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飛抗金的時代背景以及宋金戰爭形勢的演變（新版）

十二世紀初，東北地區的生女真部落，在完顏阿骨打(漢名旻)的領導下，反抗遼國的統治，隨即興起于白山、黑水之間，建立了金國。完顏阿骨打（旻）也即后來被金人尊為金太祖的金國開國皇帝。

新興的金國女真族當時剛從原始社會過渡到奴隸社會，盛行奴隸制，具有強烈的掠奪性和侵略性。

金國剽悍的騎兵，勝過了原先遼國和西夏的騎兵。在金國剛建立的時候，女真騎兵幾乎所向披靡，從未遭到嚴重的挫敗。時稱“金人野戰，長于用騎”“金人攻城，長于用炮”。如進行大規模的攻城戰，先進的攻城技術的運用，復雜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藥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這些顯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長，而是他們在滅遼戰爭中逐步學會的。能實施攻城戰，方能深入中原腹地，這又是金軍勝過遼軍和西夏軍之優長。

金太宗完顏吳乞買(漢名晟)即位后，金國女真軍隊吞滅遼國，接著又準備發動侵宋戰爭。他們看穿了宋朝外強中干的虛弱本質，認為宋軍是比遼軍更不中用的對手。至于中原地區豐盛的物產，都市生活的繁華，統治者的無數金玉珍寶，更使女真貴族垂涎三尺。

在攻宋前夕，金軍的實力是空前強大的，但北宋朝廷對這場勢不可免的戰爭卻缺乏足夠的警惕和準備，宋朝作為當時世界上經濟和文化高度發展的文明國度和富庶國家，正面臨著一場空前的劫難。

在北、南宋之交，處在落后文明階段的金國女真奴隸主所發動的侵宋戰爭表現為強烈的野蠻性、掠奪性和殘酷性。當時中原各地慘遭金軍血與火的洗劫，“殺人如割麻，臭聞數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廣闊的原野“井里蕭然，無復煙爨”，到處是慘不忍睹的景象。

金國建立初期，女真貴族在中原地區強制推行奴隸制，這成為一個非常突出、特別尖銳的社會問題。很多漢人被金兵抓去當奴隸，用鐵索鎖住，耳朵上刺“官“字，立價出售，在燕山府等地甚至專設買賣權隸的市場。驅擄的漢人過多，就大批大批地坑殺，或者轉賣到西夏、蒙古、室韋和高麗。奴隸價格極為低廉，十個被俘的奴隸，到西夏只能換得一匹馬。女真貴族還大放高利貸，“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使很多入淪為債務奴隸，有時則干脆“豪壓貧民為奴”。按照女真社會的法律，罪犯的家屬可以充當奴隸。在金國戶籍中，“凡沒入官良人，隸宮籍監，為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官戶”。此外，還有屬于私人的“奴婢戶”。這些都算是金國的正式戶名。

在奴隸制下，奴隸的來源不外有戰俘奴隸、罪犯奴隸、債務奴隸等等，金國建立初期幾乎是應有盡有。貪婪的金國女真貴族通過軍事、政治、經濟等手段，部分地破壞了中原農業社會固有的土地租佃關系，而擴大其奴隸制經濟。

金國建立前期，很多女真貴族都是擁有幾百名以至成千上萬名的奴隸。金國朝廷也往往以成百名、上千名的奴隸，賞賜給女真貴族。由于奴隸數量很大，在社會成員中占有相當的比例，金朝進行戶口的“通檢推排”時，規定必須“驗土地、牛具、奴脾之數”，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樣，成為各戶財產登記的重要項目。奴隸主們把奴婢和金、銀、羊、馬同等看待，用作博戲時的賭注。女真貴人們死后，還有“生焚所寵奴婢”殉葬的殘酷陋習。金軍中擁有大量奴隸，缺乏軍糧時，奴婢居然也和騾、馬一樣被殺戮作食，真是慘無人道到極點。

中國古代的漢人，包括男子，遵照“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古訓，長期保留了蓄發的習俗。女真統治者卻按本民族的流行發型，強迫漢人男子“剃頭辯發”，“禁民漢服”，“削發不如法者死”，采取了類似清朝初年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政策。這對廣大漢人當然是極大的民族侮辱。女真統治者還強征中原漢人當兵，時稱“剃頭簽軍”。漢人簽軍在金軍中地位最為低賤，充當苦力，“沖冒矢石，枉遭殺戮”。

金國女真貴族的種種倒行逆施，導致中原文明的大破壞和大倒退，引起以漢族為主的各族人民激烈的、頑強助、持久的反抗斗爭。金國女真貴族的兵鋒所到之處，宋朝各地人民隨即聚集起來進行反抗。在河北，“太行義士”“相率上山，動以萬計”（《大金國志》卷10）；為了掙脫奴隸鎖鏈，被俘漢人“相結上太行為盜”（《大金國志》卷11）；在河東，一個名叫石竧（讀凈）的抗金義軍首領，被俘之后，面對金兵統帥粘罕的威逼利誘，堅決不投降。后來粘罕命令金兵將石竧“釘之于車，刺刃于股”， 石竧仍然大聲喊道：“爺是漢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上釘撅，更不移改！”（《大金國志》卷6）李彥仙以陜州孤城為依托，屢次擊敗金國女真兵的進犯，“金人不得西”， 后來“城陷，彥仙率士卒巷戰”，“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為國捐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1；《宋史》卷448《李彥仙傳》）單是上述事實，即可深刻地說明，千百萬人民群眾，是抗金斗爭的堅定的主力軍。

宋金戰爭本質上是一次民族戰爭，是女真奴隸主和以漢族為主的各族人民之間的武裝斗爭，是奴役和反奴役之爭，是野蠻和文明之爭，是分裂和統一之爭。

宋朝是當時全世界最高度發展的農業文明社會，其農業以租佃制為主。宋代文明大大超過唐代文明，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宏大的進展。（注：據史學家考證，在宋朝鼎盛之時，宋朝的經濟總量占當時世界經濟總量的80%以上。而在21世紀的當代，中國的經濟總量只占世界經濟總量的8%，美國的經濟總量則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0%以上）

在宋代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受到了兩次嚴重的沖擊和破壞，第一次是公元十二世紀女真人的南下，第二次是公元十三世紀蒙古人的南下。

發生于公元十二世紀的宋金戰爭，是中國歷史上范圍很廣、持續很久的民族戰爭。在岳飛生前，酷烈的戰禍遍及宋朝除四川、廣南和福建以外的各路，對經濟和文化造成很嚴重的破壞。即使在岳飛身后的近一百年，自黃河以南，到長江以北的廣闊地域，大多人口稀少，經濟凋敝，也沒有恢復到北宋末年的水平。南北分裂的局面，嚴重地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給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苦難。

金國女真族侵入中原，吸收了先進的漢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飛躍的進步。但是，這卻是以先進文明被嚴重摧殘，出現文明大破壞和大倒退為代價的。 特別是在岳飛生前，即女真族南侵之初，乃是漢族文明遭受劫難最主要的、最慘重的階段。金國女真貴族，除了大規模的燒殺搶掠外，金國女真統治者對漢人的民族意識刺激最深者，一是對漢族男子強行“剃頭辮發”，二是強制推行奴隸制。

宋朝的民間奴婢，大多“本傭雇良民”，“雇賣與人”，他們與主人之間雖有身份差別，但其實已具有與近代資本主義原始雇傭關系相似的性質。然而，從金國建立到元朝初年這段時期，中國北方社會經濟卻又倒退為奴隸制經濟，而且奴隸制還不斷擴張，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嚴重倒退。岳飛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國，看到一些女婢臉上刺著“逃走”兩字，范成大于是寫詩說：“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黥面罰猶輕。” 他從漢文明的高度，看不慣此種野蠻暴行，對此表示義憤。

在金國女真貴族的侵掠、屠殺和奴役之下，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民眾，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斗爭，其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持續之久，在中國古代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中國現代大文豪魯迅先生曾說：“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在抗金戰爭中，這樣的猛士，無論是留名后世的，或者是沒有留名后世的，何止成千上萬。正是這些猛士們的奮斗犧牲，保衛了當時最先進的文明，也在客觀上推動了女真族的進步和漢化。

(以上背景資料節選自著名歷史學家、當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力作《岳飛新傳》第二章)

在攻滅遼國之后，金國女真人又將兵鋒指向北宋王朝，金兵接連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欽宗為首的北宋統治集團，不僅腐化沒落，而且懦弱無能，在重大軍國問題上接連失策，致使宋軍接連敗退，金兵攻城略地、長驅直入。女真兵鐵騎所過之處，宋朝百姓老弱慘遭殺害，婦女被驅掠蹂躪，男子多被擄去為奴，剃掉部分頭發，結扎辮子，充當管馬、負擔等苦力。田野里縱橫交錯的尸骸還來不及完全收拾，良田就已經荒蕪，頹垣敗屋也少有炊煙。金軍的燒殺搶掠，既使對幸存者而言，也造成了極度的生活困難，中原百姓凍餓交迫，痛不欲生。

