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化的崛起

——再論21世紀的新道學文化戰略

胡孚琛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

內容提要：新道學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第三次重構。它以對道學這一全人類共同的原生態文化進行綜合創新和現代詮釋為基礎，吸收儒學、佛學中的合理因素，將西方現代文明的精華接納進來，與中華文明融會為有機整體，創立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華、有時代精神的新道學普世文明，以解決全世界共同面對的問題。這是21世紀人類唯一可行的文化戰略。

      在2001年北京召開的第12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上，筆者發表了《21世紀的新道學文化戰略》一文[①]，綜合中西各種異質文化的精華對古老的道家文化進行了綜合創新與現代化詮釋，以解決全世界共同面對的問題，稱之為人類21世紀唯一可行的文化戰略。這一學術觀點能否被世人所接受，并成為各國思想家主導的信念，有待于人類激發一場真正的意識革命，樹立起全新的文化視角。這種全新的文化視角不僅同西方社會興起的后現代主義思潮相呼應，而且要從悟道的廣闊視野和最高境界去體認。人們終究會認識到，全人類的各種異質文化本來是從同一個原點起跑的，道學的生態文化是人類最初的文明，也必將是人類最后的文明。

                          （一）

      道家之學，實質上是一種原始反終、探賾索隱、極數研幾、藏往推來、鉤深致遠、窮神知化的學說，其思維方式在于“執一統眾”。“一”是“種子”，是“基因”，是“原型”，宇宙中的萬事萬物都以“一”為“模本”展現某種歷史系列，因之世界上萬事萬物本質上存在著同一性。

      世界上的男人、女人，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表面看來千差萬別，但從分子生物學的角度觀察他們的遺傳基因（gene），特定核苷酸排列次序的差異卻微乎其微。看來人類個體之間的差異是表象，而共性卻是本質。令人驚奇的是，各色人種自受精卵開始，在子宮中十月懷胎，其胚胎發育都要重演36億年（特別是近2.3億年）生物進化的歷程，重復從單細胞生命體，到水生多細胞生命，到魚類，到兩棲類，到爬行類，到攀緣類，到古猿，到人的進化系列，這就是人類胚胎的重演律。胎兒自出生后，又從會哭，會爬，會站，會走，會說話，重復人類身體和智力進化的歷程，這是人類個體生理和心理發育的重演律。

      其實人類不同民族、國度的異質文化也是一種生命體，也有相同和相異的“文化基因”，也會像生物那樣形成各自的“文化生態群落”。在整個地球上，水、空氣、石頭、土壤等存在物都有物質的同一性，這在自然科學上已無疑義。地球上的植物、動物也存在同一性，都受生命科學規律的支配，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再進一步，地球上東西方各色人種，其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規律也是同一的，可以按同一原理用醫藥治療身體的疾病或用音樂調整心理的情緒。他們可以雜居，可以共事，可以通婚，也可以適應不同的文化環境，由地理環境造成的膚色、體質、習慣等差別僅屬于次要地位，這在學術界大概也不難理解。曾以“元素周期律”揭示宇宙間物質普遍聯系的俄國科學家門捷列夫在《1870--1871年日記》中寫道：“科學就是在探索共同的東西中形成的！”[②]當前各國學術界對地球上的自然生態存在同一性尚能理解，但對地球上的人文生態也存在同一性卻缺乏認識。實際上，人類各異質文明的不同民族不僅在發生、形成和社會進化的歷史上存在同一性，而且地球上這些民族各自形成的傳統文化也都含有相同的文化基因，在本質上是同一的，由自然環境和社會歷史所造成的差異僅處于次要地位。文化人類學的研究證明，地球上人類分布的不同部落都曾有過語言和文字的始創階段，都曾經歷過石器時代，都曾有過漫長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社會。人類初始的文明就是新石器時代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巫史文化，人類的童年都是在天人合德、人神交通的原始宗教中度過的。人自胎兒、幼童到少年，也會重復人類文化的進化歷程，這是一種人類心智和文化的重演律。因之，由原始社會遺留給人類文化基因的普遍規律可以斷定，以人為的手段消滅宗教的思想和圖謀是一種自欺欺人的狂妄行為，人世間所謂“徹底的無神論者”是不存在的，任何人都無法消除自己在進化史上與生俱來的宗教情結（complex）和天人合一、人神交通的心理原型（Archetype）。

     人們一般將“文明”作為與“野蠻”相對立的人類進步狀態，并與“文化”混為一談。嚴格講來，“文明”和“文化”的概念稍有區別。人類脫離動物的野蠻狀態，歷經大約200萬年的進化，萌生了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的形成是以原始人與自然界爭奪生存權的集體活動和自發的原始宗教信仰為核心和先導的，世界各地的考古發現都能證明這一點。中華民族的古老文化大約發軔于距今數十萬年以前的有巢氏、燧人氏時期，人類有了居住巢穴，發現了“火”的用途，在數十萬年的漫長進化歷程中，有了語言，也就自發地產生了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宗教。大約距今八千年前，中華民族的先民進入了以新石器時代文化為標志的原始社會，考古學家已經發掘出大量人類遺跡和遺物資料可以描述中國文化初期的軌跡。我曾借用亞里士多德的“動力因”觀念，將人類發展的歷史按“社會動力學”分為體力、神力、德力、權力、財力、智力，再到德力逐次演化的幾個歷史發展階段。須知這種社會動力學說并非是一種命定的歷史哲學，因為具體的社會動力往往是多元的合力，且不同民族的歷史進程也有差異。體力社會尚處于動物階段的蒙昧時代，原始人完全受自然生態規律的支配，中國先民是在有巢氏、燧人氏以來具備生存的保障后才進入神力社會的。神力社會有宗教而無哲學，非理性的信仰壓倒理性思考，故僅有“文化”出現卻沒形成獨立的“文明”體系。文明進步的標尺是人類的理性思維，包括人類對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反思，文明是以語言、文字等抽象信息載體的使用為標志的。中國在五千年前發展到文明社會初期的三皇時代（伏羲、神農、黃帝），人類從非理性的宗教信仰逐漸轉入理性的思考，“文化”開始成為人類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原動力，道學文化發軔奠基，遂由神力社會進化到德力社會。伏羲氏為漁獵和畜牧業部落酋長，開始制作象形文字，至神農氏則興起農業文明，發明了醫藥；黃帝軒轅氏則可服牛乘馬，訓練士卒，能耕能戰，撫四夷，和氏族，制禮樂，明職官，發展了氏族原始宗教的巫史文化。新石器時代巫史文化的高度發展，已具備了原始的禮樂習俗。原始部落在生活、婚姻諸方面的宗教禁忌，為自然之禮儀；祭祀、交際諸方面的歌舞、音樂，有調和氏族成員相互關系的作用。這種原始的禮樂習俗，本身就是當時巫史文化的信息載體，是一種無聲的語言，它成為一種文化基因留存下來。三皇時代的德力社會是一種原始共產制的氏族社會，實行沒有階級壓迫的民主制度，部落酋長作為“王”僅為社會承擔責任而不享受特權。老子《道德經》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78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17章），就是這種德力社會的真實寫照。在這種原始共產制的社會里，“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3章），“以道蒞天下”（60章），“以百姓心為心”（49章），“其政悶悶，其民淳淳”（58章），道學文化占據主導地位。三皇時代是中國道學文化開宗立基的時代，這種原始共產制的氏族公社并非生產力低下到沒有剩余產品，而是剩余價值全充作公益事業，當時的禮樂儀式皆發乎自然之習俗，實質上是德的體現，道在社會上可不待語言而傳，為中華民族奠定了深厚的道學文化基因。原始社會的文化是一種自然生態文化，人和自然界融為一體，人類社會也處于一種自然狀態（“百姓皆曰‘我自然’”）。而后歷史進入五帝時代（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因素逐步被社會因素所取代，“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38章)，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過渡，道德逐步淪落。五帝時代中國進入洪水時期，各部落在治水中父權上升，巫史文化中的自然禮儀體系也逐步轉化為社會禮義體系，即轉而體現“仁”和“義”的內容。夏、商、周三代時期，原始共產制的民主社會逐步解體，父權家長制的階級關系形成，中國由德力社會轉化為權力社會，儒家文化遂取代道家文化成為維系父權家長制的意識形態。夏、商、周三代華夏民族開始形成，奴隸制的剝削壓迫日見殘酷，至周代早熟為封建宗法社會。周公制禮作樂，進行了一次空前劇烈的原始宗教革命，創建了維護父權家長制的政治等級禮樂體系，將五帝時代的社會禮儀轉化為君臣等級人身依附關系的政治禮儀，這就是后世儒家的禮教。由戰國而至秦代，在周代開創的封建宗法社會中又建立起家長制的官僚專制政治體制，這種官僚政體的社會制度之所有目標都在于維護君主和官僚階級從中央到地方“家國一體”的特權，儒家的禮教遂占據國家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中國的權力社會延續了數千年，清朝滅亡之后又向西方資本主義的財力社會靠攏。在財力社會中，經濟是社會結構的基礎，生產力是促進社會發展的最活躍的因素，在政治、經濟、文化諸要素中，經濟要素是具有決定意義的。當代世界的前鋒已由財力社會轉化為智力社會，代表人類智慧結晶的現代科學技術早已成為社會歷史發展的杠桿。隨著上個世紀末西方社會后現代主義新啟蒙運動興起，唯科學主義及工具理性萬能的弊端日趨暴露，老子的道家文化遂成為世界各國學者研究的熱點，文化再次成為社會歷史發展驅動力的事實日益顯現在各國學者面前。這迫使不少國家政權在施政綱領上不得不從“以政治為中心”轉移到“以經濟為中心”，然后再發生向“以文化為中心”的嬗變。當人類邁進21世紀，全世界出現了從智力社會再向德力社會回歸的契機，德力社會就是以新道學文化為主導意識形態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文明是一種自然生態文明。

