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復興之路：呼喚民族精神，重歸漢唐盛世　　

                                 ——論國家精神與國家制度的關系

這篇文章共6個部分，未寫完，先傳上來三段，望朋友們多多指點。筆者另有一篇文章，可與此共讀以相比較：大道在中國——復興中華 龍騰寰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1010/185717.html

1、近現代史的回顧

2、 國家精神與國家制度的關系　　

3、中國思想史的變遷（此段多引用）

4、毛主席與文化大革命

5、中國奮斗的方向

（1）重建社會主義、回歸“漢唐盛世”、共創大同世界

（2）復興中華文明學術、結合西方精華、統一人類文明

6、當前中國的困境及采取的措施

（1）當前困境與危機解決之道

（2）文武之道  復興中華

近現代史的回顧　　

撥開沉積于歷史中的層層迷霧，讓我們沿著清晰的路線穿越時空，回顧中華文明的光輝與苦難，以史為鑒，為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導航指路……

19世紀中葉是中國歷史重要的轉折時期，中國近代的苦難從此解開了第一頁，曾經的“天朝大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開啟了中華五千年文明亙古未有之先例……

1840年西方殖民者遠涉重洋，以“鴉片”之名行“戰爭”之實，將罪惡的魔爪伸向了中華大地，英法海軍故意挑起事端先后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憑借著“堅船利炮”，用武力的手段敲開了中國塵封的大門，結果中國戰敗，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黃埔條約》……

沉睡的中國人終于從迷夢中醒來，睜開惺忪的眼睛，開始了了解世界的旅途。中國的知識分子將這次失敗的原因歸咎于科技的落后，于是中國的有識之士興起了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口號的“洋務運動”以圖挽救中華，結束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開始了認識世界的漫長道路，毫無疑問，這條軌跡是漫長而艱辛的。

1894年，在與彈丸之地的鄰國日本的“甲午戰爭”中，中國以三十年改革成果精心打造的號稱“亞洲第一艦隊”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并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島，并賠償了大量的戰爭經費。這次的失敗嚴重摧殘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中華民族再一次陷入迷茫與混沌之中。

殖民地前面加一個“半”字，并非說明他的處境比其他殖民地好些，相反，一般殖民地只有一個宗主國，而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國家卻又很多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中華民族則完全成為了一群國家強盜手中待宰的獵物。

隨后中國的仁人志士將中國屢次失敗的原因轉向于政治的落后，于是于1895掀起了“公車上書”，并發動了“維新變法”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政治改革的先鋒。但是由于資產階級改良運動觸犯了龐大的傳統集權階級利益，最終“戊戌六君子”慘遭殺害，“百日維新”也以失敗告終。

1911年，以孫中山為領導的中國同盟會發動了 “辛亥革命”，再次向中國兩千年的集權制度發起攻擊，發動了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并成功地推翻了帝制，結束了統治了中國兩千余年的集權社會，建立了“中華民國”。

但是國外列強勢力不允許中國成為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成為其附庸，成為他們的殖民地。后來在蔣介石的統治下，民國政府放棄了獨立自主的道路，在抗日戰爭中也執行“不抵抗”政策，成為了美帝國掠奪財富的新戰場，而“民國”政府則成為了美國在中國的代理人，中華民族依舊處于水深火熱的境地。1949年民國政府的完敗標志著資產階級革命的最終失敗，走賣國主義路線終究是為人民所不齒的。

早有先見之明的中國人民于1921年成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標志著中國人民探索復興之路的第三條政治道路。在中國共產黨的成長過程中，經過無數的困難和挫折，遭到了國民黨的多次屠殺與圍剿，經歷了史詩般的“長征”運動，團結全國人民進行了保家衛國的“抗日戰爭”，浴血奮戰，最終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然后又經過三年的解放戰爭，打敗了走“賣國主義”路線的國民政府，建立了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

　1949年10月1日　，毛主席在天安門樓前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世紀宣言。

經過近百年的艱苦探索，中華民族終于建立起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開始轟轟烈烈地邁向社會主義。中國人民先后經歷了抗美援朝、越的戰爭，憑借著非凡的智慧和勇氣打敗了囂張的美帝國主義，顛覆了它的陰謀。然后又經歷了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運動，中道雖艱難，但全面人民莫不團結一致，共辱外敵，國防建設突飛猛進，兩彈一星相繼問世，從白手起家建立了強大的國防工業體系。

但偉大的革命領袖毛主席于1976年不幸去世，巨星殞落，從此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走進了另一條道路。

