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結束后，　1945年8月14日　至23日蔣介石接連三次急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共同商討國家大計，當時眾人認為這是蔣介石設計的“鴻門宴”，特別是中共高層出于安全考慮反對毛澤東前往，但毛澤東說，“蔣介石的主觀愿望是要堅持獨栽和消滅共產黨，但是要實現他的愿望，客觀上有很多困難。這樣，使他不能不講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我們也講現實主義。人家講現實主義來邀請，我們講現實主義去談判?！泵珴蓶|沒有猶豫，客隨主便赴約了重慶政治談判。這件事，不僅顯示了毛澤東的政治勇氣和氣魄，也是毛澤東政治眼光和心靈智慧的一個經典的例子。

首先，毛澤東憑借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特別是對蔣介石時下國際地位和新情況下蔣的人品的認識，判斷蔣介石在重慶不敢加害于他。其次，毛澤東明知蔣介石談判沒有誠意，只是裝模作樣，忽悠輿論，但如果不去，卻正中他下懷，為他發動反共內戰提供了借口，而將計就計，形勢就會顛倒，我黨化被動為主動，達到反客為主的有利局面。第三，長征以后，毛澤東一直遠離國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國內很多著名民主人士和各路賢達對毛澤東不夠了解，毛澤東堅信中共的事業是正義的，能夠得道多助，毛澤東直接和全國民主人士見面，是爭取朋友、贏得民心的很好的統戰工作機會。后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三個目的全都實現，而蔣介石卻弄巧成拙，在談判過程中，因為弄假成真，不知所措，常常因為沒有誠意而言不由衷、出爾反爾，結果大失人心。梁漱溟說，他很欽佩毛澤東什么都不怕的精神，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可能是梁漱溟這種評價的一個原因。后來蔣介石撕毀和談協議，全面進攻解放區，梁漱溟等知識分子感到震驚、失望和氣憤，但也因此欽佩毛澤東早對此有所預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毛澤東出奇制勝，在重慶談判中贏得中共的統戰宣傳攻勢，對于后來解放戰爭的迅速勝利，有著贏得國統區民心的重大意義。

毛澤東去重慶談判，完全在蔣介石的預料之外，蔣介石本無心談判，對談判工作沒有準備，一時措手不及，拿不出談判方案，于是要求中共提出談判提案，或者務虛性的敷衍。一次見面，蔣介石問毛澤東如何估價中國的文化，毛澤東知道里面話中有話，于是反問，　蔣　先生是否認為信奉馬列主義的共產黨人不懂得的中國文化？接著毛澤東很自信的告訴蔣介石，說自己是讀通了中國歷史的。

蔣介石提出中國文化問題，絕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處心積慮深思已久。蔣介石自認為他繼承和代表了中國文化的道統，依據自己的正統文化地位，就能站在繼承和發展中國歷史文化的高度，名正言順的駁斥中共的馬列主義思想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在中國是水土不服的，從而動搖和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基礎。

中國悠久歷史的特征，是單一儒家統治文化始終沒有中斷，而且在代代相傳中發展的越來越強勢。到了近現代因為西方物質文化的武裝侵略和沖擊，中國的帝王政治被推翻，西方的民主政治文化和社會主義文化先后在中國廣為傳播。中國的近現代史，也是中西方文化的斗爭、借鑒和相互征服或者融合統一的歷史?；仡檶O中山、袁世凱等現代中國政權，他們建設和鞏固政權首先考慮的問題是：政權的文化屬性，有的政權是自覺的去意識，有的政權雖然沒有強調文化屬性，但它們也無一例外的不能夠超越文化的宏觀限制。

中國近現代各種政權或者政治思想，都面臨著如下重大考慮：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對待外來的西方強勢文化，如何處理好兩種文化的關系。上述考慮，又決定了在中國社會巨變的進程中，是采用政治改良的辦法還是政治革命的辦法。孫中山、袁世凱、蔣介石都表現出非常崇敬中國的傳統文化，在社會關系深刻的意義上，他們政治發展道路都是采用改良的辦法（孫中山名為革命，實質沒有發現革命力量，則是晚年才認識到要喚起民眾，因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無發動民眾革命的成功之實踐），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真正動員和領導了人民，采用革命的方法，暴風驟雨的建設成了全新社會關系的社會主義中國。