      日本學者藪內清教授曾經指出：“在世界上，與中國同樣建立了古老文明的地域有埃及、中東、印度河流域等，然而無論哪一種文明，都早在二千年前就滅亡了。沒有一個能像中國那樣，使同一民族及其文明保持到今天，中國文明的產生真可以說是世界的奇跡。”[③] 我們如果把世界上各種異質文明看作是“文化生態群落”，那么中國、古埃及、古印度、巴比倫的文明都是“原生態的文化”，是世界上的第一代文明；而歐洲文明則是“次生態的文化”，是第二代文明；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文明只能是移植的“再生態的文化”，是第三代文明了。世界上一些獨立發展的原生態文化滅亡，多是由于游牧民族的摧殘，海盜的入侵，自然災害迫使民族遷徙，強勢文化的征服和同化，宗教戰爭的襲擊等原因。以上原因導致原生態文化群落被砍伐，必然使文化生態發生斷裂和突變，從而改型為次生態或再生態的文化群落。在21世紀，世界上僅有中國還保留著這種原生態的第一代文化群落；只有中國文化生態群落之變異是一脈相承的自然發展的過程，其文化傳統沒有中斷，因而中國文明是“純種”的，其初生階段的文化基因得到完整保存。這樣，中國文明為全世界保留下一個典型的原生態文化群落的樣板，而西方的次生態文化群落卻是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特例，因之從研究中國文化發現的規律必然具有對世界上各種異質文明的普遍適用性。

      考中國三皇五帝時代的新石器文明，決非僅集中于黃河中下游地區，而是在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燕北地區乃至東南沿海地區，都有發現。這說明，中國、印度、西亞、北非洲等世界各地原生態的文化在起源上本來是同步的，中國境內的原生態文化之起源也是多元的。人類的出現已有200萬年的歷史，大約在距今一萬年左右，地球上的人類突然各自在同一個原點上起跑，不約而同地創立了頗具道家色彩的大同小異的原始宗教，這應是歷史的事實。然而為什么早在二千年前世界各地這些原始道家類型的原生態文化都相繼滅亡，僅有中國文明能獨立延續下來呢？推其原因，其要有三。一是優越的地理條件：中華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北面是長年冰封的西伯利亞荒原，西面和南面環繞著大漠荒沙、高聳入云的昆侖山、阿爾泰山及號稱世界屋脊的喜馬拉雅山，東面是浩瀚無際的太平洋。在這個遼闊的區域內，從北到南橫貫著幾條平行水系，滋潤著這片沃土。這種特定的自然環境為我們的祖先設下了天然的安全屏障，準諸《禹貢》等古地理文獻，可知中華民族的先民早就在這個廣大的區域實現了大一統的農業文明，沒有被世界上強悍的游牧民族扼殺在搖籃里。二是優越的經濟條件：考古發現證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農業文明的國家之一，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的先民早就以谷米、高粱和稻米為食，并發展起穩定的馴養家畜、植麻養蠶和家庭手工業。農業遠比漁業和游牧業收入穩定，且生產周期長，需要人口的定居，這又帶動了房屋建筑、市場貿易，并促進了青銅器和鐵器的早期普遍使用。中國地大物博，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和自然生態資源，發達的農業經濟必然促進大一統民族的提前形成和政治上的穩定。世界上幾次游牧民族大遷徙，皆是從中國北方向西直達歐洲平原。游牧民族不能南侵毀滅中國先進的農業文明，并非由于地理障礙，而是由于中國的農業文明具有強大雄厚的實力所致。其實中國歷史上一直沒有停止過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爭，而且中華民族在形成過程中也融匯進不少游牧民族的血液，這說明地理環境的優勢僅是次要因素，早成熟的農業文明與其經濟實力才是根本原因。三是優越的文化條件：中國為什么能在八千年至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時代就能在這樣遼闊廣大的區域內將上萬個部落整合成大一統的部族，又較早地發展起先進的農業文明，其深層原因正在于早期文明的優勢。我們曾把非理性的宗教信仰作為“文化”的先導，并把理性思維作為衡量“文明”進步的標尺，而人類的頭腦是靠詞語、概念的抽象進行理性思維的。因之，語言、文字等表意系統的出現和廣泛用為交換信息的載體是人類文明的標志。除了語言和文字之外，中國先民還有一套更古老的表意系統充當交換信息的工具，那就是原始宗教中自然形成的禮樂程式。先民將樂與禮相配合，形成發達的禮儀體系，通過表情、動作、音樂等程式的復雜變換，成熟為一套象形的表意符號系統。鄒昌林先生對此有精到的研究，他說：“禮儀具有表意功能，這是現代文化人類學普遍證明了的。但是，在任何民族中，都沒有把禮儀的表意功能發展到能與文字相媲美。因此，在任何民族中，禮儀都不能取代文字。但在中國古代，則是例外，禮儀發展的完備程度，基本可與文字媲美。這就像今天啞語中的手勢可以代替語言，電影可以再現生活一樣，禮儀在古代，也可以成為傳授經驗、交流感情、儲存信息的工具。”[④]五千年前伏羲氏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作《易》八卦，應為中國象形文字之始。其實中國古老的象形文字，就是對原始宗教中自然禮儀形象的描畫。禮儀既被符號化為文字記錄，使之代替“結繩記事”成為信息儲存的手段，禮儀本身的表意功能也就逐步被文字取代了。

