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
《論語》第一篇十一章的這段話，可能是最遭詬病的。
尤其魯迅對這段話的批判，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孔子的形象因此大受傷害，還引起中國文化的一些混亂。
魯迅在《墳?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文章中說，“只要思想未遭錮蔽的人，誰也喜歡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超越便須改變，所以子孫對于祖先的事，應該改變，‘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嬰的病根。”
魯迅認為“三年無改于父之道”，造成中華民族一代不如一代，結合魯迅其他的著名言論，比如中國的舊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吶喊要“救救孩子”，中華民族的劣根性，仔細分析，在魯迅的思想中“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和它們都有著幫襯的關系。
我查閱了很多《論語》解釋的書籍，無一例外對孔子的這段話僅僅作字面上的解釋，負面影響居多。
拿有代表性的南宋大儒朱熹為例，他在《論語集注》中作如下的解說：“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后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
朱熹主張從經文本義上去解讀《論語》，不以先儒的解說為標準，對歷史上堆積充棟的《論語》注疏，擱在一邊。
朱熹說“圣賢言語，正大明白，本不須恁地傳注。正所謂‘記其一而遺其百，得其粗而遺其精’者也” ，“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圣賢之旨得矣”。他批評對儒家經典隨意曲解發揮的做法：“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后看其說于理當否。當于理則是，背于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個意思了，卻將他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圣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圣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為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 朱熹鮮明的提倡：“然某于文字，卻只是依本分解注”，“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
但朱熹同時又在矛盾的主張：“解說圣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大抵圣賢之言，多是略發個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觸而長，然亦須得圣賢本意。不得其意，則從哪處推得出來？”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這讀書，是要得義理通，不是要做趕課程模樣”。
這樣，繞了一個圈子，朱熹對儒家經典的態度從經文本義上去解讀又回到義理發揮上去了。只是他不要人家的義理去接圣賢之言，而是要用自己的義理去接圣賢之言，他比一些墨守成規、代代相承、毫無創造的儒家弟子要聰明，他拋開歷史上陳舊的義理解釋，聲明自己另辟蹊徑，原汁原味徑直取道于圣賢，但事實果真是嗎？
自宋朝開國老臣趙普發出“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聲音，就意味著宋朝最高統治層決心用儒家文化重新澄清和整一全國人民的思想，在這以前佛老思想的盛行，致使人心渙散，專制統治基礎的社會信仰也逐漸虛弱，宋朝的統治者鑒于歷史上亡國的政治教訓，全力加強政治專制制度和思想信仰的基礎建設，這是宋明理學產生的歷史背景。
其實自從董仲舒取用儒家獨家文化為專制政治服務，孔子的思想就開始變味，儒家中庸之道普世價值的天平，就過分的偏頗于統治集團的利益，董仲舒的三綱五常以及天人感應的政治思想，已經和孔子思想的本意有很大的區別。
凡是為統治者接受的文化，都必然要被統治階級重新的加以改造和閹割，這是任何民族、任何時期的歷史規律。
但是為什么統治者常常選用孔子文化改造并可以閹割儒家文化？仔細分析孔子文化構思的巧妙之處，就是它的中庸之道的方法，這種方法有是非價值的社會標準和社會規矩，有分寸，有靈活，有彈性，程子說“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這種“自然”和“事實”的概括，都是說明孔孟的思想考慮的很現實、很自然、很全面、很周到，完全是聯系實際的，各方面利益都合理安排了。“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孔子認識到理論要有符合實際的可塑性，既反對葉公好龍、華而不實的花瓶思想，又反對削足適履、刻舟求劍的絕對框框，《論語》思想中充滿著知行合一和活學活用的文化務實的實踐觀。因此孔子的語錄很簡練，很本質，又很實際，它的微言大義，他的明心見性，可以借題發揮，可以與時俱進，具有人類社會的永恒價值。儒家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為百姓伸張正義；儒家文化“和為貴”的處事方法，不僅可以改造成能夠忍辱負重的甘當統治政治的侍女，還能耐心和具有韌性的擔當調和上下利益的和平使者；儒家文化在被動的為統治專制強權服務時，也被迫的犧牲了自己的歷史名聲，但是它“仁者愛人”的價值本質，卻是能廣泛的惠及百姓。
