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人生沉思錄》，從1996年開始寫，都是些思想火花，點點滴滴，流淌至今。學無止境，人生沉思遠沒有結束，它將伴隨我的一生。

之十

901.關于李贄與康德的讀書隨想。

那么，中國文化中有沒有絕對至尊的觀念呢？還是有的，這就是與“四書”主題一致的統一性原則。

在中國文化中，一個中心曰“忠”，兩個中心曰“患”；“貧”非不富，分財是也，“富”，家有一口田，不分財也。總之，中國人的觀念永是整體大于局部，“一”總是高于“二”，統一總是高于分裂；這與西方“微積分”式的思維正好相對反。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中國明末思想家李贄（1527～1602）因堅持“天下萬物皆生于兩，不生于一” 觀點，被迫長期流浪并終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 的罪名被捕入獄而自殺。而比李贄晚一個多世紀提出“二律背反”定律 的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則一生不離鄉土，在大學教書而善終。康德主張的“二律背反”在歐洲打倒了宗教權威并譽滿全球，而中國李贄主張的“執一便是害道” 的觀點則在中國為宗法權威所打倒且迄今冷遇。如果聯想起與李贄同期生平的意大利哲學家布魯諾（1548～1600）被宗教裁判所燒死的結局，我們很難做出東西方社會“民主”與否的價值判斷，因為不管什么社會制度它都有自己特定的“民主”范圍。李贄與康德的人生悲喜劇產生的原因，大概是康德哲學比較適應將“分離”原則看作自由的絕對前提的歐洲人的文化特征，而李贄的觀念則與中國文化中的統一高于分裂、整體高于局部的絕對原則格格不入。好在德國黑格爾在將康德強調事物對立方面的“二律背反”納入了強調事物統一方面的“對立統一”范疇并由此凝聚了德國的力量，這為德國后來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從分裂的弱國轉變為統一和強大的國家奠定了思想基礎。如果說康德使德國人精神獲得了自由，那么，黑格爾則使德國人獲得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俾斯麥時期的德國是康德和黑格爾先后共同完成的作品。黑格爾使德國成為在西方世界中觀念最接近東方哲學整體性思維的國家：東方國家并不否認李贄、康德等強調的事物的對立性，而只是強調這種對立性隸屬于事物的統一的原則。

902.秀，乃墻頭草，嘴尖皮厚腹中空。

903.淚，目溢水狀。

904. 寶，家中玉。

905. 咱，說起來也是自家人。

906. 2010年4月30日上海世博會開幕當天的三則消息：

1.人民日報消息：“上海世博會今開幕”。

2.日本共同社中文網站發表文章《上海世博會開幕中國致力弘揚國威》；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慶祝中國作為世界強國的崛起。

3.環球網消息：據美國世界新聞網4月29日報道，當地時間24日晚間，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郁伯仁在總領館附近遭到休斯頓警察圍捕，期間美國警察手法粗暴，郁伯仁受傷被送往醫院。此事已經掀起一場外交風波，中國政府已就此事向美國發出抗議。美國國務院表態稱正在調查，并非常嚴肅地看待此事。

907. 關于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勞動”理論，我們應當閱讀馬克思寫的《哥達綱領批判》，1875年，馬克思就德國工人黨綱領中“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泉源”的提法提出批評，馬克思寫道：



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泉源。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本來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泉源，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的表現，及人的勞動力的表現。上面那句話在一切兒童識字課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這句話只是在它包含著勞動具備了相應的對象和資料的這層意思的時候才是正確的。然而，一個社會主義的綱領不應當容許這種資產階級的說法，對那些唯一使用這種說法具有意義的條件避而不談。只有一個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對待自然界這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泉源，把自然界當作隸屬於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泉源，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泉源。資產者有很充份的理由給勞動者加上一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從勞動所受的自然制約性中才產生如下的情況∶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它財產的人，在任何的社會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頁。）

908. 資本的死穴是革命。

909. 《紅樓夢》是一部通過家族興衰折射王朝興衰的歷史小說。朝鮮到中國演出歌劇《紅樓夢》，其深意在于友好地提示中國：不要忘記“南京路上好八連”；不要忘記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忘記世界上還存在著殘酷斗爭；不要忘記社會主義蘇聯傾覆的教訓。

910. 懲，征其心。

911. 丕，不一；呸，責其不一。

912. 名星學者佛前問計齊名于佛。佛應曰：厚業，無語。

913. 富士康連跳自殺事件，讓人想起日本電影《追捕》及其中那句經典臺詞。

914. 紅，絲工，女紅是也。

915. 煙，火之因。

916. 忘，亡于心；記，言己莫忘。

917. 北極解凍的氣候變化將使俄羅斯在歷史上破天荒地不得不面臨來自“四面八方”的安全壓力并因此大大改變俄羅斯原有的無“北顧之憂”的國防結構——這與曾為中國安全提供絕對保障的東海在被擁有蒸汽動力和遠航技術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國安全“后院起火”及中國海軍由此出現的情形非常相似。鑒于俄羅斯人口增長速度過于緩慢以及北方邊境的過于漫長，這種新產生安全壓力對未來俄羅斯來說將是難以承受的，但這同時又對于中俄戰略合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918. 朋友要好，談錢要少；感情要深，主義要真。

919. 聞，隔門有耳。

920. 生活中的遠見有時與人后退的遠近成正比；學術中的預見與學者在歷史縱深中所站的位置為正比。預見都是對歷史的回顧，有大歷史的人才能有大預見。所以李斯特說“政治科學是以歷史為依據的”。

921.國家軍力比較的要義不在于技術，而在于技術運用的環境。而環境的優劣則是沖突雙方各自謀劃的結果。

922.一種學術觀點受到關注并不是基于宣傳，更不是基于炒作，而是基于需要。只有能滿足人民需要的學術，才能為人民所關注。

923. 長壽主要是一種精神狀態。鮮見有心機重重的人能通過鍛煉延年增壽。能長壽的人，即使是沒有經過學校教育的山里人，也一定是個哲學家。

924. “福”，“礻”，拜狀。拜“一口田”。它傳達出的信息在于：幸福在于節制，在于守一，在于舍得，在于可消化。與生活中有許多到手的幸福卻因不能消化而招致更大痛苦的道理一樣，戰爭中因不能消化“勝利”招致更大的災難的案例不勝枚數。1895年日本占領臺灣，為消化這一戰果日本發動了對華戰爭，繼而太平洋戰爭，最終因不敵中美合擊而國毀家亡。此解一。