經過三十年來全國各族人民的“艱苦奮斗”，中國再次淪為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奴役，十幾億人民辛勤勞作所創造的財富加之無數的礦產資源被帝國主義以各種手段殘忍地掠奪，帝國主義的艦隊兵臨城下，頻繁挑釁，如今的中國內憂外患，再次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從如今的改革結果來看，由于其嚴重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妨將之成為中華民族探索富強之路的第四次政治改革。

中國人民再次跪下去了！中國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熱般的生活。

縱觀自鴉片戰爭以來的170年的中國歷史，中華民族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災難，但是中國大地上無數的愛國兒女也無私地為民族的復興奉獻了自己的生命，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貢獻著自己的力量，中華民族一直在探索民族富強的道路上不懈奮斗。中國先后將失敗的原因歸咎于科技和政治兩個方面的問題，并先后經過四次的政治改革，雖然我們的科技水平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也曾有毛主席率領的中國共產黨帶領著全國人民經過不懈地奮斗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如今的中國人民依舊處于混沌之中，萬里江山再次淪為殖民地，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中國人民再次跪下去了？”。

在我看來，中國屢次失敗到現在再次面臨著亡國滅種險境的原因在于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和性格一直腐敗軟弱，一直沒有從靈魂上得以洗禮。雖然科技發展起來了，也曾產生過社會主義這樣先進的政治制度，但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一直沒有站起來，我想這才是我們到現在為止依舊失敗的原因。　　

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會失敗，不僅僅是因為科技的落后，亦不僅僅是在于制度的落后，核心關鍵是中華民族整體精神的衰弱。中國在宋朝就有輕質小巧的火炮，火箭炮，在明朝就有所謂的“紅衣大炮”了，17世紀以前世界所有的發明80%由中國人創造，這是英國人李約瑟經過幾十年在中國的考察得出來的結果。制度也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假想如果當時的中國人都像秦漢時期的中國人大義凜然、視死如歸、重義輕利，那么中華民族即便是處在封建集權社會也不會遭到如此“五千年未有之變局”。　　

例如在英軍攻打廣州虎門、廈門時，鎮守的林則徐和關天培運用高超的智謀和戰術擊退了來犯之敵。這就說明，中國的戰敗不在于軍事科技的落后。可惜，無法奢求每一個清廷的官員都想林則徐和關天培一樣。而更多的是，貪生怕死、賣國求榮的民族敗類。根源于民族精神墮落的官僚階級這才是中國戰敗的真正原因。中國在抗美援朝時期，用的是“小米加步槍”，照樣打敗了氣勢洶洶，軍事科技超強的一群發達國家，關鍵還是在于意志，在于民族的凝聚力。

一個團體組織、一個政府機關甚至一個國家領導的錯誤都還不足以致命，但是一個民族上至政府下至百姓的全體腐敗那將是一場萬劫不復的災難……一個民族，一旦喪失學習思考能力，最終將淪為精神奴隸。精神的荒漠上，活不了無根的植物，立不起偉大的民族。 　　

國家精神與國家制度的關系　　

有什麼樣的百姓，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墮落是群體性的。信仰的荒漠上，活不了無根的植物，立不起偉大的   人類的一切文明莫不是人通過自身的努力改造自然的結果，人性是主觀的，自然是客觀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科學、宗教等一切學科莫不是人認識人、人認識自然而形成的學科。

依此而論，從物質和意識兩個方面談論一個國家的興亡，那么物質方面一個是國家對于自然的改造能力，即是科技水平；另一方面則是一個國家的藝術創造能力。如果從意識方面來說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一個國家的制度，這是對每一個國民行為的外在約束；二是國家的精神，這是每一個國民性格的集合，是一個國家對于自己行為的內在約束。　　

在我看來，精神的力量較之與物質的力量更加重要，同時內在性格的自我修養比外在的制度約束更加重要。一個國家也許沒有很發達的科學藝術水平，也沒有先進的制度，但是國民大義凜然、重義輕利、視死如歸、以誠待人、天下為公，即便是在封建集權制度社會，也會造就一個強大的國家。 　　

撇開物質改造能力來說，單談意識方面的。精神是內在的，制度是外在的。不可能有完美的制度，也沒有完美的人性。人性之私是無法避免的，但是也不能夠像如今的社會一樣走極端，奉行“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我們不需要一個名義上完美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國民精神腐敗軟弱的社會，更也不需要一個百姓善良誠信的封建集權專制社會，最好的模式應該是內在精神與外在制度完美地銜接以達到平衡。　　