概括而言，儒家文化總體上最容易為上下接受，實現上下相安、上下統一。因此它能夠獨領風騷兩千多年。歷史上它基本上都處于強勢，有時它雖然委屈于弱勢，但是這種弱勢是一種蓄勢待發的弱勢，而絕不是也永遠不會是行將滅亡的弱勢。
儒家文化就是這樣的復雜和海量。儒家文化閱盡了歷史上的喜怒無常，集“紅黑”一身：當被確定為統治文化，就被吹捧的很紅，并且與時俱進不斷有新情況下的面孔，相應的統治者不斷的將自己的“私貨”加到孔子身上，當儒家文化成為專制政治犧牲品時，它又遭受棍棒亂打，被指責為中國最大的文化糟粕。
中國人的文化信仰就是如此的確定與不確定，其實中國人缺乏信仰，是因為中國人的信仰必須是依附于政治，而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常不可靠，因此中國的文化信仰也相應的表現出歷史的不可靠性。
以上對孔子與統治政治的關系的分析是必要的，這也是如實的理解《論語》社會文化價值的基礎。
回到前面，朱熹所謂用義理去闡述圣賢之言，和董仲舒沒有區別，都是為當時的統治政治服務，宋朝欲加強專制集權，朱熹也必須予以配合，方法就是用專制意志的義理文化去裁剪和更改孔子的思想，讓孔子的身體也披上極端的封建禮教的服裝，比如朱熹將孔子的“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解釋為“三年無改于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后面的的話完全是朱熹為了主觀目的而臆想的，這分明是魯迅筆下吃人的帝王專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一種變相說法，而朱熹卻將如此荒唐、如此不人道的義理強加于孔子身上，孔子有靈，肯定“是可忍孰不可忍”。
現在可以回答前面的提問。朱熹批評他人“使圣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為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原來是朱熹自己要放火，所以不許人家點燈。朱熹所謂“圣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才得圣賢本意，結果是圣賢的本意不見了，而朱熹的思想卻將孔子捆綁了起來，變成了《論語》注朱熹。
通過這么一個例子，恐怕能夠判斷朱熹后來為什么被捧為“朱子”，排位僅僅次于孔子、孟子，是不是因為朱熹是將帝王專制的思想強加到孔子身上的急先鋒？亦是有最大的功勞者？
魯迅批評“‘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當然是曲說，是退嬰的病根，”這是冤枉了孔子，批評的應該是朱熹的“劫持”。在此筆者進一步的認為，魯迅對孔子的所有批判，都有誤會，魯迅的批判對象都不應該是孔子，而是被統治者歪曲而利用的假孔子。這種真孔子和假孔子的辨別和它們的相互關系，是一番很復雜很深刻的研究，但是這項工作很重要，它是中國文化關鍵性的基礎審核，正因為我們對這項工作一直不重視，才使今天中國人的信仰極其虛弱，誤區泛濫成災。
當代著名學者南懷瑾對宋儒進行了諷刺和批評，他聲東擊西的說：“我們要向前輩的某些儒者、理學家、讀書人告個罪了，他們的解釋，又是錯誤的。他們說看一個人，他父母還在的時候看他的志向，父母死了的時候看他的行為，三年當中，沒有改變他父母所走的路線，這個人就叫作孝子了。問題來了，假使父母行為不端，以竊盜為生，兒子不想當小偷，有反感，可是為了孝道，就不能不當三年小偷去。這樣，問題不就來了？如果遇到壞人的話，明明知道錯，可推說：‘孔子說的呀！圣人說的呀！為了作孝子，也只好做錯三年呀！’這叫圣人嗎？照這樣講，我就叫它是老鼠生兒的孝道哲學。為什么呢？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通嗎？不通！這些問題，都出在過去的誤解。當然，宋儒并不一定完全錯，但像這種錯的地方，我們要注意。所以古人說，讀書要頂門上另有一只眼。中國宗教里有的神像，多一只眼睛，名為智慧眼。我們要用宗教家所謂的智慧之眼去看，就很容易了解了。”
南懷瑾接著談了自己的見解：“‘父在觀其志’的這個‘志’，古人的文字‘志’為‘意志’之意，它包括了思想、態度。我們都曾經作過兒子，都有這樣的經驗：當父親、師長的面前，聽到教訓吩咐，口口聲聲稱‘是’，但背過身來，卻對著同學、朋友，做一個鬼臉，表示不聽。所以‘父在觀其志’這話，是說當父母在面前的時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面前，背著父母的時候，乃至于父母死了，都要言行一致，誠誠懇懇，非常老實，說不接受就是不接受；如果作好人，就要作到底，父母死了，于三年之內，無改于父之道，說得到做得到，經過三年這么久的時間，感情沒有淡薄，言行一致，一貫作法，這就是孝子。”
可惜，南懷瑾對“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的理解，雖然去掉了朱熹的“劫持”，但還是流于字面，淡而無味，在孔子“大愚”的語言中我們沒有獲得大智，我們感覺不到孔子語錄的微言大義、意義深長。
那么應該如何理解孔子這段話的永恒的價值呢？
我分三層去解讀：