其二，“一口田”，乃農家最基本生產資料，故只有掌握了生產資料的人才能生活得有尊嚴。才能有幸福感。

925. 2010年7、8月的“掃黃”行動，當從黃海開始。

926. 據報導，從2009年開始，張藝謀為《山楂樹之戀》四處尋找合適的女主角“靜秋”，張大導演最終發問：“漂亮又清純的孩子怎么越來越少？”這使人想起張藝謀導演的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中那一堆堆人為鼓起的“大赤包”及其中折射出的阿Q式的“他日我若為青帝”的幻覺。

927. 好的軍事方案是敵人越打越少，壞的軍事方案是敵人越打越多，最差的軍事方案是戰事未開，就已八面樹敵，四面楚歌。2010年8月美國選擇中國黃海軍演，其評價可歸入最后的選項。

928. 現在的美國女人愛打仗。奧爾布賴特上任打科索沃，賴斯上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現在希拉里˙克林頓在任則揮師黃海。從科索沃到伊拉克，美國打得一仗比一仗差，如它還敢在黃海動手，那美國的氣數也就指日可待。當年英國首相撒切爾攜馬島勝利余威來到中國與鄧小平談香港問題，結果是交出香港。今天希拉里若夢想科索沃戰爭的回光能在中國閃亮的話，那結果一定是美國退出包括臺灣在內的東海海域，正如1814年英國退出美國西部近海海域的道理一樣。

929．回，哪來那去。

930. 演員湯唯曾主演過《格瓦拉》戲中的革命戰士，又在《色戒》中演過漢奸情婦，據說又要讓她在《建黨偉業》中演毛澤東戀人。如果這三個角色鏈接完成，那《色戒》導演想要給中國人傳遞的語言也就用湯唯這張面孔劃上句號。這就是：人不就那點事，無所謂國家民族，跟誰干都一樣。

931.西醫與中醫各有優劣，二者的差異的關鍵在于：前者長于發展，后者長于可持續發展；二者優勢的極端處便是它們各自的劣勢。

932. 缺點只不過是優點的過度伸展，而缺點自身的極致表現有時也會轉化成了優點。西方人形而上學思維缺點的極致表現便是近現代的技術革命和由此帶來的工業文明——而完成這樣的革命，單靠東方擅長于綜合辯證的思維優點是不足以勝任的。但這種文明到今天的過度伸展又使其進入自我否定，從而需要東方文化矯正階段。

933. 韻，勻音也。

934. 祥，“礻”，作揖狀，拜羊也。羊，祥物；羊大為美。

935. 慶，非廣大不能歡慶。

936. 社，“礻”，作揖狀，祭土也。社時相會，是為“社會”。

937. 胡，古月。秦時明月漢時關，不讓胡馬渡陰山。

938. 時，寸日。寸金難買寸光陰。

939. 間，門中日，白駒過隙。

940. 賀，加貝也。喜事發錢，以表賀意。

941. 祝，“礻”，作揖狀，兄弟互道吉祥。

941. 悶，閉門心思。

942. 跡象表明，2009年的“奧巴馬主義”與以2010年初希拉里•克林頓“重返亞洲”講話發生了分野。 奧巴馬在向尼克松回歸，而希拉里•克林頓則向她的前任奧爾布賴特回歸。奧爾布賴特打擊的目標是南聯盟，而希拉里•克林頓打擊的目標則是中國。奧巴馬政策傷及的對象是美國軍火和能源財團的利益，保護的是中小工商業的利益，它有利于扶持美國本不景氣的民生產業；而希拉里•克林頓的咄咄逼人的強勢政策則符合美國軍火、能源等大財團的利益。如果這一愚蠢政策不能在近期調回，那就說明美國外交真的為軍火、能源等大財團“綁架”了，他們迫使美國國家利益讓位于財團的利潤，美國成了為這些財團而不是為全體美國人民謀利的工具。當年古羅馬就是沿著國家權力與國家利益相分離的道路衰落的，當今美國公司利益也與國家利益相分離，國家權力成了大財團贏利的機器，如果美國不能從中自拔，那美國衰落也就無可挽回了。

馬克思說過：“一個工業民族，當它一般地達到它的歷史高峰的時候，也就達到了它的生產高峰。實際上，一個民族的工業高峰是在它還不是以既得利益為要務，而是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時候。在這一點上，美國人勝過英國人。” 今天的美國已從“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國家異化為“以既得利益為要務”的國家，其曾經有過的“工業高峰”已異化為“軍火工業”的高峰。與此相應，今天的中國已替代了當年美國“以爭取利益為要務”的角色，在這一點上，今天的中國人已勝過了美國人。正如當年英國的歷史高峰已成為往事一樣，今天美國的歷史高峰也不久會成為只存在于好萊塢大片中的傳說。

943. 治國者當以正為本，以奇為用。因為臺灣問題的出現主要不是臺灣同胞的責任，而是美國及其西太主要盟國干涉的結果。這樣，解決臺灣問題，如果沒有極端的臺獨事件或外來勢力直接干涉的出現，就不應該有“直搗黃龍”式的思路。當年康熙和后來的毛澤東，都沒有采用這種思路，他們對臺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將臺灣打跑而是為了將臺灣拉回。

944. 黃海，是中國海權的最核心的地帶，是中國海權神經的最敏感的部位。觸動黃海就觸動了中國人民那痛苦的近代記憶；不僅如此，進入黃海，也就接近了中國內陸的政治心臟。歷史上決意在黃海動手的國家，都是隨即與中國攤牌的國家。1894年的日本是如此，1950年的杜魯門治下的美國是如此，那么，2010年的奧巴馬治下的美國也不可能是例外。

945. 與20世紀50年代美國在亞洲軍事“屢戰屢敗”的特點正好相反，21世紀初美國在亞洲的軍事特點則是“屢敗屢戰”。就在美國在中亞被拖得疲于奔命之際，美國于2010年1月又提出“重返亞洲”的外交目標，其戰略重心繼續東移。而拉動這一戰略轉向的“由頭”就是“天安艦事件”。

946. 二戰后期，美國跟蘇聯用“暗盟”的方式在東歐合伙拉出一道“鐵幕”。當時美國與蘇聯有許多矛盾，但在打倒歐洲問題上兩家的目標則是高度一致。且不說在事關戰后地緣政治布局的第二戰場的開辟地點問題上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想法如何一致，就是直到1956年東歐爆發“波匈事件”時，美國只是空喊并不對蘇聯動真，相反卻在同時發生的埃及收復蘇伊士運河事件上，美蘇卻利用聯合國聯手將英法逐出了中東。這是因為美國與蘇聯在歐洲的地緣政治上有默契。對美國而言，只有讓蘇聯占領東歐，西歐才是小西歐；小歐洲，才能聽美國的話。反之，東歐一旦回到西歐，大歐洲就會出現，這樣歐洲的翅膀就會硬起來，就會反美國。

