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誰？

   作者按語：1991年蘇聯解體，引發世界各地的地緣政治災難，與美國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相適應，新馬爾薩斯主義在全球卷土重來。緊接著，1993年亨廷頓在為美國國防部做的課題中提出“文明沖突論”，1995年在美國舊金山埃爾蒙特飯店舉行的西方精英500人會議達成共識：“垃圾人口論”和“喂奶政策”，有人認為其政治實質是種族滅絕。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世界秩序重建》中說，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經常地聽到“種族滅絕“這個提法。2010年奧巴馬在澳大利亞關于“中國模式”的講話。可惜絕大部分人未必讀懂了亨氏這本書和“文明沖突”論以及在此理論指導下的美國新戰略的政治含義，還在云里霧里，其后果不堪設想。所以，亨廷頓指出，90年代以來，舊的意識形態認同消失了（其實沒有消失），世界各國正在按照不同的文明重新集結，以維護生存。這也是東亞共同體思潮興起的背景。2010年8月29日，卡斯特羅指出，我們生活在人類特殊的歷史時期，即馬克思曾經界定的史前時期。進入21世紀的今天，無論窮富貴賤，中華民族比歷史上任何時候更需要文化認同。

    動物有“利益”（食物）就能生存，人是靠理性活著。但是不僅如此，人類還創造了文化，不同民族之間的區別不在膚色，而在文化。人類是平等的，但是文化卻有等差。幾千年來，中華民族堅持不被異族同化，是因為堅信自己的文化優越，主要是價值觀優越。這個理念在19世紀下半葉以來曾經長期被西方文化壓制，引起民族文化認同危機。非西方民族出現文化認同危機，曾經是近代西方大規模對外擴張以來世界文明沖突中一種普遍存在的國際現象。隨著20世紀西方衰落，世界性的文化本土化趨勢迅猛發展。20世紀下半葉以來，東亞復興推動了儒家文化復興。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物質財富涌流和綜合國力提升，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文化自信顯著提升。另一方面，百多年來的文化自戕，近30年來西化思潮的沖擊，民族文化認同危機再次發生，“香蕉人”現象有所發展。這是當代中西文明沖突中的一種地緣政治-文化后果，嚴重威脅中國軟實力。

長期以來，中國人埋頭奔小康，對“文明沖突”幾乎沒有概念，例如有一種流行的觀念以為：“‘夷夏之變’于今明顯不合時宜了，大可存而不論。”（2）這是非常片面，非常糊涂，也非常有害的看法。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化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陡升，主要是本土文化。亨廷頓說：“人們并不只靠理性活著。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們在追求自身利益時才能理性地籌劃和行動。利益政治以認同為先決條件。在社會飛速變革的時期，已確立的認同消失了，必須重新界定自我，確立新的認同。”（3）他在2004年為美國人寫了《我們是誰》一書，憂心忡忡，因為美國衰落根本是西方文化衰落。中華文化歷史上長期是世界先進文化和強勢文化，中華復興其實是復興文化。離開文化復興，中華復興不可能實現，也失去意義。因此，在全球化和“文明沖突”的今天，中國人更需要自問“我們是誰”，“我們究竟是誰”，中國人的精神將向何處寄托，中國人將向何方發展，今天的和未來的中國人如何不迷失文化方向，保持我們的民族性，繼續做中國人，還是做“香蕉人”？如此等等。從文化上說，改革開放如果使中國人成為“香蕉人”，等于中華文明被征服，改革開放就失敗了。不了解中國文化，我們就不知道“我們是誰”，中國人也就沒有未來。當前，在經濟全球化帶來世界性文化認同危機、道德缺失、意識形態真空的背景下，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具有特殊的重大意義。

    在展開本章內容之前，有必要與讀者朋友達成以下共識：第一，任何一個自認為有知識的中國人，應當對本國的傳統文化有必要的了解。否則就只能算是一個有知識的人，在文化意義上不能算是一個有知識的中國人。你可以認為自己是一個“國際人”，但實際上你只是一葉浮萍。第二，所謂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必要的知識，必須對傳統文化懷有歷史文化的溫情和敬意。否則只能算是了解某種外國文化，不能算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知識。一個民族只有對自己的歷史和文化有溫情，這個民族才有向心力，才能團結，才有希望。第三，所謂對中國傳統文化懷有歷史文化的溫情和敬意者，至少不應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抱有一種虛無主義態度，以為沒有一點價值，以為無一處令自己滿意，更引不起一絲驕傲。而將我們百多年來的落后和曲折，將建國以來60年發展、曲折和改革中遇到的一切困難和問題，種種陰暗面和缺點，統統諉卸給傳統文化。第四，越是民族的，才能越是世界的。一個不懂得珍視傳統的民族，根本就不能真正走向世界，更沒有未來。只有在具備以上諸條件的中國人愈來愈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真正是可以預期的。否則，我們可能現代化了，但是我們變成了“香蕉人”，在文化上被征服了。那樣的“現代化”，還有意義嗎？梁啟超先生早在20世紀初就寫道：“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自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4）百多年以來，傳統文化備遭蹂躪摧殘，國學更是幾度氣若游絲，當中華復興終于起步之時，我們的民族終于在歷經艱難曲折之后總體上開始形成文化自覺。“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傳統文化復興推動中華復興的偉大前景，可以預期。

      中華民族和文明的由來

    “我們是誰”，首先是一個我們從哪里來的問題——中華民族的起源和中華文明的形成問題。對此，每一個現代中國人都應當有所了解。         

（一）中華民族的摶成

   中華民族是中國各民族的總稱。中華民族的起源，源遠流長，古代漢族自稱“華夏族”，亦稱諸夏。“華”意為“榮”，“夏”意為“中國之人”，并稱自己所居地區為中國。再上溯，主要有炎族和黃族；炎族即苗族，黃族即漢族，還有其它民族，到今天總共有56個民族。戰爭是自古以來民族之間人口和文化相互融合的特殊方式。上古的民族部落很多，為爭奪優良的自然環境和資源，經常發生戰爭，發生融合。炎族和黃族終于融合為華夏族，漢朝以后稱漢族。中華民族的摶成起于夏商周三代以前，完成于秦漢兩代，其中春秋戰國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也是中華文明臻于成熟的時期。周朝立國，國勢自西向東推進，人口也漸次向東遷移。周朝的封建，原本就是一種早期農耕民族的武裝殖民。近年來中國西藏問題鬧得滿世界沸沸揚揚，其實周時就有漢藏交流和戰爭，犬戎就是藏族。春秋起于周平王東遷（前770年），戰國迄于秦統一（前221年），其間計549年。這五、六百年中，周室衰落，列國內亂，諸侯兼并，戎狄橫行，人民遷徙，造成華、夷雜處的局面。華夷雜處，夷視周朝為中國。

    華夷雜處，必然通婚，至此民族融合已成常態。春秋至戰國的形勢，西北諸國有的漸次城郭化，有的被驅逐到更北邊。“秦、趙、燕拓邊：燕開漁陽、右北平、上谷、遼西、遼東諸部；趙滅中山，開燕門、代、云中諸部；秦開九原、隴西、北地諸郡；魏開上郡亦入秦。中央諸戎則以韓、魏滅伊、洛諸戎，楚破南洋九夷而漸就消滅。東方淮海諸夷，率與諸夏同化；南方則有楚、越兩國之辟地。大抵今浙江、福建兩省為越人所辟。湖南、云、貴為楚所辟。巴、蜀則開于秦。兩廣、安南則在秦并六國后始為中國郡縣。”（5）秦統一后，又開阡陌，修弛道，興水利，車同軌，書同文，統一貨幣、度量衡，廣土眾民都生活棲息在同一疆域內，沐浴于同一文化的雨露；至兩漢的逐步融合，中華民族象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民眾、疆域、文字和文化大一統的民族大體摶成（許多少數民族也還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習俗）。可見，中華民族在秦漢以前就經過歷史上幾千年融合，秦漢以來又經歷了兩千多年的統一民族大家庭的歷史。  

（二）中國政治制度的創建。

    近代西方歷史，自15世紀前后才興起建立民族國家。于是有追隨“西方中心”論者認為中國歷史上形成的民族國家不能與西方相提并論，真是匪夷所思。其實，西方民族國家形成不僅比中國晚了1500-2000年（德國建國為1871年），而且一直處于分裂狀態，同一宗教（基督教）而長期分裂，不能統一，這是西方政治和歷史的一大弊端。秦滅六國，統一中華，由此創建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多民族國家，而20世紀下半葉代以來歐盟的形成和東擴干的正是2200多年前秦滅六國東擴而統一中國的事業。

秦統一期間，成就了四件歷史上極為重要的偉業。

    第一件大事，廢封建，立郡縣，是秦統一大業在行政上最重要的舉措。其實這是春秋戰國以來列國發展的大趨勢，也是人心所向。但是明確地將其作為一種立國制度，則自秦始皇統一以后開始。秦能統一六國，得益于變法改革而富強，首先得益于東方諸國的“人力資本”，所謂游仕。在長期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當時秦國的游仕，都抱有一種廣義的大的民族觀念，不專以一小國為念，如商鞅、張儀、公孫衍、范睢、呂不韋都是這種東方人，而且多是平民。因為西周封建解體，貴族沒落。所以，列國包括秦國實為王室貴族與平民共同執政的政府，秦相呂不韋、李斯分別是來自衛國濮陽和楚國上蔡的白衣卿相，此兩地均為今河南省。呂不韋雖是巨富，也是白衣，李斯就更是白衣。白衣，就是無功名的人，即老百姓。秦國既然是借東方“人力資本”得天下，自然不能專以秦王室貴族進行統治。而且由于秦始皇有政治遠見，又能納諫，所以秦王瀛政貴為始皇帝，王室子弟卻都如同匹夫，既不能當官，更不實行封建。丞相王綰請立諸子，封王荊、齊、燕諸地，廷尉李斯反對，始皇從李斯議，政治遠見抑制了私心。其后博士淳于越又主封建，謂“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丞相李斯力斥之，奏請焚書。于是秦始皇乃做出了“焚書坑儒”這件驚天動地而被千古唾罵的事情。但是淳于越的話也說明，廢封建立郡縣確實是歷史上前無古人的改革。而廢封建一舉，釜底抽薪地消滅了歷史上分裂和兵禍的制度根源。秦始皇的這一番建樹，思想理論上源于春秋以來一種偉大高遠的政治理想，就是所謂“治國平天下”，實踐上則是影響中國歷史兩千多年的一種國家政體的偉大創新。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功績，后世、近代和今人罵倒秦始皇，殃及這一春秋戰國以來實為中華民族共同完成（假手秦始皇）的偉大制度創新，有欠公允。其實，在眾民廣土之上建立統一民族國家，離開中央集權，許多大事根本辦不了，首先是廢封建，立郡縣；其次是收軍械，墮城郭，消除封建武裝；又修長城，決川防，實際相當于加強國防；又整治國土，興修水利；又建首都，筑馳道。“秦為馳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修弛道，相當于現代建高速公路，在2200年前，這是一項很了不起的基礎設施建設，必相當壯觀，種樹又有利于生態環保；又統一整合各地制度文化風俗，包括“一法度橫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又開拓邊境，防御外寇；等等。如此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全部靠手工勞動，靠人畜的肌肉力量，必然興師動眾，使用人力物力規模宏大，這表明其背后確有一個偉大高遠的政治理想，否則難以想象（只是人民不堪重負）。所以始皇帝非實行中央集權制度，一件事也做不成。加以廢封建，不集中權力，必起紛爭，如何長治久安？實際上高度集中，不等于個人獨裁。個人獨裁，秦始皇累死也干不了這么多大事。秦廷有集議制度，每逢大事，群臣集議，這種制度也不是獨裁專制的氣象，所以為兩漢所繼承。秦朝二世而亡，政治終歸失敗，主要在使用民力太過，這也由于抱負太大，不免好大喜功，不知愛惜民力所致。中國政治有好大喜功的傳統，這一點也有思想文化根源，有一利就有一弊。對于秦統一建立的中央集權制度，近代專以專制二字譏之，實際上是受西方文化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免與孟德斯鳩站在同一詆毀中國的立場，既不公允，也需要反省其中的教訓。中國“百代猶行秦政制”（毛澤東詩），民國政府和新中國的政制大體不脫秦朝三級建制框架。如果認為中國歷史只是專制，無一可取，中國豈不是2210年一氣專制，不僅歷史上一團漆黑，而且如何“可持續發展”到今天？豈不是開一個絕大的歷史玩笑？中國的傳統國家體制，實際上包括中央集權和基層鄉社自治等不同層次。特別是廣大農村鄉社，山高皇帝遠，有鄉紳、宗社、師長、大龍頭等組成的自治社會，地方官府勢力甚至難以達到，更難言所謂中央集權。

    第三件大事，是中國疆域版圖的確立。秦統一六國，設立42郡，由此奠定以下2200年中國統一國家版圖的初步輪廓。以后版圖大小，建制和名稱，歷朝歷代多有變動。近代以來國土丟失很多。這件事與本章關系不大，故從略。

    第四件事，是中國學術思想的奠定。這部分內容較多，故以專題闡述。

（三）中國學術思想的奠定

    中華文化早熟，表現在中國人很早就懂得政治要以文化為基礎，文治高于武功，而文化的根本在學術思想。西漢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的第一策中對曰：“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愿治者七十余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這里所說的“更化”，就是“崇儒更化”，從此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定于一尊，這是漢朝統一以后政治建設建立在文化建設上的關鍵。崇儒，就是樹立儒學的文化本位；更化，類似今言改革；“崇儒更化”與“中體西用”，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間，有中國思想史的聯系和淵源。漢朝以后的中國統一，唐、宋、明、清，統治者無不重視將政治建立在文化之上。故馬一浮先生說：“國家生命所系，實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則在思想。從聞見得來的是知識，由自己體究，能將各種知識融會貫通，成立一個體系，名為思想。”牟宗三先生說：“一民族之文化，為其精神生命之表現，而以學術思想為其核心。”（6）思想需要學術加以研究、提煉和系統化，學術本身也提出思想。文化和學術思想是一個民族和國家的骨骼，鑄造民族的靈魂。全球化時代，無數落后的民族已經被無情淘汰，許多已經瀕于文化滅絕。文化滅絕的民族要么同化于別種文化，要么滅絕。這取決于強勢文化是否包容。儒家文化是包容的，西方文化卻不包容，只講“文明沖突”。“文明沖突”特定的政治含義即種族主義含義，就是種族滅絕。對此，近年來俄羅斯政治家和學者經過蘇聯解體以來的折騰，開始猛醒。

    前述四件大事，大體概括了歷史上中華民族統一大業的內容。中華民族的統一，本是春秋以來貴族社會解體和平民社會興起的歷史潮流所致，完成于秦始皇之手。從秦國的富強到滅六國，建霸業，由西向東擴，統一中國，均得益于東方諸國的游仕，順應了當時的社會民意，也是歷史潮流。既是政治事業，也是文化事業。其中掌握了學術的平民社會的興起，對歷史潮流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歷史潮流為學術思想所引導，這是春秋戰國以來到秦統一再到兩漢中國社會歷史進步的一個突出特征，也是整個中國歷史的一個突出特征。《史記》認為，自從周幽、厲以后，擔當保護我們全體生活之責，使此一群體仍然能生存發展，而不至于毀滅的，不是各種政治領袖，而是孔子和由孔子所影響的學派。此一觀點是司馬遷的歷史哲學，貫穿于《史記》全書，尤其見于十二諸侯年表的緒論，而為歷朝歷代所接受。所以，2000多年來，大成至圣先師的地位至高無上，而且孔廟中的牌位，硬是沒有一個帝王將相。這種文化現象為中國所特有，而且延續至今，也為歷史上某些政治人物所嫉妒而無可奈何。所以，中國歷史靠思想引導，靠道德和教育立國，故中國自古崇拜圣賢，不崇拜偶像。這一點與西方迥然不同。崇拜圣賢就是重視道德（“天下為公”）和學識，追求正義，不象近代西方雖重知識（中世紀以前扼殺知識、扼殺科學），但不重道德，不論是非，只崇拜強者。中國人發生爭執，動輒要“講理”，要“評理”，西方沒有這么麻煩，靠拳頭說話，只崇拜實力。所以西方人崇拜的偶像往往代表非正義甚至邪惡。利馬竇評論中國說：“在1500年中間，這一民族簡直沒有崇拜過偶像，而他們所崇拜的那些偶像也不象我們的埃及人、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偶像那么可憎，某些神靈甚至很有德行，并以他們的善行而享有盛名。事實上，在文人們最古老的、成為權威的著作中也僅僅崇拜天地和這兩者的共同主宰。當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所有這些著作時，我們就會發現很少有什么東西是和理性之光相反的，而大量的倒是與之相一致的，他們的自然哲學家并不比任何人差。”（7）“理性之光”，即理性主義，作為通過人的認識發現真理而引導西方文明進步的方法，被認為是西方文明的驕傲，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自古所尊崇的“道”，而又不象中國的“道”包含正義在內。利馬竇說“他們的自然哲學家并不比任何人差”，正是將中國古代哲學與西方古典哲學和中世紀宗教經院哲學加以對比之后的結論，包括對“道”的肯定。