     根據新道學的理論，宇宙間萬事萬物都統于“一”，“一”又分化為萬事萬物，因之全人類的各種原生態的異質文化必有其同一性。從石器時代的遺存看，地球上東西方各民族的先民制造的石器幾乎沒有什么兩樣，這說明全人類社會進化和文明形成之初確實都是從同一個原點起跑的。人類的舊石器時代長達200萬年，新石器開始的時代距今也有八千年之久，在這期間形成的原始共產制的母系氏族公社原始宗教巫史文化，就是人類文明的原點。在這期間，世界東西方先民都創造了自己的禮儀、語言和文字，而這些禮儀、語言和文字應該是相似的。就文字而論，人類各民族的文字不外拼音文字和象形文字兩途，這兩類文字的差異大概是造成東西方各民族傳統文化差別的最根本的要素，因為文字比語言更能影響人的思維方式。考察古巴比倫人、蘇美爾人、埃及人、瑪雅人的文化遺存，乃至歐洲的古代巖畫遺跡，都說明那里的先民也曾嘗試使用過象形文字。再從這些巖畫、墓葬圖案分析，大多是對先民原始宗教禮儀的描繪和標記，這說明世界各原始部落的原生態文化不僅采用過象形文字，而且都流行過原始宗教的自然禮儀。母系氏族公社的禮儀是一種協和萬邦的禮儀，是道學文化“中和之德”的體現。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語言雖然五花八門，但人類在語言發生學上必有其同一的規律性，因之世界各國語言可以通譯。中國古書中有“閼逢”、“旃蒙”、“攝提格”之類多音節單純詞，歷代注家多不能解，我推測中國原始部落先民的語言最初也如英語、法語、俄語那樣采用過多音節詞語。中國先民的語言，是隨著象形文字的發明和推廣而逐步進化的，由五合音、四合音演變為二合音，終于進化成世界上最簡潔的單聲字的語言。而今中國各省的方言甚至比歐洲不同國度的語言差別還要大，僅廣東省的四種方言（廣東白話、客家話、閩南話、海南話）之間的差異就如同華語、朝鮮語和日語。中國古代的先民要使用拼音文字，就必須首先統一各部族的語言，這在幅員遼闊的中國是難以辦到的，因而只能采用各部族都便于識別的象形文字。中華民族是一個統一較早的混血民族，它能將這么多說不同語言的部族融合為一體，并將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記載下來，漢字起了關鍵作用。可以說，漢字是人類唯一保存下來的象形文字，它對平衡人的視覺、聽覺和左右腦的功能，開發人的智慧和藝術才能，訓練人的思維方式有著不可取代的優點。中國三皇五帝時代的文化是原始的道學文化，它為人類留存下大同社會的文化基因。正是由于中華民族的先民在地理上、經濟上、文化上這些得天獨厚的優勢，才使中國原生態的文明能延續到今天，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跡。

       人類文明起源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共產制社會，這種民主的大同社會一直延續到新石器時代的末期。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道學文化是人類所有文明的原點，它的原始共產的民主制度作為文化基因成為人類潛意識中最崇高的社會理想，它的天人合德、人神交通的思想成為人類文明的最高境界，它的人類與自然界和諧互動的價值觀成為人類最偉大的自然生態智慧。

                              （二）

      各民族的傳統文化首先是一個歷史范疇，它是這個民族在發生和發展中所有物質的、精神的、社會的多層面的完整復合體，是其生存方式、思維方式、創造方式、信仰方式、感受方式、表達方式、道德習俗的歷史積淀和知識系統，它代表了這一民族的價值取向和潛意識中的社會心理趨向，鑄造了最核心的民族性格。我們把各民族的文化生態群落分為原生態文化、次生態文化和移植的再生態文化，目的僅在于描述這些異質文化的特征乃至探索世界上的文化運動規律，并非想作彼此間優劣的評價，因為顯而易見某些移植和雜交的文化群落也必然會形成某種生態優勢。其實僅就原生態的文化群落而論，全球從地域分布上也有自北向南靈性逐步增加的趨勢，地球的北端多以冷靜的理性思維為特色，地球的南部卻帶有較多靈性冥想的色彩。現在歐美等西方的文化群落形成一種實用主義的理性分析模式，中國、日本等東方的文化群落則保持著有機整體的經驗主義傳統，南方的拉丁美洲、印度、非洲乃至阿拉伯的本土文化群落卻帶有超驗的泛靈論的神秘傾向。地球上各種異質的文化生態群落不僅在地域上呈現某種分布的規律性，而且幾個重要文化群落的演化在時間上也有某種同步的呼應。據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和帕森思（Talcott  Parcons）等人的研究，發現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內的“軸心時代”，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這四大文明都不謀而同地先后經歷了“哲學的突破”（philosophic  breakthrough），從而產生了以色列的先知，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印度的釋迦牟尼和中國的老子、孔子、墨子，使這四大古代文明各自提升到人類智慧的新境界。更為有趣的是，當西方社會在15世紀至17世紀由文明復興誘發工業革命的時候，遠在東方閉關鎖國的中國晚明社會竟然也萌發了以“白銀貨幣化”為標志的市場經濟。如果市場擴大到世界范圍，貨幣經濟化必然也能促使中國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可惜這種歷史過程由于滿清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中斷了。各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有自身發展演變的歷史，這些不同的演化史保證了各種異質文化自身的同一性，并由此形成世界上異質文化的多樣性。地球上的文化生態群落是不能拒絕多樣性的，如果把多樣性變成單一性，就像整個地球上僅剩下單一的植物，是無法保持生態平衡的。毋庸諱言，地球上這些多樣性的文化群落在生態上確有強弱之分。判別一種強勢文化生態群落的標準是，它首先必須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活躍的“生命力”；其次是它應該具有使整個民族向心的“凝聚力”；再則它必須具有對其他異質文化的強大“同化力”和在新的領地上旺盛的“繁殖力”；另外它還必須隨地球環境變化具有自我改造的“創新力”，能汲取其他異質文化的優勢引導人類開拓前進。強勢的文化生態群落必須是一個不斷吸收“負熵”的開放系統，它能融匯多樣性的異質文化且不以自己單一性的文化取代這些文化群落，同時還要引導人類回歸生態文化的原點。下面，我們具體剖析地球生態園中幾種主要文化群落的特征，從而尋找強勢文化運動的規律。

      由于中國傳統文化是世界上唯一遺存下來的原生態的文化群落，因之中國的歷史含有世界其他民族所沒有的重大特點，就是自始至終頑固地保留著氏族父權家長制的專制傳統。中國的氏族公社在向階級社會過渡時沒有像古希臘民族那樣經過充分的社會動蕩使氏族解體為城邦民主制，而是利用氏族血緣關系的紐帶早熟為宗法家長制。在這一歷史轉變關頭中國非但沒有像西方社會那樣拋掉氏族組織的外殼，反而利用殘留下來的氏族公社經過家庭公社轉化為農村公社，使之成為剝削宗族奴隸和農奴的基層社會組織。此后的官僚政治體制亦是繼續強化和擴大氏族的血緣網絡，將家族當作社會的細胞，形成“家國同構”的政體。盡管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新生階級力量不斷更替掌權改換著中國的國體，但父權家長制的專制政體始終沒有改變。中國文化的這種父權家長制的傳統是自周公徹底改造原始道家的自然禮樂開始的，從此為中國儒家的禮教統治奠定了基礎。周代的禮教文化群落在自身的演變史上又出現過兩次重構。第一次重構發生在“古今一大變革之會”的春秋戰國時期，大約歷時550年，周代原始宗教（禮教）的巫史文化被“突破”，提升出道家、儒家、墨家、法家諸學派，奠定了以儒家文化為表層結構，道家文化為深層結構，融匯諸子百家的文化格局，出現了大一統的秦漢王朝。孔子的儒家文化又為禮教確立了“神道設教”的政治傳統，使統治者倡導的意識形態從此具備了泛宗教的信仰特征。中國封建社會占統治地位的儒家禮教文化在政治上有其“政統”，在學術上有其“道統”，以政教合一為特色，因之數千年來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上都難逃“一治一亂的循環之局”。中國文化的第二次重構發生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近400年間融匯進了多種游牧民族富有生機的野蠻文明并接納印度的佛教進入中國，形成了儒、道、釋三教分立而又互補的文化格局，出現了開放、強盛的隋唐王朝，中國成了世界上東方文明的中心。歷史上這兩次文化革新和重構雖然都是以維護君權專制的官僚政治為中心進行的，但都使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得到加強，傳統文化的精華得到提煉和凈化。直至宋代，中國文化沿著維護君權專制的路發展到頂峰，發明了火藥武器、雕版和活字印刷術、指南針和航海造船術，制造出精美的瓷器、紡織品和多種工藝品，在冶金、建筑、橋梁、農業、水利、天文學、數學、礦物學、地理學、醫藥學和養生學、內丹學諸領域都取得輝煌的科學技術成果甚至達到世界領先的地位。宋代以來占統治地位的儒學文化將道家思想的源頭活水閹割殆盡，成為維護君權禁錮人心的工具，在達到頂峰后逐步僵化失去活力并開始步入文化專制主義的歧途。此后中國文化雖因蒙古族、滿族兩次游牧文化入侵乃至明代日本海盜文化（倭寇）的騷擾延緩了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但仍以其巨大的“同化力”實現了中華民族新的大融匯并保障中國文化的根基沒有中斷。中國大陸及周邊國家和地區形成的儒家文化圈（包括北朝鮮、韓國、越南、日本、臺灣、香港、澳門、新加坡等）君權專制的社會制度延續數千年不變，特別是中國大陸被視為是“超穩定的永恒帝國”，其真正原因并非是儒家文化特別優越，而是因為中國文化是一種保留著道學文化根基的原生態文化群落。