947. 二戰之后美國翻身有賴于美國羅斯福聯合蘇聯對歐洲版圖做了大“手術”，即在二戰中將東歐讓給了蘇聯并由此大大壓縮了西歐的地緣政治空間。丘吉爾說的“鐵幕”實際上是美國與蘇聯合伙拉起的，目的是為了擠壓歐洲空間。對此丘吉爾恨得咬牙，羅斯福和斯大林去世后，他一紙《鐵幕演說》便把美國忽悠到朝鮮戰場，險些將美國唱衰。

948. 事實上，丘吉爾之后的歐洲人并沒有停止用“狐貍贊美烏鴉”方式削弱美國。20世紀50年代，就在美國人在朝鮮戰場流血并對新中國實行全面制裁之際，英國卻拉著英聯邦國家率先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系。21世紀始，英國首相布萊爾也忽悠著美國沖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將再次美國拖垮。2010年9月，布萊爾在其出版的回憶錄中表示他“不后悔當初做出參戰的決定”。這話一般的英國人讀不懂，但能讓長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爾感到欣慰。

半個世紀以來歐洲已用不動聲色地收復了二戰后失去的半壁江山。試看今日地圖，今天歐洲地緣政治版圖已恢復到二戰前的大歐洲的水平，整個東歐已融入歐洲。隨之而來的必然是歐洲力量的增強和擴大。美國撤離中亞以后，歐洲向美國叫板的聲音還會更響。在亞洲崛起的今天，美國的東翼即大西洋東岸也開始有了危險。今天的歷史又有了“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的回響。

949. 20世紀末蘇聯在失去中亞阿富汗后便失去了世界霸權，21世紀的美國也將從伊拉克失去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導權。老布什幫著歐洲打倒了蘇聯，克林頓和小布什幫著西歐東擴拿到了東歐，基本恢復了歐洲在雅爾塔體制前地緣政治版圖，接下來的事就會是歐洲擺脫美國控制。現在希拉里•克林頓又來到亞洲，莫非還要再幫著日本恢復雅爾塔體制前的地緣政治利益？我們不能說希拉里•克林頓有這個意圖，但客觀上卻有這個可能。目前美國的高層的國家戰略似乎亂了陣腳。2010年美國的經濟政治形勢與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時期相似，甚至更糟，但其戰略操作水平卻與尼克松時期判若泥云

950. 尼克松的戰略目標是在亞洲盡管減少對手，以集中力量實現美國的核心利益；反觀今天美國戰略家們是在不斷增加對手的情況下來推行美國的利益。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可小布什在任期間的戰爭，卻將戰爭打成戰爭的繼續，對手越打越多。小布什曾破天荒地將包括中國、俄國在內七個國家列為“邪惡軸心”，似乎要打遍天下無敵手。結果“反恐戰爭”從阿富汗開始，打到伊拉克就打不動。中亞更是越反越恐。現在希拉里•克林頓又高調來東亞，以當年萊斯女士的咄咄氣勢揮師直逼曾數次造成亞洲政治翻轉的“樞紐”即黃海海域。萊斯時期美國在中亞已打得——與反恐戰爭前相比較——對手林立，在這點上希拉里•克林頓比她的前任有過之而無不及；與萊斯“動真格”風格不同的是，希拉里•克林頓戰事未開就惹得東北亞天怒人怨：俄國和中國的海軍均在自己的領海舉行了大規模的海上反制性軍事演習；美韓在黃海的軍演也刺激了在2009年曾向美國示好的朝鮮，朝鮮以前所未有強硬態度對美國提出抗議，這使美國在相當的時期內失去了通過拉攏朝鮮復制尼克松1972年策略的歷史性的時機。

951. 20世紀50～60年代以“反共”為目的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失敗，繼而21世紀頭10年以“反恐”為目的的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的失敗均說明，美國沒有獨吞世界的能力，對美國最有益因而最具可持續的外交是與大國分享利益的外交。這是西奧多•羅斯福和富蘭克林•羅斯福戰略哲學的精髓。盡管美國在離東北亞最近的阿拉斯加有自己的軍事基地，盡管從阿拉斯加解決出兵解決東北亞危機其條件并不亞于俄國，但兩個羅斯福總統都面臨過并回避了東北亞的挑戰。前者將東北亞問題留給日本解決，后者則將出兵東北的活兒留給斯大林蘇聯。正是由于羅斯福的有限安排，美國與蘇聯分享了近半個世紀的和平。而尼克松之后，美國人再次忘記羅斯福的思想精髓，為歐洲擔當起戰略“清道夫”的任務，沖在前面打倒了蘇聯，結果事與愿違，美國不僅沒有回收蘇聯雅爾塔遺產，反而在讓歐洲在美國每次勝利后都唱衰美國并大獲其利。蘇聯解體迄今凡20余年，美國便被“領導世界”的重任壓垮并迅速衰落。當年緊隨并慫恿美國沖到阿富汗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10年后看到了美國的頹勢，在其出版的回憶錄中表示他并“不后悔當初做出參戰的決定” 。如果我們知道二戰前的英國那段呼風喚雨的歷史，就不難理解布萊爾這句表面順從的話中包含著英國人對美國人的那刻骨銘心的仇恨。

952. 美國的戰略思想家李普曼的思想可追朔到羅斯福在與蘇聯分治世界中有限擴張的戰略，其哲學要義是“有多少干糧走多少路”。為麥卡錫之后美國戰略界長期埋沒的李普曼知道，雖然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力量也只夠保住幾條關鍵利益線，這是老牌英國治理世界的經驗，也是兩位羅斯福及尼克松等在危機時刻為美國贏回榮光的經驗。

953. 似乎是上帝的眷顧，李普曼遠比地緣政治大師麥金德幸運，1947年麥金德逝世，他死前看到的是印度獨立和大英帝國即將崩潰的前景；1974年85歲高齡的李普曼溘然長逝，他在去世前欣慰地看到了自己思想通過尼克松的外交實踐挽救了國家。在冷戰結束后，經歷過尼克松中興的凱南，堅決反對克林頓政府時期擴大北約的政策，認為這是后冷戰時代美國最致命的政策失誤。可以說，他所主張的美國外交應該是一種“謙虛而溫和的”外交。 2005年3月17日晚，喬治•凱南去世，也似乎是上帝的懲示，去世前凱南又看到傲慢的小布什再次高揚起讓凱南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論，再次承擔起美國背不動的在全球與“撒旦”斗爭的任務。不同的只是，美國與之斗爭的對象從以前的“共產主義”變為“恐怖主義”，以前的以“反共”劃線變為現在的以“反恐”劃線。但結果都是一樣：美國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戰式的災難。