中華民族起源早，文化發源早，成熟也早。表現在秦以后的四民社會結構，士農工商，以士為首（領導），以實現學術、思想引導政治。羅素總結的中國文化三大特點之一的“治國由考試選拔的士人擔當”（羅素總結的另外兩點：一是文字以符號組成，不用字母拼音。二是以孔子倫理為準則而無宗教），是近代文官（公務員）制度的來源。雖然科舉考試始于隋唐，但是學而優則士的傳統要早得多。人類文化的起源發展，依賴于剩余產品的多寡，所以文化起初為王權貴族所專有。“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是說三代文化的特點。可見，商朝文化近于宗教玄想。商代鐘鼎彝器已經相當優美典雅，說明那時的文化已經達到相當高度，但學術與巫術混雜，為巫師操弄，裝神弄鬼。“周尚文”，說明經過周朝八百年開疆拓土，更加廣土眾民，在夏商文化的基礎上加上禮樂文飾的發展，文化更加發達。近年來談論很多的民本思想，源于夏朝，語出《尚書·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到了戰國時期，由孟子加以發展。而孔子創立儒學也是集三代以來思想成果之大成。周公的政治實踐表明，中國文化中已經孕育有一種源于上古，發揚于周公的博大高遠的政治理想和精神。中國古代的貴族文化，到春秋發展到頂點。那時列國競爭激烈，是中國古代的多極化時期，貴族以文化為貴而絕不以財富炫耀于人前，所以春秋養士成為風氣。春秋四公子，養士都在幾千人的規模，故春秋時代的古風常為后世所仰慕。春秋王霸之爭反映出文治高于武功的觀念已經形成，這說明當時中國人就懂得文化軟實力的道理。

   貴族掌握文化和學術，主要是為了把持政治和作官。春秋以下，貴族政治上衰落，王官學術文化流入民間，平民知識分子興起，開始了一個中國民間學術的黃金時代。但是上古以至三代以來貴族文化的精神命脈為春秋以后平民知識分子所繼承，所以中國文化學術有其一脈相承的淵深博大之處。這其中孔子以改革天下，摶成中華文化，以為萬世開太平的偉大胸襟，集前人學術之大成，創立儒學，成為將古代貴族宗廟中的學術文化變成人類社會共享成果的第一人。孔子一生的政治活動不成功，但是他的教育文化學術事業卻在歷史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大抵中國學術思想的態度和傾向，早在先秦時期已經奠定，要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觀

    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突出閃耀光輝的基本思想之一。一切民族文化的起點，都是從人對于自然的恐怖而產生宗教開始。夏朝以前的中國人信奉一種多神教，大凡每一種有利于民生的自然物（天地山川等）都是一種神祗，所以先民的世界觀是天命觀。天命是一種宗教意識，一切聽從天命的安排，人們生產和生活的一切活動，都要通過“卜”的方式，聽從具有神秘力量的祖先神和自然神的意旨。來自淮河流域的商人帶來上帝的觀念，但是上帝并沒有取代諸多自然神，反而被同化，與天地的“天”的觀念合而為一，或說上帝是自然界最大的代表。（8）中國原始宗教的內容就是“合天人，包萬有”，也就是“天人合一”。根據梁漱鳴引用胡石青先生的研究，中國原始宗教的要義有三：一是尊天。“天之大德曰生”；“萬物本乎天”；人之存在，不僅不能自外于天地，根本就是與天地合一。《道德經》中的“大”字，就是與“道”同義而異名，“一”是天，而與負陰抱陽的“人”合為“大”的時候，就意味著“天人合一”。（9）二是敬祖。“人為萬物之靈”，而“人本乎祖”，究本身之由來，不能自外于祖先；所以，慎終追遠為德，一切忘祖、滅祖、私通外番、認賊作父等等行經，歷來為中國人不齒。三是崇德報功。漁牧工農，宮室舟車，文物制度，凡生活日用皆食古人創造之賜，要莫能外，祭孔應屬于此一則中。此三原則，皆有充量誠信之價值；決不利用人民因理智不到而生畏懼之弱點，以別生作用。亦不規定入教之形式，不作教會之組織，以示拘束。與此不悖之各地習俗或外來宗教，亦不加干涉，不事排斥。亙古不見宗教戰爭。這些都與西方不同，實為人類信仰中之唯一最大最自由者。（10）

到春秋時代，天命觀這種落后愚昧的觀念首先受到道家抨擊。《老子》否認天有意志，認為“天地不仁”，第一個提出“道”是世界的本原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觀。萬物都由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11）但是，對于“道”究竟是什么，是精神還是物質，“長”什么樣，看不到（“視之不見”），也聽不見（“聽之不聞”），摸不著（“搏之不得”）。老子已經有豐富而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認為“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后相隨”，（12）還提出對立面可以相互轉化：“反者道之動”，（13）“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14）“物壯則老”，（15）并提出“柔弱勝剛強”，“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堅強者莫之能勝。”（16）老子的這些思想至今閃耀著辨證法的光輝，可以運用于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至柔如水，莫之能勝，美國不免“物壯則老”。

   在從商到周的長期政治實踐中，特別是從商紂王的暴虐無道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政治實踐，人們發現人類自身的命運并非完全被動地聽從于天命的安排，天命也并非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由此先民天命觀的宗教意識逐漸破產，產生了人是宇宙中心的觀念。于是人的自覺性、自主性亦即人文意識開始萌芽，這就是人的憂患意識。先民開始將天命與人的自主性結合起來。關于這一點以及中西人文主義的區別，徐復觀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人不能依恃天命，而只能依恃天命所根據以為賞罰的各人的行為——德。天命如何，既由各人的德而決定，則實際亦即是人類自己決定自己；于是人的命運，開始從神秘之力的黑暗中解放出來，以建立某程度地自主地位；所以《詩經·大雅·文王篇》便說‘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周初的天命，依然是宗教性的天命；但這種宗教性若是以恐怖為動機，結果便只能走向信仰，在信仰中解決問題。僅靠信仰解決問題，實際只是精神地麻醉。但躍動于周人的宗教精神內部的，卻是憂患意識；憂患是深入于困難情勢之中，以自己的責任感，探索解決問題端緒的心理表現；這便不能安心于在實際上無所作為的信仰，而要求在實際的行為中解決問題。這種情形，可以說是在天命中的自主性，在宗教中的人文精神。這是中國人文精神的初步。而其動力，則是當時的憂患意識。并且這種憂患意識，一直貫穿于中國以后文化活動的底流之中，以形成其人文精神地特性。同時，以憂患意識為基底的人文精神，常將個人欲望消解于其對人類責任感之中；它和以表現個人才智為中心之人文主義，在基調上完全是兩樣。”（17）不是否定個人的欲望（那是一種誤解或曲解），而是憂患意識“將個人欲望消解于其對人類責任感之中”，這是中華文化的基本性格，既是區別于西方文化的特點，也是其精神偉大的所在。中國人形成“天下為公”的觀念，不是否定個人利益，否定私利私念，而是“將個人欲望消解于其對人類責任感之中”。圣賢由此而來。從天命觀到“自求多福”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超過西方宗教改革，是原始宗教的革命。近代以來，國人對于西方人文主義的追捧以及對中國自身文化的批判，完全不理解這種由高度的民族憂患意識所升華出來的“常將個人欲望消解于其對人類責任感之中”的高尚的人文精神，一口咬定中國文化否定個人，實際上反映出的只是對傳統文化理解的淺薄和無知。中國先民從男人和家長（部落首領）開始產生責任感意識，以后發展成士大夫和政治家對“道”和“修齊治平”的追求，與當代中華復興的理想，一脈相承。所以，不講責任感，就不是中國文化；就不是中國人，甚至不是男人。這是從文化上說，邏輯上說，不是從生理上說。中國人的觀念，生下來要接受儒家教育，方算成人（男人有男人的教育，主要是培養對家族和天下社稷的責任感；女人有女人的教育），否則與禽獸無異；西方人生下來受洗禮，就算成人；現在年輕人以為“帶把的”就是男人，已經不是中國觀念。

    到春秋時代，產生“天道遠，人道邇”（鄭子產語）的思想，相應地產生偏重人道的儒家思想。孔子聰明非凡，他對殷周以來的鬼神觀念加以回避，理論上不正面否定，只是置而不論，主要對自己的思想作正面闡述，對天命則保持敬畏。孔子一面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18）但同時又說：“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張“敬鬼神而遠之”。（19）實際上拒絕了天命觀（中國式的拒絕），所以儒學的基調是主張積極入世用世。與此相適應，在實踐上，進入春秋時代，與天命有關的祭祀逐漸演變并納入禮的范疇，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形式。

    雖然中國先民文化的起點也是從對自然的恐怖而產生宗教開始，但是中國文化很早就擺脫了原始宗教階段。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也是從恐怖開始，人為地樹立起對上帝的信仰，以對上帝的信仰來解決人的精神問題和獲得安全感，進而建立社會秩序。中國文化的起點與宗教意識有關，但是由于中國自古就重視人和人的自覺作用，所以中國文化既沒有象西方那樣走上以神為中心的道路，也不是以自然為中心而展開，而是從重神轉為重人（始于春秋），而后便以社會即人為中心發展起來的。這其中又有以君主社稷為重到以民為重的轉變（始于孟子）。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化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人本主義的，甚至是民本主義的，也是人文主義的。西方直到文藝復興時期興起反抗封建和宗教神學統治的人文主義思潮，與中國是殊途同歸，但完全是文化發展的另一路（基調不同）。概括地說，中國文化是從“天”（天道、天命）開始，從探討天道、天命而轉向下即向人道、人性轉移，探討人的生命、行為，“上窮碧落下黃泉”，再推及家庭、宗族和人類社會，這是中國文化形成的基本線索和獨特之處。（20）中國人不大真的相信上帝天神那些虛無縹緲的事物，寧可相信人間圣賢。佛教能在中國扎根，也與釋加牟尼是人，而不是上天之帝有關。在中國人看來，釋加牟尼也是一個圣賢之人，與儒家學說崇拜圣賢的大義相通。佛教講“人皆有佛性”，儒家講“人皆可以為堯舜”，大義相通。古代大同理想，與現代社會主義，大義相通。而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義與中國人的觀念格格不入，所以西方在華傳教幾百年了，仍然信眾不多。現在人又說儒家哲學如何了得，其實儒學就是意在指點人生社會實踐，不在哲學，故梁漱鳴說：“所以儒家哲學只是其道德生活的副產物”，“陳伯達曾用辨證觀點或辯證法來解釋中庸，完全是胡說。”（21）梁漱鳴先生是大儒，此話從儒學緣起角度講，有道理；但是中庸是融合了儒道兩家思想，道家有樸素辨證法思想，不能否認。如此說來，說中庸有辯證法思想，似不完全是胡說。儒學意在指導社會實踐，主要不在哲學；但是說儒學是哲學并不錯，它是一種社會哲學、人生哲學。這一點區別于西方哲學。古希臘哲學，是一種思辨哲學、“廣場哲學”（古希臘人喜歡廣場辯論），坐而論道，不注重指導社會實踐，有一種為哲學而哲學、為學問而學問的味道。這也是中西文化的一個不小的區別。

    為了重新奠定人的自主性的信心，恢復社會秩序，在社會飽嘗動蕩亂離之苦的過程中，由于一些有著憂患意識的士的不懈努力，中國文化乃由以天命為中心逐漸轉向以人性為中心，表現為“天人合一”的世界觀。這其中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歲月。到春秋末年興起私人講學，諸家蜂起。孔子集前人之大成，創立儒學，于是脫穎而出，成為此后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發展發生無比巨大而深遠影響的文化巨人。

   中國的思維方法和世界觀是天人合一論，中國人的哲學是一元論，又有辨證思維（如道家），所以進入現代能夠接受辯證唯物主義。艾侖·瓦茨在《禪宗之道》一書中說：儒教、道教和禪宗所表達的一種精神境界，認為它本身同整個宇宙是完全適合的，把人看作是他的環境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的智能不是從遠方來的、被囚禁的精神，而是整個自然世界復雜而平衡的有機組織的一個方面。這些原理首先在《易經》里闡述。天和地同樣都是這個有機組織的組成部分，自然既是父親也是母親，因為自然秩序運轉之道表現為陰陽、男女、正負，兩者的平衡運動，保持了世界秩序。這種根本看法，認為對立是相互聯系的，沖突是表面上的，因而從根本上是和諧的。這些看法，直到17世紀，西方都是陌生的。李約瑟說：“中國文化深刻的一元性不但有利于中國人接受辯證唯物主義，因為他們把它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永恒哲學的一種全面發展的形式；而且這和一黨專政國家的概念也是非常適合的。中國的歷史傳統向來都是如此。雖然有時道教也偶爾獲得權力，但是幾千年來真正的統治權力卻始終掌握在儒家手中。這一點極其重要，因為這正是這種哲學上的一元的和有機的自然主義在社會學方面的反應。”（22）辯證唯物主義為馬克思所創立，批判地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但是黑格爾承認受到《易經》的啟發。所以李約瑟說，辯證唯物主義也是中國產生的，“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所以會共同接受共產主義的思想，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因為新儒學家和辯證唯物主義在思想上是密切聯系的。”（23）李約瑟從中國哲學思想的一元論特征來理解中國的一黨制，有相當的理論高度和說服力。中國的哲學是“一元論，又有辨證思想”，可見至少從理論上說，中國在一黨制條件下解決現代民主問題的思路是成立的。

    孔子的儒學傾向于唯物，但不徹底，表面上回避鬼神，實際上是敬多于信，但是也不說破，這在當時是一種政治智慧。宋朝新儒家完全是唯物主義的，（24）“氣”本身就是一個物理學概念。新儒學最深奧的思想是“無極而太極”，實際指整個宇宙是一個單一的有機整體。許多西方學者指出過中國重整體、重綜合的思維方式的優勢。例如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普利高津曾經說：“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是著重研究整體性自然性，研究協調和協同，現代科學的發展更符合中國的哲學思想。”中國傳統的學術思想，來源于中國人的這種“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與此相聯系的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是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天人合一”觀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是重綜合，重整體；西方人的思維方式重分析，重部分。中國人看西方用總體觀，西方人看中國重部分觀，往往盲人摸象，以偏概全。西方媒體妖魔化中國，其思維方式的根源就在這里。總體觀也是中國人思維方式和文明哲理的最突出的特點。將世界觀和人生觀分開談，是西方哲學觀念，在中國人則是“天人合一”觀，天人合為一個大整體。這是從空間上看問題。慎終追遠也是一種天人合一觀念，真正的儒家思想不怕死，死活都是天人合一，沒有下地獄的恐懼。所以儒家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樂觀主義的，孔子逝世當天早晨還引吭高歌。

   中國人的世界觀來自農業社會的長期觀察、體驗和實踐。農業社會，靠天吃飯，土里刨食，最懂得天地人乃一整體，即天（地）人合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又最懂得天時地利，四時節氣變化，春種夏作秋收冬藏，逐水源河流而事生計，治理水患，灌溉土地。中國自古水患頻仍，農業勞動極為辛苦，加以天災獸侵人禍，非全家、全族乃至全社會齊心協力不能收功，于是形成天時地利人和的觀念。這樣一種背景，使得中國人形成一種注重社會人生和種種務實觀念的獨特文化。古人認為天道和人道乃是一道，這個思想很可能推動了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張君勱先生認為：“中國人所謂道的觀念很可能是歐洲人所謂自然法和自然權利觀念的濫觴”。（25）

“天人合一”觀表現在中國社會政治上，乃形成了政治與倫理相結合的政治法則，梁漱鳴先生說：“倫理學與政治學終之為同一的學問——這是世界所知之唯一國家。”（26）政治與倫理有共同基礎，這在中國被稱之為“天理天則”，這個道理被認為與西方的“自然法則”相通，在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與宗教君主專制的斗爭中產生了不可思議的巨大效果。不但天人合一，而且人與人亦能合一，“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這是現今“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提法的思想淵源。“天人合一觀”在當代人類和地球危機特別是生態危機中，凸顯中華文明的獨特價值和先見之明。今人不比古人聰明多少，只不過生在好時候，能借助于歷史的文化知識積累，有后發優勢。所以鄙薄中國傳統文化，一味慕西化，其實是一種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淺薄。