      道學文化是母系氏族共產制的大同社會形成的人類最古老的文明，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盡管周文王、周公旦、孔子、孟子倡導的父權家長制儒學文化后來占據統治地位，但每到國家和民族危難之際仍有不少拯危扶顛的民族精英到道學文化中汲取再生的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亡而復存、衰而再起的根本原因。何況中國文化在歷史上曾經呈現儒、道、釋三教互補的結構，統治者以儒守成，以道達變，以佛治心，這本身就是一種超穩定的文化結構。必須指出，以儒家文化為支柱，以維護君權為核心的家長制官僚政治是中國文化的毒瘤，也是現代科學和民主政體沒有在中國首先發生，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的真正原因。[⑤]在儒家文化圈內，這種家長制官僚政治體系實際上是一種由改朝換代因時而生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很難形成現代意義的政黨，也并不能真正代表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團的成員由于日益異化于民眾之外處于岌岌可危的恐懼之中，相互間殘酷的爭斗使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失去保障。在國家危難之際，他們往往不惜出賣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以維持自己的執政地位，清末以來執政的小朝廷同俄羅斯、英國、日本、美國等列強簽定的那么多割讓領土的不平等賣國條約就是鐵證。近世以來，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無一不打著代表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幌子粉飾自己的家長制官僚政體及其在政權私有化的小圈子里傳宗接代的權力承傳程序，實際上在這種政體下人民并無參政權利，特權階層的存在必然出現“上下交爭利”的官場腐敗和邪惡風氣，為維護少數特權階層既得利益的官僚政治集團在現代社會已失去執政的合法性。1840年鴉片戰爭和1900年英國、俄羅斯、日本、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中國的大片領土被俄羅斯、英國、日本、美國侵占和肢解，周邊國家的儒家文化圈也分崩離析，延續數千年的儒學文化及其家長制官僚政治的弊端被充分暴露出來。面對西方工業社會的強勢文明，中國儒家的農業文明顯然缺乏時代精神，在生命力、同化力、創新力諸方面已相形見絀。因之，自19世紀末至今的100多年，中國文化開始了第三次重構，估計在21世紀后期可以初步完成新的文化建構。中國文化第三次重構的正確目標應該是，一要徹底割除家長制官僚政治的毒瘤；二要像歷史上接納佛教那樣將西方現代文明的精華及其歷史根基接納入中國，同中華文明融匯為有機整體；三要創新儒學和佛學，并向老子、莊子、列子、文子的道學文化回歸，在新的基礎上形成道學、儒學、佛學和西學的互補結構；四要進一步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華，創立有時代精神的新道學普世文明，作為人類在21世紀唯一可行的文化戰略。中國文化的重構對于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創新力和同化力，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并促進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團結，適應全球一體化的世界潮流，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古希臘、羅馬時代興起的歐洲西方文明，由于缺少自己母系氏族公社文化的文字記載，故對自己文明的起始點淡忘了。由于歐洲先民沒有保存下古老的象形文字記錄，3000年前才由腓尼基人創制的拼音文字無法追溯到上古時期的歷史事件，致使歐洲人連大約4000年前在不列顛建立圓形石林或在克里特建立克諾索斯城的文化背景都模糊不清。某些持“西方文化中心論”和“西歐種族優越論”的學者往往認為西方文明源于閃族和雅利安族，并特別把雅利安族作為西方文明的原動力，其實這些游牧民族根本不可能建造人類的任何文明。歐洲文化開端于古希臘、羅馬、日耳曼和希伯萊人的民族傳統是毋庸置疑的，歐洲文化只能是一種次生態的文化群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說：“希臘人，在他們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已經站在文明時代的門檻上了；他們與上述美洲部落之間，橫著差不多整整兩個很大的發展時期，亦即英雄時代的希臘人超過易洛魁人兩個時期。”[⑥]希臘人的歷史記憶正是從他們的“英雄時代”開始的，在這之前的歷史已經湮沒在神話故事里。在荷馬史詩《伊里亞特》、《奧德賽》等文獻中記載下來的僅是父系氏族公社解體時的戰爭記憶，這些英雄時代為個人榮譽而報復和復仇的惡的鏈條構成了歐洲人潛意識中的文化情結。希臘悲劇中的英雄人物先是邁出自信而成功的步伐，而最終又沿著同一條路不可逆轉地走向淪落，這注定了歐洲的西方文明迅速興起的智慧和輝煌，并在輝煌之后再吞食自己釀造的苦酒。在20世紀歐洲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看作這種父系氏族公社文化解體的惡夢在歷史現實中的再現。歐洲人善于從理性的高度搜尋宗教和神話中的文化基因，并將它引入哲學領域，從而在悲劇中追求再生的智慧和美感。歐洲在近代的“文藝復興”運動雖然僅能返回到古希臘、羅馬時代去尋根，但也使西方文化將多種文明精華凝聚在一起，其中包括古希臘的理性邏輯思維方式與由此形成的自由、民主、科學傳統；古羅馬的公民身份觀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由此形成的法治傳統；希伯萊人的宗教信仰及由此形成的基督教倫理價值觀念。基督教的上帝是以人為中心的，于是人權思想始終是歐洲文化的核心。加爾文教派激發的勤勞、節儉、誠實、紀律等清教徒倫理價值觀念，使資產階級勃然而興，現代科學技術成為改變人類命運的主導力量，西方文化走向輝煌就有了歷史的必然性。然而基督教中耶穌化身的觀念遠不能彌補氏族社會原始宗教中先民對神靈的敬畏和天人交通的情結，耶穌是一位歷史人物，半人半神的化身終究是以人為主體的。特別是達爾文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學說使人們很難相信《圣經》里上帝造人的說教，基督教里的神學論斷都無法經得起現代科學的驗證，西方文化被攔腰斬斷了，文化整體中的科學主義要素和人文主義要素分離了，剩下的愛情、暴力、死亡、殉難、色欲、悔罪、科學幻想等主題同歷史根基脫節，只能誘發現代人的悲劇懸念和危機意識。當代的國際局勢迫使歐洲人渴望在不損害各自民族獨立性的原則下建立起一個統一的歐洲，然而今天的歐洲文化已缺乏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和同化力。好在歐洲人不乏反省精神和危機意識，歐洲文化中也蘊藏著一種棄舊圖新的創造欲和實證主義的科學探索動力，能夠不斷追尋新的解釋系統。歐洲的現代文化是在城市化和世界貿易的浪潮中形成的，歐洲的思想家大多具有立足全人類的開闊胸襟，他們遲早會發現中國的道學文化中有他們尋根回歸最渴望的文化源頭，并由此喚醒歐洲人對自己古老母系氏族原始宗教文化的歷史記憶。

      俄羅斯文化雖然源于1100年前東斯拉夫人的農村公社，然而很快敗落并被蒙古的游牧文化所收伏，自15世紀才從莫斯科公國的農業文明經過近兩個世紀的侵略戰爭越過烏拉爾山擴張到西伯利亞，形成沙皇俄國的殖民文化。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是以傷害俄羅斯境內各民族的傳統文化為代價的，他以鐵腕政治手段奠定了俄羅斯文化的特色，也埋下了俄羅斯文化中“分裂”的種子。由于俄羅斯文化中的東方集權、專制主義基因和引進的西方價值觀角力，造成俄羅斯文化缺乏理性、好走極端、因循守舊以及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搖擺的特征。因之俄羅斯文化與其說是歐洲文化，不如說是“面向”歐洲的文化，或者是“面向”西方（含美國）的文化。當西歐國家在海外大肆攫取殖民地的時代，俄羅斯卻向周邊國家瘋狂擴大自己的版圖，在短期內建立了一個以軍事實力為支柱的橫跨歐亞大陸的超級帝國。近世以來，俄國的科學家、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的學術造詣比西方先進國家毫不遜色，并同美國進行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政治、軍事、科技的全面較量，實際上俄羅斯人就是以同西方強國的較量作為生存動力的，且隱含著某種追求強權政治和誤入軍國主義歧途的危險。生長在如此遼闊疆域里的俄國人很難避免文化上的沙文主義擴張情結，并滋生出對全世界的強烈控制欲，他們對周邊國家存有恒久的對立和猜忌心理，并在潛意識里埋藏著對“分裂”的恐懼，這就是俄羅斯近世演化定型的文化基因。斯大林的文化專制主義在前蘇聯橫行是俄羅斯多民族共同的文化大廈苦苦支撐的必然結果，它使俄國各民族異質文化的根基逐漸枯萎且相互聯系更加脆弱，俄國人就是在這樣一種巨大負擔和張力中掙扎著生存。如果有一天俄國的思想家從老子的《道德經》得到啟示，讓俄羅斯各族人民找回自己的文化傳統，丟掉以前匆匆撿起的歷史包袱，他們才會享受到真正和平、幸福和自由的生活。[⑦]