改良的辦法，是對原有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不予根本的觸動，是對原有社會秩序不予顛覆性的破壞，改良思想和保守的儒家政治思想是天然的朋友。

孫中山自幼就熱愛孔孟之道，后來受西方教育，學會外語，在西方文化影響下，認為中國的文化非改革不可，他以開放的胸懷學習西方文化，他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多次呈信李鴻章，提出中國一系列借鑒西方的改革方案。后來孫中山在日本進行反清革命活動，日本改良成功的道路，對他啟發很大。孫中山的改良革命，反對階級斗爭而提倡階級互助合作，孫中山甚至否認中國的階級矛盾，認為中國不存在貧富階級的區分，而只有“大貧”和“小貧”之分。

孫中山反對階級斗爭，筆者以為有以下兩個原因。一是當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越來越激化，孫中山鑒于西方發展的教訓，設想一種統籌的政治革命和改良的解決方案，把推翻清政府的社會革命和社會的改革計劃結合在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中，以畢其功于一役解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未來發展將面臨的主要矛盾。為此，一方面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經濟改良思想，另一方面提倡社會互助合作反對社會階級斗爭的倫理價值。二是孫中山反對階級斗爭、提倡社會和諧合作的思想，是和中國血緣宗法關系基礎上形成的孔子中庸倫理“和為貴”的思想完全吻合的。孫中山十分堅定的自我表白：“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

任何的社會政治革命最終都將落實到社會經濟內容上，經濟思想上回避矛盾、穩健保守、沒有跟進，必然導致政治上的革命將是徒有虛名。孫中山的政治革命由于未能動搖舊統治的經濟根基，結果革命的果實輕易的被舊勢力攫取。孫中山晚年認識到政治革命失敗是因為沒有能喚起民眾，但是要喚起民眾，就必須代表他們的經濟利益，就必須對社會的經濟關系進行革命，后來國民黨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和工農運動結合，并且成功的進行北伐革命戰爭，但是革命的深入，很快就變成導火線，在全中國激化起階級矛盾，于是國民黨右派發動反革命政變，昨日還是同盟，一朝便成不共戴天的仇敵。這充分的說明中國的階級斗爭是實實在在的存在，比資本主義國家有過之無不及。

國共兩黨在階級斗爭中表現出的你死我活，孫中山生前可能未曾預料，但是孫中山決心喚起民眾，就必然和他反對階級斗爭的思想發生沖突，這個隨著革命深入而迅速尖銳起來的社會主要矛盾，擺在孫中山的繼任者蔣介石的面前，蔣介石無法回避，必須做出歷史性的選擇。

孫中山、蔣介石都在日本長期待過，對日本留下了良好的政治文化印象，也都想借鑒日本明治維新政治改革經驗。雖然是同文同種，但是中國的國情要遠遠的復雜于日本。

在歷史上中日兩國都信奉儒家政治文化，但是日本的國土遠遠小于中國，日本的民族遠不像中國的多民族，在歷史上，日本最高統治者的威信遠遠強于中國，這一系列因素決定了日本的社會矛盾遠沒有中國那樣尖銳，也決定了血緣宗法性的儒家文化在日本能夠積極發揮作用，推動萬世一系天皇血脈文化體系的民族凝聚力，形成上下一心、奮發有為、明察時政、一致御外的精神信仰。在日本忠于天皇的文化，能夠成功的抵御和扼制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的理論。

中國國情和日本有著巨大的差別，中國的疆域遼闊，民族眾多，歷史上朝代更迭頻繁，戰亂不已，最高統治者沒有絕對信仰的歷史文化基礎，沒有任何一種超級的傳統文化力量能夠協調和平衡好中國社會的各種利益關系，社會經濟矛盾的無法自我節制和約束，導致社會經濟矛盾由此衍化為階級斗爭單向性的加速度的激化，這就是在整個世界歷史上中國所獨有的，歷史循環性的發生農民起義和改朝換代的根本原因。這種歷史規律，造成中國社會經濟呈現周期性的被粉碎性的破壞，這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中國歷史發展規律，屢屢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也因為是這樣的國情，孔子思想才勉為其難的成為中國政治統治文化的思想基礎。