第二，變與化的發展觀

    “天人合一觀”是從空間上、整體上看世界。中國人思維的另一個特點表現為發展觀，從時間上看問題。中國人的發展觀是一種變化觀：變化變化，重在化成，不重變成。化成的牢靠，凡急于求成的，變成的，往往不牢靠。孫悟空七十二般變化，本事很大，搖身一變，來得快，但是不牢靠，一笑就現原形。跟二郎神相斗，急切間變成一座廟宇，尾巴沒辦法處理，變成一個旗桿立在廟后，于是露出破綻。所以重化，重漸進，這是中國文化的妙處和精華所在，西方沒有。說漢武帝時講“崇儒更化”的“更化”，類似近代講的改革，其實兩者差別很大。西方文化不重化而重變。西方動輒講武力征服，改變秩序，中國人早就懂得以力服人的局限和笨拙。按照一般解釋，中國古人認為事物是相互聯系的，是發展變化的，是運動的，而不是靜止的。這并不錯，但不盡然。中國古人對宇宙萬物、對自然界、社會人生，不重言變，“天不變，道亦不變”。如果天變成非天，地變成非地，大自然變成非自然，人類將何以自處？人豈不變成非人？所以中國古人每不言變，而言化，不象今人言改革，只言變，不言化，而且一個勁兒“改革攻堅”，走火入魔，更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者，是受西方影響。中國古人對大自然不叫大自然，叫造化。社會、人生也是一化。孔子曰：“君子不憂不懼。”陶淵明詩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當盡終須盡，無足復多慮。”所以中國人的人生態度極其灑脫。對大自然的這樣一種觀念，減輕了大自然對人的心理壓力，加以儒學能給人以安全感和永恒感（大人生），所以中國人可以不需要宗教。中國古代的發展觀，強調“化”的思想即漸進思想，具有科學發展觀的方法論萌芽。人類從穴居野處，到太空行走，將來定居月球；人生從一受精蟲到嬰兒，是為一化；再經生老病死，做出種種驚天動地的偉業，又是一化。人類文化從東方興起發達，再傳至西方，再由西方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再到21世紀亞洲和東方復興，超過西方；這就是人文化成，就是歷史。《易經》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萬物演進，歷史進步，無不由一個化字概括。近人以為中不如西，恨不能脫胎換骨成為西洋人，其實是一種麥克爾·杰克遜心態，不懂中國文化之“化”的妙處；又以為萬事都是古不如今，恨不能抹去歷史、割斷歷史，直接接軌全球化；以為傳統一律不如現代，恨不能埋葬傳統，作一里外皆新的“新新人類”。這種種非理性，皆因不懂一個“化”字。“化”的要義，在于漸進。所以，20世紀以來中國人不接受全盤西化，從梁啟超看不上凱末爾改革，到近30年來中國拒絕“休克療法”，不接受新自由主義，都有中國思想史的根源。

    如何能化？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其實改革也是一化。所謂改革，無非是變化，是變中化，化中變，怎么變也是人，而且要向善，最終要“止于至善”，不能變成獸。資本主義和美國布什政府的做法是引導人類倒退，變成獸，“率獸而食人”。19世紀中國就言變法改革，啟動現代化，化需要時間，過于急促不能化。故改革有美成，有惡成。莊子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美成主要在化，在久，在漸進；惡成主要在變，在速成，在一味“攻堅”，不及改，終于失敗，故叫惡成。古代治國的正道，講究清凈無擾。亂國亡國的原因，多因胡改亂革。而且改革發動，出于公心，尚須精心謀劃。如發于偏私之念，為少數人謀利，就一動不如一靜了。百姓既不能安生，少數人也不可能獨享幸福于長遠。戊戌變法在歷史上雖是進步事業，但是“百日維新”，旨在速成，理論上不得要領，實踐上導致惡成，終歸失敗。近百年來中國，渴望現代化，但是凡欲速成者，無論“百日維新”，還是“大躍進”；還是“長痛不如短痛”的改革“闖關”以及新自由主義的美國化，或是每有問題出現，一概用統一萬金方曰“改革不到位”，都是試圖于旦夕指顧之間，盡變故常，都難以成功。有時候，慢一點不是壞事，而是好事。譬如過十字路口，提示牌有“一看二慢三通過”，有那急于求過的，闖了紅燈，結果車毀人亡（飆車肇事另當別論）。發展和改革也是一樣，中國這次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由于某些改革走得太“快”；但是又沒有卷入很深，使得中國在危機中的表現相對出色，雖說這是由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某些改革走得“不夠快”，如資本帳戶沒有開放。“改革不到位”論者其所以老是性急，原因就在于只知變，不知變中有不變，就是中國本位、中國根基、中國特色不能改變，中國國本不能動搖，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家園不能丟棄；一些人更不懂化，化就需要時間，需要漸進，需要適合國情，這又另當別論。所以改革出問題，還不僅是照搬西方模式的問題，也是由于在思維方式上丟掉了中國古人“化”的精妙。可見，改革和保守，都是相對的，不能絕對化。并不是改革就一定好，保守就一定不好。改革也要堅持理想，堅持正確的方向和目標，否則方向錯了，不僅欲速不達，還可能“達”到別處去了，反為不美。例如最近中央明確宣布中國不能改旗易幟，就是這個道理。又例如削足適履、妄自菲薄的“改革”，就不如實事求是、循序漸進的“保守”。到底改革和保守，孰好孰壞，全在選擇。而選擇的正確與否，全在“交換、比較、反復”（陳云語），全在眼光，最后要“經得起實踐、歷史和人民檢驗”（十七大報告語）。而做到這一切，說到底，還是要胸中有丘壑，有遠大的理想支撐。一些人將改革定位為以美國為目標，理論上不正確，實踐上只能導致“依附”，還自稱“做好低端也不錯”，反映出心中缺少高遠的理想。

    最后，中國人又認為事物的發展變化不是無序的，而是有內在規律的，這個規律就是“道”。這就不僅從空間上和時間上看問題，而且是從本質上看問題了。道是什么？就是規律。

    最早反映中國人世界觀的經典是《周易》。《周易》也叫《易經》，是一本影響人類數千年發展而譽滿中外的偉大典籍。《易經》創造出一套符號來象征自然現象和人事變化，叫作卦；畫卦的線條叫作爻；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用以象征宇宙萬物的一切變化。實則只有兩爻，曰乾“—”（陽爻），象征天、陽、日、君、父等，指時間，也象征合；又曰坤“--”（陰爻），象征地，指空間，也象征分；《周易》認為“乾坤”屬于陰陽的范疇。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構成宇宙萬物的原始物質。中國人一切觀念，都由此而來。

中國人的發展觀也來自農業社會的長期觀察、體驗和實踐。農業社會，靠天吃飯，最懂得天時地利，四時節氣變化。節氣不到，莊稼不熟，這是性急不得的。所以《孟子》里就有宋人揠苗助長的故事，宋人的愚蠢在于不懂化的道理。

第三，大同觀

    天人合一的世界觀，變與化的發展觀，孕育出中國人天下一家的情懷，表現在對社會發展的看法上，就是大同觀。

    中華文明的早熟，表現為經歷了三代前后長期的民族部落戰爭、兼并、融合的政治實踐，政治和學術思想得到積累和發展，到春秋時期發生井噴。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關于王霸思想的爭論。“不爭論”是當代政治智慧，是政治需要；爭論是學術需要（其實政治也需要）。春秋時期的中國，與古希臘一樣，喜歡爭論。古希臘人是在廣場上辯論，中國百家爭鳴，是“坐”而論道的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爭論。春秋時期王道思想的發展，以天下太平為理想境界，到戰國時期產生大同思想。正因為當時列國紛爭，禮崩樂壞，民生涂炭，在這種社會歷史條件下，大同成為中國人的共同理想。所以，中國人喜言天下，喜言“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喜言“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禮記》對大同社會的描述是：沒有私有制，人人為公勞動，不藏私財，壯有所為，幼有所養，老弱病殘皆由社會照顧。人人互愛互助，社會選賢任能，生活安寧，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禮記》在描述大同社會的基礎上還提出了小康概念，此后大同和小康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受到近代先進思想家、革命家的重視。康有為著有《大同書》，孫中山通過“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將大同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大同思想與近代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潮大道相通。所以社會主義在中國，不僅是西學，也是“土產”。只是由于歷史原因，中國近代不僅不可能產生實現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成熟時期的思想成果），而且1842年中國淪為半殖民地以后，被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這樣一來，中國人尋找擺脫半殖民地地位的道路，就只有靠輸入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途了。而只有馬列主義才能在理論上解釋中國的現狀和反映中國20世紀的政治需要，在實踐上俄國十月革命也確為中國革命樹立了成功的榜樣，所以馬列主義在思想上很容易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所接受。馬列主義一經引進中國，不久就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猶如“大同”之脫去古代長衫，穿上現代服飾，中國幾千年的理想社會找到了現代科學的表達方式。于是社會主義便在中國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而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也是中國“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長期為斯大林和蘇共所誤解的原因所在，直到1948年前后，革命勝利在即，蘇聯才終于承認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貢獻。今天，隨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越來越具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與傳統文化相聯系的“中國特色”的表述更加隨處可見，諸如“實事求是”、“以人為本”、“全面小康”、“和諧社會”、“和諧世界”，等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第四，天下為公和人格平等觀

     中國長期的政治思想，是以民意代表天命，所謂“奉天承運，皇帝昭曰”，表現為君主對民意的尊重，且須受民意的考驗。所以，中國政治發展出宰相制度，相權即是通過士大夫代表民意對君權的制約，還有其它限制制度（御史制度、征辟制度、選舉制度、科舉制度等）。這其中有高明的政治制衡思想，絕非“封建專制”四個字可以一筆抹殺。古代又有禪讓制度和湯武革命，意思是“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位之可更迭”，“人皆可以為堯舜”，甚至有“聞殺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一說，春秋戰國就有“天下為公”的思想。這是儒家自孔孟到黃宗羲的一貫思想，這方面歷史上在許多朝代例如宋朝以前也有許多政治實踐，有不少制度建設，都優于西方。可惜元明以后，中國政治大壞。但是不能否認，這種天下為公、人格平等、政治制衡，等等，其實是中國古代民主思想和實踐的種子。西方民主的實質還不就是制衡？

平王東遷以后，封建貴族階級衰落解體，教育學術文化遂不為貴族專有，流傳民間，即有士階層和平等觀念相繼興起。秦統一六國，不獨是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也結束了先秦的封建貴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個平民社會。平等觀原是中國先秦時期形成的一個在歷史上有突出重要影響的思想，如孔子的孝悌論、忠恕論，有教無類論；孟子的“民貴君輕”論；墨子的兼愛論，莊子的齊物論，許行、陳仲的“并耕”論、“不恃人食”論（27），“皆就全人類著眼，而發揮其平等觀念之深意者也”。（28）到秦統一，中國人的平民社會思想得以實現。這一點很了不起。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民族所共同完成之（統一）大業，而猶以平民社會之貢獻為大”。（29）平民社會不是沒有等級，相反是等級森嚴的，但是這個等級制度是開放流動的，是有活力的。陳勝一介農夫，一聲“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怒吼能夠一呼百應，揭竿而起，也說明秦末時期階級平等思想已經為老百姓普遍接受。儒家的平等思想其中包含有人性尊嚴的觀念，也是儒家的基本觀念，所以孔孟游說各國君主都很有個人尊嚴，絕無一絲媚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30）“士可殺，不可辱”，反映了中國古代士人把人的尊嚴、人格置于安全和物質生活之上的崇高的作人原則。明代黃宗羲“正是從這個觀念出發，展開了對人權、良心自由、言論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所以，張君勱先生認為，“如果給予適當環境的話，黃宗羲雖為儒者，也可能成為共和理想的最早倡導者。”（31）近代國人只知道把傳統體制罵得體無完膚，殊不知論選賢任能，發現和選拔優秀人才，歷代有許多思想、制度和做法為近代黨治所不如者。中國到春秋戰國時期已經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充分展示才華的時期，人才在各國之間自由流動，那是一個國際化、多極化時期。“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社會常態，不需要靠出身門第，也不靠財富，這種例子比比皆是。這種普遍的階級平等、選賢任能的社會風氣在秦始皇時期就已經確立（李斯、蒙恬都是所謂“白身”），為漢武帝時代建立博士官制度，以及以后包括隋唐建立科舉制度，奠定了社會政治基礎。魏晉以后雖有門閥制度，隋唐以后即被廢除。歷代統治者奉行抑商政策，也有防止財富積累過于集中而危及政治的目的。所以，一般說來，中國歷史上社會分化總體上不如西方資本原始積累時期那樣嚴重，或者嚴重以后能夠通過農民起義和朝代更迭而強制調節，這是中國社會歷史的一個政治特點。

   與平等相聯系，中國自古民間相對自由。農耕社會，廣土眾民，山高皇帝遠，官府哪里管得了許多。農民與官府打交道，幾千年里就兩件事：納糧和打官司。又中國古代自耕農多，沒有人身依附，“納了糧，自在王”，官府不再管。至于涉訟的事很少，大事小情、民刑案件，一般都由民間自治自理，私不舉官不究，衙門老爺也沒那閑工夫管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于我何有哉！”太平有道之世，風調雨順之年，老百姓確是比歐洲的農奴自由許多。這也是無為而治黃老學說的社會經濟根源。所以孫中山曾慨嘆中國老百姓自由很多。這一點與西方中世紀完全不同，也非專慕西化者所能知。

    中國不是印度，也不是拉美。印度自古至今存在種姓制度，殖民地時間比中國長得多。平等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這是20世紀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設得以成功的歷史根源。1949年以來，社會主義在中國已經深入人民群眾之心，這是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再嚴重也沖抵不了他開創新中國的蓋世功勞的原因所在，也是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所依據的一個現實原因。中國的基尼系數從1978年的0．２８提高到近年來的0．４７，社會空氣已經燥得厲害，很難設想中國能象拉美那樣突破0．６，社會將成什么狀態？所以，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出發，避免重復近代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以及當代某些發展中國家兩極分化引起社會分裂的弊端，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妥善處理的一個基本問題。2002年以來，黨和政府在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五，現實觀

    中國人自古的農耕文化，土里刨食，靠天吃飯，最講求實際，不象地處熱帶的印度人崇尚玄想，相信來世。也不象西方人作上天堂的夢，想那些不著邊際的事。中國人務實，不信來世，也不修來世，重視社會生活、倫理道德，注重修身，崇尚大同社會，有高遠的理想。既有理想，又腳踏實地，這是中華民族的一個基本性格。到先秦時期，中國人的思想日益脫離原始宗教影響，由天道轉向人道，由宗教轉向社會，重視現世，認為社會發展和人的處世有其規律，人的修養和行為對于自然和社會能夠有所作為。由此中國哲學要求人在生活中體現其思想，又重視實踐，身體力行，將自己信奉的道在對自己的家庭、宗族和國家所盡的責任義務中表現出來。所以中國士大夫的傳統不滿足于發現真理、坐而論道，一定要訴諸實踐。后世有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但自己身體力行，還要求別人也這樣做。如果做了高官，更不必說做了御史，就要諫勸皇帝的錯誤，而且不惜生命。否則就不是儒者，故有“文死諫，武死戰”一說。忠言直諫的人，盡管會遭遇不測，但總是名垂千古。不象西方哲學家，只演講著述就算盡到責任。而中國學者認為必須將自己的主張反映于政府的決策中，并視其為生命。這個優秀傳統春秋時就有，后為儒家所繼承和發揚，如宋有文天祥，明有劉宗周，清有史可法；現代有李大釗、方志敏、夏明翰，等等，后者雖然是共產黨人，但都是同一種儒家入世救國的殉道精神。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32）“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死夏明翰，自有后來人。”這其中表現的不僅是真正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也是殺身成仁的儒士風骨。這樣的志士仁人，在中國只有通過以儒學為基礎的嚴格的教育才能得到。所以中國人最重視教育，錢穆先生說：“教育主于啟發和自由，政治主于德感與平等，對異民族主與我同化與和平，處處表示其‘大同’之懷抱。此乃先秦學術共有之態度，所由形成中國之文化，摶成中國之民族，創建中國之政治制度，對內、對外，造成此偉大崇高之中國國家，以領導東亞大地數千年之文化進程者”。（33） 

中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和慧根再植

    （接上篇）中西文化不同，塑造出來的人也不同，表現為各有不同的內心世界和行為規范，包括不同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倫理、氣質、人格、行為規范，等等。“我們是誰”的問題，主要是從內心世界和行為規范去界定，也就是文化結構的第一層次即精神文化，而不是根據成果文化去界定，例如根據現代人的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等淺層次來界定。亨廷頓說西化在全世界失敗了，就是指精神文化層面而言。世界其它國家也是這樣理解的，伊斯蘭世界也是如此。例如伊朗總統內賈德，永遠都穿一件西裝（永遠不打領帶），絲毫不影響他挑戰美國。

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傳統文化長期熏陶出來的一些優秀品質、氣質在近現代中國人身上有所繼承，有所發揚，也有所削弱。弘揚傳統文化，需要了解傳統中國人的內心世界。

（一）價值觀      

    春秋時代原始宗教衰落，周孔教化取而代之，中國文化進入了成熟期。由于歷史公認周孔二人對中國五千年風教文化的形成貢獻最大，即以周公代表西周以前的人物，以孔子代表他以后的人物，故稱周孔教化。周孔教化，不是宗教，而高于宗教，故又有“大教無名”一說。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和世界觀，是一種大生命觀，由此產生中國人獨特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中國文化的方法論特點是天人合一大生命的總體觀，西方文化是部分觀。故中國古代重社會人文，不重自然科學，且宗教與自然科學融為一體（如道教），輔助人文，叫“一天人，合內外”。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科學”一詞。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不存在好與不好一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政治（社會）、人文、道德，某種程度上還有宗教，四位一體，獨一無二。