中華民族的復興是將中華傳統思想與社會主義制度的結合，縱觀中華民族的幾千年歷史，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精神莫過于先秦漢唐的大氣豪邁、重義輕利、與自信智慧；而最好的制度莫過于社會主義制度，但是社會主義制度并非滅制人性之私的社會，滅人性是違天道之行。通過改造一個國家的民族性格促進制度的健全，同時通過制度的優化提升國家的思想精神，這才是中華民族未來該走的道路。　　

我所理想的中國社會不是一個滅制人性的社會，更不是人性放縱的社會，而是一個法治上堅持公有但允許私有的，同時精神高尚、豪邁的誠信民主社會，將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精神與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結合共同創造一個積極向上、充滿活力的國家。

西方國家能做到民主，那是因為他們的文化傳統和性格能做到與民主這樣的制度相互協調適應，達到一個國家最佳的狀態；但是我們不能盲目地引進民主的觀念。

中國目前的國民性格還處于集權社會的國民性格，我們的思想和性格還沒有從集權社會的陰影中走出來，千多年的文化積淀不是短時期就能變的。拿出一種政體，必須改造國民的精神性格，以使它符合這個國家的政體，這樣才能兼容。一個政體好比一枝花，但是一定要有一塊好的土壤才能成長。民主不是一天能建成的，的有一個適合于民主的土壤才行。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沒有“民主”這個理念，是需要時間是適應的。民主集中制的社會主義制度與尚處于集權社會的國民性格是不能產生一個強大的國家的。　　

我們心里的“主”依舊是集權社會的“主”，是“皇權”文化下的“主”。如果我們不能將我們身上殘存的“糟粕”進行洗禮，那么我們不可能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我認為，在中國是可以建設一個民主的社會的，這也是通往大同社會的必經之路。但是傳統社會保留下來的思想對中國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是一個巨大的阻力，中國現在最急切的是國家精神、民族性格的改造，伴隨著制度的同步改造，才能建立一個大氣豪邁的民主國家，這也將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　　

中華民族思想變化史　　

談到國民精神的改造，那么不得不談到中華民族歷史上思想的變遷。

春秋戰國是中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急劇轉化的時期，全面的社會大變革為有知識的階層提供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機會，因而這個時期，思想空前繁榮，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學術自由時代，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思想基礎。

秦漢帝國的建立確立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局面，作為一個社會擔任思想任務的“士大夫”階層的命運隨之發生轉變，戰國末期諸子學說出現了相互融合的趨勢。漢武帝時，董仲舒主張“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使儒家成為了統治者的正統思想，從而結束了戰國時期思想自由的局面，完成了集權社會文化上的統一。從此中國士大夫的知識結構好文化心理由此發生了變化，他們的學問以儒家經學為內容，漸趨經學化了。

隨著百家爭鳴、學術自由時代的結束，士大夫的創新精神隨之枯竭，在富麗堂皇的文字背后是思想內容的日益僵化與貧乏，士大夫開始失去了昔日的風采和活力，經學政治化的結果，使經學變得繁瑣空疏。

魏晉南北朝，大一統的局面遭到破壞，士大夫不能不對漢王朝的覆滅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并喊出了思想自由的心聲，他們個性有所抬頭，潛藏著對傳統和世俗偏見的反抗。

隋唐，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局面再度成為現實，隨著科舉制的確立，士大夫結成納入了此時的官僚體制的運行軌跡，也使得知識分子完全投入了地主階級的懷抱。

如果說戰國時代的諸子還能在列國自由地各投其主，魏晉的嵇康、阮籍與集權政權還有一定距離的話，那么隋唐的科舉制則像一張無形的大王，最大限度地把士大夫吸引到做官求仕的道路上了。科舉制找到了士大夫階層和地主階層最好的結合形式。

唐代以后，士大夫開始自覺地為地主階級服務。五代十國的軍閥割據狀態促使宋高祖趙匡胤確立了“重文輕武”的局面，而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也將儒家學說進一步綱常化，以便更深入地占據人們的精神境界，牢固地維系集權專制倫理關系，為集權社會奠定千年不變之基石，也成為了后世統治者統治人心的必選之道。雖然這樣的政策有利于社會內部的和諧安定，卻禁錮了一個民族的思想，弱化了一個民族的智慧，從此中華民族開始走向衰落的局面。

從此，一個全民族大氣豪邁，重義輕利的國家精神從此出現了分化，知識分子成為了壓迫的“官僚階級”與“地主階級”，而廣大的“農民階級”變得軟弱，性格逐漸衰退，兩方面的墮落，將中華民族一步步引入被侵略的深淵。