在第二次從軍歸來之時，岳飛在家鄉見到了懷念已久、存亡未卜的老母姚氏，總算得到了一點寬慰。但是，國家的危難，山河的破碎，百姓的苦難，使這個熱血男兒悲憤填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在如此艱險困厄的世道，即使要貪生茍活，也極其不易，更何況岳飛決非是一個貪生茍活者。在河東的戰爭中，岳飛就已經是不畏刀叢箭雨的勇士。

事到如今，岳飛更強烈地感到，死難的鄉親必須用仇敵的血來祭奠，大地的剩穢必須用自己的劍去鏟除。岳飛聞鼓鼙而思奮，決心重返前線，為驅逐外敵、光復河山而效命。剩下的唯一顧慮，是年過六十的老母親。岳飛離家后，曾經在艱難困頓的歲月中撫育自己的老母姚氏，自然缺少照應和保護，這又使他很難忍心為此。姚氏是個普通的農家婦女，卻深明大義，她決不愿意拖累兒子，而是積極勉勵岳飛“從戎報國”。最后，岳飛決定留下妻子劉氏，照顧老母和幼子。

岳飛臨行之際，岳飛的母親姚氏請人在他的背上深深地刺了“盡忠報國”這四個大字。這四個字不僅刻在岳飛的背上，也銘記于岳飛的心中。在往后的崢嶸歲月里，岳飛始終以百折不撓的自強不息精神，履踐著自己和母親共同的莊嚴誓言。千百年來，“盡忠報國”也成了象征中華民族愛國主義精神的一面大旗。

在外敵入侵、山河破碎、生靈涂炭、家國危亡的嚴峻形勢下，岳飛第三次從軍。農民出身的岳飛過去兩次當兵，其實是為了謀生而迫不得已。到了第三次從軍之時，岳飛已經成長為一個自覺的愛國者。

岳飛早年曾隨東京留守宗澤守衛開封。宗澤死后，杜充接任東京留守，原本為宗澤部將的岳飛也就成了杜充的部屬。后來杜充要放棄開封南下，岳飛進言說中原之地不可放棄，然而杜充不聽，于是岳飛被迫隨主將杜充南下，來到建康(今南京)。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國軍隊大舉南下侵宋，在南宋諸將皆潰的不利形勢下，岳飛仍然奮力作戰。不久，宋軍統帥杜充向金人投降。

當時，南宋朝廷飄樣出海，去向不明。右相兼江、淮宣撫使杜充已經向金人投降，原宋軍的很多將士也就轉變成了以擄掠為生的盜匪軍賊。

各種各樣的壞消息，使軍心浮動，軍糧也開始短缺，將士們深感前途渺茫。岳飛部下有的軍士開始逃往其他各軍，有的甚至情愿充當盜匪。某些原江、淮宣撫司的散兵游勇，甚至派人前來，約岳飛為首領，一起去投降金人。 

面對主將投敵、士卒潰散、百姓惶惶呼救的亂局和艱難復雜處境，岳飛必須當機立斷。岳飛召集全體將士慷慨陳詞說：“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竹帛，死且不朽。若降而為虜，潰而為盜，偷生茍活，身死名滅，豈計之得耶！建康，江左形勝之地，使胡虜盜據，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死無二，輒出此門者斬！” 


 岳飛慷慨的言詞，激昂的音容，使全體將士感泣起來，將士們為岳飛的愛國精神所感動，紛紛表示愿意追隨他抗戰到底。

隨后，岳飛率領這支為數不過幾千人的部隊轉戰江南的許多地方，所部秋毫無犯，在與金國女真兵及各地流寇的作戰中，接連獲勝，收復江南地區的大片失地，并于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乘勝收復戰略重鎮建康(今江蘇南京)，將金軍全部逐出江南。此時的岳飛已經成為可以獨當一面的將領，而在這個艱難時期，一支新興抗金勁旅，——“岳家軍”開始形成，并逐漸成為抗金的中流砥柱。

金國滅北宋，是落后生產力對先進生產力的勝利，是游牧民族對耕作民族的勝利，是奴隸制度對封建制度的勝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間的戰爭！

在金國建立前期，作為國家統治者的女真人還處于奴隸制階段，很多女真貴族都擁有幾百名以至成千上萬名的奴隸。很多漢人被金兵抓去當奴隸，用鐵索鎖住，耳朵刺上“官”字，標價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專設買賣奴隸的市場。金國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隸，賞賜給女真貴族。由于奴隸數量很大，在社會成員中占有相當的比例，金國進行戶口排查時，規定必須“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樣，成為各戶財產登記的重要項目。金國女真奴隸主們把奴婢和金、銀、羊、馬同等看待，用作博戲時的賭注。女真貴人們死后，還有“生焚所寵奴婢”殉葬的殘酷陋習。金軍中擁有大量奴隸，缺乏軍糧時，奴婢居然也和騾馬一樣被殺戮作食，真是慘無人道到極點。

金國女真統治者在其占領區內強制推行奴隸制，堅持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的政策，大規模地掠奪漢人的田地，大量驅擄漢人當奴隸，使社會經濟嚴重倒退；強迫漢人剃頭辮發，加深了民族矛盾。
    
由于金國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壞，當時北中國生產力倒退的嚴重程度，是難以完全統計的。在金軍滅北宋30多年之后，金國包括秦嶺淮河以北的今華北和東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內的廣大轄區的總戶口數只有300多萬（參看王育民《金代戶口問題析疑》，載《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滅亡之前，僅黃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過一千萬！而據學者考證，在北宋末年，宋朝轄區內的總人口已經超過了一億，而南宋人口最多時也有八千多萬！

自金國女真人進入中原之后，在野蠻殘暴的女真兵的蹂躪劫掠之下，北中國廣大地區生靈涂炭，經濟倒退，民生凋敝，到處都是蕭條景象。即使又經過了幾十年，也沒能恢復到金軍入侵之前的水平。當時，在金軍占領區內，“東至沂、密，西至曹、濮、兗、鄆，南至陳、蔡、汝、穎，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山東、京西等路，荊榛千里，斗米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于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五十千，全軀暴以為臘”(《雞肋編》卷中)。

宋朝的民間奴婢，大多“本傭雇良民”，“雇賣與人”，他們與主人之間雖有身份差別，但其實已具有與近代資本主義原始雇傭關系相似的性質。

然而，從金國建立到元朝初年這段時期，中國北方社會卻又倒退為奴隸制，而且奴隸制還不斷地擴張，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嚴重倒退。岳飛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奉命出使金國，看到一些女婢臉上刺著“逃走”兩字，范成大于是寫詩說：“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黥面罰猶輕。” 他從漢文明的高度，看不慣此種野蠻暴行，對此表示義憤。
    
遼國契丹族和西夏黨項族也存在著一些奴隸制經濟成分，但遼國契丹族和西夏黨項族的奴隸制經濟僅僅存在于邊疆一隅之地，并沒有推廣，故雖對社會經濟文明有所破壞，但影響不大。然而，金國女真貴族集團卻要強行把落后野蠻的奴隸制度推廣到整個北中國，造成了北中國廣大地區社會經濟文明的大破壞和大倒退。

中國古代的漢人，包括男子，遵照“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古訓，長期保留蓄發的習俗。遼國和西夏雖然也存在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但卻沒有金國強烈。遼國允許其轄區內的漢人、渤海人等保留農耕民族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允許漢人保留本民族的發型、服飾、文字、語言等習俗。

然而，金國女真統治者卻按照女真族的習俗，強迫漢人男子“剃頭辯發”，“禁民漢服”，“削發不如法者死”，采取了類似清朝初年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政策。這對廣大漢人當然是極大的民族侮辱。金國女真統治者還強征中原漢人當兵，時稱“剃頭簽軍”。漢人簽軍在金軍中的地位最低賤，充當苦力，“沖冒矢石，枉遭殺戮”。

遼國契丹族統治者注意拉攏依靠漢族地主階級。燕云十六州的漢人名門望族，在遼國政權構成中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遼國還實行南北兩套官制，北面官負責處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務，南面官負責處理漢族、渤海族等農耕民族的事務。

但是金國卻始終是女真完顏氏皇族控制軍政大權，而且女真統治者向來疏遠漢人，歧視漢人。在金國，漢人被列為第四等、第五等人。在金國滅亡之后，作為金國遺民的學者劉祁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金國女真統治者為政的一大弊端，劉祁總結道：『大抵金國之政，分別番、漢人，且不變家政，偏私族類，疏外漢人』，以致得不到廣大漢人的擁護，所以金國女真貴族的統治難以長期維持，『此所以不能長久』(《歸潛志》卷12《辯亡》）。

金國女真統治者還把其轄區內的民眾分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漢人被劃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國一直堅持奉行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始終存在著強烈的民族歧視，所以金國的民族矛盾始終存在。直到金國末年，北方漢人反抗女真統治者的武裝斗爭仍時有爆發。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前后，由于金國統治者在其轄區內強制推廣奴隸制，致使金國陷入“法苛賦重，加以饑饉，民不聊生”的危機之中(《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2，紹興九年九月)。