“父在，觀其志”。古人講“子不教，父之過”，父親健在，有責任培養兒子的君子之道，判斷的標準是兒子是否建立了君子的志向。
“父沒，觀其行”。父親去世了，兒子失去了依賴，更要緊的是他要責無旁貸的擔當起全家的責任，他從父親言傳身教中學到了君子之道，今后他是一個社會基本元素（單元）的全權獨立代表（這種意義和國君王位的更迭倫理內容有一致），這時他的君子之道必須經受住社會實踐的考驗，能夠順利的完成家庭社會責任的交接和擔當。本項解釋和第一項的“觀其志“內在結合了。
“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古訓講：行百里者半九十，繼承和發揚光大父親的君子之道，非幾朝幾月的表面文章，而是一個終身的事業，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自強 不息的漫漫人生之路，做一件好事容易，做一輩子好事很難，貴在持之以恒，最起碼要經歷三年以上堅持不懈的考驗，特別要指出，三年后，絕不是可以改變父道，而恰恰相反，三年時間的考驗，是證明你繼承父親的君子之道已經具有合格的成功實踐，因此數往知來，可以放心的預測你未來能夠繼續堅持，并且繼往開來，將君子之道發揚傳承和開創下去，而不辜負祖宗的最大最美好的心愿！
以上筆者發揮這幾句話的大義，將許許多多對這句話的平庸和消極解釋一掃而空，這句話原來絕不是像魯迅所批判的宣傳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嬰”文化，恰恰相反，這句話表達的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無比的熱愛和堅定的信仰，基于這種信仰的純潔，孔子盼望它能夠得到代代相傳，而孔子思考傳承的方式是一種舉重若輕：它表面輕輕的立于普通家庭的關系上，實際上它是進入中國文化最最深處的地方，即社會基礎文化的獨立細胞“家庭”的層面上，孔子看問題很深，他將中國優秀文化的薪火相傳、前赴后繼的希望，寄托在中國文化最深最普遍最基礎的家庭文化上，只有在這個社會文化普遍的層面上，才能打造出全民族的優秀文化精神。
以上三層意思層層推進，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務必要注意《論語》是微言大義，是綱舉目張的弘揚中國的文化，因此一定要把孔子的思想往高處去理解，它是高高聳立的道德文章之燈塔，千萬不能把孔子的語錄普通化或者庸俗沉淪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思維中，南懷瑾和李澤厚就是站在百姓平平常常的文化角度，比如上述孔子的話淺淺的解釋就是兒子要聽父親的話，要做好子承父業，這樣也講得通，但很平常，腦袋沒有問題的人都知道這個道理，沒有必要去聆聽孔子的嘮叨了。若往高處去想，整個精神境界就會豁然開朗，就會沐浴在孔子道德文章的神圣光輝之中。
其次要注意，“孝”是人倫關系的核心，因為孝是最親近的血緣利害關系，它是最天然、最可靠、最直接的人倫關系，因此“仁”的首要基礎是“孝”，而對君主的“忠”和對朋友的“信”等等，都是“孝”基礎上的“仁”的提升，因此《論語》首篇第二章就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中定義孝的地方頗多，但是首篇第十一章的“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意義最根本，這個定義也是排在最前面。后面定義的“孝”，有具體對象，而唯獨這個定義最抽象，因此我們要高屋建瓴的去理解，要上升到孔子一以貫之“道”的高度，要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局眼光去作思考。
最后，筆者有個遺憾和疑惑，筆者是非常尊敬魯迅的獨立思考和憂國憂民、懷疑批判的精神，但為什么魯迅會犯一個很低級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又竟然得到十有八九人的響應，以致四處被引用作為譴責孔子落后迂腐之依據，不良影響太大，也沒有看到有人理直氣壯的站出來進行駁斥，這篇文章算是我的“挺身而出”吧！
其實，把心稍微平靜，去掉偏見，帶著理智，虛其心認真思考《論語》，就會發現中國最喜歡獨立思考、最有才華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取得最大成就的人就是孔子！為什么孔子被公認為是最偉大的教育家？孔子的獨立思考精神是最最核心的原因！“學而時習之”、“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三人行必有我師”、“子入太廟每事問”、“溫故而知新”、“學而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朝聞道夕死可矣”、“舉一反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等等，這些教育學習的真知灼見，提煉的字字珠璣！概括的無比深刻！刻畫的無比生動！這樣一個道德高尚智慧卓越的圣人怎么可能是一個固步自封、唯我獨尊、不準后人進步和超越的“退嬰”文化的祖師爺？這就如同父親很進步卻希望兒子很落后，父親很喜歡思考卻反對兒子獨立思考，這太悖逆于常識。
列寧喜歡一句名言：偏見比無知更有害。魯迅那代人，被假孔子憤怒了，一葉障目，斷章取義，而遷怒于真孔子，這不是孔子的不幸，而是時代的我們的不幸。
本文的思想，我是不是也一葉障目，斷章取義？敬聽讀者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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