儒學被稱為中國哲學之王，成為中國人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主體。兩千多年來，中國是儒家的天下。儒學的創始人孔子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富于創新能力的思想家理論家，也是一位偉大的理想主義、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者。儒學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就是重視道德的作用。

中國文化重視道德，源于古人長期對社會現象的觀察。荀子說：“人生而有欲，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欲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乎欲。”（34）樹立道德的地位，目的之一就是要平衡物與欲之間的關系，要息爭（同時輔之于外部規范）。息爭，社會才能穩定，穩定才能發展。所以中國儒學應是深諳穩定和發展之間的關系。與儒學以樹立道德權威的力量建立社會秩序的思路不同，基督教是以樹立上帝權威的力量來建立社會秩序。所以儒學是向內求諸于己，發掘人性中的仁義，建立一套理論，引導人向善。人人修身，向善，向學，社會就有秩序。仁義這套儒學的理論入情入理，能打動人心，深入人心，加以樹立榜樣，崇尚圣賢，人們自然就信服道德，崇尚道德。當然不能光靠說教，息爭又需要有具體辦法，這就是禮的由來；這一切又都需要智和信。仁、義、禮、智、信，這就是中國儒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

    重視道德，就要教導作人的責任和理想，由此對整個中華民族產生了持續巨大的奇跡般的道德約束力，持續幾千年于不墜，直到今天還在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儒學在這方面的偉大創舉和這個特點，在春秋戰國到秦漢這一中國歷史早期最重要的轉折時期，起到了引導中華民族社會走向統一和秩序，并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上起到規范中國社會和人們行為的偉大作用。

由于《論語》不是孔子的著作，而是后人整理且是以問答錄的形式寫出的，表面上顯得散漫，其實孔子的思想是有其內在邏輯的體系，而且是與人類的社會生活脈搏息息相通的，是一個跳動著生命力的有機體。錢穆先生說：“中國人生當分身、家、國、天下四階層，而修齊治平其道一貫。故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此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提綱挈領最要一說法。”（35）沈曾植先生說：書中自有黃金屋，《大學》中已經提出了（對中華文明）的研究方法。只要按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昭示的程序，即先弄懂中國人個人行為的原則，這是必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然后再檢查一下，看看這些原則如何運用和貫徹到中國人復雜的社會關系和家庭生活中，最后，才能將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研究方向，用于研究政治及國家的管理制度。這個程序，當然只能大體上得到貫徹，要貫徹到底，學者必須為之付出畢生精力去契而不舍地追求。”這也是一個人生觀、價值觀的二位一體，修齊治平四個環節之間緊密的邏輯關系、在在都以崇高的大同理想和高度的責任感相聯系，具有路徑依賴，既高尚、博大而又合理，且務實。它喚起人內心的仁，從人性中父慈子孝之愛推己及人，主張仁者愛人，圍繞五倫關系，由近及遠，及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雖有差等，但卻是真正普遍的大愛。墨家主張為理想獻身，“赴湯蹈火，死不旋踵”，而且身體力行，也非常可貴。但又主張兼愛，不講親情，沒有差等，也就不近人情，所以不被后人接受。西方基督教教人愛上帝甚于父母兄弟姐妹，不僅不近人情，而且不容異教，所以根本上是虛偽的愛。儒學通過禮來建立孝悌忠信，不象西方價值觀是為了自身的救贖。基督教所謂救世，理論上極其空洞，虛無飄渺，實踐上為強權政治所利用來謀私。儒學不是宗教，將儒學視為宗教是西方觀點，孔子從未自視為先知或教主，相反明言“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36）又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中國人也從來不把孔子當作先知或教主，而是尊為圣人和先師（大成至圣先師）。圣人是人，不是神。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周朝解體，列國紛爭，政局混亂，神州板蕩，生靈涂炭。這些概括語對于今人來說都嫌過于抽象，混亂到什么程度？司馬遷說：“春秋之中（計242年——引者），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37）周朝解體，就是封建制度解體，壟斷土地、宗教（文化）和武裝三大資源的貴族衰落。衰落就是許多貴族成員失去土地和武裝，只剩下歷史積累的與宗教相混雜的學術、知識和最初的理性，就是文化了，這就是最初的士人。士，原指執戈佩劍的武士，貴族既壟斷武力和文化教育，武士的教育就是最高等的教育，也包括學文。這在當時是最高等的享受，在古代貴族心里，文化高于物質享受。所以中國又有精神貴族的傳統。時代變遷、貴族衰落以后，士由春秋以前的武士逐漸演變為后來的文士。在一段時期內，文士也要習武，也要佩劍，也要彎弓騎射。所以，孔子開的六門課（“六藝”）里有“射”、“御”，“射”是射箭，“御”是駕御，就是騎馬趕車。所以中國的士原是能文能武的。再后來，佩劍就日益成為裝飾，再后來就干脆偃武修文，“百無一用是書生”了。另一方面，學術文化既流落民間，平民中也必然產生士人。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士的來源和構成，孔子是貴族出身，屬于前者。士非從孔子起，但是孔子開創私人講學之風，必然光大士風，特別是孔子的“有教無類”乃是中國文化教育也包括政治劃時代的創舉，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學術平民化的時代，也開創了秦漢以后布衣卿相的局面，為后來的科舉制度奠定了基礎。從此人無生而貴賤者，于是有“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的歌謠。所以孔子不是維護奴隸制（中國歷史上有奴隸，沒有奴隸制），不是反動派，而是起了加速瓦解封建制和在文化、教育、政治上劃時代的歷史作用，是進步派，是中國先秦三千年思想文化之集大成者和后兩千多年最偉大的思想家以及政治制度的總設計師。中國人的平等觀念，比法國大革命要早2000多年。又春秋戰國興亡變動，政治競爭導致人才競爭激烈，故風行養士，如春秋四公子各自門下食客數千。士一旦被養而成為風氣，就不免魚龍混雜，往往有雞鳴狗盜之徒混吃混喝，有真才實學者不甘心于吃大鍋飯，于是有“長鋏歸來乎”的故事。士的現象為中國歷史文化所獨有，也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珍品。西方基督教文化出不來士，中世紀法國騎士文學多為虛構，且西方騎士專以追求愛情、榮譽等個人利益為趣，完全是兩碼事。所以法國人的浪漫無度，得以有薩克齊總統任上離婚再娶、與布魯尼夫人的姻緣和許多趣聞，也是由來有自。

春秋時代的中國逐步走向統一，社會急需正確的思想理論指導。百家蜂起之中，儒學影響最大。在周朝解體極度混亂的世道中，孔子以如炬之歷史眼光，以對民族的高度責任感和對社會博大的人文關懷，創立了以仁為最高價值，以倫理道德來規范世道、教化人心的儒家學說。在孔子身后500年產生的基督教，其社會歷史背景和用意也大體如此，但是價值標準和解決問題的思路卻大異其趣。基督教的教化人心是以實力（權力）為價值標準，從外部設想一個上帝，上帝殘酷而暴虐，擁有無上的權力；又設定人性惡，有原罪，需要救贖，實際上是用一個虛擬的并不存在的強權（上帝）恐嚇人民，使其因畏懼（下地獄）而生服從，進而取得規范社會秩序的效果。所以西方崇拜強權，歷史文化根源在此。

孔子學說的最重要部分，是他的道德學說，也叫成德之學，它以性善論為思想基礎。其基本思路是通過教育來喚起和激發每個人內心與生俱來的善心和親情，引導和鼓勵每個人（“自天子以至庶人”）樹立理想，修身成德，進而成為人格完善的君子。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缺乏總體把握，故理解膚淺，如孟德斯鳩說中國“其民為氣柔而為志遜”，認為是長期帝王專制統治的結果，其實不懂這是中國文化的修身功夫向內用力的結果，恰恰表現出中國人的理性。中國人重道德（表現為老子先于孔子有《道德經》），進而重倫理，甚于重知識、重邏輯。君子的道德表現在處理人際關系上，就要“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38）儒學特別強調道德的地位，由此從人性中發掘出仁、義、禮、智四個價值判斷，也可稱之為人性和決定（或規范）人類行為的基本原理。

仁和義是中國文化特有的范疇，西文中沒有相對應的概念，無法翻譯。通常譯為慈善、善意或博愛（benevolence，goodwill，humaneness），詞不達意，也是不得已。子曰“仁者愛人”，但是仁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愛，仁是愛的源泉，愛是仁的本質。張君勱先生認為：“從新儒家的觀點說，仁是愛的標準，在各種不同的情形下，有各種不同的表現：對父母的愛，對妻子的愛，對兄弟姐妹的愛，對兒女的愛，以及對國家的愛。”（39）這是說儒家的仁主張愛有等差，愛有等差是近人情的；沒有等差的博愛，基督教教義主張的愛上帝甚于愛父母和兄弟姐妹，甚至不許愛親人而只愛上帝，是不近人情，便成虛偽，故不易為中國人所接受。儒學就是仁學，正因為仁極其重要，所以開蒙以后要讀《四書》。現在《四書》開始進了大學講堂，是件好事。否則從小學英語，不學國學，一路到大學，全是西學，畢業以后作人大成問題。以醫學為例，古人認為，醫乃仁術。現在進醫院，如進“人體零件修理廠”，許多人、事不為病人著想，有啥仁術可言？

     儒學的核心和本質是仁，也就是說儒學認為精神價值的核心是仁。仁是一種最高的精神價值，仁是熱愛生命，追求精神，不是追求物質。由仁派生出義，決定了中國人與人為善、急公好義的處世之道。這是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根本道德優勢所在。相形之下，西方文化重利輕義，是熱愛物質，追求物質，而且不擇手段。又儒學提倡孝道，既符合人性，又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在那個生產力低下、社會剩余產品不足、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離退休待遇和養老金的時代，“百善孝為先”、“養兒防老”既是維護社會穩定和維護社會道德水準以及表現人類終極關懷的意識形態，又是一個低“交易成本”的社會安全閥。現在也是一樣，如果市場經濟把孝道砸爛，中國社會將變成什么樣？所以《大清律例》中，“不孝子”就是刑事犯，社會輿論和法律都不容，于是只好投靠洋教，尋求保護。所以，晚清的洋教成為藏污納垢之所。現代西方老人，最羨慕中國的孝道、親情，可惜基督教不產這種文化。一位在日本和中國都生活過多年的西方人說：在日本住的時間越長，越不喜歡日本人；在中國住的時間越長，越喜歡中國人。不久前去世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團長清水正夫說：“一想起周總理，就更加喜歡中國人。”這固然由于周恩來個人的品德超拔，但歸根結底是由于中國文化重道德、重情誼。某些西方人特別是政界高層人士仇視中國人，不是中國人的問題，而恰恰是暴露了他們自己的問題。了解中西文化的區別，對于西方媒體最近和以后也

難免的鼓噪就容易理解了。

    對西方人來說，義比仁還不可理解。義通常解釋為正當、適宜或正義（right，righteousness，justice），都無法表達出中國人的義氣。電影《李小龍傳奇》中主人公李小龍的美國妻子對他處理親朋好友乃至同胞關系時表現出來的義氣，起初毫不理解，老是問“為什么？為什么？”其實就是一個義字，中西文化不同，所以莫名其妙。正因為義為西方文化所沒有，所以新中國雖然窮，卻在國際事務中樹立了急公好義的形象，頗具軟實力。

    禮原是指祭神祀祖，也指禮節、儀式等道德規范，也有禮貌、謙遜和敬重的意思。這個字用得很廣，以至其意義有些模糊不清。智指認知或知識。仁義禮智這四個指導中國人行為的基本原則背后，就是人性的背后或深處，有一個東西，就是道。人有人道，天有天道（孔子不談天道），天道與人道是同一個道。與老子認為道乃萬物之母，西方哲學所謂“絕對觀念”，都很接近。這就是古人的認知發展到儒學所秉承的觀念，宋儒叫作理。程頤說“性即理”，也是這個意思。張君勱先生說：“道是普遍觀念，理則較為具體特殊。”“宋以后，道和理可以通用。”（40）儒學，其實是“道”學。不是老子的道學，而是致于道之學，即孔子的儒學可以用一個“道”字加以概括。孔子的“道”學，是指最高的真理和意義。這就是儒學的價值觀，道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這里表現出儒學重精神價值，高于物質。這也是儒學要使人活得象人，而區別于動物。孟子曰：“人之異于禽獸者幾稀？”中國文化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主動區別于禽獸，過人的生活。這種區別于動物的文化自覺，西方是直到17世紀前后才有的（如萊布尼茨）。孔子又將其學說分成“道、德、仁、藝”四個部分，其中有密切的邏輯聯系。其中藝，相當于現在的專業。在儒學中，藝處于末位，專致力于藝，就成了器。而“君子不器”，就要道德仁藝兼備，就要“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41）在孔子看來，他培養的都是高級知識分子，甚至是國家棟梁，必須成為“大人儒”，而不能成為“小人儒”。所以樊須問圃于孔子，孔子罵他“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謀身，君子謀國，大丈夫謀天下，是典型的儒家觀念。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之氣是以天下為己任之氣，不是謀身致富貴之氣，在孔孟看來，“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但是終究是“小氣”，或“小器”。

于是儒家又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套理論。其中特別重視修身，而且要求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壹是以修身為本”。如此重視修身，乃由于中國人在哲學上非常重視對心靈的修煉和控制。這是因為人內有自私的念頭，外有物質的誘惑，會有心魔（借用佛家的用語，道理是一樣的）發生，人心往往為物欲和偏狹所蔽，所以需要凈心，凈心才能得道。程顥反復說，耽溺于外物，如耽于賭博，搜藏珍寶圖籍，玩物喪志，使人迷失心神。同理，耽于名利、權位、金錢、美女等等，也迷失心志。張君勱指出：“中國人的方法是不將自己對外界封閉或隔絕，而將其心靈當作為主人，以為行為的尺度或標準。這樣，人便不會有迷失的危險。”（42）他還說：“周敦頤的無欲、朱熹的致知和專心、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這些便是達到真理標準的三條道路。”（43）“文化大革命”中大鬧“斗私批修”，其實“斗私”來自儒家的修身思想，所以，雖然“文革”否定傳統文化鬧得轟轟烈烈，卻如同孫悟空一個筋斗十萬八千里，到了南天一柱，在柱子底下尿一泡猴尿，結果還是如來佛的手心。所以，中國人離不開儒家思想，這也是一例。近年來反思改革，搞得教授名聲不大好，網上對“叫獸”的叫罵不絕于耳。其實是現今的學者“生不逢時”，現在的世界太精彩，誘惑忒多，為孔丘宋儒時代所不能比。人非草木，如何能夠“凈心”而“無欲”？《大學》第二句話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今人的問題在于不能“知止”，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沒夠，什么也放不下，不能凈心，也就不能得道，于是就離張君勱所說的三條真理之路“漸行漸遠漸無書”了。最后搞得自己也不無苦惱，表面看很多人風光八面，似乎很快樂，其實那也是“苦惱人的笑”，只是內心的苦惱不足與外人道罷了。也不能只怪現今學者官員，因為近代流行西化，西方人就不講修身，沒有這一套觀念，中國人乃“多此一舉”。這是由于西方人的哲學重事功，不重道德，乃向外求，不做內功（教士也往往是假做，結果老是爆出丑聞），是外向型哲學，產生“外向型”經濟。既是外向性哲學和“外向型”經濟，美國發生金融海嘯，中國人成為替罪羊，還要拉中國墊背，也就順理成章了。

    由于《大學》開宗明義就將“明明德”的大學之道和“修齊治平”的做人宗旨闡明，朱熹認為《大學》是《四書》中最重要的一部，而《四書》則是中國人必讀。如《圣經》為西人必讀一樣。可見，現在中國人適當地讀經，也是必要的。建議政府干脆每人發一本，13億本，同時開展讀經和讀馬（克思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全民讀書活動，既可以弘揚傳統文化，提高思想理論水平和民族軟實力，又可以刺激內需。

    道德社會的維持，主要不靠強制而靠自覺，更靠教化，以教化啟發人的理性、自覺，培植禮俗。這種社會重任只有士來承擔，所以士尤見重于社會，列為四民之首。這也不僅由于士的社會功能重要，也由于士讀書明理，以身作則，才有資格主持風教，為人師表。有了士的教化引導，形成禮俗道德社會，人的行為受到約束，才有秩序，農工商始得安居樂業。所以，士人作為“勞心者”不事生產，卻有重要的作用而享有社會地位。即使貴為君主，也有其師，在師面前，也必執師禮。西方以上帝震懾王權，中國則以師道，所以叫師道尊嚴，又謂天地君親師。現如今也難怪師道沒了尊嚴，主持風教者不能以身作則，上行下效，某些師本身也忒沒個模樣，斯文掃地，社會風氣也就掃地了。