公元1140年前后，女真貴族進入中原已經有十幾年，但是他們掠奪和役使奴隸的嗜欲卻沒有絲毫減退。在金軍占領區內，女真貴族們任意霸占漢人的房舍、土地、錢財、子女；任意征發大量漢族成年男子去當兵，任意霸占蹂躪漢人婦女， 有時候竟然挨家挨戶搜捕漢人壯丁，標價出賣，或者轉賣到西夏、蒙古，以換取戰馬；而當搜捕到的漢人壯丁數量過多，暫時派不上用場，又難于供應其食糧時，就大批大批地坑殺；而分散在北方諸路州縣的金國女真兵，還經常凌虐劫掠當地漢人百姓，并且只要某個村中有一人從事抗金斗爭，金兵就會殺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據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殺全城居民。

在金國女真貴族的野蠻屠殺、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進行了英勇頑強的反抗斗爭，其動員之廣，規模之大，持續之久，在中國古代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金國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紹興八年)夏，金國政府又出臺了一項新政策。金國政府下令：『欠債者以人口折還，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積欠公私債務而無力償還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兒女的人身抵償，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長處死，產業由官府和告發者均分，人口一半充當官府奴婢，一半充當告發者的私人奴婢，連違令者的四鄰也須繳納“賞錢”三百貫。

此前，金國女真貴族們大規模地掠奪漢人的田地，橫征暴斂，使北方的很多農民破產，如今又到處放高利貸，“回易貸緡，遍于諸路”。因而只要貫徹實施金國政府的這項新政策，女真貴族們就可得到成千上萬的債務奴隸。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便紛紛反抗，或者逃亡他鄉，或者殺死債主，“嘯聚山谷”。

為了貫徹實施這項新政策，金國政府經常出動大批金軍，到處搜捕“欠債者”。金軍的搜捕隊凡遇著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誣，或威逼其誣人，“生民無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有人有持棍棒反抗，則被捕被殺，“積尸狼藉，州縣囹圄為之一盈”。在苛政、暴刑、重賦、饑荒等各種災難的交相煎逼之下，金國轄區的民眾被迫大批大批地宰耕牛、焚廬舍、上山寨，加入抗金義軍的行列(《三朝北盟會編》卷197《金虜節要》；《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0紹興八年夏，卷132紹興九年秋)。

金國女真統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漢族為主體的北方各民族的強烈反抗。當時，金國國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當時的金國“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重者，人視之以為血仇骨怨，必報而后已”。

公元1138年（南宋紹興八年，金國天眷元年）開始，金國轄區內民眾的抗金斗爭再次出現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殺債主，嘯聚山谷”，“太行義士蜂起，威勝、遼州以來，道不通行”(《三朝北盟會編》卷197《金虜節要》；《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0紹興八年夏，卷132紹興九年秋；《中興小紀》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紹興九年，金國天眷二年），山東地區的人民在張清領導下，駕船從海上攻入東北的遼東，北方抗金起義軍還打著宋軍的旗號，攻占了遼東的“蘇州”（今遼寧金州），“中原之被掠在遼者，多起兵應之”。在當時的金國轄區內，各地人民的反抗斗爭此伏彼起，并且還有不斷擴大之勢。(《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紹興九年冬；《大金國志》卷9）

當時北方民眾的抗金斗爭風起云涌，在金國統治區內出現了好幾百支忠義民兵隊伍，他們堅持在敵后作戰，反抗金國女真統治者的壓迫，有的還打著“岳家軍”的旗號來嚇唬金兵。

在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北伐前后，為了實施“連結河朔”的策略，岳飛派遣李寶、孫彥等抗金義士潛入山東，組織山東人民抗金；岳飛還派遣梁興、趙云、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原義軍領袖帶領小股軍士北渡黃河，去聯絡太行山義軍，并領導河北、河東的各路抗金義軍；除了李寶、孫彥、梁興、趙云、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直接受岳飛節制的抗金義軍首領之外，一些還沒有與岳飛取得聯系的北方起義者，也經常打著“岳家軍” 的旗號，在金國轄區內不斷攻擊金兵。

岳家軍當年威震南北，名聲極響，金人驚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飛本人更是聲名顯赫，廣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極大的品牌效應。在岳飛生前，很多抗金義軍以及小股宋軍都喜歡打著岳家軍的旗號來給自己助威壯膽，嚇唬金兵。岳飛也支持這種可以使金軍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時候，金兵擊敗了一些農民起義軍或者小股宋軍，就誤以為擊敗的是岳家軍。但是實際上，這些軍隊根本就不屬于岳家軍建制。

《金史》中有好幾處關于岳飛的錯誤記載，或出于金軍的錯覺，誤以為南宋北伐之師都是岳家軍；或因北方義軍假借岳家軍的聲威，起而抗金。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軍的影響之巨。而根據《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實記載，還可以推知在南宋諸將中，岳飛才是金軍最看重的敵人。例如《金史》卷84《完顏昂傳》誤以為“岳飛以兵十萬來攻東平”；《金史》卷66《宗秀傳》誤以為“岳飛駐軍于亳、宿之間”；《金史》卷68《阿魯補傳》誤以為“岳飛進軍歸德府”；《金史》卷77《宗弼傳》誤以為“岳飛復出兵到河東”。但是事實上，在宿州、亳州以及歸德府（即今商丘）一帶與金國將領宗秀、阿魯補作戰的宋軍其實是張俊、王德、楊沂中所部，而完顏昂在東平、邳州一帶所對付的其實是山東本地的農民起義軍，岳家軍從來都沒有到過那些地方，更談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國軍隊打仗｛詳情參見[美國 亞歷桑那大學]學者陶晉生的論文《岳飛與完顏宗弼》，以及本人舊作《<金史>中與岳飛相關戰事描述的謬誤和失實》｝。

在岳飛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國皇帝在詔書中則直接承認了岳飛戰功卓著、威名遠播。金國泰和六年（南宋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誘南宋大將吳曦叛變的詔書中寫到：『且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旦見忌，遂被參夷之誅，可不畏哉！』相關記載可見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顏綱傳》，意思是說，況且你（指吳曦）自己評價一下自己的功勞能否比得上岳飛？岳飛戰功卓著、威名遠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曉；結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誅殺且連累親族，難道這還不可怕么？！

在1140年宋金大戰之前，當時的金國統治集團也很腐敗，金熙宗“不視朝”，“荒于酒，與近臣飲，或繼以夜”(《金史》卷4，《熙宗紀》)。而在成為暴發戶之后，金國的宗室政要將帥們也大多貪圖享樂，逐漸沉溺于驕奢淫逸的富貴生活而喪失進取心。《金史》記載：『宗翰死，宗磐、宗雋、撻懶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為之心，宗干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宗弼，金之國勢亦曰殆哉。』

在女真貴族入主中原之后，剛從原始部落聯盟首領轉變為大國統治者的女真貴族們雖然也進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逐漸開始學習漢人制度，但是唐宋兩朝政治沖突與妥協的調和機制卻并沒有與女真貴族舊有的原始民主因素相互促進融合。相反的，兩者制度中的專制和野蠻的成分卻緊密結合在一起，促成了金國統治集團內部政治斗爭的殘暴化。

當時，金國統治集團內部經常爆發爭權奪利的政治斗爭，并且政爭的過程也很殘酷。金國的大臣將帥們為了爭權奪利而相互傾軋，頻繁地爆發派系紛爭，不斷地自相殘殺。繼蒲廬虎（宗磐）、訛魯觀（宗雋）、撻懶、鶻懶、兀室等金國宗室政要接連被誅殺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蕭慶也相繼被殺。兀術殺兀室，株連者多達幾千人；兀術殺希尹，連坐者數百人。
    
當時的金軍“已如強弩之末”，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又“不達時變，貪而無親，將自取斃”(《攻愧集》卷95，《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節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爭和金國女真統治集團的內部紛爭，尤其是連年侵宋，耗費了金國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金國將士厭戰，士氣低落，軍力日弱。

金軍統帥完顏兀術(宗弼)的心腹、悍將韓常在夜飲時，對人坦白說：“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三朝北盟會編》卷178；《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紹興九年冬)

《三朝北盟會編》卷178《金虜節要》記載：『自粘罕死，穹廬內亂，太行嘯聚蜂起。烏陵思謀每夜展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阻，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為官人。思謀，粘罕家人也。數小子者，謂今虜主亶之輩也）。改官職，授寧遠大將軍，還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太行義士破懷州萬善鎮，思謀率兵保城，集父老諭之曰：「爾等各撫諭子弟，無得扇搖，南朝軍來，吾開門納王師。」其奸詐如此』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記載：『紹興九年冬）太行義士又攻懷州萬善鎮，破之。守臣烏陵葛思謀率軍民城守。思謀自金國內亂，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嘆曰：「可惜官人備歷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為數小子壞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謂尼瑪哈（粘罕）也。』

金太祖完顏阿骨打(漢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師起兵，公元1115年建國號大金。在這之后，金國女真兵幾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開戰之時，總人數本來就不多的金國女真兵已經持續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戰死沙場的金兵金將累積起來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將也不少，死于內訌的金國良將同樣不在少數，而貪圖享樂且驕惰厭戰的金兵金將則更加多(注：這些“金兵金將”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們享有很多特權，也最善戰，他們是金國軍隊的主力和中堅)。