      美國和加拿大同屬北美洲文化圈，都是一種移植的再生態的文化群落，但二者的發展模式卻日益出現較大的反差。美國的文化是從歐洲移植來的，但在美國再生的歐洲文化卻比歐洲本土的文化群落區別甚大。從歐洲和世界各地移民來的美國人很像共處在同一個車廂里的旅客，他們到美國是來淘金的，隨身攜帶的僅是最必需和最實用的文化要素。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發財夢”在較為公平和相似的起點上奔跑，投入社會利益的激烈競爭之中。這種相同的社會背景和奮斗目標必然迫使各種異質文化產生巨大的趨同性，導致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到美國后在價值觀、倫理觀、生活習慣諸方面突然變得驚人地相似。美國人創造了一種多民族的人群重新聚合的新模式，并將這些移民到新大陸后脫離傳統的拘束、自由放任、個人主義、實用主義、物質主義、冒險發財、萍水相逢的人際關系等種種社會心理因素演變為文化基因積淀到美國文化的深層。美國總統華盛頓在立國之初即集西方政體之精華創建了優秀的政治文化，給美國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發展提供了自由、公正、寬松的社會氛圍，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得到法律的保護，使世界各地的學術精英人才齊集美國，世界科學和教育的中心也從歐洲轉移到美國。美國集中了歐洲文化的某些精華，使美國經過220多年成為世界上國力最強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又把歐洲工業文明的弊端積累到頂點，這些弊端使美國的優秀政治文化逐漸變質。美國猶如一個大熔爐，它把來自不同社會背景的人都推向個人奮斗追逐財富的戰場，市場競爭的經濟規律取代了各種神圣教條的傳統權威，憲法和政治制度保障了每個美國公民不尊重傳統的自由，物質成就標志著美國人的榮譽。美國文化在歷史演變中已經形成一種較為固定的模式，喪失了昔日新大陸移民文化的靈活性。美國強大的科技優勢和雄厚的國力使他們對其他民族的價值觀念和勸告不屑一顧，蓬勃興起的媒體以其頗具威力的形象語言對美國社會發起一波又一波的沖擊，使美國人只好跟著感覺走，生活在媒體的虛擬空間之中。美國沒有歐洲那樣深厚的文化根基，美國人顯得比歐洲人思想偏狹，太迷信自己的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他們有主宰世界的雄心和實力卻沒有主宰世界的氣量和胸襟，他們相信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國的利益壓倒一切。美國人的家庭、社區都不穩定，國內各民族的文化中也隱含著分化的因素，因之美國人越來越需要保持社會的張力，喜歡每年都發生驚人的事件或制造社會熱點，他們在媒體的炒作下很容易誤入歧途。美國人迅速積累的財富和高消費的生活模式早已把加爾文派清教徒的精神喪失殆盡，以“美元”為世界通用貨幣聚斂財富的虛擬經濟也日暮途窮，他們的致命弱點就是自以為太強大了。老子《道德經》云：“強梁者不得其死。”（42章）美國人也許注定要把昔日善于汲取世界各異質文化百家之長的自由、民主、寬容、和諧的天堂留給北方的鄰國加拿大，寧可自己去下地獄。

      這里順便補述英國和日本獨具特色的海島民族文化。英國和日本無疑分別屬于歐亞大陸文化圈，并同歐亞大陸國家的文化根基血脈相聯。然而由于這兩個民族世代生存在海島上，都具有某種原始的海盜文化基因，它們可以從容不迫地接受歐亞大陸先進的傳統文化，而不必擔心游牧民族的侵略等因素中斷自己的文化傳統。英國沒有經過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陣痛，卻以和平的維新道路建立了現代國家。日本也同樣以維新變法的道路成功地建成軍事強國，它又在美國占領軍的強制下割掉了儒家文化家長制官僚政治的毒瘤，這和中國近百年拖泥帶水的社會革命道路很不相同。這說明英國和日本的海島文化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當它們和歐亞大陸的母體聯系在一起時，則作為較大陸民族成功汲取世界異質文化的交匯地享盡文明開放的風光。然而，當它們自外于歐亞大陸的民族傳統文化，試圖斬斷自己母體的文化根基向強勢的美國文化靠攏時，卻只能充當美國文化的附庸。

       拉丁美洲的土著人曾于4000年前就種植玉米和土豆，那里也是使用象形文字和貨幣的瑪雅人和阿茲特克人的故鄉。16世紀歐洲人的入侵徹底改變了當地的種族構成，天主教的傳播也造成當地社會斷層，使這些雜交繁殖的多種族后裔模仿了歐洲的工業文明。但在這種再生態的文化群落中美洲人的傳統文化并沒有真正被斬斷，他們仍然要求保持自己的民族獨立性反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泛美主義。

       當歐洲殖民者來到非洲時，與拉丁美洲相似，那里的一千多個部落還生活在充滿原始宗教神靈觀念的氏族社會之中。殖民者按歐洲模式在非洲推行城市化，販賣黑人農奴到美洲，傳播基督教和猶太教，阿拉伯人的伊斯蘭教19世紀也在非洲取得統治地位。非洲的土著文明缺少民族凝聚力，高生育率的人口增長和無休止的內戰使非洲本土文化受到傷筋動骨的破壞，當代非洲人正從這種模仿歐洲工業文明的再生態文化中尋找一種泛非洲主義的“黑人的傳統”。

      阿拉伯文化是一種次生態的宗教文明，盡管阿拉伯地區包括古埃及、巴比倫等原生態文化的發祥地和阿拉伯商人來往貿易的多種文明地區，但阿拉伯文化的特色還是公元7世紀穆罕默德創立的伊斯蘭教奠定的。應運而生的伊斯蘭教是災難深重的阿拉伯人與命運抗爭的精神武器，也是他們克敵制勝、死而復活的生命線。阿拉伯文化是一個善于學習的開放系統，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同化力，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教是阿拉伯文化的標志。近代阿拉伯文化也是一種“面向西方”的文化，它的致命弱點并非跟不上時代，而是伊斯蘭教內部教派的分立和民族分裂，這使他們在西方列強的軍事實力面前很難擺脫屢受屈辱的命運。

       南亞文化圈是多種族、多宗教的匯聚地，印度人的印度教、斯里蘭卡人的佛教和巴基斯坦等國的伊斯蘭教影響久遠。印度河谷文明是世界上古老的原生態文明，古代先民遺存下的彩繪陶器和有象形文字的銅幣標志著這種史前文明的發展水平。3200年前移居印度次大陸的亞利安人也為當地宗教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黎俱吠陀》保留下不少南亞文化的歷史信息。然而一批批的移民浪潮和異族文化的入侵早已使這種原生態的文明中斷，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其語言也沒有遺存下來。印度次大陸遺存的宗教文化缺少中國原生態世俗文化的歷史觀念，也不同于氏族社會先民自然發生的原始宗教，盡管其中隱含著不少先民的文化基因，但仍屬于次生態的文化。16世紀至19世紀從歐洲移植的工業文明，使印度人從語言、文字、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上都西方化，整個印度文化又演變為再生態的文化群落。印度再生態的殖民文化和美國再生態的移民文化不同，印度民族本來有自己濃厚的文化傳統，傷害自己的傳統去移植新的異質文化，這使印度的再生態文化不但消弱了來自本土歷史源頭的創新動力和民族凝聚力，而且造成在西方與本土之間搖擺的文化兩難困境。