孔子的思想體系誕生于混亂的春秋戰國年代，他的思想深刻而又簡單，就是宣傳中庸之道來避免社會極端的紛爭?？鬃拥乃枷胧侵袊鴼v史政治制度矛盾的不可調和的產物，有它產生的歷史必然性。中國社會經濟利益矛盾無限的激化必須尋找一種文化的制約力量，而選擇的文化必然是能夠緩和并能克服社會利益斗爭的文化，這種文化也必然是具有中庸之道的根本屬性。但是孔子的調和矛盾的文化，在強大的帝王專制政治跟前，其政治地位實際上非常虛弱，對統治階級的約束極其有限，主要是依靠統治者的內省即自我覺悟。這種道德文化的制約，事實上經常表現為心有余而力不足，無法阻止中國經常大規模的階級戰爭，即農民起義。而且孔子思想在中國殘暴專制面前表現出的無能，經常使廣大人民懷疑孔子思想正義價值觀的真實性，甚至認為它是虛偽的、欺騙的，是袒護統治者利益的。一個國家的文化基礎，由于它企圖在立足現實的基礎上而表達永恒的正義，結果它的中庸兩可性，便成為把柄可以供統治者任意玩弄，于是在歷史上經常受到下層人民的懷疑甚至反對，于是這種文化價值觀正義性的實踐意義就有很大的局限，因此歷史上對孔子思想的批判，正是緣于孔子文化先天設計的政治局限性，即孔子思想是一種入世的普世價值觀，而任何多么崇高的思想一旦設計成能夠和現實的利益結合，就毫無例外的遠遠不能做到普世價值的徹底性，能夠絕對判斷的是，它在歷史中永遠更多的是代表統治者的利益，或者說統治者能夠更多的利用到它的價值。因此當統治者發生政治危機時，孔子的文化如同任何一種和統治者結盟文化一樣，存在著被視同為統治者的合謀的危險，就如同城門失火很可能還有殃及池魚之飛來橫禍。

中國儒家文化入世的特點，以及中國任何一個專制政權既強大卻又不能長久統治的特點，決定了中國歷史上始終不具有堅定信仰性質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又決定了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統治文化信仰的改變都不是革命性質的，都僅僅是換湯不換藥。儒家文化對人世的依附性，是儒家思想的大智慧，有句社會廣為認可的深刻名言，生命之樹常青，而理論總是灰色的，儒家思想的創造，恰恰針對了人類的這種思想文化局限性的弱點，而讓理論緊密的聯系生活實踐。因此，儒家文化能夠成為統治者的政治文化，也能夠成為老百姓的生活文化。也因為如此儒家文化像不倒翁一樣，其文化地位會隨著人世的變遷而跌宕起伏，但是儒家文化的寬容性，它的寵辱不驚的深刻文化內涵，它的真誠的人文關懷，要遠遠強于它因為相反相成的屬性造成的也是先天的文化漏洞和缺點。在儒家文化入世的矛盾中，由于優點遠遠大于缺點，因此它的文化生命力在世界文明中堪稱舉世無雙。

到了近現代，中國的文化信仰不改革已行不通。因此，即使孫中山忠于孔孟之道，還要順應潮流創立新的信仰內容，孫中山把新的政治信仰的建立看作革命的決定性因素，他指出“人類對于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最先發生思想；思想貫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睂O中山對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就是與時俱進，創建了三民主義的理論信仰。

孫中山逝世，戴季陶號啕大哭，寫了一副挽聯：“繼往開來，道統直承孔子；吊民伐罪，功業并美列寧”。戴季陶是國民黨右派權威的繼承三民主義的理論家，和孫中山一樣，他的思想也存在矛盾。在他們要維護的利益關系中，孔子思想和列寧主義實際上是無法一致的。戴季陶后來發表了《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形成“戴季陶主義”，戴季陶認為三民主義就是民生哲學，而儒家的仁愛是民生哲學的基礎，孫中山的思想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是代表了中國正統的文化，孫中山是孔子之后中國道德文化上繼往開來的大圣?？鬃铀枷胧巧鐣B帶責任主義，而孫中山的“互助論”是繼承了這種中國的傳統文化，它優越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競爭”論，人類雖然都有獨占性和排他性的欲望，但同時也具有相互利益的統一性。據此戴季陶反對唯物史觀和社會革命論的階級斗爭學說。