據《金史》志25《兵志》記載：『(金國女真兵)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鍥薄，將帥攜離，兵士驕惰。』

而經過幾十年的頻繁戰爭消耗，曾經驍勇善戰的女真兵所剩無幾，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來就比較少，于是金國女真統治者們不得不從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漢人中征調大量兵員補充。

但是，由異族人拼湊而成的軍隊不僅戰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對金國的忠誠度也沒有保證，金國將領甚至還要帶著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頭簽軍”上陣。更難以讓金國女真人放心的則是，一旦金國軍隊作戰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壓迫而被強征入伍的那些異族人拼湊而成的“剃頭簽軍”不僅有可能臨陣脫逃，而且還有可能會臨陣倒戈。

早在公元1137年（南宋紹興七年，金國天會十五年）十一月，金國女真統治者因為劉豫的偽齊傀儡政權屢次發兵侵宋，都被宋軍打得狼狽逃竄，感到立劉豫 “為帝數年，無尺寸功”(《金史》卷77《撻懶傳》)，便把劉豫廢黜了。

在偽齊傀儡政權建立的八年中，對中原人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賦斂及于絮縷，割剝至于果蔬”(《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8)。中原百姓對偽齊傀儡政權 的統治，恨之入骨。在廢黜劉豫的時候，金國統治者害怕中原人民會乘機而起，無法收抬，甚至還派金軍統帥兀術、撻懶等人親自帶兵南下，到東京汴梁彈壓，同時還宣布了一些緩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但是，中原地區仍然持續動蕩不安。在偽齊傀儡政權被廢黜之后，原偽齊政府的官員，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則率領軍隊投奔南宋。例如，原偽齊的“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肥度可得四五萬眾”(《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8)，“偽齊知壽州宋超率兵民來歸，蔡州提轄白安時殺金將兀魯，執其守劉永壽來降”(《宋史》卷29《高宗本紀》)。這些反抗斗爭，使金國“諸帥之在中都者，如居積薪之上”，“勢之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0)。

岳飛向來堅持正確的俘虜政策，禁止虐待俘虜，曾針對金國強征的漢人“剃頭簽軍”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顯著，『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恩結于人心，雖虜人、簽軍，皆有親愛愿附之意』。隨著偽齊政權的垮臺，原偽齊的很多官兵也紛紛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對多的偽齊官兵爭先恐后地投奔岳家軍。

公元1137年（南宋紹興七年，金國天會十五年）三月，偽齊武將李清“率眾歸正”，率軍南下投奔岳飛(《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09)。

公元1137年（南宋紹興七年，金國天會十五年）十一月，金國統治者廢黜劉豫。不久，原偽齊臨汝軍(治新蔡，今河南新蔡縣)知軍崔虎率軍向岳飛投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7；《三朝北盟會編》卷182)。

公元1138年（南宋紹興八年，金國天眷元年）正月，經過岳飛宣撫司幕僚張節夫的“招諭”，原偽齊蔡州知州劉永壽、提轄白安時在全城軍民支持下，殺金將兀魯孛堇，帶領大批軍民南下投奔岳飛，岳飛隨即命令部將張憲率兵前去接應(《宋會要輯稿》兵15之6；《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8，121；《三朝北盟會編》卷183)。

公元1138年（南宋紹興八年，金國天眷元年）八、九月間，金國鎮汝軍知軍、馬軍統制胡清率領一千一百零八人起義歸宋，南下投奔岳家軍，岳飛予以熱情接待，并任命胡清為選鋒軍副統制(《宋會要輯稿》兵15之6，7；《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2)。

此外，金國統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覲，以及華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軍投歸岳飛。前偽齊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處死永安軍的知軍，然后率軍南下歸降岳飛(《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17)。

自金國、偽齊投奔南宋的“歸正人”絡繹不絕，既有投奔岳家軍的，也有投奔駐屯其他地區的宋軍的。此外，還有兩萬偽齊軍隊在歸德府 (原宋朝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帶起義，武裝反抗金國女真人的統治(《金史》卷128《張奕傳》)。    

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國，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間洪皓在金國歷經艱險，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國，堅貞不屈，時人稱贊他為“宋朝蘇武”。宋使洪皓長期被金國扣留，他很了解金國內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經常暗中派人給南宋朝廷通風報信，洪皓曾經在給宋高宗的密信中陳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女隨軍，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傳》)。

事實上，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前后，金國軍隊不僅在南方戰場上接連敗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戰場上，也陷入了困境。

公元1139年（南宋紹興九年，金國天眷二年），西夏乘折可求新喪，進攻金國的府州，并攻占府州。緊挨著金國女真人老巢東北的高麗國（古代的朝鮮、韓國）過去曾經屈服于金國的兵威。如今金國內外交困，高麗也開始武裝反抗金國女真人的的壓迫，直接威脅著金國女真人的老巢東北。

當時的南宋，由于韓世忠、岳飛先后率軍剿滅了范汝為、李成、曹成等軍匪游寇和以楊幺為代表的武裝割據勢力，數年之間，有了穩定的后方。故在與金國軍隊作戰時，南宋軍隊沒有后顧之憂。

而在成吉思汗建國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遼國和金國在北方的主要邊患。在金國滅掉遼國之后，也接收了來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邊患。

金國與北方的蒙古各部長期處于敵對狀態，并且蒙古邊患的威脅日益加劇。金國事實上長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兩線作戰的窘迫困境。金國曾經多次派大軍去討伐蒙古，但是常常無功而返。

蒙古曾經多次擊敗金軍，還曾趁勝追擊金兵，一直打到金國上京的附近。金國天眷二年(1139年)，金國『遣萬戶湖沙虎伐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即蒙古）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大敗其眾于海嶺』(《大金國志校證》卷10；《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
        
關于蒙古對金國的威脅，當時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國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給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國正被蒙古所困擾，『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會編》卷221《洪皓行狀》；《宋史》卷373《洪皓傳》；洪適《盤洲文集》卷74《先君述》)。

金國不止野蠻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問題。在立國前期，金國主要依靠女真完顏氏皇族帶兵打仗，而投降金國的遼宋將領中既沒有高明的人才，也很少得到金國女真統治者的重用。

在金軍剛滅亡北宋的時候(公元1127年前后)，當時的金國統帥完顏宗翰（粘罕）、完顏宗望（斡離不）等手下名將云集，像完顏活女、拔離速、銀可術、阇母、婁室、撻懶等，其中，完顏活女曾擊敗并陣斬北宋名將種師中，拔離速擊敗姚古，阇母、婁室等曾攻占陜西，他們無一不是能征善戰，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將。

但是到了公元1140年前后，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卻讓李成、孔彥舟、徐文之流當上了分路大將軍。須知，李成、孔彥舟等人本來都是宋朝的軍匪流寇，在亂世中到處燒殺搶劫、擄掠百姓、奸**女，卻被各路宋軍接連擊敗，于是他們只好投靠偽齊和金國，成了金人南侵的漢奸走狗幫兇。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顏氏皇族帶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國居然以這些戰斗力差勁的漢奸流寇為寶，讓他們當上了分路大將軍，這實在讓人感到驚奇！很顯然，當時的金國不僅兵老氣衰，而且缺乏良將。

事實上，在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前后，金國主要依靠完顏宗弼（兀術）一人強撐大局。從兩淮到中原，從中原到川陜，到處都能見到宗弼元帥那勤勞忙碌的身影。

宗弼元帥屢敗屢戰，堅忍不拔而又疲于奔命，難怪編著《金史》的金國遺老們感慨地總結說：『宗翰（粘罕）死，宗磐、宗雋、撻懶湛溺富貴，人人有自為之心，宗干獨立，不能如之何，時無宗弼（兀術），金之國勢亦曰殆哉。世宗嘗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虛言也！』

堂堂的大金國，曾經有“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之威名盛譽的金兵金將，到如今，落到依靠完顏宗弼（兀術）一人苦撐大局，可見“金之國勢亦曰殆哉”！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前后，為了與宋朝王牌雄師岳家軍作戰，完顏宗弼（兀術）從金國各地抽調人馬以集中兵力，如河北路的主簽軍完顏宗賢(賽里)就被招至前線，金國在黃河以北負責鎮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之時，黃河以北的各地抗金義軍趁機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勢。在京東、京西路，岳家軍的忠義統制都接連取得重要勝利，并攻克占領了如永安軍、南城軍等地；在黃河以北的河東路，忠義軍攻占了十一州軍；在黃河以北的河北路，眾多州縣的民眾起義。

雖然《宋史》中僅記載了北方義軍攻占慶源府，但據《金史》記載可知，當時河北路的重鎮大名府也已經被忠義軍攻占。在東京開封府衰落之后，北京大名府已成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連這樣的基地都丟了，充分說明金國已經開始喪失對其屬地的控制力，金國已經漸漸日暮途窮的事實，以及北方抗金義軍出色的作戰能力。