954. 有經驗的人總比沒經驗的人看問題清楚：有過古巴導彈危機失敗經驗的赫魯曉夫，在法國撤出中南半島時就不象后來的勃列日涅夫那樣再與美國在此爭戰；看到美國被遏制戰略拖垮的凱南就對克林頓和奧爾布萊特的北約東擴政策持批評態度，而有過科索沃戰爭經驗的奧爾布萊特則對小布什和賴斯的入侵伊拉克則持批評態度，，2005年9月24日，她發表措詞嚴厲的聲明，抨擊布什的伊拉克政策，她在艾奧瓦州出席一個研討會時指出，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僅沒有贏得朋友，伊拉克戰爭毒化了美國與中東地區和穆斯林世界許多國家的關系。”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現在沒有好的選擇，壞日子也許還在前頭” 。那么，不知現在的萊斯或小布什對希拉里•克林頓2010年初那咄咄逼人的“重返亞洲”的講演會作何感想呢？至少沒有見到這位前任國務卿對此有過支持性的任何評論。

955. 似乎是上帝的安排，1947年86歲的英國地緣政治學大師麥金德逝世，他死前看到的是印度獨立和大英帝國即將崩潰；1974年85歲高齡的李普曼溘然長逝，李普曼遠比麥金德幸運，他在去世前欣慰地看到了自己思想通過尼克松的外交實踐挽救了祖國。蘇聯解體后，美國政治家們再次有了二戰勝利初期的驕狂。美國的政治家們忘記了前任的經驗——也可能他們想超越這些經驗，結果借科索沃戰爭推進北約東擴，借“911事件”揮師中亞，結果是歐洲在東歐收獲，美國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落了個越戰的下場。而此間經歷過尼克松時代中興的凱南，理解了羅斯福有限擴張的哲學，堅決反對克林頓政府擴大北約的政策，認為這是冷戰結束后美國外交最致命的失誤。這時凱南所主張的已是一種“謙虛而溫和的”外交。 2005年3月17日晚，喬治•凱南去世，享年101歲。似乎是上帝的懲示，上帝讓凱南生前看到傲慢的小布什再次高揚起讓凱南已后悔不迭的遏制理論，再次承擔起美國完成不了的在全球挑戰“大風車”的任務。不同的只是，美國與之斗爭的對象從以前的“共產主義”變為“恐怖主義”，以前的以“反共”劃線變為現在的以“反恐”劃線。但結果都是一樣：美國再次在伊拉克陷入越戰式的災難。2008年，美國國力大幅縮水，國運出現頹勢。

956. 戰略框架的設計屬于戰略哲學層面的工作。其基本內容包括戰略目標、時間和空間，其次是確定戰略對手。歷史上從來沒有脫離特定時空的戰略對手。格物才能致知。格物，就是確定事物存在的時間和空間，致知，就是在這確定的時空中確定戰略對手和戰勝對手的原則。戰略哲學研究的是戰略對手向戰略伙伴轉化的邊際。明智的戰略是對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戰事未開已是四面楚歌的戰略。朋友和對手在不同的戰略時空中總是不停轉化的。從哲學意義上說，戰略是將敵人打為朋友，從而將戰爭轉化為和平的工作。

957. 21世紀初的世界歷史已經到了由量的積累到從東亞開始局部質變的“關節點”，而美國來到黃海、日本在釣魚島高調尋釁也同時為中國在不久的將來突破美國強加給中國的海上封鎖，掌握中國歷史進程的“整個鏈條”提供了歷史機遇。反者道之動，歷史從不支持那種僅憑善意就能迎來盛世的觀點，我們必須以嚴肅的態度提前做好準備。

958. 東急西重是當今中國戰略安全環境的特點。

959. 具體說來，決定中國近中期的戰略重點在東亞區域，其中心任務是以臺海統一為牽引，突破美國在東部海域長期強加給并意在海上封鎖中國的從日本南經臺灣島、菲律賓、巽他群島、終至馬六甲海峽的所謂“第一鏈條”。至于從日本東進關島南折菲律賓的“第二鏈條”，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應是中國制海權尋求的重點。

為什么這樣說呢？

這是由于中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擴展也有其先定的政治底線和極限。我們知道，中國在東亞的戰略利益底線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確定的雅爾塔法權體系奠定的。在這個體系中，臺灣——當然還有“滿洲”“澎湖群島”等——在法律上從日本侵略者手中回歸中國，在這方面，中國與美國利益一致并獲美國外交承認，而與日本利益是不一致并沒有獲得日本外交完全承認。這就是說，在第一鏈條內有著中國的核心利益即臺海統一，這此方面，中美間的矛盾是同一個利益共同體即雅爾塔法權體制中的冷戰矛盾，這種矛盾中的中美關系在雅爾塔體制中是伙伴關系，而在冷戰體制中則是對手關系。日本則不同，日本是受到雅爾塔體制制裁而又至今不服輸的戰敗國。因此，在臺灣問題上日本與中國的矛盾表層看是冷戰矛盾，深層或本質上看則是體制（雅爾塔體制）性的矛盾。在冷戰中，日本與美國是伙伴，與中國是敵手，但在雅爾塔體制中，日本與美國、中國都是敵手。鑒于此，在日本沒有明確表示不僅“尊重和理解”而且明確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場之前，中國和日本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結構性矛盾。結構性矛盾關乎生死，而這生死矛盾又主要集中于“第一鏈條”內，于情于理，中國都必須為完成臺海統一而打碎“第一鏈條”并將“第二鏈條”以西的海區變為真正的和平之海。鑒于蘇聯解體后，美國不僅沒有放棄反而更加強化了遏制中國海外發展的冷戰政策，可以說，在打碎封鎖中國的“第一鏈條”的過程中，美國對中國是主要矛盾——這是由于美國沒有放棄遏制中國的冷戰政策，而日本則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日本不僅沒有對其在二戰中的罪行認真反悔，而且還企圖顛覆雅爾塔和平體制。

960. 臺灣關乎中國生存的核心利益，是中國國家安全不能退讓的底線。而近代史上所有侵占臺灣的國家，都先取黃海；反之，獲得黃海制海權的國家，也必得臺灣。1895年中國失去臺灣是始于甲午黃海海戰，1950年中國臺海兩岸分離始于美國進入黃海并由此啟動了朝鮮戰爭。這兩次歷史教訓留下的經驗是，得黃海者必得臺灣，得臺灣者必得東亞。臺灣是東亞變局的關鍵，當然也是中國打開西太平洋制海困境的樞紐。