隨著集權社會進入晚期，統治階層的政策日趨昏庸，士大夫逐漸喪失了早期性格中的進取精神。從明清兩朝開始，科舉制必須以八股取士，在這種文化政策引導下，科舉只是一個晉升之階的敲門磚，它進一步扼殺了中華民族的創造力。

在宋高祖趙匡胤開始了“重文輕武”的政策之后，加之“程朱理學”、“八股文”以及“文字獄”對人們思想的禁錮與人性的限制，使得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減弱，雖然內部有利于統治者統治，但對外往往無退敵之策，致使整個民族精神與信心日趨虛弱。宋朝如此，明朝如此，清朝亦如此。

從曾經的宋朝被蒙古鐵蹄蹂躪到滿清八旗屠殺再到后來的國際列強的侵略，漢民族一步步走向墮落，信心一次次遭到嚴重地摧毀。到滿蒙加入之后，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遭到一次次亡國滅種式的打擊，中華民族的精神到了滅亡的邊緣。國際列強侵華后，中國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無疑說明了民族內部對于自身的自信心已經降到了最低點。

中華民族至今也沒有真正地站起來，直到現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知識分子、官僚階級依舊如此，貪污腐敗，欺負老百姓；而我們的農民工和底層階級依舊軟弱善良，與宋明清時期被儒家思想所禁錮一樣沒有絲毫地精神上的轉變。縱觀中華民族的歷史，宋朝之前，中華民族的精神是大氣豪邁的，重義輕利的強大民族，而從宋朝開始，經過宋元明清，到近代民國和如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的民族精神一直都沒有真正地站起來。

因而在我看來，宋儒的興起才是中華民族精神真正開始墮落的源泉。對比一下宋前與宋后中華民族，一個是全民族包括知識分子和農民階級都是青春之相，血氣陽剛，全民族朝氣蓬勃，大氣豪邁；而之后卻是死氣沉沉，思想禁錮，知識分子、官僚階級貪污腐敗，農民階級受壓迫，軟弱善良，全民族精神的兩極分化從此中華民族走向了一步步被侵略的境地，蒙古、滿清、列強、二次殖民……

儒家作為中國自漢朝以來兩千年的正統思想，他的變化也暗示著中華民族的強弱轉變。包括五四運動直到現在的儒學之爭，儒家思想討論了一百年，進入了死胡同。我想應該將宋前與宋后的儒家區分開來，辯證地看待，不能一味地“反儒”。站在歷史的高度上，看待董仲舒的“獨尊儒術”，應該是十分先進的思想，至少在漢朝，能為得到天下的大漢王朝提出儒家這一種治國理念并非常人能想到的，它的到來從思想上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烽火連天，百姓水深火熱的生活。

秦始皇從軍事上完成了中華民族的大一統，結束了長達八百年的封建制社會，開創了一個“集權制”的新社會，但沒有提出一套合理的治理天下的治國之道是他最終失敗的原因。時代呼喚安寧，百姓呼喚安寧。大漢順應其道，儒家思想順應天道，因而成為了漢朝的治世思想。

正如現在的美國，也許他的軍事、科技實力天下無雙，但是他是資本主義，剝削人的，終究不能為世人所容納。等到未來，中華民族走向復興了，管理世界的時候，我們還是要從儒家思想中汲取智慧，來統一全世界的思想，給世界帶來和平與安定。人性之私是每一個時代都必須解決的問題，是人類永恒的話題，孔子的儒家學說導人向善的理念永遠都不會過時。正如諾貝爾大會上，78個獲獎者曾說，“人類要想繼續生存在這個星球，就不得不到兩千年前中國的孔子、老子時代尋求智慧。”在我看來，現在的世界局勢與中國戰國末期頗為相似，只是范圍從中華民族內部國家的對立與沖突擴張到了世界。

重要的是，儒家從漢朝到宋朝，再到明清，一步步走向偏激，與極端化。外來的侵略加重了這一變化，結果惡性循環。從“蒙古”入侵，到“滿清”的南下，到后來的“列強”侵華，中華民族的精神一步步墮落，到如今快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

儒家思想不論怎樣變遷，始終沒有丟棄的就是“忠君愛國”的思想，這也成了中國愛國精神的思想基礎。因而，無論中國怎樣落后，怎樣失敗，到最后的危機關頭，總有一大批仁人志士，為了民族的復興肝腦涂地，粉身碎骨。