                        （三）

      中國歷史上每當民族危難之際，為君權政治所利用的儒家文化都被迫向道家文化汲取生命力，至宋明時期的新儒學達到高峰，而后逐漸僵化，失去同化異族的活力。然而這期間中國的火藥、指南針、造紙、印刷術、煉金術等發明相繼傳入西方，終于使歐洲告別黑暗的中世紀，在15世紀迎來了“文藝復興”的曙光。從15世紀下半葉，西方文化開始從自己的文明源頭（古希臘文化）中汲取力量，由此進入了一個文化創新的時代。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說：“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⑧]人類自站立行走200萬年，大約到八千年前才進入文明社會，然而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前，人類的活動對自然界幾乎沒什么威脅，人類是和自然界融合為一體共同發展的。歐洲15世紀“文藝復興”以來，人類增強了作為自然界主人的意識，開始以自己創造的文化與自然界的造化爭權。加爾文的宗教改革為社會發展輸入了動力，新興的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麥哲倫的環球航行，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伽利略、開普勒、笛卡兒、牛頓、拉瓦錫等科學巨星的出現使人類逐步洞察自然界的奧秘。17世紀弗朗西斯·培根提出“知識即權力”的口號，認為人類社會進步的標志就是以科學的力量認識世界和征服自然界。從此西方文化在以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為標志的現代化浪潮中逐漸形成一種信念，即認為大自然的資源是取之不盡的，人類在征服自然中可以獲得無限增長的財富，這種“社會進步”不可停止，科學發展沒有極限，工具理性是萬能的。19世紀以來，現代科學開始成為歷史發展的杠桿，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潮在西方文化中成為主流意識，人類和自然界的對立加深，大自然的不同物種，人類的各色種族都被推上相互殘殺的戰場，都要受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規律支配。中國的情形則不然，儒家文化一直保持著敬天、畏天、靠天吃飯的傳統，自朝廷實行宋明儒學的文化專制主義之后，父權家長制的專制政權日益封閉和腐敗，至19世紀在世界列強眼中已被視為可以任意欺辱和宰割的羔羊，中華民族在近代史上飽受喪權辱國之痛。此后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在落后挨打的殘酷事實面前以為救亡之路在于仿效歐美或蘇俄，憤而把《天演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引入中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棄舊圖新”的口號響徹云霄，成為中國邁向現代社會啟蒙思想的主旋律，高揚一種砸爛舊世界、戰天斗地的斗爭哲學。這些社會精英人物大都把中國人的愚昧落后歸咎為中華民族文化的豐厚和中國社會歷史傳統的頑固，于是在中國重復西方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歷史使命，叫囂要廢除中醫，扔掉舊典籍，廢除漢字，不讀中國書的言論，甚至不諱言要繼承秦始皇的“焚坑事業”，對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自閹式的摧殘和破壞達一個世紀之久。事實證明，一個民族要同另一個民族的異質文化進行交流，首先需要的是保護好本民族文化的根基，以本民族文化中可通約的成分引進這種異質文化，并在雙向交流中提煉和凈化本民族文化的精華。兩個民族間異質文化的交流不同于文化侵略，真正的文化交流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是一個以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汲取和融匯外來文化精華的深層創新過程。那些崇拜外來異質文化的民族以簡單模仿的辦法急于引進先進的外來文化，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它們引進來的并非希冀已久的文化精粹，而常常是將外來的追求感官刺激的淺層文化甚至將那些流弊無窮的文化垃圾首先請進門來，從而毒害和腐蝕青年一代的靈魂。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印度佛教由道學文化接引進中國，中間經過判教時期、譯經時期，直到唐代創立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禪宗，應屬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成功的范例。近百年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沖擊、交流的歷史，顯然比古代引入佛教要更加波瀾壯闊，深入到國計民生的所有層面。然而僅就引進西方文化的精粹而言，中國對西方文化的汲取還只相當于歷史上接引佛教的判教階段和譯經階段，西方文化的經典著作尚未進行系統完整的翻譯，多數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精華還不熟識，當然西方人對中華文明的了解就更膚淺了。[⑨]在當代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下，我們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粹創建有時代精神的新道學文化，實際上就是由此完成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歷史任務，將黃色的東方高原農業文明和藍色的西方海洋工業文明融會為綠色的自然生態文明。只有新道學的綠色生態文明才是全人類未來的普世文明。

      20世紀以來，西方社會以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為標志的現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終于形成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西方文化被移植到美國，逐漸脫離開歐洲的傳統，增加了實用主義、物質主義、個人主義等急功近利的文化要素，成為追逐高科技、高財富、高消費，依仗軍事力量爭奪世界霸權的“工具理性”文化。美國以其超級強國的經濟實力、軍事優勢、科技水平，成為向全世界推行西方文化的“火車頭”。美國人豪華暴富的生活方式和利己主義的價值觀念也成為地球上落后國家和貧窮人口夢寐以求的目標。因之，當前世界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實際上是全球美國化的趨勢，是以歐美為中心的西方主流文化統治全球、蹂躪世界、征服自然的大趨勢。西方的主流文化以其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發展觀，以其唯物主義機械論的宇宙觀，以其工具理性萬能、掠奪大自然的科學主義文明觀，以其聚斂財富、貪得無厭的物質主義價值觀，以其相互競爭、優勝劣敗的個人利己主義、享樂主義的人生觀，導致了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環境污染、資源枯竭、臭氧層破環、氣候異常、人口爆炸、災病流行、恐怖犯罪、貪污腐敗、戰爭危險等直接威脅人類生存的惡果。當全人類剛剛跨入21世紀之門時，美國發生了震撼世界的“9.11”事件，美國系統科學家歐文·拉茲洛（Ervin  Laszlo）在2001年出版了他的新作《巨變》。[⑩]拉茲洛將整個地球的自然生態、社會人文諸基本要素看作一個相互制約的超巨系統，當這個超巨系統的諸多基本動力學要素被其變化的積累效應達到難以承受的極限時，整個系統就會陷入一種無序的混沌狀態。根據系統論的非線性混沌動力學理論，這種基本動力學要素臨到極限的混沌狀態是不穩定的。當系統中出現“災難性的分歧點”（catastrophic  bifurcation）時，系統變得異常敏感，一次偶然事件就會誘發整個系統的“巨變”（macroshift）。拉茲洛斷言這一巨變過程共分為四個階段，即啟動階段、轉型階段、混沌階段、瓦解階段或突破階段。

      自1860年到1960年，科學技術的發明和創造極大地增加了人類的社會生產力，人類靠掠奪自然資源創造了大量財富，這種以人類自我為中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構成對生態環境的威脅和破壞，啟動了這次巨變。自1960年到2001年，人類靠高科技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和耗費自然資源的速度，人口急劇增加，以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為標志的現代化浪潮催生了全球一體化的大趨勢，這是“巨變”的轉型階段。在全球一體化的轉型階段，美國人追逐高科技服務與生產的發展觀和窮奢極欲的高消費生活方式成為全世界向往的樣板。“現代化樣板”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會在全球觸發劇烈的趨同效應，人們普遍增長的貪欲可以迅速粉碎各種世代相傳的優秀民族傳統，把所有人種都調動到貪得無厭、相互拼殺的戰場上來。實際上，高度信息化的社會是民族傳統最易斷裂的時代，老一輩人看作是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東西，在接受現代西方教育的年輕人眼里卻棄如敝屣不屑一顧。高消費的生活模式足以摧毀任何渴望現代化的文明古國的歷史根基，使一些發展中國家迅速出現特權階層并在腐敗墮落中病入膏肓。當中國、印度等人口大國都以美國為樣板發起快速沖擊時，全球現代化的浪潮就離“巨變”的臨界點不遠了。人類掠奪大自然的活動迅速改變了地球的面貌，連空氣、陽光、飲水、食品都被污染，人類的生存質量和安全感以及都市、鄉村的可居住性都在降低。本世紀初，人類在歌舞升平的自我陶醉、勾心斗角追逐財富的繁華之夢中迎來“巨變”的混沌階段，拉茲洛預言這一階段僅短短十年時間。自2001年至2010年，隨著人口猛增及現代化的加速使人類對地球各類資源的需求日益提高，而地球的自然資源在人類多年持續掠奪下臨近枯竭，生態環境急劇惡化。在這十年間，人類對地球資源需求上升的曲線和自然生態供給下降的曲線終于會相交，現代化的負面效應達到飽和的極限，全球社會進入不安定的騷動期，情況近似復雜超巨系統達到穩定極限時的混沌狀態。拉茲洛寫道：“到了21世紀第一個十年時，由于政治范疇的沖突、經濟范疇的脆弱性和金融范疇的不穩定，以及氣候和環境惡化的種種問題所引發的高度緊張，會使得社會進入巨變的‘混沌躍進’期。”“21世紀初期的混沌，不是趨向于可維持的全球性平衡，就是導致地方與全球性的危機和隨之而來的瓦解。我們如何在我們的文化和意識里理解、內化這些事情的輕重緩急、價值觀和企求，即決定了我們要走哪一條路。”（11）人類的命運受地球上自然環境、社會歷史和文化傳統的制約，同時又需人類自己創造。混沌階段是接近復雜系統發生突變的臨界狀態，也是人類命運的“關鍵決定時期”，此后人類社會真正的巨變就會到來。要么引發大災難、大破環、大瓦解，要么引發大突破、大轉型、大飛躍，這都要看人類是否能獲得一種大智慧來掌握自己的命運，學會操縱地球船的航向，躍遷到一種更高的文明時代。人類如果沿著西方文化的主流價值觀走下去，就會進入“瓦解階段”；如果在西方文化的價值觀上發生一場新的“意識革命”，完成新價值觀的文化轉型，就會進入“突破階段”。人類是要生存下去還是等待自我毀滅，這種生與死的抉擇取決于今后能否尋找到一種使全人類都能生存下去的自然生態文化。在巨變到來之前，人類是可以選擇自己的命運的，人類的命運決定于全世界對21世紀文化戰略的抉擇。