961. 目前關于中日美之間的軍事力量比較，更多地以技術和噸位為參照，對中國海上力量得出不同的評價。其實，國家軍事力量比較不僅要看技術，更要看技術運用的環境；而技術運用環境的好壞并不完全是靜態即固定不變的，而是動態的即沖突雙方各自的戰略家們謀劃的結果。比如，在鴉片戰爭中曾大顯威風英國的洋槍，卻在中國鄉野三元里大雨中百無一用。蔣介石時期在中國東南平原一帶發揮了重要作用的重裝備卻在西南山區反成國民黨部隊的包袱。今天的中國已不是1894年甲午海戰前的中國，那時的黃海對中國而言就是遠海。遠海作戰，當然技術占先。現代信息和導彈技術已縮小了地球間的距離，這時的黃海就成了中國的近海。外來的航空母艦，不管它技術裝備如何先進，在這片水域，對中國大陸而言，無異于兒童游戲艇。與美國和日本相比，今日中國海上力量的劣勢在遠海，至于近海，確切地說，就是在“第一鏈條”以西水域，中國海軍則有相當的優勢，這是因為它擁有在時間和空間上幾乎是無限的資源供給——這恰恰又是美日海軍遠不及中國的地方。這個道理我們也可從1962年10月赫魯曉夫在美國家門口挑起古巴導彈危機和2008年8月美國海軍在俄羅斯家門口聲援格魯吉亞那高調而去蒙羞而歸的結果得到反復證明。鑒于此，中國應對近中期海上戰事的策略應當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近戰可久，遠戰當速，就近而舍遠。

962. 19世紀末日本征服亞洲的計劃啟始于黃海，發動于東三省；當代中國崛起始于入朝作戰的勝利，同樣的道理，未來中國在東亞安全及戰略地位的保障的根基亦在黃海及其所依托的中國東北大陸地區的國防力量。“原大則饒，原小則鮮” ，原，基也，前提也。從西太平洋戰略態勢看，中國東北大陸國防力量是保障黃海海上安全前提，中國黃海的戰略力量又是保障臺海和平統一的前提，而臺海統一則是實現包括南海在內的中國整個東部制海權的關鍵前提。

963．近年來，盡管中國海軍獲得了長足發展，但它遠未獲得深入藍海單獨作戰的能力。這就是說，與美日海軍相比，中國海軍的中遠程作戰能力仍處在襁褓階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國東海岸的美國海軍之所以不能使中國感受到1895年那樣的滅頂般的海上壓力，其重要原因是這時中國已具有成熟的中遠程精確打擊能力的中國戰略導彈部隊在存在，而不是由于近年來中國海軍的快速且不成熟的發展。換言之，如果沒有部署于中國大陸的戰略導彈部隊的強大威懾力量，中國海軍在東部近海的作戰半徑，乃至發展空間都會向大陸大幅收縮。中國海空軍與美國的不同，當然也不能仿照美國導彈部隊依托于海軍發展而發展的模式。美國海軍與空軍已擁有獨立和巨大的遠程作戰能力，而中國海軍在其從近海向遠海推進初始階段卻需要依賴本國陸基導彈提供的強大且具有覆蓋性的火力網護送。這種近中程海上護送對于沒有多少現代戰爭實踐，尤其沒有多少與海上強國較量經驗的中國海軍成長尤為必要：在中國大陸導彈部隊的護送下，中國海軍就能夠渡過從淺海到深海這段艱難階段并能成長為具有遠海獨立作戰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這種護送，今天中國海軍在黃海同樣會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戰中北洋水師面臨那樣的壓力并遭遇海上“黃繼光”的慘烈；繼而，中國海軍就不能在中國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擔負起連聯“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歷史使命。鑒于此，加強國家戰略導彈部隊建設，將中國戰略導彈部隊建設為不僅擁有巨大威懾力而且具有強大的獨立戰斗能力，并能為中央“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的偉大部署提供戰略支撐的強大兵種，尤為必要。

964．人之差別不在相會之地，而在分別返回之處。

965. 據說人有提議將戰略導彈兵種歸并于空軍和海軍，這對中國而言，無異于在中國海軍初長且不會獨立上路——美國海軍早已馳騁于世界諸洋——之際突然撤掉扶手，無異于將計算機拆了歸并到算盤。

966．只有飛蛾，才能撲火。

967. 改革開放初人們拼著命要打破和掙脫“大鍋飯”，說它束縛了人的創造性；現在人們卻拼著命要攀入門坎比過去高得多，要求已近苛刻公務員隊伍，說公務員收入穩定。

968. 停，遇亭小憩。

969．止，不上，不下，到此為止。

970．道家散淡的哲學認識基于時空無限和相對，故老子說：“天長地久”；儒家進取的哲學認識基于時空有限和絕對，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971．真是歷史的諷刺，當今英國也以其人之道還治以其人之身，仿效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做法，在中亞趁美國之危，趁火打劫，大做軍火生意。2008年6月16日英國《金融時報》披露國防與安全組織(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報告數據，2007年英國成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國名單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場訂單數額方面多年領先的美國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國接到其它國家價值100億英鎊(約200億美元)的國防采購新訂單，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場的33%。報告中說，2006年出口訂單數額達到55億英鎊。幫助英國沖進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臺風”(Typhoon)戰斗機的大型訂單(交易額為43億英鎊)以及與阿曼、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岸防艦出口訂單。文件中指出，此外，來自北美國家的訂單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國從英國購買的武器超過其它任何一個國家。值得回味的是，英國在慫恿美國沖入中亞后與當年的羅斯福一樣也在雙面贏利，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組織一名指揮官對英國《每日電訊報》表示，英國是該組織最大的資金來源。按他的話說，塔利班受到英國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區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資助。這名塔利班指揮官告訴英國天空新聞臺：“我們不像政府，我們依靠個人（捐助）。我們從英國的穆斯林兄弟那里獲得捐款，進行圣戰。他們幫助我們……這就是我們獲得資金、購買武器和開展戰斗的方式。”1857年馬克思在《印度起義》一文中指出：“人類歷史上存在著某種類似報應的東西，按照歷史上報應的規律，制造報應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壓迫者，而是壓迫者本身。” 看來，馬克思說的“報應的規律”在當今美國身上得到了應驗。　　