當時，金國自燕山以南，“號令不復行”。金國的后院不僅起火，而且火勢熊熊。

不久，北方義軍首領梁興的戰報呈送到岳飛的宣撫司，梁興在戰報中稱：『河北忠義四十余萬，皆以岳字號旗幟，愿公早渡河！』——黃河以北的各地抗金義軍英勇奮戰，正在等待著配合岳飛大軍北進。

岳家軍和北方民眾抗金義軍相互配合，協同作戰，這在中國古代軍事史上蔚為奇觀。而只有在金國女真貴族強迫廣大漢人剃頭辮發，強制推行奴隸制等特殊歷史條件下，才會出現如此波瀾壯闊的愛國壯舉。

金國女真統治者早期試圖通過把契丹人納入猛安謀克來加強自己的力量，但他們在原遼國轄區內的殘暴統治和壓迫掠奪，又導致契丹人叛亂逃亡不斷。

當時，金國這個窮兵黷武的國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蠻力，再也沒有任何憑恃。而這些蠻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術和賽里，已經被岳飛扁得滿地找牙都找不到。黃龍府感到的震恐，其來有自。

紹興十年岳飛北伐之時，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國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書》中寫道：『順昌之敗，岳帥之來，此間震恐』。如果“直搗黃龍”中的黃龍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這個地方已經提前感受到了震驚和恐慌。

事實上，當時的金國已經陷入山窮水盡、眾叛親離的困境。而了解金國內外交困的窘境的，絕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從金國逃歸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觀點，他們普遍認為：『敵主懦而將驕，兵寡而怯，又且離心，民怨而困，咸有異意。鄰國延頸以窺隙，臣下側目以觀變。寇盜外起，親戚內亂。加以昔之名王良將如粘罕、撻懶之徒，非被誅則病死，……內有羽毛零落之憂，外失劉豫藩籬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復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難乎！』

而自從金國廢黜劉豫的偽齊傀儡政權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內的整個北中國地區，“遼人與漢人上下不安，日夕思變”，金國女真人已經無法控制。當時的金國已經陷入“內訌外叛，互相猜貳，擁兵角立”的困境。金國兵力日弱，簽發而來的軍隊，“老弱盡行，人心乖離”。金人想要繼續用兵，也力不從心，于是只好“徐為后圖”。

金國剛剛崛起時，之所以能稱雄于東亞，主要是仰仗精悍的女真騎兵。經過馬具的改良，包括馬蹬的發明，順連有素的女真騎兵無疑是古代世界相當完善的騎兵。
　　
女真騎兵慣于披掛好幾十斤的重甲作戰，兜鍪很堅固，只露雙目。他們擅長連續作戰，如果一次沖鋒、一個回合的交鋒失敗，則敗不至亂；他們可暫時退出戰斗，重整隊形，再次發起沖鋒，叫做“更進迭退”。 女真騎兵的負荷很重，卻能連續進行幾十個以至上百個回合的交鋒，足見其堅韌的戰斗力，這是殘酷的軍法，加上女真人原來落后困苦的生活條件造成的。女真騎兵的主要兵器是弓箭，“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輒不可出”，“刀劍亦不取其快利”。他們長于弓矢遠射，卻短于白刃近戰。
　　
金國剽悍的騎兵，勝過了原先的遼國和西夏的騎兵。在金國建立之初，女真騎兵幾乎所向披靡，從未遭到嚴重的挫敗。時稱“金人野戰，長于用騎”“金人攻城，長于用炮”。如進行大規模的攻城戰，先進的攻城技術的運用，復雜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藥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顯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長，而是他們在滅遼戰爭中逐步學會的。能實施攻城戰，才能深入中原腹地，這又是金軍勝過遼軍和西夏軍之優長。顯而易見，在攻宋前夕，金軍的實力是空前強大的。

金國女真貴族集團看穿了宋朝外強中干的虛弱本質，認為宋軍是比遼軍更不中用的對手。至于中原地區豐盛的物產，都市生活的繁華，統治者的無數金玉珍寶，更使女真貴族垂涎三尺。
　　
在攻滅遼國之后，金國女真人又將兵鋒指向北宋王朝，金軍接連南下攻宋。而以宋徽宗、宋欽宗為首的北宋統治集團，不僅腐化昏聵、驕奢淫逸，而且懦弱無能，在重大軍國問題上接連失策。
　　
同時，由于長期實行以文制武的“抑武”政策，致使北宋末年的宋軍整體素質低下。面對金軍的進攻，當時的宋軍一觸即潰，或不戰而潰，根本就沒有能力進行野戰，只能進行守城戰。王稟指揮的太原保衛戰，是當時最悲壯的一幕。宋軍兩次救援太原的失敗，其實已決定了東京開封失陷和北宋滅亡的命運。

在北宋末年，宋軍節節敗退，金軍攻城略地、長驅直入。金兵最初剛進入中原之時，可以說是“有擄掠，而無戰斗”。
　　
靖康二年（1127年）1月初，因為昏庸無能的北宋君臣指揮不當，加之江湖術士郭京誤國，北宋都城東京汴梁被金國女真兵攻破。金兵大肆燒殺搶劫搜刮，將當時世界的著名大都會東京汴梁洗劫一空。同年四月初，金兵押著徽、欽二帝以及宋朝后妃、皇子、宗室、貴戚等3000多人北返，被金國女真兵押走的還有東京城內的教坊樂工、技藝工匠等數千人以及平民百姓男女不下10萬人，其中女性尤多，金兵還帶走了北宋朝廷的大量文籍輿圖以及寶器法物，北宋宣告滅亡。史稱“靖康之變”或“靖康之恥”。

公元1127年五月初一日，康王趙構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將靖康二年改為建炎元年，成了南宋的開國君主，后來的廟號稱為宋高宗。宋高宗趙構當時才二十一歲，他長期在深官養尊處優，所擅長的只有享受和淫樂，統治經驗還不豐富。宋高宗趙構稱帝伊始，迫于嚴酷的形勢，不得不起用眾望所歸的愛國名臣李綱擔任宰相。然而，宋高宗趙構當時真正言聽計從的，卻是權奸汪伯彥、黃潛善，外加一些宦官。

李綱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六月間自南方趕到南京應天府，他總結北宋亡國的慘重教訓，審度宋金的實力對比，提出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措施。李綱采納張愨等人的建議，號召民眾組織忠義巡社，抵抗金軍。李綱推薦宗澤任東京留守、兼開封府尹，負責守衛京城；推薦張所任河北西路招撫使，傅亮任河東路經制副使，負責收復兩路淪陷的州縣。

宋朝德高望重的愛國文臣東京留守宗澤守衛開封，主持前沿軍務，抗金形勢隨即有了重大改觀。
　　
從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十二月到建炎二年(1128年)春，在滅遼破宋之后，正值金軍兵勢最旺盛之時，又是在最善戰的金軍統帥完顏粘罕（漢名宗翰，本名粘沒喝）等人的指揮下，金軍大舉南侵，再次對東京開封府發起最凌厲的攻勢，卻在那里接連遭受挫敗，不得不退兵。這與北宋末年的東京失守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然而，李綱積極抗金備戰，卻遭到執政權奸黃潛善、汪伯彥之流的多方掣肘和刁難。黃潛善和汪伯彥堅持遷都東南，以圖茍安一隅，這正中宋高宗的下懷。李綱只當了75天宰相，即被宋高宗罷免，李綱的抗金措置也隨之被全部廢棄。