    儒學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套以德治國的有效理論，在秦漢以來的政治實踐中則是德治和法治并行。這是中國古代農業社會兩千年行之有效的治國方略，是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這個過程需要有先進的知識分子以身作則（身教勝于言教），而且政府要由具有儒學教育的優秀的士君子組成（學而優則仕），并制定一套禮教，教化全民，移風易俗，改造社會，于是社會從混亂和墮落走向有序有德。近代西方入侵，中國被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引狼入室”。狼都入室了，以德治國就不靈了。人類的理想境界其實是以德治國（以法治國原是西方“無德社會”沒辦法的辦法，發展資本主義更需要以法治國），這在《禮記》關于大同社會的描述中表現得最明顯，柏拉圖的《理想國》由圣賢執政，在人民之上保留了武士和官吏等級，還有奴隸，所以仍有強制傾向，不如中國大同社會更“理想”。西方從沒有以德治國的歷史和經驗，想都不敢想，因為在西方歷史上道德的地位從來就沒有立起來，更不要說達到中國古代的道德高度和治國平天下的成就，所以只有以法治國。歷史早已證明，如果人的素質歸根結蒂是道德素質上不去，或掉下來，一句話，如果人不行，什么以法治國，統統都不能治本。即使在美國等一些發達國家，在道貌岸然的法律背后，掩蓋著無數骯臟齷齪的交易。盲目迷信體制包括法制，是改革以來輸入的一個西方自由主義神話。于是什么都成了體制問題，“老媽子不會倒馬桶”，也成了體制問題。改革中推動這種思潮泛濫的根本用意，在于把中國自秦始皇以來兩千多年行之有效的中央集權的體制，演變至今的現行體制，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體制扳倒，將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徹底改掉，將中國搞垮，改革就“到位”了。

    人生有陰陽內外兩面。人與動物一樣有欲，餓了要吃，渴了要喝。這是人與動物的相同之處，即都有一個身世界。人與動物之不同，在于人有一個心世界。這一點中國人與西方人都是人，都有一個心世界。所不同在于中國人特別重視心世界，認為心世界乃真人生，所以特別將心世界置于身世界之上。還認為，身世界的欲的特點是不能放縱，否則欲壑難填，會釀成禍亂。中國人很早就了解這一點，為了區別于動物界，為了人類社會的和合，中國人特重道德，表現為儒家特別注重修身，乃有意貶低物欲，壓制物欲。這在孔子以前就已經有歷史傳統，也是中國古代重農抑商的道德和意識形態根源。至孔子創立儒學，上升為一種理論，倡導一種高尚的道德人生觀，自己身體力行，后人景仰，成萬世師表。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與我如浮云。”不僅自己身體力行，而且畢生加以提倡。孔子學說最近人情，視富貴為浮云，不是仇富仇貴，以富貴為敵。說中國人仇富，這是誤解，或是曲解，老百姓仇的是“不義而富且貴”。“不義而富且貴”，在孔子可以“于我如浮云”；在溫飽不足的百姓，就難免仇視了。孔子并不反對有條件地追求富貴，他說：“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執鞭之士”，就是趕馬車，現在就是司機，也是靠勞動求富貴，沒有什么可恥，也是“取之有道”。“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則是一種以我為主，不以心為形役，視富貴乃身外物的灑脫態度。富貴如不可求，決不死乞白賴，一棵樹吊死，愿意干點啥就干點啥。只是強調富貴要取之有道，主張“不以其道居之，不為也。”孟子講“養心莫善于寡欲。”寡欲不是無欲或禁欲，可見孔孟之道是近人情的。這與后來宋儒講“存天理，滅人欲”，演變成假道學，不是一回事。所以，棍子不能亂打。這種強調將道德置于崇高的地位，置于物質和富貴之上的人生觀，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突出特點，至今仍有重要意義。西方人雖不能說沒有心世界，但不以為重，不去向內開掘和發展心世界，而專一向外發展。向外發展就是重視物質，重視目的，不問道德，放縱欲望，不擇手段；爭奪財富，爭奪權力，爭強好戰，無日無之，花樣手段層出不窮，終于走火入魔，不能自拔。于是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歷來是競爭關系，弱肉強食，不利溝通，不能和合。直到今天，人類向外部已經在探索太空，但是由于美國等引領潮流的強國，不負責任，人類內部已經瀕于核大戰的邊緣。中國人自古至今遇事不諧，反求諸己，即向內求，利于和諧；西方人遇事總怪別人，強調客觀，即向外求，所以在相當程度上西方文化是致亂之源。

    精神價值的最高體現是道。道是至高無上的目標，是士大夫人生的依歸。士君子必須立志，而且要“志于道”。而“志于道”就必須修身寡欲，故孔子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追求道是人的理想、信念。以道自任，是中國傳統士大夫最顯著也最可貴的特點。道在士大夫那里，成為一種政治追求，也成為一種人格規范。所以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有了道，心就有處安放，放心則心安理得，精神有所寄托。孔子修詩、書，訂禮、樂，贊易而作春秋，此即一人承擔了歷史上“六經”這樣巨大的文化工程，是因為心中有天下，有道；司馬遷忍辱負重，寫下千古絕唱《史記》，也是由于心中有道；岳飛作《滿江紅》、文天祥唱《正氣歌》，從容赴死，還是因為心中有道：“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們心中有道，有理想，就能夠參透人生，更貴在能夠實踐和做出偉大貢獻。中國近現代史上無數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包括無數共產黨人，為了民族獨立解放和人民幸福，慷慨捐軀，也都是心中有道。這個道，在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心中有不同的理論形態（岳飛的忠君是形式，本質上是忠于民族），后者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其中都有民族主義，都有人民幸福、社會大同的人間大道相通。1984年10月，陳云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發言最后高呼“社會主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并言行一致終身不渝，也是因為內心堅守共產黨人的“道”。內心有“道”，有遠大理想，必然公字當頭，重義（主義）輕利；內心沒有“道”，沒有理想或放棄理想的人，必然私字當頭，見利忘義；兩者作人行事是完全不同的，也是不難識別的。

人生一旦有高遠的追求，做事還來不及，哪有時間郁悶、浮躁？正是道生志，志勵士，這方面歷代傳人，史不絕書。中國歷史上伯夷、叔齊，屈原，司馬遷，文天祥，方孝儒，史可法、譚嗣同；加以現代史上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仁人志士，無數共產黨人血染的的風采；成為一部幾千年中華文明的壯麗史詩，一部一以貫之、獨步全球、舉世無雙的壯麗史詩。所以，對于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優秀士大夫，近代的志士仁人，不僅要大書特書，教育今人，傳之后世，而且要翻譯成各種外文，宣傳全球，弘揚世界。士，今天叫知識分子；大夫，相當于今天的干部、公務員。其實已經不是同一概念。士大夫是要有擔當的，就是負有民族、歷史和社會責任的，不是有張文憑就是知識分子的。1986年臺灣學者楊國樞提出了一個定義，認為要同時具備以下八項條件乃成為知識分子：①要有豐富的知識、見識。②要有崇高的無私理想。③要有強烈的獨立精神。④要有旺盛的批判精神。⑤要有高度的分析能力。⑥要有真正的志慮精純。⑦要有足夠的社會關懷。⑧要有堅韌的抗壓能力。（44）這個定義，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卻符合儒學關于士的原意，相當嚴格，自有一種神圣在內。

    通過人生行為的意義來提升人生的價值，從而使得人真正成其為人，即“君子儒，非小人儒”，表現為中國人一種積極上進的人生觀。電影《士兵突擊》中許三多說：“打撲克沒有意義。我爸告訴我要干有意義的事。”這句樸實的農民語言其實是“近道”的，可見“道不遠人”。如何能夠得道或近道？這就是孔子的成德之學。孔子的成德之學包括三部分：一是成德的工夫，修身齊家；二是成德的理想：成為以天下為己任的君子，治國平天下；三是成德之教：以身作則。這三者中，修身是儒學的命脈，也是治國平天下政治實踐成敗的基礎。歷史證明，離開自我精神修養和行為約束這個基礎，社會政治的道德理想和政治實踐，便成為空中樓閣。即使一時成功，最終也難免歸于失敗。這方面的例子，從古到今，不勝枚舉。所有及身而敗或身后遭譴的例子，無不有修身不夠甚至不修身的內在原因。孔子的成德學說，在于塑造社會中堅即士大夫階層的高尚人格，同時也賦予中國知識分子一種理想主義精神，甚至可以為理想獻身（殺身成仁，為國捐軀，“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從成德之學可以看出，儒家認為，人的價值不在于他所達到的世俗社會的高度，而在于他的人生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態度和所達到的功夫、境界。一個表面上看起來一無所成的人，但是他的自我完成并無虧欠。這就是儒家非功利的人生觀。所以，中國古人是靠道德立身，靠道德立國，甚至靠道德治國。道德立起來了，人才立得起來，國也才立得起來，立得久遠。所以，道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朝聞道，夕死可矣。”（45）“士志于道，”（46）“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47），“吾道一以貫之”。“君子謀道不謀食”（48），“君子憂道不憂貧”（49），“人能弘道，非道弘人”。（50）道是人生的價值，是源于孔子在中國古代經驗、學術積累的基礎上對生命的體驗和領悟：“我欲仁，斯仁至。”（51）幾千年來，中國人的道德是用來指導自身和社會行為的，道德通過儒學潛移默化在中國人的思想中，成為中華文化的DNA。所以中國人自古以來道德至上，不善言辭（“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52）），崇尚只做不說，或者做不到就不說（“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53）），至少是言出行隨（“先行其言，而后從之”，（54）），言行一致（“謹而信”，（55））。西方不是如此。古希臘哲學是“廣場哲學”，辯證法和形式邏輯這些西方的寶貝，都來自廣場辯論，與行動無大關系。所以西方人善辯，長于演說（就是忽悠），言行脫節甚至不一，是由來有自的。至今美國總統選舉，打口水仗，可以聲嘶力竭，唾沫亂噴，吹牛許愿，信口雌黃，待到選票到手，登上總統寶座，政策如何制定，向誰（窮人還是富人）傾斜，打不打伊拉克，可以是另一回事。對于中國人言出行隨，言行一致，“恥其言而過其行”，“訥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作風，西方人不僅難以理解，而且不愿意相信。其實是文化不同。中世紀晚期以來西方的生存和發展是靠擴張和侵略殺出來的，得以立身立國，所以在他們的觀念中實力永遠是最重要的。西方在解決了近代早期的生存危機并暴富以后，“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也懂得需要道德，承認道德。但是他們是實力和道德二元論者，他們的道德是經驗主義的，可有可無的，每臨利害時，道德就不要了。甚至連面具也不需要，正如布什經常說的：美國利益至上。何謂美國利益？從卡特里娜颶風受害無助者和伊拉克戰爭、金融海嘯大發其財者看，美國利益不過是“特殊利益（集團）”而已。道德在西方人的歷史、文化和生命中沒有根，所以美國實力再強，也無法占據人類道德高地。不象中國，自古道德是用來指導生活和政治實踐，是用來立身、立國的：“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56）至今許多西方人內心（口頭上決不）是鄙視道德的：道德多少錢一斤？這也是近代以來西方人對待中國和中華文明的態度的深層的文化根源。

    孔孟之道強調道德的價值，并沒有錯，而且與西方文明不無相通之處。耶穌也說，如果人失去了靈魂，即使他贏得了世界，又有什么意義呢？可見，小布什總統信教是虛偽。20世紀中國幾度否定了孔孟之道，將其批得體無完膚，必然導致人性扭曲，道德退化，社會風氣惡化。把修身也全盤否定了，實際上是否定了指導中國人的作人處世之道，摧垮了維護2500年來人類獨一無二的低成本高道德的社會秩序的基礎。西化流行以來，世道人心徹底變過了，不都是變好，變壞之處所在多有。所以現在社會許多問題，不是始自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有更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中國古代觀念，作學問也是作人，學問之道就是讀書人的作人之道。孔孟批倒批臭了，難免出現不會作人，而向野蠻倒退的傾向。文化的革命鬧完了，市場經濟大潮一來，再讓錢一鬧，西化、市場化、經濟人化，“香蕉人化”，實際上也就不免道德淪喪即人的野獸化了。20世紀西方美術史有曇花一現的“野獸派”藝術家，市場經濟造就一批又一批文化“野獸派”。所以，在21世紀的今天，去啃中國傳統文化這根今人一般不愿啃也啃不動的硬骨頭，再下一番與時俱進的功夫，用來武裝教化國人，再通過孔子學院傳播國際，是中華復興的一項功德無量的事業。

）（二）大人生和小人生

   價值觀決定人生觀。中國人的價值觀以倫理道德為尚，梁漱鳴先生說：“倫理關系實際上是一種義務關系，一個人似不為其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為他人而存在者。”（57）自古中國就是一個大家庭，所謂天下一家，就是大圈圈套小圈圈。國家是個大圈圈，國君就是國父，臣子臣子，就是國君之子。地方州府縣治是中圈圈，都是父母官，下邊都是子民。宗族家庭是小圈圈，更復如此。自古以來中國的五倫社會，象是一張大圈圈套小圈圈的羅網，將每個人“編制”其中，所有的人，在其中都有自己的位置，有屬于自己的社會倫理關系的網絡定位，不是君，就是臣；不是父（母），就是子（女）；不是夫，就是妻；不是兄（姊），就是弟（妹）。每個人都有由其五倫社會關系定位所應盡的義務或責任。所以，個人是不能自殺的，自殺乃是對于所負責任的背叛。中國傳統思想不盡承認個人的獨立性，個人只有自己的人格是獨立的，但人不是獨立的，是倫理的，是家族的，是社會的，是一種倫理本位。這個倫理本位的文化特點是歷史形成的，其中既有具歷史眼光和大智慧者（從人性中發掘、提煉出父子、夫婦、兄弟三倫，再加以擴展至社會，有君臣、朋友兩倫，構建成五倫社會，所以孔子是中華文化的“總設計師”）的思想指引、制度安排，也有自然地理等因素，很不簡單，也很不容易，歷史貢獻極大。在中國古代的農業社會中也必須如此。這一點與西方不同，這主要還不在于比西方基督教的“設計”高明，而在于中國文化強調人的道德應是發自內心的德行，是一種道德價值。西方的倫理道德，不強調內心，只是一種行為規范。西方中世紀還不如中國，只有“一倫”，也是“天倫”，就是“上帝本位”，個人是屬于上帝的，甚至不是父母的，只認上帝，一切聽憑教會裁判。近代以來西方高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從上帝本位乃走向反面，即個人本位，乃是通過個性解放，發揮才智，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掃清道路：勞動力成為商品。19世紀末以來，西方社會隨著向壟斷和國家壟斷發展，政府不斷干預社會生活，已經是某種特殊利益集團本位。尤其在美國，個人隱私其實多被代表該種集團利益的政府侵犯。以現在的觀點看來，中國古代的社會本位中人與人互以對方為重的原則卻是對人類社會的一大貢獻。

    中國人認為以倫理道德至上的價值觀，符合天地人倫之最高的真理即“道”，所以千方百計追求久遠。人生有限，不能久遠，只有文化傳承于子孫后代，才能久遠，于是有大人生的觀念。中國人慎終追遠，但不修來世（那是佛教觀念），最注重社會人生。中國人認為，生命有大小之分。文化是民族的生命，這是指大生命，超越個人的生命。個人有小生命。個人的小生命寄寓在軀體之中，卑微而短暫；文化的大生命超然于軀體之上，廣大而悠久。為了大人生，甚至可以犧牲小人生，犧牲個人性命。這樣的人可以永垂不朽，所以中國人歷來崇尚圣賢，不崇尚富貴。潑天富貴，哪怕是皇上，在文化上也沒有地位，孔廟幾千年來沒有他們的牌位。這讓有些帝王或準帝王內心很不爽，但是歷史上沒人敢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違，打倒孔家店。中國人砸孔家店，始于太平天國，已經是鴉片戰爭西風勁吹以后的事了。圣賢英雄、志士仁人，其軀體的小生命與常人無異，但是其事跡精神可以融入文化而長存，成為民族大生命的一部分，個人乃得到永生，小生命成為大生命。此所謂不朽，是精神不朽，所以中國沒有木乃伊文化。早在孔子之前，魯國叔孫豹已言立功、立德、立言為人生三不朽。不朽即成為大生命，所以有中國人死求（身體）速朽，不制作木乃伊，但追求“三不朽”。司馬遷論人生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實際上就是指個人的大生命和小生命。一個民族的圣賢、英雄、志士仁人的小生命，匯集成民族文化精神，表現為時代的人文氣象，世代相傳，綿延古今，是為民族的大生命。大生命興旺，民族、國家、社會和個人必然興旺；一時不興旺，遲早興旺。大生命衰落，小生命難有根本起色；一時有起色，能否持續，終是問題。一個人，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以天下為己任，器局開闊，理想高遠，才能有所作為，永遠不會感到人生郁悶。所以，孔子曰“先器識而后文藝”，“君子不器”。所以今人也要讀《孟子》，道理就在于此。由此傳統文化鑄就了中國幾千年來歷代志士仁人魂牽夢繞、揮之不去的愛國主義和濟世情懷。一些國人罵倒毛周，忘記了他們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也是為了掩蓋自己數典忘祖和追求一己私利的人格的卑微渺小；一些西方人罵倒中國共產黨，其實是害怕中國再出毛周那一代打不垮、騙不過的中國領導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仲淹），不僅如此，還“進亦憂，退亦憂”，更有“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夜來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陸游）者，幾千年如一日就這么執著，有什么辦法呢？這就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精神情懷，舉世無雙，西方歷史上沒這種傳統。中國百多年來仁人志士前赴后繼的民族斗爭，一方面延續著中華民族的大生命，使之終于迎來了今日中國崛起的氣象，就是繼承了這種優秀傳統；另一方面，百多年來在西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壓力下持續不斷的文明自戕，使得中華民族的大生命受到摧殘，也為中國崛起和中華復興偉業埋下不小的隱患。