      在中國，由于現代化起步較晚，還沒有達到歐美國家現代化水平的臨界點，因之至今我還不認為已經進入了拉茲洛所謂巨變的混沌階段，大概“9.11”事件也不能看作美國進入混沌躍進期的標志。由于近些年各國政府對保護地球生態平衡已有某種程度的自覺，我以為人類至少還有幾十年時間為新文化的創立和傳播做準備，然而面對全球現代化潮流的巨大慣性，所差的僅是巨變發生的時間早晚而已。目前全球人口已達到60億，而且還在猛增。飲水、空氣、土壤等自然資源被污染、破壞并不斷退化。城市的各種廢棄物在成倍增加，每年把數十萬種有毒物質排注于土地、河流和海洋中，把數十億噸有害氣體釋放到空中，使得水、陸地、空氣中的輻射量大增，反過來污染動植物等飲食資源并毒害人類自身。全世界每年失去500萬到700萬公頃的農業用地，森林被大量砍伐，土壤不堪承受人類活動的壓力被毒化、貧瘠和荒漠化，野生動物和各類珍稀物種日益滅絕，預計到2025年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將處于無法生活的狀態。美國人口僅占全球總人口的4.1%，卻每年消耗全球能源總產值的25%，如果全球人口都接近美國人的生活水準，那就需要四個地球的自然資源才能維持下去。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住在城市里，到2025年將會升高到三分之二，如此高度城市化的社會重負必然導致新的社會人文層次的弊端和危機，僅交通等社會公共事務中的故障和沖突以及層出不窮的犯罪就會使各類管理機構難于應付，這種過度現代化的社會是無法持續發展的。

      地球上自然生態的危機必然導致人文生態的危機，自然生態的單一化也預示著人文生態的單一化。按照地球上各物種之間弱肉強食、自相殘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發展觀走下去，地球上將僅剩下一個國家、一個種族、一種語言、一類生物，然而人類在這樣單一化的世界里是無法生存的。人們還沒意識到人類已處在一個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世界里，昨日的敵人會變成今日的朋友，消滅了對手的同時也就隨之消滅了自己。這種力圖排除異己的單一化趨勢不但會助長各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使極端組織、邪教、販毒集團、貪污腐敗勢力、暴力犯罪團伙、黑社會等在全球泛濫；社會道德的敗落使各種人為謀取私利不斷做出傷天害理、駭人聽聞的惡行，還會出現兇殺、YIN亂、詐騙、恐怖活動、傳染病、饑荒等慘絕人寰的悲劇；直至加劇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政黨之間、教派之間的激烈沖突；甚至引發核大戰，或者興起移民風潮，打破國界，造成全球的無序狀態。布達佩斯俱樂部的英國哲學家彼得·羅素（Peter  Russell）說：“從全球的視角看，我們的文明是一種瘋狂的文明，是一種極具剝削性的文明。很難說我們對生物圈的影響是良性的。如果就這一問題舉行全球公決，如果給每一物種投一票的權利，以決定是否允許西方文明延續下去，那么我想除了蟑螂和老鼠以外，幾乎所有物種都會投我們的反對票，會有99.9%的反對票：西方文明對地球一點好處也沒有。西方文明應該滅亡。”“我的意思是，作為個體的人，我們不應該滅亡，但我們存在的現行模式應該滅亡，需要出現一種新型文化”。（12）世界上眾生的生存權利本來平等，人類某一種族的主流文化危害眾生的生存權利，不但會失去其延續的合法性，而且終必危及自身。拉茲洛說：“這就是大自然處理問題的方式。如果一個物種自己變成了瘟疫或癌癥，它就到達了一個關卡，這個關卡會阻止它的繁衍，或促使它集體自殺，就像旅鼠那樣”。（13）如果有一天人類因核大戰、環境污染、災疫饑荒等原因像恐龍那樣滅絕，大概只有老鼠能超量繁殖統治世界。然而如果人類繼續破環臭氧層，紫外線可以殺死陸地上露天活動的一切生物，甚至連老鼠也難幸存。宇宙的未知世界越來越向人們透露，宇宙是一個有靈性的統一體，是一個亞原子過程的整體網絡，是一個信息的整合場（意識場）；物質、能量和精神，生命和無生命，動物和植物，本來就是一個密切相關的統一體，它們都是由道創生而來的，人為地片面加速某一物種的變化必然引發整體變化并招致大自然的報復。人類是最有靈性的物種，在地球生態大劫難即將來臨之際，其先知先覺者必能迅速感悟到危險的存在，并在集體無意識中警告人類為開創新文化提供動力。

      新文化運動的巨大創造力往往蘊藏在它起始的源頭之中，這是一條激發“意識革命”或“文化轉型”的客觀規律。真正的文化復興或啟蒙運動，如同歐洲15世紀后期的“文藝復興”運動那樣，都要到歷史深處的母體中汲取力量。當前，西方文化的轉型和再次復興已無法重新回到古希臘、羅馬時代去尋根，而是要到更古老的母系氏族公社原始宗教文化中去汲取力量。中國發軔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的道學文化，是世界上唯一遺存下來的最古老的生態文化，它不僅是中華民族文明的母體，也是全人類文明肇始的源頭。道學文化不僅是屬于中國的，也是屬于全人類的，世界各民族異質的傳統文化原來都是從道學文化的原點逐步嬗變和發展而來的。人類各民族要再創本民族傳統文化的輝煌；要啟動文化復興運動和舊價值觀的轉型；要避免人類的生態大劫難；要邁進一個沒有國界、沒有政黨、沒有戰爭、沒有剝削壓迫，人民依地域高度民主自治的大同社會，都必須向古老的道學文化復歸。本來人類各民族的先哲在社會理想上都曾有過一種相似的大同社會之夢。從中國先哲的大同世界到柏拉圖的理想國，從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學說，都在向往一種沒有階級壓迫，人性全面解放的理想社會制度。這種社會理想實際上是預言人類社會必然在更高階段上向原始共產的氏族公社民主制度復歸。這種人類終極理想的社會即是大同世界的德力社會，而道德社會的實現必須以新道學文化的傳播為先導。今天推動人類進入大同社會的根本動力已不僅是生產力，不僅是經濟，而主要是文化的革命，是新道學的創立。當今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如果都用于創造財富并為全人類造福，如果每個人都有高尚的道德觀念對同類充滿愛，這就足以使全世界所有人種都過上無憂無慮的幸福生活，足以使整個地球都進入自然、和諧、生態平衡的道德境界。然而由于世界各民族在相互殘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潮流驅使下，人類創造的巨大財富大多內耗在對付自己同類的沖突上。現代科學被用來制造和儲存可以摧毀地球、滅絕人類幾十次的核彈和生化武器；各國都花費大量金錢建設軍隊、警察、監獄和法庭；政府不惜用人民的血汗錢供養龐大的官僚階層，而官僚們卻用手中的特權壓迫人民；數量不少的人為了滿足個人私欲從事販毒、搶劫、詐騙、貪污、殺人等危害社會的犯罪恐怖活動。世界列強都想以消滅競爭對手來保護自己的安全，然而殘酷的生存競爭反而使他們感覺更不安全。生產力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加不能滿足人們的貪欲，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萬能的浪潮反而更加蒙蔽了人們的良知和扭曲了人類的天性。愛因斯坦說：“只要各個國家有計劃地繼續備戰，那么恐懼、互不信任和自私自利的野心就會再次導致戰爭”。“但愿廢除當前國際無政府狀態不必由一次自作自受的世界性災難來實現，這種災難的規模是我們無法想象的。時間是太短促了，我們要行動，就必須立即行動起來。”（14）在世界各種異質文化中，僅有新道學文化是消弭戰爭和恐怖犯罪的文化，是化解沖突的雙贏的文化，是保護自然生態的文化，是給21世紀的人類前途帶來光明的文化。我們要立即行動起來，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一場文化革命，破除舊文化戡天役物、弱肉強食、相互殘殺的價值觀，把新道學文化傳播到全世界。