愛國老臣宗澤逝世后，在茍且偷安的宋高宗和權奸黃潛善、汪伯彥的昏暗統治下，加之，無勇無謀而又剛愎自用的宋軍統帥杜充誤國，致使宋朝再次喪失國土數千里，南宋的國土前線也由黃河兩岸退到了長江淮河地區。
　　
從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國天會七年）秋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金軍再次大覺南下攻宋，金軍突破宋軍的長江防線并渡江作戰，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這是金國軍隊軍事勝利的巔峰，卻也物極必反。此后，金軍由盛轉衰，宋軍由弱變強。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將韓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軍在黃天蕩地區攔截號稱十萬的金軍大部隊，使完顏兀術（宗弼）率領的金軍遭受挫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四月到五月，岳飛率領南宋的新興抗金勁旅岳家軍先后與金軍主力部隊作戰幾十次，都取得了勝利。五月中旬，岳家軍乘勝收復了江南地區的戰略要地建康(今江蘇南京)，將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沒能踏入江南一步。
但是，當時全權負責川陜戰事的南宋主戰派文臣張浚剛愎自用，他拒不聽取宋將郭浩、曲端、吳玠等人的忠告，輕率地在陜西富平一帶發動了一場大規模會戰，接著又坐失戰機，導致宋軍在陜西戰敗，使宋朝喪失了陜西的大片國土。而金國統帥完顏昌(撻懶) 所指揮的金軍也在東線戰場上發起攻勢，占領了淮東。
公元1131年（南宋紹興元年，金國天會九年）三月，張榮率領的抗金義軍在長江以北的縮頭湖一帶巧妙地利用地勢，誘敵深入，使金人“步騎四集，悉陷于淖，無得解者”，趁機擊敗金軍，大獲全勝，進而迫使金軍退到淮河以北。
　　
從公元1131年（南宋紹興元年，金國天會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紹興四年，金國天會十二年）三月，金軍傾注全力，企圖攻入四川，川陜戰場隨即成為宋金戰爭的主要戰場。
　　
公元1131年（南宋紹興元年，金國天會九年）十月中旬，負責川陜戰事的宋將吳玠依托和尚原一帶有利的險峻地形，采用正確的戰術，抓住有利戰機，擊敗金兵統帥完顏宗弼（兀術）率領的金軍主力，使金軍遭受慘敗。
　　
公元1134年（南宋紹興四年，金國天會十二年）三月，宋將吳玠率軍在仙人關一帶再次擊敗完顏宗弼（兀術）率領的號稱十萬之眾的金軍，使金軍再次遭受慘敗。
　　
公元1134年（南宋紹興四年，金國天會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將岳飛率軍主動發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軍將士英勇善戰，接連擊敗金國和偽齊的聯軍，收復包括戰略要地襄陽在內的襄漢六郡，這是南宋開國八年以來第一次收復大片失地。
　　
而在公元1134年（南宋紹興四年，金國天會十二年）冬，金軍主力部隊進犯淮南的失敗，則標志著金國軍威的進一步沒落。
　　
公元1136年（南宋紹興六年，金國天會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飛再次率軍北伐，出奇制勝，兵進伊洛。岳家軍長驅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陽附近，取得了輝煌勝利，接連繳獲了大量的戰利品，還先后繳獲了一萬五千多匹戰馬。而繳獲的這一萬五千多匹戰馬，加上岳家軍在以往歷次戰役所繳獲的戰馬以及南宋朝廷撥調的一些戰馬，則為岳家軍組建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奠定了基礎。岳家軍長驅伊洛，是南宋立國之后初次發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規模反攻。
　　
從總體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來，直到岳飛遇害之前的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間的力量對比在朝著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轉變。南宋由弱變強，金國由盛轉衰。
　　
進入中原的女真人，其漢化的速度要快于契丹人和蒙古人，這當然是一種進步，但進步的另一面卻是女真人相對快地腐化。金國女真人入主中原還不到十年，岳飛就已經看穿了他們外強中干的虛弱本質，岳飛在奏折中寫道：“（金人）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惰”。金國女真猛安謀克戶們享有特權，貪圖享樂，依靠剝削漢族平民百姓為生，往往淪為既不能戰、又不能耕的社會寄生蟲。而金國女真上層統治者的腐化墮落速度則更快。
　　
自宋金開戰以來，宋軍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關、順昌、郾城和潁昌五次大捷，都擊敗了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親自率領的金軍主力。
　　
秋冬季節，弓勁馬肥，騎兵可以縱橫馳騁于平原曠野地區，此時最有利于女真騎兵作戰。但女真騎兵不耐暑熱多雨天氣，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
　　
發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戰和發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關之戰都是山地戰，吳玠率領的宋軍可以憑借險峻的地形與金軍對抗，金軍主要是“以失地利而敗”。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將劉锜充分利用暑熱天氣，在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以逸待勞，以少擊眾，擊敗金軍，取得順昌大捷，遏制了金軍的攻勢，開創了宋軍在平原地區大敗金國女真騎兵部隊的新紀錄。
　　
如果說，順昌之戰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熱的天時，以及金軍勞師動眾、遠道而來的不利因素，加之宋軍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紹興十年）的岳家軍大舉北伐，則是在閏六月之后的七月發生，又是在平原曠野地區進行。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國女真騎兵發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岳家軍仍然能夠以寡擊眾而取勝，先后在郾城之戰和潁昌之戰中擊敗金軍主力，并乘勝進軍至朱仙鎮，迫使金軍撤出東京開封府，這標志著宋金之間的戰爭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縱觀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紹興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議之前的宋金戰爭史，作為一個基本史實，其整體形勢是宋軍愈戰愈強，而金軍愈戰愈弱。
　　
經過多次交鋒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軍銳不可擋，因而，他們也不得不驚呼：“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在岳家軍兩次取得大捷的時候，韓世忠的部將王勝收復了海州（今江蘇東海縣東），張俊的部將王德也收復了毫州（今安徽毫縣）。
　　　　　　　　
當時，在金兵的后方，河北河東的各路忠義民兵也展開了威武雄壯的戰斗場面。原先奉岳飛之命回到黃河北岸去的梁興，這時與太行山義士和兩河忠義民兵會合，大敗金兵，收復了垣曲縣（山西垣縣）、孟州（河南孟縣）、衛州（河南汲縣）、懷州（河南沁陽）、趙州（河北趙縣）等地。各地的老百姓也紛紛牽牛拉車送糧，積極支援義軍。河南地區的人民，更是在道路兩旁，頂盆焚香，簞食壺漿，以迎接岳家軍。
　　
而且河北、河東地區的忠義民兵，也都已互相聯絡，約好以“岳”字旗為號，在等待岳家軍過河進兵。黃河以北的抗金義軍首領梁興在送給岳飛的戰報中寫道：“河北忠義四十余萬，皆以岳字號旗幟，愿公早渡河。”
　　　　　　　　　
由于宋軍在正面戰場作戰的勝利和義軍在金國統治權區內不斷打擊金人，兩者緊密配合，不僅形成了對金軍的大包圍，而且也切斷了金國女真人向北撤退的歸路。
　　　　
抗金的形勢空前大好，金國女真人的處境十分困難。
　　
岳飛看到抗金勝利在望的大好形勢，當然是無比興奮，信心滿懷。但是，岳飛也知道，要收復黃河以北的失地，并最終殲滅敵人，單憑岳家軍孤軍作戰是不大可能的，還必須有其他各路宋軍的配合作戰，才能成功。所以岳飛就奏請宋高宗，要求趕快命令各路宋軍“火急并進”，發動總攻。當時宋高宗如能真的這樣做，那么宋軍長驅渡河，收復失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而單是軍事方面的有利形勢，還不能決定抗金戰爭的勝利進程，政治因素往往起主要的作用。因為當時南宋朝廷中的決策人物是宋高宗和秦檜，他們在勝利面前禁不住驚慌起來，不僅深怕岳飛的勝利會影響他們的議和，而且擔心武將功高震主，因而迫不及待地下令岳飛班師。
　　
當各路宋軍捷報頻傳，尤其是在岳家軍取得穎昌等戰役的大捷后，宋軍渡河指日可待，秦檜卻私于金人，力主和議。秦檜當然懂得，在此時奏請高宗令宋軍班師，是他破壞岳飛抗金、葬送北伐的最好時機。
　　　　　　　　
對于宋高宗來說，當初金國女真統治者敗盟，派兵氣勢洶洶地南侵之時，他害怕南宋政權會遭到滅頂之災，怕自己也會落到無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的。但是現在，宋軍既然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權，與金國女真人重新議和也有了資本，要是繼續再打下去，不僅會惹怒金人，而且也會使本來就深得軍心民心的抗金名將岳飛功高權重，宋高宗唯恐岳飛會有震主之威，對岳飛的猜忌也由來已久。
　　　　　　　
而內奸秦檜的心理狀態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樣。一方面，秦檜從來就是不斷地在破壞南宋的抗金斗爭，尤其是在金國危難的關鍵時刻，更是要破壞這次勝利在即的岳飛北伐，來為其金國主子效勞。另一方面，秦檜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國女真人主子作后臺，與金人勾結往來，決意主張和議，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寵信而久居相位的。如果這次宋軍抗金北伐取得了勝利，金國政權勢必被最終打垮，而秦檜自己也會隨之而失去一切，甚至連身家性命都難保。這是秦檜絕對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檜就千方百計地破壞這次宋軍的北伐。
　　　　　　　　
為要達到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檜當然也知道，首先，必須牢牢地掌握住相權。因趙鼎雖然被罷相，但在金人敗盟南侵時，他立即“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即指使其黨羽御史中丞王次翁誣告趙鼎：“逼近行朝，陰幸有警，規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于臨安，撰造事端，鼓惑眾聽，以搖人心”，且犯有“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等罪。因而，趙鼎再次受到貶官降職。
　　　　　　　　
其次，秦檜嚴密地控制朝野輿論，不許百官上書條陳抗金大事。秦檜一而再地逼害趙鼎，就在于要“先竄趙鼎，而人無敢言矣”，可是，當時的右承事郎監潭州南獄廟陳鼎就毫不畏懼，上書宋高宗說：“敵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未敗則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為自治之策。”秦檜知道后，大為惱怒，立即把他降官處分，以圖懲一警百。
　　　　　　　　
尤其是，秦檜為要在軍事上破壞抗金戰爭，從順昌戰役起，他就想盡一切方法使諸大將失利。
　　
當時，韓世忠把所獲敵俘押送到南宋朝廷所在的行在臨安（今杭州），秦檜害怕俘虜供出金國的虛實，即請求宋高宗令諸將“今后獲敵不必解來”。這個鬼主意，連宋高宗都覺得不對頭，宋高宗聽后馬上對秦檜說：“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虛實”。
　　　　
對于在順昌戰役中積極支持劉锜而立有戰功的陳規，秦檜又故意把他調任知廬州，“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后來，劉锜又被召還，他所率領的八字軍也被調到長江以南的太平州。張俊本來就畏敵怯戰，贊成議和。這次，他的軍隊攻克宿州和毫州后，秦檜就命他把全軍撤回淮南。
　　　　
秦檜這些調虎離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檜完全知道東線的韓世忠和西線的吳璘，對金軍只是起到遙相呼應和牽制兩翼的作用，當時能與兀術大軍對陣的，只是中線戰場的岳飛、劉锜和張俊三大將。
　　
現在要是先把劉锜、張俊的軍隊調走，勢必造成中線戰場的岳飛孤軍深入，這樣就可以借刀殺人，假金兵之手，來消滅岳家軍。但秦檜的這一罪惡陰謀，并沒有得逞，岳飛雖孤軍作戰，仍把金軍打得落花流水，取得了如上所述的幾次大戰役的輝煌勝利。
　　　　　　　　
秦檜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秦檜唆使他的黨羽向宋高宗奏請說：現時“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某若深入，豈不危也？愿陛下降詔，且令班師。” 宋高宗聽之，正合心意，立即降旨要岳飛“措置班師”。
　　　　
岳飛一時還摸不清宋高宗的用意，還在上奏章極力陳述說：現在正是功及垂成，“豪杰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請求南宋朝廷增兵添糧，以便一鼓作氣，收復故土。宋高宗、秦檜不但置之不理，而且以君命逼使岳家軍班師。于是，岳飛的抗金斗爭，“十年之力，廢于一旦”。
　　　　　　
岳飛雖然把全部精力貢獻在抗金事業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勝利，但是宋高宗、秦檜掌握著朝政大權，岳飛的一切行動都要聽他指揮，他堅持抗金的北伐大計不可能實現也就勢所必然的了。宋高宗、秦檜葬送岳飛抗金北伐于垂成之時，這就不僅使岳家軍以浴血奮戰所攻克的穎昌、陳州、蔡州、鄭州等地，又相繼失陷，而且也使岳飛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擊。
　　
岳飛知道，自己在抗金戰場上馳騁了半生，己為“秦檜所忌，終不得行其所志”。過去自己雖費盡了心機，興師動眾，好不容易地才收復了一些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因而，岳飛也產生了消極悲觀的念頭。宋高宗、秦檜對岳飛抗金的打擊，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也是敵人想做而無法做到的事。而岳飛的消極態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對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間早已存在的矛盾又進一步地惡化了。