    孔子說“君子不器”。不“游于藝”，就是不器，不專務于一藝而“游于藝”。一旦流為器，往往就流俗了，小人了。這其中關于人生的精義難以為現今各種職業的專家所理解，須善加體會，其實是一種很高的人生藝術境界，一種極高明而瀟灑的活法。現在人高唱“瀟灑走一回”，是指身生活（感官）的瀟灑；儒家人生的瀟灑是指心生活（精神）的瀟灑，是真正的瀟灑。兩者完全不在一個精神文化層次。西方近代科學發展，專業越分越細，弊端很多，所以西方大學本科注重通才教育，加以糾正。我們現在的某些大學，專業分得比西方還細，更不重通才教育，學生也追求成為“專家”，其實是專培養“器”。加以多年來又流行西方的“經濟人”理論，所以，出來的一些學生不免人格矮化，心胸窄化，理想道德觀念淡化，成了“小人儒”教育（“飯碗教育”），這是最勘憂慮的。

    大生命、小生命是中華文明特有的觀念，大生命中包含有中華民族生命的密碼，其它民族文明無此觀念，更非“經濟人”理論的崇拜者所能理解。西方人崇信個人主義，只知有小生命，不知有大生命，基督教講靈魂上天堂，也是個人（小生命）的事情，各上各的，更沒有“民族魂”一說。中國春秋時代，也有主張個人主義的，但終不為社會所接受和承認，孟子罵：“楊朱為我，是無君也。無君無父，是禽獸也。”春秋戰國的“尊王攘夷”和孟子的尊君，都是尊國家民族的大群，并非指單個一人，君只是國家的人格化。這是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今人跟著孟德斯鳩（歐洲君主早就從《馬可·波羅游記》關于中國文化和體制的描述中得到啟示，孟德斯鳩乃裝聾作啞，還對中國倒打一耙，這也是一些西方學者虛偽的表現）隨幫唱影，作狹隘理解，實際是誤解。西方基督教又有“復活”一說，也只是基督復活而已，與中國人言不朽指精神，不是一回事。埃及人制木乃伊，也只是軀體不朽，非精神不朽。且埃及人善人體解剖，都是研究小生命，特別是研究局部。故西方人言人生，只是小生命，求不朽也只在物質上求不朽，終不可求；中國人言人生，不僅指俯仰一世，衣食溫飽，而是大丈夫頂天立地（倉頡造“夫”字，乃有深意），上貫古人，下穿后世，在精神上求不朽（精神是現代語，古人叫魂氣），故五千年中華民族大生命浩氣長存。孔子的思想、德行和精神不朽，兩千五百年后竟又借孔子學院“周游列國”，大有國際化趨勢，就是一例。當年萊布尼茲曾設想歐洲各國應向中國要求派遣儒學“傳教士”，向歐洲傳播“和諧”福音以拯救歐洲于戰火，如今各國競相要求中國前往設立孔子學院。這兩件事之間是否存在何種內在聯系，令人深思。

    大人生與小人生的關系，是大人生由無數小人生所組成。中國人重禮，講究尊卑長幼有序，故小人生在大人生中自有其位。在小人生中，尊卑的秩，視官階、品級而定；長幼的序，按年齒而排。在大人生中，則按立德、立功、立言的貢獻，分大人、中人和小人排序，與官階和財富無關。孔子是一介平民，但后世尊孔子的德業為古今第一高位，帝王將相反而極少享有高名大位。孔子志存高遠，心懷天下，在人類，在天地，不在小我，而在大生命以及天地大自然。孔子位尊，在于其人生價值和意義遠高于帝王將相，用西方的話說是具有普世價值。中國人稱這種人為大人，稱圣人。稍下即有賢人，有君子，筆者為之造一詞為“中人”，不很貼切。最小的，是為小人。孔子罵“請學稼”、“請學圃”的樊遲為小人。故有君子謀道，小人謀身，大丈夫謀天下之說。李斯因觀廁鼠和倉鼠的待遇差別太大，受刺激而棄官從學（荀子），后貴為秦相。錢穆先生有一段妙論：“李斯為人，興于鼠，亦僅得比于鼠。倉鼠與廁鼠，其為鼠則一。李斯亦終為一小人而止。觀其臨死前之告其子者，而可知矣。”（58）現代人把“大人、小人”這些觀念都諸之腦后，代之以“成功人士”，即指身家億萬，住別墅、開豪車、一擲數萬金者。其實不要說按中國古人觀點，就是按錢穆先生的觀點，凡是這樣生活的“成功人士”，如果僅為謀身，謀私，既不謀道，更不謀國（天下），即使享高位大名，坐擁巨富，也無非倉鼠與廁鼠之別，“終為一小人而止”。2008年西藏“3．14事件后”，中華民族海內外凝聚力陡增，有網絡流行歌曲叫《做人不能CNN》，證明“80后”一代人格的成長。所以，從大陸港臺和海外華人的無數事例看，許多享高位大名巨富者也懂得，要想使自己在人格上真正高大起來，按照儒家思想，使自己作為人真正“立”起來，與自己的財富名位相匹配，就要由小人生變成大人生，就要在當今文明沖突中，為百多年來被西方國家騎在頭上，受盡凌辱欺壓，而今奮斗崛起在即卻被西方國家百般圍堵打壓的我中華民族、國家和同胞做點什么。有些事其實簡單，想起來無非一念之差，做起來無非積德行善而已。“周處年少時兇強俠氣，為鄉里所患。”后來翻然醒悟，經名士陸云點撥（陸云只一句話：“豈不聞古人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于是痛改前非，勵志向學，后仕晉居官有善政和軍功，還有著作，成為歷史名臣。周處翻然醒悟，也就是一念之差。據報道，比爾·蓋茨在暴富以后一段時間里，思想行為遠未達到后來的高尚境界，后來思想發生改變升華，其實也是一念之差。

    概括中國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有幾個突出特征：第一是仁的特征。今人所謂大愛，在中國文化來說，就是仁。仁的好處之一是不用花錢買，無交易成本，又方便，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孟子曰：“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韓愈亦言：“足于己，無待于外。”君主有了仁心，就要愛民，這是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就要人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民族才能生生不息。其二，仁不是物，不是一張大餅，非零和游戲。仁道無窮大，全世界都要仁，仁亦分不完。第二，修齊治平。這是中國人生觀的獨到之處，修齊治平的最高境界，就是世界大同。第三，疏于物而親于心，乃得仁智的大義。人生的樂處在是，真處也在是，此即中國人的真樂。這是中國價值觀和人生觀的真義，有巨大的現實意義。疏于物，即追求簡單生活，貴能多暇，多暇不是去旅游，是多讀書，多思考。近代西方引領全球旅游業，其實旅游還是一忙，特別是隨團旅游，搞不好是遭罪的別名。多暇才能沉下來讀書（不是上網，上網又是一忙，而且是一亂），多思考，才能品味、欣賞、感念生命的瑰麗悠長，得以養心。故有享清福一說，清凈乃是一福。又說讀書乃是人生一福（清福難得），簡直是至理名言。今人多不知，以上網代之。上網烏七八糟，徒亂人意，乃不得已而為之，不得謂之福。今杭州人因為地利保留一點傳統，流行休閑，可惜也多流于形式，真義已失。第四，人生的終極目的和境界是止于至善。至善，既指“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也指個人的內心世界。所以“古之學者為己”就是這個意思，為己不是為一己之富貴，而是為個人德行達于至善。今之學者為己，又是一路了。

  （三）國家（天下）觀念和人格風骨

    中國人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創造，是秦滅六國，統一中華，由此創建了集中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這一壯舉，加速了中華民族的融合統一進程，也使中華民族幾千年受益不盡。這是中國文化包括中國人的價值觀、人生觀發展的必然結果，表現為政治體制的創新。

    民族是人類經過長期歷史發展而形成的穩定的共同體。中華民族的形成很早，民族意識（如認同感、歸屬感、忠誠感）也產生很早。在古代文獻中，民和族各有所指，并不連用。據考證，民族一詞的使用，始自1899年梁啟超的《東籍月旦》一文。（59）可見民族作為實體和觀念，中國古已有之；民族這個概念，來自近代西方。西歐在中世紀以前，受大遷徙、戰亂、災害和瘟疫等諸多因素影響，一些王朝代興代滅，沒有形成穩定的民族和疆域。直到中世紀晚期，英國、法國和西班牙開始形成民族國家。到公元15世紀以后西歐封建王室為了對內擺脫中世紀晚期的經濟社會危機，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和進行對外擴張，開始追逐中央集權，興起建立民族國家的潮流。到17世紀確立以領土、主權、民族等要素為基本特征的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概念，其標志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亞》條約。這個西方近代歷史潮流的背后，是《馬可·波羅游記》中對中央帝國高度集中政治體制近乎崇拜的描述對歐洲君主的啟示。可是有慕西化者卻論近代中國受西方影響始有民族國家觀念，此足以令中國古人笑掉大牙。例如，西方中世紀以前不懂得稅收，中國在秦漢時期就已經有了完整、嚴密的稅收制度。有稅源乃可以養兵，可以在財政上軍事上支撐起龐大的中央集權國家，而中世紀的歐洲封建貴族強大而王室軟弱，歐洲君主正是從《馬可·波羅游記》中得到巨大的啟發和靈感，從15世紀開始瘋狂地推動建立民族國家，為了征稅養兵打仗爭霸，到17世紀普遍建立了王室國家的稅制。直到今天，法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的稅制，據現任巴黎市稅務主管官員F ·勒馬尚說，就是從中國清朝學來的。（60）馬克思說：“稅收是喂養政府的奶娘。”西方中世紀以前沒有奶娘，所以沒有民族國家。建立民族國家，中國比西方至少要早1500-2000年。雖然國家的含義與近代西方不同，但都是國際政治實體。再追溯，中華民族自黃帝時代以來，就逐漸形成了領土、資源、民族意識，而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到秦漢時期，民族意識深入人心。中國人之大人生觀念，就是源于民族國家（天下）觀念，即認為民族國家的大人生高于個人身家的小人生。這也是中國傳統道德的標準，所以當忠孝不能兩全時，社會認同移孝作忠。只不過中國自古國家太大，又經常缺乏強大的外國競爭，所以中國人的國家觀念往往與“天下”相混同。近代西方有論者（如羅素）認為“中國實為一文化體而非國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終究是西方眼光。中國自古是政治與道德一體，民族與國家一體，既是文化體，亦是統一的強大國家。羅夢冊先生說中國是“天下國”，（61）信哉斯言！如果中國不是國家——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僅一文化體，早就活不到今天了。

    中國人的觀念，上有天，下有地，人在中間，此稱為天地人三才，合為一體。人又有家，有父母、夫婦、子女等等。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灌溉農業，季風氣候，治水抗災、不違農時是頭等大事，否則就要挨餓。所以，古時候是氏族、宗法社會，大家族制度，最為適應。一家一族的力量終究有限，于是家族觀念擴而大之，就是民族國家。中華民族的融合，早在上古時期已經開始，神農氏之征三苗，黃帝之誅蚩尤，都是民族融合和中華民族的早期形成過程。幾條大河，灌溉兩岸農田，沿河家國眾多，（62）數以萬計，實際上相互依賴多于相互爭奪，于是形成政權，“層累而上，乃有一萬國共戴之共同政府，即一最高政府”（錢穆語），這就是民族國家。又認為，此國家乃天在上，地在下，國不僅居天地之中，且天造地設，又居大地之中央，于是呼中國。四外的地域氏族，蠻荒落后，乃稱四夷或四裔。夷者，平也，平定，夷平，古代指東方的少數民族。裔者，邊緣也，指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據專家考證，禹時黃河流域有萬國，到春秋時期齊桓公用管仲為相，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力建立霸權，于公元前651年締結《葵丘之盟》時，尚有一千八百個國家。這些所謂國家其實都是地方政權，就是大小諸侯，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因為上還有周天子的余威。但是平王東遷以后，周室衰落，中央政府已經不能號令全國，在這種情況下齊國的統一霸業就具有決定性意義。所以，孔子曰：“非管仲，吾其披發左衽矣。”這種不以兵力而能成就“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霸業的做法，乃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建立在德行力量上的一種政教方式，是一種真正的中國式的國家軟實力。當然，說齊桓公不以兵力成就霸業，乃是以兵力為后盾，但畢竟與以武力相脅迫不是一路。孔子曰：“政者，正也。”錢穆先生說：“治猶治水，戒鯀之防，效禹之導。故國人常連言政教，不言政法。教主化導，法主刑防，此其大不同。即就中國文字，可了解中國理想。”（63）這種政教軟實力成為中華文明的政治傳統，歷代相傳，只是不同朝代和時期德行和力量不同，對政教軟實力的運用高下有不同。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20世紀的中國，國共兩黨，孫蔣毛周都繼承了這一傳統，唯譎正長短高下各有不同。

    齊國霸業以后繼續兼并，改土歸流，到戰國七雄時代，東方的少數民族其實早就改土歸流入伙或逃離了（但是夷的概念沿用下來，此外還有蠻、狄的概念，各有方向所指，前者指南方、后者指北方少數民族）。戰國七雄最后終于拼出一個秦始皇，再經過秦漢兩朝的疆域統一擴大，民族融合，中原民族和愈來愈多改土歸流的諸民族就都“捐棄前嫌”，一同認祖歸宗，完成為同一個炎黃子孫的中華民族了。君不見，秦始皇兵馬俑中，有多少胡人？可以說各色人等，幾乎是一支“聯合國多國部隊”，就差沒有黑人。“各色人等”后來都同化了。歷史上中國還有世界上最難同化僅次于中國人的猶太民族，后來竟不見蹤影了。中華民族的形成始于黃帝時期，到秦漢牢固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應為民族融合基本完成。中國的統一，特別是秦能夠實行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統一貨幣度量衡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其基礎是長期以來特別是春秋以后中原文化的巨大影響，特別是儒學的巨大影響。否則漢武帝想要“獨尊儒術”也難以做到。儒學影響深入人心，故幾千年來，無論朝代怎樣更迭，政府如何交替，名號作何改變，國家還是這個國家。這是因為改朝換代，文化照常傳承，所以國家不變。民族國家的觀念深深植根于每個地方政權、每個宗族乃至每個家庭個人的，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利益和以國家為屏障的安全利益，經孔孟上升為“修齊治平”、大人小人等等一套儒學理論，這些民族國家大人生至上的觀念深入人心，幾千年來成為士大夫階級立身處世的圭臬。所以中國歷史上識大體、顧大局的優秀政治人物和中華民族的精英，史不絕書，受到人民尊崇。近代仁人志士，包括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愛國進步人士，更不必說以毛周及其戰友們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開國元勛，其實哪一個不是傳統文化熏出來的，哪一個沒有“修齊治平”的理想抱負？社會主義是什么？還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治平大道的現代化表述？如今兩代人不讀古書，也不知道近代西方富強的底細，全球化西風凜烈，使得一些人誤服了美國牌“全球化迷魂湯”，真的以為國家就要消亡了（其實是落后民族滅亡）。例如一些貌似心態開放，實則腳下無根，頭被洗腦的人認為，現在還談什么國家、民族，沒什么意義，企業和個人賺錢就行了。這種觀點完全脫離國際政治，更不懂“文明沖突”，相當愚昧，也相當危險。現階段全球化條件下西方思潮泛濫成災，“文明沖突”正加劇中華文明的文化斷裂，這種趨勢如不能遏制和扭轉，有朝一日，即使形式上國家還在，但人人穿西裝，說英語，吃西餐，放洋屁，不知中華傳統文化為何物，象非洲、南美一些國家一樣“全球化”了；那時國家或許還在，但中華就可能名存實亡了。這也正是近代中國人所最擔心的“亡天下”。對中華民族來說，亡天下才是最致命的。美國人夢寐以求的美國化的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異于政治和文化消亡。至于落后民族生物學意義的消亡，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高度發達的今天，技術上已經沒有問題，那是“文明沖突”結束后“打掃戰場”的問題。