      早在1958年元月，當代新儒家學派的先驅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勵、唐君毅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曾檢討中國以儒學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傳統文化雖有天人合德的心性之學可以使中國人成為“道德實踐的主體”，但卻在君權專制傳宗接代的官僚政治積弊下沒有自覺成為“政治的主體”；雖有民主思想的種子，但沒能建立現代民主憲政體制。中國傳統文化雖有“利用厚生”的實用科技思想，但缺少西方文化“為求知而求知”的科學精神，在自然知識領域沒能成為“認識的主體”及“實用技術的活動之主體”。他們認為欲改變中國政治歷史上“一治一亂的循環之局”，必須在儒家心性之學的“內圣”中開出自由、民主、科學的“新外王”，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憲政體制，這就成了新儒學文化半個世紀以來難以掙脫的怪圈。實際上，自由、民主、科學的精神是不受民族和國界限制的，現代科學技術的成就和各民族的優秀文化本來就是屬于全人類的。現代高科技的成果雖然大多興起于西方，但這并意味著高科技成果的應用必須服膺西方人的文化價值觀，相反，現代科學的發展卻正需要向東方文化汲取營養。西方文化中這些自由、民主、科學的精神，都可以從中國古老的道學文化中尋找到源頭，只不過在以儒學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父權家長制官僚政治的重壓下，沒能發揚光大。我們要促進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只要將道學文化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就很容易將西方文化的自由、民主、科學精神嫁接到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砧木上。道學文化源于母系氏族公社時期先民以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為特征的原始宗教。因其自然崇拜，故能與天地并生、與萬物為一，從而保持天人互動的生態平衡。因其生殖崇拜，故能生生不已、化化長存、新新不停、窮通變久，以生命哲學為特色。因其女性崇拜，故能守中致和，知進知退，以柔克剛，以弱勝強，是一種以“反”為動以“弱”為用的哲學；是一種行欲圓而志欲方，外溫潤而內堅剛的“南方之強”的文化。因其祖先崇拜，故能天人合德，攸久無疆，“子孫以祭祀不絕。”（《道德經》54章）道學不僅是取象于《易經》中老陰的“坤”卦，而是以“乾坤”為體，故既能自強不息又能厚德載物。道學不僅是取象天一生水、內陽外陰的“坎”卦，而是以“坎離”為用，故能水火既濟、周流六虛。道學之道，以無為本，以因為用，以反為奇，以化為術，無成勢，無常形，立俗施事，開物成務，撥亂反正，救亡圖存。道學是真正強者的哲學，而不是弱者的哲學。道學是積極的學說，而不是消極的學說。道學是關懷社會人生的哲學，而不是脫離人類實踐的玄談。道學不是隱士哲學，不是庸人哲學，不是無所作為的哲學，不是與世無爭的哲學。道學是以弱勝強的智慧之學，是共存雙贏的濟世之學。道學文化是拯救世界的文化，是改變地球船航向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文化，是海納百川的文化，是棄舊創新的文化，是開拓前進的文化，是積極進取的文化，是無往而不勝的文化，是走向未來大同世界的文化。道家之學，貴與時偕新。中國當代新道家，就是為創新、弘揚道學文化而忘我奮斗的-批志士仁人。我們不把當代新道家限定為學術界搞理論研究的學派，更不把新道家和新儒家對立起來。當代新道家萬分尊重新儒家學者為重構中國文化所作的貢獻，并將新道學文化看作是對新儒學文化的繼承和深化。

     《莊子·天下》云：“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源于一。”一就是道，就是在母系氏族原始公社時期人類文明開創出來的“內圣外王”之道。人類各民族的文明，皆從同一個“內圣外王”之道的原點出發，西方文明忽略內圣之學而專注外王，東方文明專修內圣而外王之學不足，愈差愈遠，遂有今日之文明沖突。是故《莊子·天下》又云：“天下大亂，圣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故內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遇焉以自為力。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由道的原始宗教文化分化為諸子百家文化的運動規律，不僅中國如此，西方也如此，全世界各文明古國也莫不如此。四方同源，萬世一脈，古圣今圣，西哲東哲，其揆一也。古者百家往而返，今者天下分久必合，這也是當今世界文化運動的基本規律。全球一體化的浪潮必然催生全球各種異質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拼接、相互整合，并在保留文化多樣性的同時在革命性的躍進之路上尋求統一的秩序。在這個擁擠的星球上，全人類僅有一種未來，因而統一有序的全球性普世文化的出現就有歷史的必然性。新道學文化的創造，就是將《莊子·天下》篇所述“百家往而不返”、“為天下裂”的道術再聚合為一，擷取和融會全世界各異質文化的精髓，回歸人類起始點的大道。世界新文化的復興在于新道學文化的創建，而只有新道學文化才能在不損害各民族異質文化多元并存的原則下找到人與自然和諧互動的交匯點，成為21世紀人類普世的新文化。新道學文化的自然生態智慧恰恰是人類各民族傳統文化的可通約部分，全世界人民只有同歸于道才能通行萬世。新道學文化是人類在21世紀唯一可行的文化戰略，這既是時勢之必須，也必將是歷史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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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孚琛：《21世紀的新道學文化戰略--中國文化的綜合創新》,《第12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論文集（1）--21世紀中國哲學走向》(方克立主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

[②] 〔俄〕鮑·凱德洛夫著，胡孚琛、王友玉譯：《科學發現揭秘--以門捷列夫周期律為例》，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頁。

[③] 〔日〕藪內清：《中國·科學·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頁。

[④] 鄒昌林：《中國禮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頁。

[⑤]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⑥]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頁。

[⑦] 參見〔美〕歐文·拉茲洛編輯：《多種文化的星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此書“俄羅斯文化和東歐文化”一章由俄國學者謝爾蓋·埃夫林采夫執筆，觀點與本文相近。其中北美文化、非洲文化、歐洲文化等諸節，亦可和本文互參。

[⑧] 《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頁。

[⑨]余英時：《論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頁。余英時認為，佛教來華可分三個階段，自漢末至4世紀末，為“格義”階段；自鳩摩羅什401年在長安譯經，至玄奘、義凈、不空等系統翻譯佛典，為譯經階段；從隋唐至宋代形成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再到宋代儒學，為佛教中國化的階段。他斷言西學輸入中國，至今“實在還沒有脫離‘格義’的時代”。有關西方學術思想的經典，“我們卻始終沒做過大規模有系統的翻譯工作”。

[⑩] ［美］歐文·拉茲洛：《巨變》，杜默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11） 同上，33-34頁。

（12）［美］歐文·拉茲洛，斯坦尼斯拉夫·格羅夫，［英］彼得·羅素 著；歐文·拉茲洛 整理編輯，朱曉苑 譯《意識革命》，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131頁。

（13）同上，第134頁。

（14）《愛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2、2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