在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前后，金軍接連被宋軍擊敗，并且金國統治區內的各地漢人紛紛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壓迫，加之來自北方蒙古的威脅，使兵老氣衰的金國無力繼續打下去。
　　
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爭和金國女真統治集團的內部紛爭，尤其是由于連年侵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女真將士厭戰，軍力日弱，正如金軍統帥完顏兀術的心腹、悍將韓常私下對人說：“今之南軍,其勇銳乃昔之我軍；今之我軍，其怯懦乃昔之南軍。”
　　　　
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過去輕視南宋的軍力，認為用武力可以滅宋，所以他才“銳意敗盟，舉兵南征”。但南侵的結果卻是，金軍“敗于順昌，敗于郾城，敗于柘皋”，金軍一敗再敗，使兀術看到金國在軍事上已失去了優勢，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于是，當時把持金國軍政大權的完顏宗弼（兀術）就開始改變策略，再開“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兀術三次致書宋廷，表明議和的意圖，進而想通過宋金和議來撈取金軍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金國主戰派的銳氣遭挫，于是重新提出要與南宋講和。很顯然，如果金兵能在戰場上取勝，那么向來輕視南宋的金國統治集團是不會與南宋講和的。
　　
金國統帥完顏兀術要講和，這當然是宋高宗、秦檜求之不得的。但宋高宗、秦檜卻又感到議和的最大障礙是來自那些握有重兵的宋軍大將們。
　　
宋高宗、秦檜經過改組南宋朝廷的御史臺，嚴密地控制了輿論，還貶逐了許多主張抗戰的文官朝臣，在文官中要掀起像紹興八年（1138）那股洶涌澎湃的反議和潮流，已是不大可能的了。唯獨武將還握有兵權，岳飛、韓世忠等人的抗金態度又非常堅決，他們要是擁兵抗命，議和就難以成事。因此，要使議和成功，就必須想辦法解除諸大將的兵權。

宋高宗、秦檜明白，收回宋軍諸大將兵權和與金國議和這兩件事情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只有與金人媾和，才能沒有后顧之憂地解除諸大將的兵權；而只有收回諸大將的兵權，才能確保與金國議和的順利進行。
　　
宋高宗要解除宋軍諸大將的兵權，不僅是為要議和，而且也是出于對武將的猜忌和防范。這后一條是趙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規。宋朝歷來就重文輕武，推行以文制武的國策。
　　　　
在南宋初年，由于金兵進犯，宋高宗狼狽逃竄，在國破家亡的非常時期，宋高宗不得不提高武將的權位，允許他們“便宜從事”。但這只是權宜之計。
　　　　
尤其是，宋高宗趙構對于發生在南宋建炎三年的苗（傅）、劉（正彥）兵變事件，始終耿耿于懷。
　　
早在南宋建炎三年（1129）三月，御前軍統制苗傅和副統制劉正彥在臨安(今杭州)發動了兵變，殺死了宋高宗的寵臣、作惡多端的御營都統制王淵，并派兵包圍了宦官康履的家，殺死了內侍多人。苗、劉還在臨安市內張貼榜文歷數宋高宗趙構的罪狀：重用黃潛善、汪伯彥等權奸，寵信宦官，以致“奸臣誤國，內侍弄權”，貪污腐化，禍國殃民，老百姓災難重重，痛苦無邊，“數路生靈，無罪而就死地，數百萬之金帛，悉皆委棄，社稷存亡，懸于金人之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1）。
　　　　
當時，宋高宗親自召見了苗、劉。他倆見到宋高宗時，又當著文武百官的面，厲聲責備宋高宗任用奸佞、賞罰不公、誤國誤民，說將士有功者得不到獎賞，而宦官沒有功勞卻得到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院”。對宋高宗表示極大的失望和不滿，并公然宣稱：“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圣（宋欽宗）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21）。他們迫使宋高宗退位，另立宋高宗三歲的兒子為帝，由孟太后垂簾聽政。政變發生后不久，大臣呂頤浩、張浚等隨即命令韓世忠、張俊、辛道宗、劉光世等將領，率兵包圍了臨安。苗、劉兵敗逃離，后被俘殺。宋高宗這才恢復了帝位。
　　　　　　　
這件事雖已相隔多年，但宋高宗一想起來還是心有余悸，正如王夫之在《宋論》中所說：“高宗懲苗劉之難，心惴惴然”。何況而今與建炎時期相比，南宋將帥們的兵權和威望變得更大了。所以，宋高宗趙構更是時刻擔心武將權大將會威脅朝廷。
　　
有一次，宋高宗問張俊：你讀過郭子儀傳嗎？張俊說：沒有。宋高宗又諭示他說：郭子儀“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即日就道……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身享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權之寸，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享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9）。這番話，雖是說給張俊聽的，其實是對那些手握重兵的大將的警告，也是宋高宗一向猜忌武將的心理狀態的反映。
　　　　　　　
秦檜當然深知宋高宗有這種猜忌武將的心思。當時南宋軍民有這種習慣，以各將領的姓為軍號，稱呼張俊統領的軍隊為張家軍，韓世忠統領的軍隊為韓家軍，岳飛統領的軍隊為岳家軍。對此，秦檜便“乘間密奏，以為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鶴林玉露》卷5《格天閣》)。秦檜說這些話，是針對宋高宗最敏感的問題而發的，因而立即觸動了宋高宗的內心世界，“上為之動”，促使宋高宗下決心要收回兵權。
　　　　　　　　
早在紹興八年（1138）五月，宋高宗就對監察御史張戒說過，他想用提升各軍裨將使其獨立成軍的辦法，來分割各大將的兵權，并打算在一、二年內解決這個問題，但因當時與金國還未達成和議，要是一下子分兵，又怕造成軍隊的力弱勢孤，抵擋不住金兵的進攻，維護不了偏安的南宋政權，因而事情才被擱置起來。
　　　　
但在金人敗盟之后，宋軍取得了空前的勝利，這標志著金強宋弱的形勢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一點連一向畏敵如虎的宋高宗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紹興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時，宋高宗就認為：“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故敵得乘間猖撅。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锜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江窺敵，則我兵皆乘其后。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9）。
　　　　
宋高宗對當時形勢的分析，是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的。正因宋金形勢發生了這樣的根本轉變，趙宋政權偏安江南已經十分有把握，解除諸大將兵權的時機也已成熟。所以，宋高宗就把他這一心思告訴了秦檜，“乃密與檜謀削尾大之勢”(《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6）。

秦檜為要替其金國主子女真貴族效勞，為要適應兀術“乃始講和”的策略，更是“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宋史紀事本末》卷72《秦檜主和》)。因而，宋高宗的主意，正中秦檜的下懷。
　　　　
于是，秦檜便積極地與他的黨羽參知政事王次翁、給事中直學士院范同密謀。經過反覆的策劃后，范同向秦檜獻計說：把張俊、韓世忠、岳飛三大將都調入朝廷任樞密使和副使，明升其官職，實“罷其兵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40）。