    中國人言身家國天下，實際上融合儒道兩家思想，講究進退有據，進則有國有天下，也即“達則兼濟天下”；退則有身有家，也即“窮則獨善其身”。雖說是進退有據，也是以退為進，隨時聽從國家呼喚：“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臺”（陸游詩）。綜觀秦漢以降中國古代仁人志士，大都有儒道兩種思想，也即所謂“執兩用中”，兩種思想，一體相通，自我平衡，進退自如，樂在其中。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所以中國人善于適應變化，不至于一條道跑到黑，走火入魔。中國自古這套國家觀念和人生的活法，獨一無兩，西方沒有。孔子是一個中國歷史上一位胸懷博大、具有高度民族使命感和目光極為深遠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與孔子同時代的古希臘城邦，一些學者稱其為城邦國家，國家的概念其實很模糊。故當時柏拉圖有《理想國》一書，其實遠不理想：由哲學家執政，軍人高居工農商之上，后三者從事勞動，卻是社會最低等級。其國家沒有宗族，沒有家庭，共妻共子，兒童進福利院，長大由政府分配工作。此種以西方觀念設計的國家，如同一架機器，毫無感情，毫無人情味，斷無生命力。與柏拉圖的《理想國》幾乎同時，戰國末期中國儒家有“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的“理想國”：“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64）如此國家社會，多么溫馨，美好，富有人情味！馬克思曾贊揚柏拉圖對未來社會的“天才描述”。其實馬克思當年不了解中國，更不知道中國古人“天下為公”大同理想，否則一定會認為《禮記》對未來社會的描述更加天才得多。

    柏拉圖以后三百多年，有耶穌降生。耶穌有救世之心，卻是一個沒有祖國的猶太流亡者。耶穌無祖國，流離失所，被羅馬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猶太人也經歷了兩千多年無祖國而遭遇無數災難的歷史，終于復國。耶穌死后，其無祖國的宗教得以流行，連愷撒也皈依了耶穌，實際是借重耶穌，但是羅馬帝國仍免不了崩潰。所以，歐洲人信奉無國籍者耶穌的基督教，也長期不以國家為意，直到十五世紀前后才興起民族國家，不是偶然的。中世紀以前西方人無國家觀念，加以文化上不重群體，不重德性，功利至上，物質第一，好走極端，一味向外榨取，一味在人世（歐洲、地中海）小范圍內爭權奪利，廝殺不已，又一心想著死后靈魂升天堂。后來西歐生存空間不夠，為了對外擴張，爭奪財富，乃興起民族國家，無意中折騰出資本主義全球化。近代民族國家興起以來，西方人將國家機器的作用發揮到極致，推進經濟全球化，占盡先機，也占盡便宜，因此從實踐中吃定政治的實質乃是權力。這與中國古人從長期民族融合的政治實踐中悟出政治乃是代表德行和道義，文治高于武功，用現代語言說軟實力更重于硬實力，完全是兩路。這是中西政治觀念的根本區別，也是西方文明的一個根本弱點。西方文明的病根就在這里，這個病根，無藥可醫，權力只能用權力來矯正。

    正因為中國人自古有大人生和民族國家（天下）觀念，所以中國人自古沒有宗教，卻有信仰。現在有一種流行而糊涂的觀念，說中國人什么也不信，沒有信仰。其實中國人的信仰是從對祖先宗族的信仰發展到對社會的信仰，對民族國家的信仰（這個國家不是指朝代，指“天下”），歸根結底是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的信仰。建國以后灌輸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本身并沒有錯，只是由于歷史原因這種灌輸過于狹隘和功利化，發展到“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歷史，迷信將來”（張奚若語），不但未能把社會主義納入中華文明的大統，反而對社會主義作了愈來愈“左”的狹隘詮釋。結果1978年以后極“左”路線結束，歷史轉折，加以資本和市場的作用，更遭遇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傳統文化又被破掉，意識形態出現真空，信仰也就危機了。信仰一危機，西方私有化和市場經濟的一套又被吹得神乎其神，西方思潮泛濫成災，物欲更加橫流，腐敗如水銀瀉地，一切也就順理成章了。

    中國人自古形成大人生的觀念，進而從娃娃（私塾）抓起，培養士大夫即民族精英的修齊治平的抱負理想，這是中華文明的獨到之處和優勢所在，是一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經劫難不僅不滅，而且于今崛起的文明密碼所在。西人不僅不懂，而且加以歪曲（不是誤讀）。孟德斯鳩說，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是家國同構，將宗教法律風俗禮儀相混合而被道德化，這完全是主觀臆斷。孟德斯鳩是個典型的白人種族主義者，充滿偏見，社會道德化乃是中華文明和社會組織的高明之處，比之近代西方有國家以來社會警察化軍隊化不知高明多少，此為萊布尼茨和伏爾泰等西方啟蒙思想家嘆為觀止。近代中國被西方強盜破門而入，人心不古，道德社會不能維持而逐漸瓦解，乃不得不跟隨西方法制化警察化。雖然當代社會物質生產方式在現代化，但是全人類的道德文化趨勢卻出現野蠻化。金融海嘯表明美國道德淪喪，人類正為此找不到出路。近年來孟德斯鳩的這種污蔑不實之辭竟然被某些國人當作所謂“入木三分的卓見”加以推崇，是因為兩代人不讀古書，許多人已經幾乎完全不了解中華文明而只會向西方頂禮膜拜了。

    中國人常說顧全大局，最大的大局就是國家民族(有人說全球化了，全人類價值高于民族國家，其實這是西方的忽悠。蘇聯人就是上這個當)，這個民族不是個別民族，而是中華民族整體。中國歷史上顧全大局者，歷代都有。就20世紀而言，蔣介石堅持不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1974年西沙之戰，中國海軍通過臺灣海峽，臺灣方面不僅放行，還給前線接濟給養。這就叫兄弟鬩于墻，同御外侮。臺獨根本搞不下去，道理也在這里。歷史上最近的例子就是“文革”期間周恩來護國保國之功。當時，黨和國家幾遭分裂，特別是“9．13”事件以后，“四人幫”眾叛親離，毛澤東處于病危狀態，權柄實際上在周恩來手里，黨心軍心民心也都不在“四人幫”一邊。假如周恩來登高振臂一呼，“四人幫”注定提前幾年“一舉粉碎”了。其所以不做，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就是顧全大局。海內外有人罵周，極為不堪，一是膚淺，二是心理陰暗，乃燕雀之詛咒鯤鵬。歷代上國家危難之際，每每有朝廷重臣書寫公忠體國四個字的可歌可泣的歷史篇章。可以說，沒有毛，中國共產黨不能那樣快立國；沒有周，“文革”中不能保黨保國，談何改革開放？所以，以毛周為典型代表的一些中國共產黨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精神，除了他們身上的共產主義信仰和個人性格因素以外，還明顯地具有儒家傳統所陶冶出來的經邦濟世的道德力量。毛澤東以法家自居，說到底法家還是儒家。將這些傳統精神加以闡揚，正是近現代歷史的中國特色、民族特色所在，而且也是在發展和改革中的現實意義所在。

    近代以來中國人被西方欺侮，所以講求國格。國格是人格的放大，來源于儒家思想重視人的尊嚴，講求人格，進而講求國格。近年來說中國文化不重個人，那是誤解。中國人重個人，但個人永遠是集體中的個人。中國人重個人，突出表現為重人格，不是重個人利益，士大夫叫風骨。俗話說“要活得象個人樣”，就是講人要在社會上能立得起來，立得起來不光指一技之長，指飯碗，而主要指人格。無論貧富，貧而不諂，富而好禮，都是有人格的表現。相反為富不仁，貧而諂，不知自強，都是缺乏人格的表現。諂至國外，就不僅有失人格，而且有失國格，歷來為國人所不齒。儒家將其道德理想凝結于人格塑造之中，以模范人格的行為方式影響社會，影響歷史，塑造了中華民族的品格。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說就是內圣外王，就是內具圣人之德，外行仁政王道。這當然是儒家理想的君主的人格，也是理想的士大夫的人格。

    孔子創立儒學，是為了指導社會實踐。一部《論語》，可說完全是由孔子在親身實踐中砥礪出來的高尚人格的寫照。身教勝于言教。所以顏淵說孔子“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65）儒學在中國歷史上其所以傳之久遠，不獨在儒學本身，也在孔子偉大人格的力量。所以，以德治國，不能停留于一般號召，猶如孔子所言“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66）正因為孔子深知身教勝于言教，所以自己砥礪人格，再來提倡修身，倡導做人要做君子，言行一致，以為世人和社會立范，加以中國社會歷代崇德尚賢，說話就有千古力量。君子就是道德學問俱佳，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故孔子曰“寧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甚至還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67）成就人格，生命可擲，人格不可廢。歷代仁人志士，為了國家民族，拋頭顱灑熱血，包括共產黨人視死如歸，都有文化基因，不獨意識形態使然。這種高尚的行為，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但是對于這種崇高的精神，每個人都應當尊崇。否則，就是良知泯滅，俗話叫“喪良心”。

    高尚的理想人格決定了做人的風骨。風指節操、品質和作風，骨指人的品格、氣概。中國人重道德，也就是向內講求人的品格，不僅人有人品，物有物品，飲食起居皆有格。莊周曰：“鳳鳥非梧桐不棲。”但是人的品格在心在德不在物，人的樂也在心不在物。這不獨是儒家觀念，道家也是如此。“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68）這是中國人生哲學的最重要特點和能夠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保持心理平衡的要訣。中國人的觀念、品格是內心修養的外在表現。孝弟忠信是內心的修養，禮義廉恥是外在的表現。一內一外的統一，始成一人。不懂得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不可以為人。所以，至今中國人罵人最狠的話，不是“三字經”，而叫“你不是人！”西方人完全沒有這一套，生下娘胎，就是一人，沒有內在人生（心的人生）和外在人生（身的人生）的觀念。接受洗禮，即開始信仰上帝。上帝在天堂，乃是在外部，儼然一物。接受教育，也是向外求知，乃為謀生，就是追求物質，以為快樂。物質帶來的快樂，其實多是滿足感官的快樂，不是心的快樂，不是真的快樂。所以西方科學日新月異，人心實際上去古不遠。西方人無此觀念，活命至上，在中國，反復（背叛）即成小人。所以拿破侖雖翻覆，在西方卻成為大英雄，而《四郎探母》中，無論楊四郎貴為駙馬，百般悔恨，終不為佘老太君接受。這就是中西文化不同。

   中國人重道德，重視為人處世，要有底線，就是禮、義、廉、恥，其中最主要是知恥。管仲對齊桓公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69）因為人一旦沒有羞恥，壞起來是沒有底的；一個社會如果寡廉鮮恥，就只有向下沉淪。這是指對所有人的要求。對士大夫做人，最重節操風骨。所以，司馬遷留下的傳統，史家論人，最重風骨。為臣，必須忠君，實際上是忠于社稷，忠于民族，這是為臣的操守，不是愚忠；城破，守官必須殉城，這是忠于職守。岳飛說“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惜死，天下太平”，說的還是操守。中國人重操守甚于生命，對男女都一樣，“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也是講操守。這些雖為今人詬病，卻是當時的觀念，也反映出中國人重操守高于一切，與人權不人權沒什么關系。孟子所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是中國人最根本、最看重的人格，且不僅是人格，也是中華民族的“族格”。中國幾千年顛仆不滅，撲而復起，屢撲屢起，根本道理在此。孫中山先生創中華民國，作為國服的中山裝，前面四個口袋表示國之四維，門襟五粒紐扣表示與西方三權分立不同的五權分立，袖口三粒紐扣代表三民主義，后背不破逢縫表示和平統一之國家民族大義。所以，中山裝的設計中有中華文化的民族大義存焉。僅此一點，中國就永遠不能廢除中山裝。蔣介石提倡新文化運動，將四維、八德作為綱領。建國初期懲治腐敗，毛澤東說：“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70）所以，胡錦濤總書記倡導“八榮八恥”，抓住一個“恥”字，可謂抓住了四維之要，也抓住了當今黨風政風學風和社會風氣的要害和根本。黑格爾說，中國人的個性缺乏主觀性因素，沒有發展出獨立人格。這是完全不懂中國歷史和文化，也是近代西方人自我感覺優越的常見病。近來有些國人自己“忘記”了中國人這個傳統人格和“族格”，讀了黑格爾的污蔑不實之詞反覺得新鮮，跟著說什么“此類批評可謂入木三分，不乏卓見”，可見如今中國思想界是非之顛倒。

    中國傳統人才觀一貫講究德才兼備，以德為先；西方相反，講究功利，不論氣節操守，只講才能。中國人也有這一路，曹丕當年欲篡大位，招攬人才，惟能是舉，結果成不了氣候，沒幾天被司馬氏篡去。晚清曾國藩用人重操守，李鴻章與乃師相反，用人唯才唯能，故門下多小人。晚清大局糜爛，用人是一大原因。國民黨用人也是一樣，共產黨不同，講究信仰，氣節、操守，所以能得天下。用人講德才兼備，德在才前，這也是中國政統。后來極左路線搞過了頭，“政治掛帥”變成“空頭政治”，那是形而上學的問題，“政治掛帥”本身并沒有錯。美國其實也“政治掛帥”。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流行“去政治化”，帶來弊端，前些年又提倡“講政治”。由于不講政治導致亡國，歷史上講政治的中國早有古訓。明朝遺民賈鳧西在《木皮散人鼓詞》中關于武王伐紂的一段唱詞道：“多虧了散宜生定下了脂粉計，獻上個興商滅周的女嬌娃；．．．．．．他爺們（指文王、武王父子）晝夜商量行仁政，那紂王胡里糊涂在黑影里爬；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只等到太白旗懸才知道命有差”。魯迅先生曾經舉這個例子，說：“中國人倘被別人用鋼刀來割，是覺得痛的，還有法子想；倘是‘軟刀子’，那可真是‘割頭不覺死’，一定要完。”（71）所以，當代“講政治”的前提，還是要“主義真”；蘇共如果“主義真”，政權就不至于得而復失；主義不真，垮了還不知道怎么垮的，甚至腦袋掉了還不知道怎么掉的。

中西價值觀不同，人心不同，人生也就不同。中國古人視人生為心人生，入則孝，出則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心人生的外在表現。蘇格拉底也說過：“一個良善的人，不應計生死，只應計是非。”（72）可惜，他主張道德或善的絕對性的理念被當道認為大逆不道，被判處死刑。在中國，儒家高尚的人生觀一直是文化主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雖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但是社會認同。如此孔孟之道一行兩千五百年，長在中國人心，此之謂不朽，主要也是由于歷代圣賢、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的人格力量。應當說，古人的人格要求相當高。近代人道德退化，做不到，反過來污蔑古人，以為是大言欺世。三代時期，堯舜禹道德高尚，為幾千年歷史稱頌，是有事實依據的。孔子創立儒學，對象主要為士大夫以上，即知識分子以上人士，至于四民之中農、工、商，需要靠士的行為去教育、影響和帶動，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做到內圣外王。這個要求其所以高，背后是存在一個高遠的理想支撐。這樣立標準，并沒有錯。儒學在中國乃至東亞歷史上一直具有重大作用，直到今天也仍在世道人心中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只不過人們往往不自覺而已。這種精神具有潛在的巨大的力量，在亂世中表現為堅忍不拔，不甘沉溺；在治世就往往爆發出驚人的創造力。所以，中華復興四個字，具有如此巨大的政治凝聚力和道德號召力。

    篇幅所限，以上幾個方面的概括，雖不全面，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需要概括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去。中國人之所以叫中國人，不在黃皮膚、黑眼睛，全在文化；所謂中國心，其實就是文化。王陽明不愧是世界級的大思想家，能把最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他在五十歲時悟出儒學的實質和人生社會的正途不外乎兩個字：良知。他說：“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圣圣相傳一點滴骨血也。”（73）又說：“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隨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74）以此觀書，觀古今中外，多少偉人領袖英雄豪杰的思想深處，多少歷史跌宕起伏的奧秘，端在良知二字有無。西人動輒藐視中國無思想，無思想家，撒切爾夫人即是一例，可是中國這幾千年的“良知學”她既看不見，也聽不懂，其實是西人的一種孤陋寡聞，妄自尊大的通病。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奧運會，歷史通過這種先是慘烈后是熱烈的特殊方式，將中華文化的仁愛（大愛）的本質和中華民族的集體人格集中完整地展示出來，無意中成為一種極其成功的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西方媒體的反華鼓噪頓時戛然而止。又，中國近代人受西方思想影響，指責儒學道德要求太高，根本做不到，流于虛偽。其實還是有人做得到，古往今來的圣賢都是真人真事。其實孔孟之道，雖然要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為本”，但主要還是責上多于責下，指明在上的人的責任，使在上的人戒慎恐懼。而且良知二字，并非高不可攀。什么是良知？王學說：“知善知惡是良知。”（75）問題在于，一旦身居高位，（權力）傾國傾城，每臨利害，出入太大，良知往往敵不過利害。特別是君主，身系天下，最為關鍵。許多人也不都是胎里壞，有的原來可能還不錯，后來變壞了。所以儒學講正心誠意，也首先是正君心，次強調正臣心；正父心，次強調正子心；正夫心，次強調正婦心。所以說“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夫義婦順”。現代社會，在上當然不是指某個人。在上的人做到了，做好了，民德自然歸厚，社會就跟著走向秩序。曾國藩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經過三代以來政治經驗的長期積累，中國人認識到上行下效是社會治理和發展的規律。所以，孔子曰：“政者正也”。中國文化熏陶出來的百姓，都是通情達理、奉公守法的，便于管理。所以，治國的本質就是治官，官治好了，海晏河清，體制不體制還在其次。但這也只是中國文化觀念。西方文化不同，原來有上帝管著，人心有所畏懼，怕下地獄，所以中世紀由宗教統治。雖然社會黑暗，總還有秩序。宗教改革以后，人性一旦從宗教束縛中解放出來，加以資本積累以后，錢可通神，沒說沒管，不免胡作非為。所以近代西方特別強調法制，強調體制，離開法制，不可想象。因為中西兩種文化，兩種人。今人說美國體制好，還不是照樣出大亂子，金融海嘯即是。