毛主席與文化大革命　　

災難深重的中國近代史，中華民族處于亡國滅種的危險境地，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民族的獨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全國上下莫不是水深火熱，民不聊生。長夜難眠，黑幕如鐵，黑暗到了盡頭終將會有終點。

終于，中國出來個毛澤東，中國產生了共產黨，中國革命的前景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華民族的面貌煥然一新。經過無數次艱難的斗爭，毛主席所率領的中國共產黨終于將中華民族從死亡的邊緣拉了回來，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毛主席的一生是偉大而浪漫的，它不僅率領貧窮落后的中國人民打敗了走“賣國主義”路線的國民黨政府，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同時以英明的決策打跑了氣焰囂張的美帝國主義；從一窮二白的境地到短時間內建立起強大的工業體系，“兩彈一星”相繼問世，為中華民族的國防工業奠定了強大的基礎。同時還帶領中國人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運動，在中國革命的影響下，世界人民也相繼掀起了社會主義紅色運動，紅色旋風橫掃全球，資本主義勢力也到了最低谷，險有滅頂之災。

然而一個民族的奉獻與大義無私精神在災難困窘、面臨生死存亡的境地表現這相對來說還是容易的，但是如果這樣的精神能在民族獨立和物質生活提高的情況下依舊保持，這才是一個有希望有前途的國家。但是，我們并不是這樣的一個國家，我們的國民性格并沒有從根本上得以解決。

在抗日、抗美戰爭中，中國人能表現出如此高昂的斗志，那是中華民族尚處于求解放的精神狀況，因而有“不怕死”的豪情壯志，有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所以毛澤東思想能適應于那個年代。但是物質水平提高了，人們追求也就不同了，人民的私心就出來了。長征精神、紅軍精神、抗日精神只是國家在處于亡國滅種情況下的集中爆發，我們這個國家精神上的真正回歸還是需要有一段時間的。

毛主席在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后，終究發現光靠一個制度是不行的，靠“三反”、“五反”等外科治療是不行的，靠一個強制限制人欲的“堵水”式制度是不行的，不從靈魂上給予深刻的改造不足以改變民族的性格，因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而毛主席最為國人所爭議的無疑是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與其說是避免右傾，不如說是一場改造國民精神的運動。

毛澤東思想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戰斗機的發動機，只是中國老百姓的意識和性格還是一架破爛不堪的拖拉機軀殼，是帶不走中國的，只能分崩離析，改革開放的結局印證了這一點。制度應該與國民的素質與精神同步，制度太先進，素質跟不上，這樣的社會走不遠的。

但是我們除了重建我們的秦漢雄風，重建我們的精神體系，我們固然能夠面對入侵的外敵保持頑強的斗志與血性。同時我們還應該改變我們的制度結構，以保證我們民族內部的和諧安定，不能不說，社會主義相對于封建和集權社會有了長足的進步，他從某種程度上避免了中國的“王朝周期律”，這正是毛主席選擇社會主義的原因，就是為了避免中國老百姓再次陷入這樣的“王朝周期律”當中，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兩方面的結合，才是未來中華民族復興的真正思想基礎。

在文革之前出現的知識分子、官員貪污腐敗和農民軟弱好欺的問題，也是根源于中華民族精神的衰退。毛主席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有了“知情下鄉”運動，就是要打壓知識分子的傲氣與錘煉他們的品格；才有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提高占中國大多數人口的農民階級的反抗精神與青春豪氣。這樣一個國家的精神整體才趨于平衡，沒有了知識分子的腐敗壓迫，民眾的精神氣質也提高了很多。這才是一個合理的國家精神。　　

如果說毛主席有什么思想缺陷的話，那么只是對于人性之惡的激進式消滅，的確是走向了極端，是違背天道人道的，因而人民最終選擇了鄧小平的道路，但是這點相對于毛主席為中華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又是多么微不足道。當然他能在中國建立起大半個社會主義，他能實現常人看來根本無法實現的浪漫情懷亦非常人所為。

在這里也像那些為了民族精神的錘煉而被誤斗、誤殺的中國民眾，深深地表示歉意和感謝，你們的犧牲為民族貢獻的不比在抗日抗美戰爭中犧牲的中華兒女為民族獨立貢獻的少，你們也是英雄。同時更要向那些在文革中被批判之后，還能真正贊賞毛主席的，還能體會到這場運動的必要性的知識分子深深鞠躬，表示敬意。

毛主席的偉大在于，二十年代，人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他正確地選擇了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這是他在政治制度上的遠見。在人民徜徉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他意識到了更大的問題在于國民思想精神的改造，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是在改造民族精神上的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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