從總體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來，直到岳飛遇害之前的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間的軍事力量對比在逐步朝著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轉變。南宋由弱變強，金國由盛轉衰。

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過去輕視南宋的軍力，認為用武力可以滅宋，所以他才“銳意敗盟，舉兵南征”。但南侵的結果卻是，金軍“敗于順昌，敗于郾城，敗于柘皋”，金軍一敗再敗，使兀術看到金國在軍事上已失去了優勢，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金國主戰派的銳氣遭挫，于是，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就改變策略，重新提出要與南宋講和，再開“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很顯然，如果金兵能在戰場上取勝，那么向來輕視南宋的金國統治集團是不會與南宋講和的。
    
由此可見，宋金盡快地達成和議，既是茍且偷安、疑忌武將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趙構和賣國求榮的權奸秦檜的愿望，也是金國女真統治者的需要。

古今中外，無數血淋淋的教訓告訴我們。和平并不需要條約保障，而需要實力保證。金真有實力滅亡南宋，再多條約也沒有用。南宋要立足江南，也根本不需要條約，不要忘記南北朝時期，南朝什么時候向北國簽和約啦？

當初，北宋與遼國達成“澶淵之盟”之后，宋遼兩國之間維持了一百多年的和平，而南宋與金國先后達成兩次紹興和議，第一次不到兩年就被金國單方面破壞，第二次不到二十年，又被金國單方面破壞。

——并且“澶淵之盟”也沒有南宋與金國達成的“紹興和議”屈辱！

1. 早在紹興八年(1138年)年底，宋金達成第一次和議。但是僅僅過了一年半，到了紹興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就突然撕毀和約，大舉攻宋，宋高宗當時無奈地說：『夷狄之人，不知信義』(《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5）。

2. 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第二次達成議和，外強中干的金國在國力處于劣勢的情況下占了很大的便宜。然而，到了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不到二十年，金國再次單方面撕毀合約，大舉南侵。

公元1142年岳飛遇害，南宋與金國達成了喪權辱國的第二次“紹興和議”，公元1161年，金主完顏亮率大軍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趙構、權奸秦檜之流長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徹底破產，再到公元1234年，金國滅亡。這中間隔了93年，其間宋金兩國又發生三次大規模戰爭，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國與北方的蒙古之間的戰爭也連綿不絕，難以有完全的統計！
    
人們珍視和平，但是絕對不能把和平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須知由于南宋小朝廷的偷安妥協,致使當時的中國飽受南北分裂之苦,經濟文化慘遭摧殘,自黃河以南到長江以北的廣闊地區因為屬于宋金兩國交界區而長期處于荒涼狀態。
    
在宋金達成和議以后，北方人民既要遭受金國女真貴族的殘酷奴役,忍受來自金國女真統治者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又要承擔金國對蒙古戰爭引起的各種負擔, 大批漢人壯丁被金國女真統治者強征戍邊,在金國與蒙古之間的戰爭中,充當炮灰,苦不堪言。（注：金國始終存在著很強烈的民族歧視政策，當時的金國把民眾分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漢人是第四、第五等）
    
除了進行大規模的燒殺搶掠外，金國女真統治者對漢人的民族意識刺激最深者，一是對漢族男子強行“剃頭辮發”，二是強制推行奴隸制。從金國建立到元朝初年，是中國北方社會奴隸制成分擴張的時期，這當然是嚴重的倒退。岳飛被害三十年后，南宋大臣范成大出使金國，看到一個女婢頰刺“逃走”兩字，寫詩說：“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黥面罰猶輕。” 范成大從漢文明的高度，看不慣此種野蠻行為，表示義憤。
    
而南宋自與金國達成和議之后，南宋官府對南宋人民的橫征暴斂不但沒有絲毫減輕,反而不斷加重.真正能夠享受和平的只有金國女真貴族和茍且偷安的南宋君臣,少數統治者的驕奢淫逸、貪污腐化與大多數人的貧困痛苦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公元1140年岳飛北伐前后，金國內外交困。然而在達成宋金和議之后，經過將近二十年的休養，加上南宋每年進貢給金國的大量財富，到了公元1161年前后，金國的國力得以恢復，金軍將士也養得膘肥體壯。而此時的南宋，經過秦檜及其黨羽將近二十年的折騰，已經國困民窮，“國之府庫，無旬刀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宋金國力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注：秦檜執政期間，是宋朝最黑暗、專制、腐敗的時期之一。南宋日后的繁榮，大半是建立在宋孝宗的勵精圖治之上，與秦檜趙構之流毫無關系。）

經過秦檜及其黨羽將近二十年的壓制和破壞，到了金國再次發起攻宋戰爭的公元1161年(秦檜當時已經死了)，南宋軍備已廢弛多年，宋軍將士也早已失去紹興十年時的那種進取之心和雪恥之志，此時算得上是兵無精兵，將無良將。結果，在名將劉锜(已經六十多歲)的指揮下，雖然集中了江州、池州、建康、鎮江四支大軍，但宋軍在兩淮還是一敗再敗。

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聽說金主完顏亮率大軍氣勢洶洶地撲來，宋高宗趙構馬上嚇得尿褲子，趕緊備船，準備逃亡海上。多虧了臨危不懼的文臣虞允文指揮宋軍殘部憑借長江天險據守，加上金國后來發生內訌，南宋總算又逃過一場劫難。
    
想當初，早在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二月，當曾被岳家軍扁得滿地找牙的金軍再次進犯淮西之時，宋高宗頗不以為然地說：『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建炎不同。建炎之間，我軍皆退保江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故敵得乘間猖撅。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锜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江窺敵，則我兵皆乘其后。今虛鎮江一路，以檄呼敵渡江，亦不敢來』(《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9）
    
公元1161年，曾經親歷公元1140年宋金戰爭的金主完顏亮再次發起攻宋戰爭，當時金軍中還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岳飛不死，大金滅矣！”(原文『逆亮南渡，胡人自為「岳飛不死，大金滅矣！」之語』，相關記載可見于《浪語集》卷22《與汪參政明遠論岳侯恩數》)。

公元1142年岳飛遇害，南宋與金國達成了喪權辱國的第二次“紹興和議”，公元1161年，金主完顏亮率大軍再次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趙構、權奸秦檜之流長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徹底破產，再到公元1234年，金國滅亡。這中間隔了93年，其間宋金兩國又發生三次大規模戰爭，其中有24年在打仗！此外，金國與北方的蒙古之間的戰爭也連綿不絕，難以有完全的統計！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自認為準備就緒，滅宋之謀便不再遮掩，金軍開始大舉南侵功宋，“臣構”祈和不成，命且不保，南宋再度面臨亡國的嚴峻形勢。
    
金軍的大舉南侵宣告了宋高宗趙構、權奸秦檜之流長期奉行的屈辱求和政策的徹底破產，主和誤國之罪昭然若揭，抗戰派再次得到人們的尊重和仰賴。
            
南宋太學生程宏圖、太學生直學宋芑，以及倪樸等人先后上書，請求南宋朝廷給岳飛平反昭雪，并追究秦檜禍國殃民的罪行，以謝天下，以激勵南宋軍民的忠義之氣，進而振奮宋軍將士的士氣。此外，他們不僅要求南宋朝廷恢復岳飛的爵位和名譽，錄用岳飛的子孫，而且還要求追奪秦檜的官爵，沒收秦檜的家產，甚至還要將秦檜開棺戮尸！

就炮制冤獄，害死岳飛這一點上講，罪責不全在秦檜，因為秦檜當時的權勢尚沒有達到架空皇帝的程度，決定權在于宋高宗趙構，秦檜是同謀，是幫兇，宋高宗趙構則是幕后主謀！

但是在害死岳飛之后，有了金國主子撐腰,秦檜當上了宋高宗趙構無法罷免的終身宰相,秦檜自此專權18年,權勢如日中天。秦檜“挾強虜以要君”，也就是憑借外國人的強大來要挾皇帝。用今天的話說，大致可以類比為“挾洋人以自重”。秦檜的黨羽布滿朝堂，秦檜的權勢越來越大，到后來甚至架空皇帝，——這是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

害死岳飛之后，秦檜大權獨攬！在秦檜專權期間，秦檜甘當奸細、賣國求榮、殘害忠良、結黨營私、獨斷專行、徇私舞弊、迫害異己、貪污受賄、貪贓枉法、賣官鬻爵，破壞抗金力量，致使南宋軍備廢弛。

秦檜還拼命地榨取民脂民膏，大興文字獄，進行嚴酷的輿論管制以粉飾“太平”，并大肆篡改歷史檔案以文過飾非，還“挾虜勢以要君”，架空皇帝，秦檜晚年“頗有異志”，甚至想效法西漢的王莽，圖謀篡奪皇位！

——秦檜的這些罪惡是不能推給其他人的，從這些方面來看，秦檜生前作威作福，壞事做絕，罪惡滔天，一點也不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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