    在中國文化的熏陶下，長期以來中國人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即一種并不過多依賴物質，但是卻更多地依賴精神，依賴感情的生活方式。一個中國人，他可能不識字，但是卻能表現出一種難以言表的文雅（或說文明）。家庭的感情，親屬宗族的感情，朋友同事的感情，形成一個人的生態圈。感情生活是一種心靈生活，精神生活。即使現在搞市場經濟，移民打工在外，平時三天兩頭往家里打打電話，逢年過節寄點錢，出國在外稍有條件就接父母同住一段，盡盡孝心，有了一點好處就愿意與親友分享，春節不遠千里也要與父母團聚，如此等等，這些都是中國人特有的親情表現。所以中國人乃是世界上最有人情味的民族。已故日本松山芭蕾舞團團長清水正夫說：越是懷念周總理，就越是喜歡中國人。為什么？周總理的人格魅力。什么叫人格魅力？除了理想道德層面，重要的一點就是內心里流淌出來的中國文化特有的濃厚的人情味，植根于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仁，即大愛。總之，正如梁漱鳴先生所說：“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所以中國文化有些不及西洋處，亦有些高過西洋處。正因它有所超過，而后乃有所不及的。”（76）他還說：“中國之病，乃是病在高明，非失之愚笨，這是最應當記取的。”（77）

）（四）中華民族的慧根再植

    民族性格由文化和歷史塑造，隨時代變遷也會有所改變。百多年來的歷史，包括建國60年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的歷史變遷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有何影響，需要采取何種對策加以引導等等，關系到國家軟實力和復興大業，是很有意義的課題。

世界上一個偉大民族和文化，綿延五千年，至今仍然充滿活力，是獨一無二的；一個民族和文化，在西方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持續高壓之下，如此大規模的文明自戕持續百年之久，這也是獨一無二的。其他文明這樣搞，早就完蛋了。雖說是感謝祖宗，中國文明歷史悠久，經折騰，也需要自省。看看鄰國，與我們同文同種的日本，再看看所有發達國家，無不對自己的傳統文化備加呵護和弘揚。

    弘揚傳統文化，振奮民族精神，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大力宣傳優秀人物。中國歷史，最大的財富之一就是人物。中國歷史愈是亂世，愈是人物輩出。近代中國，也是俊彩星弛，英才輩出。郭沫若先生說：“在近代學人中，我最佩服的是魯迅和王國維。”

    據刊載，1936年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先生將《史記》中英雄人物事跡編一小書，名為《中華民族的人格》，于盧溝橋事變前兩個月出版。這本小書影響很大，遭到日本人屢次禁絕。抗戰勝利后痛定思痛，張元濟說他編此書的目的，是鑒于近幾十年來中國設學堂，講究新學，但是社會上彌漫著一種驕奢、淫逸、貪污、詐偽、卑賤、頹墮、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遭到這樣的田地，不能不說也是它的后果，回想四十年前，我們在那里提倡新教育的主張，到今朝，良心上也受著很嚴重的譴責。我們將人格的扶植，德行的涵養都放在腦后，結果是如此了。（78）這是“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對上世紀初西學和西式教育對中國人格的負面影響，及其對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中國人遭受慘禍的文化根源的深刻反省。據說，抗戰期間中國有100萬漢奸。現在距張寫《中華民族的人格》，72年過去了。那時“社會上彌漫著一種驕奢、淫逸、貪污、詐偽、卑賤、頹墮、寡廉鮮恥的風氣，使我國家遭到這樣的田地，不能不說也是它的后果”，現在的社會風氣怎樣了呢？改革開放以來，成就固然巨大，也是主要的，但是問題也不容忽視。我們是不是又一次“將人格的扶植，德行的涵養都放在腦后”，在當今“文明的沖突”中，我國家會不會再次遭到怎樣的田地，會有怎樣的后果？否則，為什么中央老說要“居安思危”，要“增強憂患意識”？為什么社會驚呼“我們身處一個空白人格的時代”？所以，張元濟先生的做法和思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華民族得以幾千年不滅，包括近代一百六十多年來在西方文化高壓之下得以不滅，儒學名教深入人心成為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在此基礎上歷代都有仁人志士是根本原因，非人力所能滅絕。《周易·系辭》曰“繼之者善。”能繼是為善。但是我們古老文明的歷史遭遇和現實處境實在是急需善加呵護，所幸民族終于覺醒。藐視古人，目空歷史，踐踏傳統，最終必然受到歷史的懲罰。

    中國崛起，靠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一杵一猛，可以取得不小的成效。但是實現可持續發展，乃至中華復興，歸根結蒂，要靠文化大發展，靠軟實力。說到軟實力，中國20世紀的問題，固然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斗爭問題，也是新世紀初面臨的重要問題。與此同時，同等重要的問題卻是一個文化問題、精神問題。這個問題集中表現為時代人物問題。唐君毅先生在1957年2月講了一段話，他說：“現在的問題，重要的不是莫有人崇敬的高深主義理論，一般人對于愛因斯坦的理論，以至黑格爾、馬克思的理論，盡管不懂，但一聞其聲亦可有敬畏之心。然而中國現在社會處處缺少為人所崇敬的人物人格，而又多不肯去崇敬歷史上之人物人格。一般知識分子，尤習以不肖之心去揣測人，以功利觀點去利用人，以庸俗的環境遺傳之決定論、變態心理、下意識中之欲望、社會之階級地位等，去解釋古今中外之人物人格之形成，以消滅人對人物人格之崇敬心。人只知敬畏其不懂的學術理論時，此所敬畏者，為人所不懂，即對人自身是外在的。人此時之敬畏之心，實并無真正之寄托處。然人對人物人格有崇敬時，則人對人物人格之意志行為，必有多少之了解。此所崇敬者便對其心靈為內在的。因而可使人之崇敬之心，有一真正寄托處。一個社會到人無崇敬人之心，亦無所崇敬人物人格時，人之心靈是只各自縮回到其自己之內，則此社會是只有不斷分解崩壞的。”（79）唐先生這段議論，直指當代中國人心，尤其對知識分子，當屬誅心之論。現在讀來，仍可以振聾發聵。歷史距唐先生此論，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的面貌和地位不論，人民生活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地位生活，也已經是天壤之別。但是“中國現在社會處處缺少為人所崇敬的人物人格，而又多不肯去崇敬歷史上之人物人格。一般知識分子，尤習以不肖之心去揣測人，以功利觀點去利用人，以庸俗的環境遺傳之決定論、變態心理、下意識中之欲望、社會之階級地位等，去解釋古今中外之人物人格之形成，以消滅人對人物人格之崇敬心”，此種情況，總的說來，是不是更為嚴重了呢？當然，時代不同了，“各領風騷”的人物也就不同，但是各時代的人物是可以比較的，更遑論人格呢？

    參觀近代油畫展，可以為西方古典派油畫的精美絕倫所震撼，為印象派的朦朧美所陶醉，為抽象派的莫測高深所困惑，為野獸派的退化墮落所嘔吐。后來我悟出一個道理，原來西洋畫古典學派經過幾百年的積累發展，到19世紀已臻于登峰造極，后人只能嘆為觀止，沒辦法超越，想“超越”只能“另僻蹊徑”，不去反映社會生活，而表現畫家的所謂“主觀感情”，當然怎么畫都行；更摒棄傳統的明暗光影和細節描寫，因為這方面實在畫不過古人，而轉用粗大的線條和強烈的色彩去描繪夸張變形的形象，以追求某種效果。這就是野獸派，后來野獸不好聽，改名為“巴黎畫派”，糟踐巴黎。無獨有偶。當代文人墮落，有甚于前人。舊學底子完全沒有，西學也不過半吊子，甚至半吊子也沒有；古文看不懂，西文其實也多半是葫蘆半片。但是時代不同了，市場經濟要求短平快，打快拳，暴大名，掙快錢，不免走歪門邪道。加以西方思潮洶涌而來，于是否定傳統，歪曲歷史，抹黑先賢（如岳飛），洗刷敗類（如秦燴），詆毀進步作家、妖魔化共產黨，等等。總之，林子大了，向佛頭上著糞的，向學生腦袋里“灌屎”的（借用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教授語），什么鳥都有了。法國的野獸派，屬于盜亦有道，他們追求名利，決不否定傳統，污蔑前賢，說自己比拉斐爾、倫勃朗厲害百倍。現如今中國年產長篇小說1000-1500部，估計數量已經世界第一。有的人剛剛寫了一點東西，或者放洋回來，冠一頂海烏龜的帽子，居然就有狂人說魯迅沒有長篇，算不得大師；老舍、茅盾、巴金的文筆太差；冰心的東西讀不下去；還說韓愈的“文以載道”的標準應當放到文藝批評的最后，而把所謂“情懷”放在第一，真不知今是何世？這種言論無非是西方自由主義觀點，而節目居然在某省級電視臺制作播放。其實所謂情懷者，先要問是什么情懷？范仲淹《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還不是文以載道？如果作家只顧抒發個人私情，小家之懷，沒有社會性、人民性，自然在歷史上沒有地位。這也是《春秋》、《史記》以來中國幾千年的學統。其實諸如此類，信口雌黃，唾沫亂噴，完全不知中國讀書人所為何事，只是近代西風凜冽以來中國文壇久已有之的現象，只不過是歷史的沉渣泛起；另一方面，周作人、胡蘭成等漢奸文人的著作粉墨登場，秦燴（木字旁，右會）也“摘帽兒”了，岳飛的民族英雄的“民族”二字也給拿下了，等等。不是筆者心理陰暗，亂加猜測：是否自己成不了偉人、英雄、大師，就要把歷史上的偉人、英雄、大師不光拉下神壇，還要抹黑別人，以提升自己或使得兩者之間的反差不那樣強烈呢？是否洗刷了歷史上的惡人，是為了達到現代人的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呢？總之，按照某種思潮，歷史根本就是一團混沌，沒有理想、沒有光明；既無君子，更無所謂小人；無所謂偉大平庸，人格高下，只有名利二字，在歷史上來來往往，熙熙攘攘。于是社會庸俗化、人物平庸化就習以為常了；打倒了君子，就可以小人當道了；沒有道德壓力，沒有心理障礙，做起虧心事來，就不怕鬼叫門了。

上述文化現象在20世紀上半葉都出現過，不是什么新思潮，如今不過是妖霧重來，沉渣泛起。因此，唐君毅先生說：“對此上各問題的解決，我們認為在根本上仍系于中國人之道德精神之有一真正的提升。其次系于中國人之真實的自覺其當前的共同的歷史地位，并通過此共同的歷史地位之認識，而以其道德精神互相感染鼓舞，以形成今日中國之人物人格之世界，以共擔負其時代之責任，而求在中國過去圣賢豪杰之英靈之前，無所愧怍。此皆要在吾人真正重視為人之學和歷史之學。亦必須有真正偉大之文學藝術，以使人與人之能真正通情達意。再必須有依于真正價值感之哲學智慧、哲學思想，以一面破除一切以偏執之抽象理論主義、知識、概念，虐殺具體人生之存在之思想，而一面促進人與人之價值敢之彼此共喻，而逐漸形成中國之人與人互為真實存在之中國社會。”（80）這段話，涉及到理論、主義、意識形態的看法，我們不必完全贊同，但就其主旨來說，唐君毅先生早在半個世紀以前所說的話，觸及了時代精神文化問題的實質，切中時弊。但在當時，沒有可能引起重視，更不可能付諸實踐。但是現在歷史條件發生巨大變化，中國的情況也完全不同了，大部分人開始富裕起來，國家也在走向富強，有條件也必須關注和發展精神文化；港澳已經回歸祖國，兩岸關系也已明顯改善，中華民族攜手實現經濟文化的共同發展，以促進和實現中華復興的偉業，一個偉大的歷史時代已經起步。時勢造英雄，不愧于偉大時代精神的中華形形色色的卓越人物一定會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這就是唐先生當年所呼吁的，而為現今海內外共同關注的中華民族慧根再植的過程和理應結出的豐碩果實。

    百年前，當西方文明再次象颶風般沖擊中華文明的初期，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在德國享有盛譽的辜鴻銘先生對中西文化比較有一段極精彩而入木三分的評論，他說：“一般說來，美國人博大、淳樸，但不精深；英國人精深、淳樸，但不博大；德國人，特別是受過教育的德國人，精深、博大，但不淳樸。法國人——正是法國人，在我看來，能夠理解并且已經很好地理解了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性的精深，沒有美國人心靈的博大，沒有英國人心靈的淳樸——但是，法國人，一般來說，擁有一種遠勝于各國人的思想品質——這種思想品質，比別的任何東西更有助于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這種思想品質就是優雅。因為，除了前面提到的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的三個特征，我還要加上另外一個，也是主要的特征，既優雅；在很大程度上說，除了古希臘及其文明以外，很難在別的地方再找到這種優雅。”(81)這種優雅，源于中國文化的人文氣質。這可以表現在各個方面，例如在藝術上，正如蔡元培先生觀察到中西美術的區別。他說，西洋畫接近建筑，而中國畫接近文學。（82）但是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人性格發生了多少改變，沒有人注意。文學是心靈之學，最能表現民族性格。《詩經》開宗明義的第一首詩“關關雎鳩，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多么高貴、優雅、純潔、含蓄，多么美好！多么有意境，有詩意！現在呢？“愛著你，就象老鼠愛大米”，多么粗俗、淺近，蒼白，委瑣、缺少內涵，沒有精神，沒有味道，面目可憎，卻以為有個性、好玩，孩子們也不辨香臭，趨之若騖。這首“老鼠大米”歌是這個時代精神文化負面的一個典型折射。中國人還博大嗎？許多人狹隘，甚至委瑣；還精深嗎？淺薄流行了，或說沒功夫也沒興致精深了。精深值多少錢一斤呢？深沉倒還深沉，成天看電視片里宮闈內幕、勾心斗角，能不深沉嗎？李敖說，大陸人不可測，大概就是一種深沉吧？優雅？中國人的優雅，最早源于春秋時期的貴族，可以失去財產和地位，但是絕不放棄文化，不失人格和優雅，如屈原。中國文化的優雅，主要表現為禮，具體表現在士的待人接物和言談舉止，再就是中國文字極其優雅。幾十年前還有，現在已經難得一見了。中國古人的優雅來自于傳統文化包括古漢語極可寶貴的美學價值，卻被今人以“封建”兩個字封殺，中國人在現代化的歧途上走得太遠了。可以說，由于中國百多年來的文明自戕包括白話文運動的負面影響等原因，當代中國人性格、語言的優雅已經流失太多。這方面臺灣回頭早，要好一些。中國的發展前所未有，可以說，中國人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富裕，這樣有希望；在某些方面也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俗氣，這樣墮落。從一定意義上說，前人和今人都生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但是前人是否比今人更理解人生，更懂生活、更會生活，精神上文化上比今人更高貴、高尚、高雅？恐怕需要反思。

    對于市場經濟，中國人并不陌生。上海灘就是舊中國的一個縮影，半殖民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中國人，愚蠢的變得聰明，忠厚的變得狡猾，懦弱的變得膽大，貧窮的變成富翁，拖鼻涕的鄉下姑娘變成都市摩登女郎，這些總起來說算是進步；另一方面，好好的人也會變成畜生。在“文明沖突”下的某些國家，由于本土文化的滅絕，一些人很象沒有靈魂的軀殼。新自由主義象是罌粟開的紅花，把新自由主義理論當成藥方的國家，如同吸食鴉片；不辨香臭，把西方思潮一概當成學問而吞食的民族，如同飲鴆止渴，在文化上都是慢性自殺。百多年來中國一方面受盡列強掠奪欺凌侮辱，傳統文化遭到的破壞極其嚴重，加以經濟上貧困落后，中國人也飄零四散；另一方面，主要由于中西“文明沖突”，百年來傳統文化屢次遭到中國人自我毀滅，被形容是“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值得欣慰的是，黨的十七大將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海內外深得人心。在當代條件下弘揚傳統文化，在相當程度上是中華民族的慧根再植，就需要重新塑造新時代的中國人。這個任務極為艱巨。如此，才能實現中華復興。

    注釋：（1）《我們是誰》是已故美國學者繆塞爾·亨廷頓于2004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內容是回答現階段全球化條件下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本文標題“中國人是誰”由此而來，目的是回答現階段全球化條件下“文明沖突”的挑戰。

（2）劉廣：《以蒼生幸福為念》，《社會科學報》2009年6月4日。

（3）（美）繆塞爾·亨廷頓著，周琪、劉誹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頁。

   本文系拙著《中國軟實力：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的第八章“我們是誰”。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