972．中英文關于金錢的文字反映了財富與暴力的關系。中國“錢”字金戈相架，兇相。英文中Money詞源于戰爭警報。Juno Moneta是古羅馬神話主神朱庇特之妻，也是戰爭之神，主要職責之一是向人們發出戰爭警報。這些字源印證了馬克思對資本本質的分析。馬克思說：“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作用” ；“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用現在流行的廣告詞說就是：“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973．19世紀是一個有趣的世紀。60年代，世界大國普遍出現銳意進取而又穩健的政治家：德國有俾斯麥，法國有梯也爾，俄國有維特，日本有伊藤博文，美國有林肯，中國有曾國藩等。此間，中國曾國藩于1864年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法國梯也爾于1871年鎮壓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國和美國實現了國家的鐵血統一。這一時期的穩健政治在歐洲造成了維多利亞黃金時代、以及中國的暫短穩定。

人說家富不過三代，其實，國穩也難出三代。到19世紀末，冒失政治家在世界政治舞臺上閃亮登場：德國有威廉二世，俄國有尼古拉二世和別佐布拉佐夫，中國有光緒和康有為等。這一時期的冒失政治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中國大清王朝的崩潰。

20世紀的歷史似乎出現了命運的輪回：世紀中葉出現羅斯福、斯大林和毛澤東這樣一批經驗豐富的穩健政治家，他們的政治設計為世界贏得了半個多世紀的和平。可到世界末，冒失政治家又紛至沓來，在蘇聯有戈爾巴喬夫，在美國有老小布什。結果在雅爾塔體系中本是一家的美國“周瑜”把蘇聯“黃蓋”打死了，結果在蘇聯崩潰不久，美國也看到了它的黃昏，而被雅爾塔體系剝奪最多的歐洲則在與美國玩的一場場“丟手絹”的游戲中巧悄然崛起。

974. 法國拿破侖用舊體制保留了大革命創造出的新文化，德國黑格爾在國家哲學中保留了革命的辯證法。保守在許多時候是鞏固和消化革命成果的必要形式，是人類進步中起著“歷史的火車頭”[1]作用的激進革命的必要補充。

975．1762年盧梭在他的著作《社會契約論》中說：“歐洲卻還有一個很可以立法的國家，那就是科西嘉島。這個勇敢的民族在恢復與保衛他們的自由時所具有的豪邁與堅決，的確是值得有一位智者來教導他們怎樣促使自由。我有一種預感，總有一天那個小島會震驚全歐洲的。”[2]七年后，拿破侖在科嘉島出世，據拿破侖回憶母親：“當她懷著我的時候，還義無反顧地跟隨我的父親參加了科西嘉戰爭中的游擊隊。”[3]拿破侖最終以保守的形式將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成果鞏固并轉化為資產階級法權及其法律文件，這就是“震驚全歐洲的”《拿破侖法典》。

976. 不讀書的文化人，在許多時候表現的很“文化”；相反，有許多書讀得很好的人，還真看不出有“文化”。這與真懂外語的人，不僅國語說得地道，而且在說話時從不夾生外語詞匯的現象一樣。這些都應合了老子的“上德不德，是為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的說法。

977. 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180518～59）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說18世紀法國的“經濟學派”：

他們在四周找不到任何與這種理想相符的東西，便到亞洲的深處去尋找。我毫不夸張地說，沒有一個人在他們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對中國倍加贊揚。只要讀他們的書，就一定會看到對中國的贊美；由于對中國還很不了解，他們對我們講的盡是些無稽之談。被一小撮歐洲人任意擺布的那個虛弱野蠻的政府，在他們看來是可供世界各國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府好比是后來全體法國人心目中的英國和美國。在中國，專制君主不持偏見，一年一度舉行親耕禮，以獎掖有用之術；一切官職均經科舉獲得；只把哲學作為宗教，把文人奉為貴族。看到這樣的國家，他們嘆為觀止，心馳神往。[4]

在閱讀這段托克維爾于19世紀中葉寫下的文字時，我仿佛置換了時空，誤以為這是在批評今天中國那些以美國制度為范本的“普世價值”派。托克維爾是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者，當他經過法國在革命后，他對“自由主義”有了極為深刻的反思，他寫道：

我想，從這個時刻起，這場徹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舊制度所包含的壞東西和好東西同歸于盡。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毀掉一切。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對我來說，當我考慮到這場革命摧毀了那樣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另一方面它也廢除了那樣多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其他東西，這時，我便傾向于認為，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并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們這場革命的歷史，千萬不要忘記上述觀點。[5]

托克維爾提出革命的出現往往不在人們失去而是獲得自由之后：

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托克維爾總結出的是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它似乎適用于一切政府而非僅僅是“壞政府”。19世紀40年代末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和80年代末的蘇聯共產黨政府都曾在垮臺前加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其結果這種“改革”反成了他們垮臺的加速器。

托克維爾發現法國大革命前有左右兩種“激情”合流，他說：

那些仔細研究過18世紀法國的人，從書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內部產生和發展了兩種主要的激情，它們不是同時代的產物，而且從未指向同一目標。

有一種激情淵源更遠更深，這就是對不平等的猛烈而無法遏制的仇恨。這種仇恨的產生和滋長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來，它就以一種持續而無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國人去徹底摧毀中世紀遺留的一切制度，掃清場地后，去建立一個人道所允許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會。

另一種激情出現較晚，根基較淺，它促使法國人不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6]

結果，王權被打倒了，可皇權建立了。托克維爾說：

但是，當發動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毀或喪失銳氣時——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進行類似事業的整代人身上，當對自由的熱愛按照這類事件的自然規律，在無政府狀態和人民專政中被挫傷而軟弱無力時，當慌亂的民族摸索著尋找他的主人時，專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極好機會，而這些機會是那位天才輕而易舉地發現的，他后來既是大革命的繼續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毀者。（2392～40頁）

在全書結尾時，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作了如下評論：

法國革命對于那些只愿觀察革命本身的人將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個時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燈火。對舊社會，對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見、它的苦難、它的偉大，若無清晰的透視，就絕對不能理解舊社會衰亡以來60年間法國人的所作所為；但是人們若不深入到我們民族的性格中去，這種透視還不足以解決問題。