孫中山的最后歲月思想發生了沖突，但是他的心靈深處還是鐘情于孔孟之道，他選擇聯俄聯共和扶助工農恐怕是權宜之計，因為他的主要接班人蔣介石、戴季陶等，都是十分忠于中國傳統文化保守的一面。過了十多年，蔣介石在高舉孫中山思想大旗的口號下，思想越來越中國化，1943年3月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著作，蔣介石似乎有“力挽狂瀾”之氣魄將輿論置之度外，重新把中國儒家傳統文化推崇到中國政治的核心地位，并且“義正詞嚴”的聲討五四以后的新文化，矛頭不僅指向共產主義，還指向自由主義，統統將它們歸為西方文化毒害之影響。

時隔兩年，蔣介石和毛澤東見面，問起中國文化的問題，可謂早有前因。文化問題似乎務虛，但恰恰是毛澤東和蔣介石最高思想上的本質分歧。

可惜蔣介石等一葉障目，當中國社會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交織和無比深刻的時候，當國民黨政權進一步腐敗不堪、“前方吃緊，后方緊吃”民心大失所望的時候，當廣大貧困階級已處在水深火熱已呈脫韁之馬之勢的時候，蔣介石居然對如火如荼的階級矛盾和斗爭橫加指責，認為是共產黨“惟以憎恨與斗爭之說，灌輸于社會和青年之中，以阻礙生產的進步”，另一方面蔣介石勸告統治階級以“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仁慈責任心來關心貧困階級，勸告他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蔣介石企圖用這種自我反省，認識到仁義，進而知行合一，來解決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危機，來安撫貧苦民眾，十足的表現了蔣介石政治上非常幼稚或者說是虛偽的一面，這種遠水不救近火的夸夸其談，客觀的講是掩蓋矛盾、避實擊虛、轉移視線，深入的分析是睜眼說瞎話、自欺欺人、置百姓生死于不顧。用這種文化方法來解決中國實實在在的階級利益巨大懸殊的矛盾，是十足的畫餅充饑，是揚湯止沸，是隔靴搔癢，是緣木求魚。由此點來看，蔣介石的政治文化水平和覺悟實在太低，也太不聰明，太高估了中國人民的忍耐力，也太低估了人民的反抗力量，因此難怪很多有識之士批評說是蔣介石一手造成了共產黨的強大和勝利。但筆者認為蔣介石集團可能是被金錢捆住了政治的翅膀，一葉障目，也是腐敗太深，積弊難返身不由己了。

蔣介石不愿意把中國腐敗黑暗的政治勢力作為他政權主要的敵人，客觀上把自己和全國最廣大的人民對立了起來，對黑暗政治壓迫勢力的寬容，就是對大多數被壓迫人民的殘忍，蔣介石難道不懂的這個辯證法嗎？

蔣介石和毛澤東對中國文化都有深入的和獨立的思考，但是蔣介石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運用是表面的，蔣介石不愿意深入認識和實踐孔孟文化中的以民為本的思想本質，跳不出腐朽統治階級的老框框和本末倒置的去利用發揮儒家文化。蔣介石走不出書本，被書本削足適履，而毛澤東從書本中摘取了精神靈魂走了出來，毛澤東從最基礎的生活層面，從廣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出發，來吸取中國儒家文化愛民的精華，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精神，來發揚光大中國的傳統文化，毛澤東科學的發揮了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毛澤東的革命理論因為緊緊圍繞百姓生命這棵大樹，因此毛澤東對中國文化的價值了然于心，在實踐運用中如魚得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毛澤東憑借對中國文化的結合實際的獨特理解，終于以小勝大、以弱制強，最后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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