彈琵琶也是近代國際成功經驗。日本的成功經驗也在于既學西方，又不照搬西方，甚至還學蘇聯計劃經濟。沙俄追隨西方幾百年，到20世紀初仍然附英法資本的尾翼；而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不到30年就一躍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得益于走社會主義道路，對西方反彈琵琶。可惜后來的蘇聯人見不及此，這些年俄羅斯人終于醒悟。其實每一種文化都如同一個人，都有性格。西方文化的性格就是你拍他馬屁，絕不會討好，他一定鄙視你，欺負你；你抽他一嘴巴，滿眼冒金花；踹他一跟頭，滿地找牙，他反而尊敬你，佩服你。西方是實力文化，這是文明進化不夠的表現。毛澤東其所以有極大的魅力，也在于他諳熟中國歷史文化，又能看透西方，敢于也善于對西方反彈琵琶，西方人反倒對他敬畏有加。

歷史證明，中國一味擺脫傳統的羈絆已經導致百年來在不小的程度上失去自我，回歸傳統不是復古，而是為了開拓新路。開拓新路，需要融會古今，貫通中西。如此，才可言開拓，才能言超越。

（三）確立中國標準，創建中國學派，推出新一代中國學者

一部中華文明史和近代世界文明史證明一個事實，就是學術引導政治；另一方面，政治也需要學術，影響學術，發展學術；或利用學術，壓制學術，取締學術。軟實力的基礎是學術力，核心是思想力。美國之強大，也在于重視學術力（干壞事也需要學術）；前蘇聯強大時期，學術力也相當可觀。但是什么是適合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真正的學術力，這其中大有文章。

提高中國學術力、思想力，最根本的途徑在于創建中國學派，為此需要確立中國標準，推出新一代中國學者。確立中國標準，需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確立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科研評審制度。改革開放以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審主要是政治標準、意識形態標準。其實，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確立必要的政治標準和意識形態標準，這一點并沒有錯。在美國和西方國家，這方面也有自己的政治標準和意識形態標準，諾貝爾和平獎是什么標準？剛剛鬧了個“國際玩笑”。問題在于，在極左路線下，政治和意識形態標準被扭曲，而且成為唯一的標準，壓制了真正的科學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產生了另一種傾向，表面上政治標準、意識形態標準逐漸廢除，實際上是流行西方標準。大量引進西方科研評審方法和制度，不僅推動了西方思潮在中國泛濫，實際上是推動了另外一種政治標準和意識形態標準，并且將學術界的西化思潮加以制度化，制度化的一個后果是推動了社學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思維的西方化，特別是美國化。這實際上是美國的思維霸權、話語霸權在中國的表現。創建中國學派，喊了多年，沒什么效果，科研評審制度等制度約束導致思維美國化是一個重要原因。思維獨立才能學術獨立，學術獨立自主，關系到國家的獨立自主。改革科研評審制度，關鍵是要確立適合中國需要的評審標準，這是學術發展的指揮棒和生命線。創建中國學派其所以沒有效果，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制度支持，特別是科研成果評審制度。

人是文化的載體。現在呼喚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歸根結底要出象樣的當代中華人物，否則就是空話。無法想象一個精神矮化、缺少各領域杰出人物的民族能夠成為世界大國。綜合國力的競爭，說到底就是人的綜合素質的競爭，首先是高層人才特別是各領域領袖人才的競爭。而思想領袖其實是領袖的領袖，政治家和企業家往往意識不到這一點。

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不僅是繁榮群眾文化，這當然非常重要；但是中華復興歸根結蒂是要靠不斷涌現出高層次、高素質的人，現在沒有大師，可以忍耐一時，不能老是沒有大師。代表民族國家級別的具有大胸懷、長眼光，大視野、大本事、大作為的思想家、政治家、學問家、企業家、軍事家、外交家，總之各個領域都要不斷涌現出具有世界級文化競爭力的人物。中國歷史上最不缺的就是優秀人物，歷史上每一個時代都有形形色色的優秀人物，而且愈是亂世，愈出人物。只靠西學出不來這樣的人物。

注釋：

（1） 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人民日報》2007年11月25日。

（2）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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