當我考慮這個民族本身時，我發現這次革命比它歷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驚人。它在行動中如此充滿對立，如此愛走極端，不是由原則指導，而是任感情擺布；它總是比人們預料的更壞或更好，時而在人類的一般水準之下，時而又大大超過一般水準；這個民族的主要本性經久不變，以至在兩三千年前人們為它勾劃的肖像中，就可辯出它現在的模樣；同時，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惡又是那樣多變，以至最后變成連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樣子，而且，對它剛做過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樣吃驚；當人們放手任其獨處時，它最喜歡深居簡出，最愛因循守舊，一旦有人硬把它從家中和習慣中拉出來，它就準備走到地角天涯，無所畏懼；它的性情桀驁不馴，有時卻適應君主的專橫甚至強暴的統治權，而不適應主要公民的正規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堅決反對逆來順受，明天它又俯首貼耳，使那些最長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塵莫及；只要無人反抗，一根紗線就能牽著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現反抗的榜樣，它就再也無法控制；總是使它的主人上當，主人不是過于怕它，就是怕它不夠；它從未自由到決不會被奴役，也從未奴化到再無力量砸碎桎梏；它適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戰爭；它崇尚機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鬧，勝過真正的光榮；它長于英雄行為，而非德行，長于天才，而非常識，它適于設想龐大的規劃，而不適于圓滿完成偉大的事業；它是歐洲各民族中最光輝、最危險的民族，天生就最適于變化，時而令人贊美，時而令人仇恨，時而使人憐憫，時而令人恐怖，但絕不會令人無動于衷，請問世界上有過這樣一個民族嗎？（第241～242）

托克維爾寫出這些文字時離法國大革命已有半個世紀，因而能夠比較客觀地反思這場運動，上述認識反映了19世紀中葉包括黑格爾在內的歐洲知識分子對17～18世紀啟蒙運動的新思考和新共識，在這種共識中，歐洲人比較合理的消化而不是拋棄（只是“揚棄”）了歐洲大革命的積極成果，將一大批政治家——比如德國俾斯麥、俄國維特、美國林肯等——推上世界政治的中心。歐洲人這段心路歷程，對于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并親眼看到蘇聯在“新思維”運動中迅速解體的中國人來說，合理地揚棄性總結這些歷史經驗，對于中國未來的進步是絕對必要的。

978．1972年有兩件小事值得注意。第一件是當年毛澤東對到訪的尼克松說“我喜歡右派”[7]，第二件是毛澤東提醒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讀《后漢書》中的《劉盆子傳》。如果將毛澤東兩次談話內容聯系起來，可知毛澤東當時的擔心所在。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澤東的心思，說“美國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談的事，右派卻能做到”[8]。基辛格說的問題，在當時的中國又何嘗不是呢。當年王明的空談和赫魯曉夫的機會主義給中國和蘇聯的共產主義事業帶來了巨大災難，這讓毛澤東在晚年對那些緊隨他的人——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屬于那些沒有經驗的人，或者像飛蛾投火的共青團員”[9]——的治國能力深感擔憂，而能體會毛澤東的這種擔憂并克服我們身上的“幼稚病”才是今天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同志們必修的功課。

979．《資治通鑒》出現在北宋，是由于司馬光感受到了當時知識分子空談“普世價值”（即所謂“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并試圖對其進行校正。盡管《資治通鑒》沒有挽救大宋王朝，甚至也沒有挽救大明王朝，但它挽救了中華民族。

北方游牧民族的強勢崛起和大宋乃至大明王朝的傾亡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理造成大刺激，這一剌激使原本主張“存天理滅人欲”的南宋“普世價值”大師朱熹強力推出強調正心格物思想的《大學》，此后，《資治通鑒》以及《大學》中展現的重經驗，輕先驗和經世致用、杜絕空論的精神成了中國政治思維的主線。明末王陽明及隨后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都帶兵打仗，主張“知行合一”，這種傳統在后來的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蔣介石以至毛澤東那里得到極大的張揚并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就。

五四時期的“主義”與“問題”的爭論和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與王明路線的斗爭，都是宋明時期“器”“理”之爭的繼續，但結果卻與宋明時期正好相反，問題意識而不是普世原則上成了學術研究的主線。強調問題意識，強調知識要經過經驗的過濾，是《資治通鑒》貫穿始終的哲學精髓，也是中國——不僅是中國，英國崛起時有培根的試驗哲學，美國崛起時有杜威的實用主義——近現代國家迅速崛起精神原因。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講實事求是，只講“普世價值”的國家和民族是注定要滅亡的。

980. 五四時期，中國國家災難深重，北京大學不自覺地成了實事求是思想的搖籃。當時北大有兩個了不起，但在當時又不是太顯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毛澤東。那時候北大講“兼容并蓄”而不是實事求是。講壇上宏論滔滔，但多不太講問題只講主義。因為當時的問題太殘酷，太不斯文。胡適主張少講主義，多講問題。許多人冤枉胡適說他不講主義，只講問題。其實，胡適只是針對當時學界空談的弊端，主張不要脫離中國問題談主義，應針對具體問題談主義。主義是“理”，問題是“器”，這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其實是宋末“理”“器”之爭的繼續。胡適的思想來源是其美國的學術導師，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將杜威學說簡單歸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沒有原則，其實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張在主觀客觀交換及其效用中產生經驗，經驗產生道理。當時青年毛澤東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國湖南的明末清初學者王船山的“至誠實用”、“實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澤東在老師楊昌濟和何叔衡的影響下，也看重船山學說。1919年 9月1日，毛澤東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倡議，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學社原址上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親筆書寫“船山學社”匾額。值得回味的是，毛澤東他們辦的“自修大學”的校名和牌匾據說都是胡適確定和書寫的。這樣，毛澤東所受到的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和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學風與胡適的哲學思想在方法論而非本體論上產生共鳴。如果考慮到蘇俄革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思想，是近代東西方哲學精華在中國交匯后的結果，而這來自東西兩方面的同一種思想方法交匯地點恰巧是當時的北京大學。這樣說來，北大的真靈魂應當是毛澤東思想。而這一點恰是當今講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學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統一于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與學風，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學風才使中國從貧弱再次走向富強，從世界的邊緣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思想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

981．現在演技行當發展快，這表明我們的演員越來越優秀。但要命的是演戲本事卻在快速向學界滲透：不來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學問，要每天爬格子，寫文章；寫好文章要看大量的書。現在一些學人下不得這等沉下來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運動”來顯示其存在。平時沒有像樣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鏡、開會，在雜志上登照片。說是名教授，但沒業績其實就是空的。錢鐘書《圍城》中描寫的一些文人作秀態，現在仍有人癡心不變。人在四十之前，為了生存，弄個職稱，這樣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該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業聯系在一起的，不是與你名片聯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卻不能印成文章。作人做事必須踏踏實實。

982．現在的社會留給知識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過考試體現自身價值。考試畢竟是手段，但現在卻成了目的。考了大學，上了清華北大，鄉親們都說，這孩子不錯；考上研究生，鄉親們又說不錯；再考上博士，該你出來點真成績了，沒有。怎么辦呢？人總得有個價值體現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還不見“水平”，再考GRE，要考幾千分，整死人。出國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學問”的感覺。到了美國，總要做點真學問，寫點好文章，來點真格的。但還是真的沒有。怎么辦？就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憑什么，憑他來自中國。理由也簡單：“不懂中文也沒在中國呆過怎么能研究中國”。但時間長了，還不出好東西，人家看出了破綻；怎么辦？不行再回中國。四十好幾了，回來干嘛，在中國研究美國文化，憑什么，憑他從美國回來，理由也簡單：“不懂英文，也沒去過美國怎么能研究美國”。就這樣又成了所謂“美國問題專家”。見了故友，肩膀一聳，兩手一攤，“我剛從America回來”。時間長了不見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國，回來說我見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說了什么什么，就是沒有自己的真觀點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學問。難怪有網友為這些“秀”才們前途著想，建議在博士學位之上設“壯士”學位，免得他們找不著“做學問”的感覺。

983．考試能力的提高是人生發展的必要手段，在和平時期，忽視這種能力建設是愚蠢的，因為它會使人生發展在其起步之初就變得更為艱難；但如果這種手段不自覺地被異化為人生目的的話，那更是愚蠢的，因為這樣會毀滅人的全部價值。

984．國家的命運不能靠空話支撐，更不能靠“八股”支撐。現在有些文章，擺了一些情況，后又指出它們的發展有三種可能性，結論是機遇與挑戰并存。至于問題如何解決，它告訴你將“有待于進一步觀察”。這跟沒說一樣。你家里著了火，你妻子問你怎么辦，你說有三種可能性，行嗎？孩子丟了，你說有待于進一步觀察，行嗎？這都是不行的。學者也要知亡國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潰，這種不著邊際的學問對此要負相當的責任。

985．歷史表明，凡是學問越做越虛的時候，也就離亡國不遠了。唐玄宗的時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祿山一下子把他趕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時，空講理學，講得玄而又玄，結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將大宋皇帝趕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現幾個有志氣的，像岳飛、文天祥、辛棄疾等，但他們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986．很多人都愛說漂亮但“不打糧食”的空話。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軍備競賽的“兩難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聽，多宏偉，多高瞻遠矚。那是導彈沒有打到他們家，而是打到邵云環那里了。邵云環父親回來說的“中國要強大”，這跟我們書房里說的大不一樣，兩個概念。如果什么時候一個導彈打到我們單位、我們家，那人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就不會空談了，甚至也要罵兩句人了，因為看到的是真導彈，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戰爭中南斯拉夫的學者開始也以為戰爭是鬧著玩的，認為美國人講民主人權，是不敢真打他們。他們舉戴著靶牌，走到橋上，跟演電影一樣。還搞什么反戰音樂會，又唱歌又跳舞，后來見到打來的導彈都是真的，能爆炸，他們便都不出來了，也沒人再舉戴靶牌了。

987．書多神聚，會多心分。

988.革命也罷，改革也罷，計劃經濟也罷，市場經濟也罷，不管建立何種體制，如果采取將前一體制中的“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態度，是不可取的。今天的市場經濟絕對不能拋棄中國經過大革命才得以建立并行之有效的計劃杠桿，將來的中國經濟模式也絕對不能拋棄經過三十多年改革建立起并對中國崛起產生巨大推動作用的中國民族資本的力量。在未來中國經濟模式中，我們需要拋棄的只是資本中的異己部分即買辦資本，并在節制中保護和扶持民族資本。民族資本是在資本占優勢的世界體系中提升中國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手段。蘇俄剛建國的時候，列寧曾批評一些共產黨員，說他們有很優秀的品質，但在經營方面卻不如一個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10]列寧告誡這些同志“與狼在一起，就得學狼叫”[11]。節制性地運用民族資本，就是在狼的世界中用狼的語言與狼交往。不然，我們中國在未來就不能在如狼似虎的世界中與虎狼周旋，就不能打敗虎狼而只能被虎狼吃掉。同樣，民族資本如不被節制并由此傷及占中國絕大多數的工農兵并失去他們的支持，我們也同樣要被國際資本所打垮。因此，學會駕馭資本而不是被資本所駕馭，是當代中國共產黨提升執政能力不能回避的重要課題。

989．錢，僅從字型上看就知它包含著的是一大堆對立著的生產關系。由此可說明歷史上窮時出匪，富時出賊的原因，曾國藩因此告誡他的后人“有福之人善退財”。

990. 尖，大之小。

991．私，據禾為己；公，私之背。韓愈《五蠹》：“背厶為‘公’。”

992．分，刀分也。八，平分之謂。

993. 城，言土壘而成。

994．輿論中帶有規律性的現象是，親美者反日并以此表現愛國心，親日者反美并以此表現愛國心；二者相同點在于：在中國問題上，他們都在愛國的名義下一致主張以西方為標準的“普世價值”，在國際問題上，他們都一致貶損第三世界，尤其是損貶朝鮮、伊朗等。

995．要讓木頭沉到水下，除非它腐爛；要讓鐵錠浮上水面，除非他銹透。因此，質量決定存在方式。人亦然。

996．誰也不想得罪而又想獲利，想四面落好而又不肯吃虧，這種政治的后果，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好施小惠，言不及義，難矣哉”。

997．法國大革命中那完全順從而不主動引導和塑造輿論政策得到的結果恰恰是革命的反動。拿破侖專政和帝國是對法國大革命中那盲目以“人民滿意不滿意”為絕對標準的輿論政策的矯枉過正。

998．看看目前那充斥于社會上下那空而又空的學風和假模假式和不男不女的戲風，再環視東海那日益逼近的虎狼，不由得讓人想起歷史上的宋（960～1279）明（1368～1628）兩朝和眼前的奧地利。奧地利在19世紀曾是雄視大半個歐洲的奧地利帝國（1804～1867）和奧匈帝國（1867～1918）的國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侖失敗后的維也納會議上還是決定歐洲未來利益分配格局的關鍵人物，可到20世紀它在地圖上卻成了需要放大鏡才能找到的米粒小國。滄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風。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是否嚴肅地考慮過奧地利的厄運落是否會落在中國，以及為避免這種厄運，我們今天應當擔當什么責任和做些什么呢？

999．靠光電打出來的“盛世”，如侯寶林相聲所說，“手電筒一關”后是要掉下來的。

1000. 研究浪花運動規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礎上，搞清洋流運動規律；研究洋流運動及其規律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礎上，搞清大洋的盆底構造及其規律；研究降雨量變化的前提是在了解地球引力的基礎上搞清大氣運動及其規律；研究國際事件趨勢的前提是搞清國際政治的歷史運動及由此形成的大國間的力學結構及其變化規律。正如在月球引力場和地球引力場中同一體重的人跳躍的極限是不同的道理一樣，知道了國家的“體重”，又知道了國際政治的“引力場”結構，那么，這個國家——不管其意識形態如何——擴張的底線和極限也就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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