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和毛澤東有關民主的觀點　　

“民主”一詞，在中國最早見于《書．多方》篇：“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這就是民主一詞的由來，是說當年成湯克服了四面八方的混亂之后，民就擇(簡)他代夏成了給民作主的人，即成了為民主事的人，成了民的主人，成了能主宰人民的人，由此看來，民主在這里的含意，就是指給民作好主的意思。這就是中國人最早對民主的用法。　　

在古希臘的雅典，最早實行的是共和制度，國家政權機關中的領導人由人民選舉產生，國家大事，也由人民表決決定。這樣，民主的含意，在這里就成了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民作主來決定的意思。這是西方人對民主的用法。　　

關于“人民”這個詞的含意，常常隨著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具體內容，比如在古希臘，所謂人民，就是只指自由民。而自由民實際就是當時的奴隸主階級的通稱，在這里不包括奴隸這個階級在內。因此在奴隸制社會，所謂讓人民當家作主，實際只是指奴隸主階級當家作主。到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時，重提民主之意，就是要實現資產階級當家作主的目的。而無產階級革命時也用這個口號，是說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要參政當家作主。由此可知，人民的含意是隨著歷史階段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內容所組成。　　

所謂“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民作主來決定”的行為，這事實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就以治家為例來說，有三種情況：第一種，家庭一切重大事情，只有丈夫或妻子一人說了算，從不與家庭中的其他人員商量，或很少商量，這是一人當家的作法，把這種辦法用在治國上，就是專制型的統治辦法。這種辦法，使其他人的智慧和才能無法發揮，因此是扼殺人才的辦法。第二種，家庭中的一切大事，不僅夫妻彼此商量，同時也和全家其他人共同商量。意見雖然不能統一，但在全家的實際生活中，一定有一位習慣性的權威者，這個人往往不是爹便是娘，事實上他(或她)就成了這個家庭的當然領袖。最后由他(或她)出來把意見綜合起來，或指出某種意見，作為大家都得照辦的決定。在這里全家人都參與了當家作主的事，但最后的決定還是“領袖”說了算，而不是大家說了算。因此，一切大事可由大家參加研究，但不可能做到一切大事都由大家決定。若把這種管理辦法用在管理國家大事上，就近似我們所說的民主集中制。這種制度，既可喚起每個人的熱烈爭論，起到獻計獻策的作用，又不會使大家失去統一的意志和行動。第三種，家中有了重大事情，丈夫說我說了算，妻子說我說了算，兒子又說我說了算，人人都爭著成為這個家庭里當家作主的人，雖然在這種激烈的競爭中，有利于各自才干的發揮和發展，但結果則又必然是誰也說服不了誰，誰也不服誰，因為他們只要民(即我作)主，不要集中，從而形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使整個家庭失去統一的意志和統一的行動。常此發展下去，必然最后把這個家庭變成一灘散沙，輕者，夫妻父子經常吵鬧不休，使全家失去歡樂和幸福，導致家景衰敗；重者夫妻離散，父子絕交，家庭走向崩潰。看來，這種人人都爭著由自己說了算的民主，結果誰也作不了誰的主。如果把這種辦法用在對國家管理上，就叫作大民主。這種大民主，必然導致這個國家對外失去防御能力，對內破壞了人們所需要的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天下大亂之勢。由此看來，那種提倡大民主，希望人人都能說了算數的人，其實只是一種無知的幻想，或是別有用心的煽動。　　

從以上三種辦法來看，不論是一個家庭，還是一個國家，最好的管理辦法是第二種。但這第二種辦法，也只能做到大家參政，卻不能做到人人決策。　　

第二種辦法，好就好在它既有第一種辦法的統一意志，又有第三種辦法中的民主爭論的生動活潑的行為；它既可防止第一種專制弊端造成的惡果，又可防止第三種辦法中的因意見不統一所造成的破壞性。　　

但是這第二種辦法，同樣有自己難于醫治的致命傷口。這傷口體現在集中時所采用的辦法上：其一，可以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可是真理往往是從個別人開始，如果只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就容易把少數人所發現的真理從一開始就給否定掉，從而給真理的發生和發展帶來致命性的打擊。比如當年的劉備，他發現諸葛亮是一位了不起的人才，可是張飛、關羽就沒有發現，在當時若采取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劉備的正確發現就會遭到否定。一旦被否定，也就沒了劉備后來的事業。其二，采取下級服從上級的集中式，這種方式雖然便于集中正確的意見，可以糾正多數人對少數人正確意見否定的弊端，像關羽、張飛雖然對諸葛亮采取否定態度，又是多數，但他們都是劉備的下級，最后服從了劉備，這就糾正了他們的錯誤。如果劉備的認識也錯了呢?那關羽、張飛就無法糾正了。如果硬性進行糾正，就成了反上的行為，用今天的話說，就成了非組織活動。這正是下級服從上級的弊端。如果有一個高明的領導者，能夠采用好這種少數服從多數和下級服從上級的辦法，就會起到取長補短，成為天衣無縫的好辦法。否則這些弊端就無法得到糾正。　　

然而何為高明的領導者?其實，所謂高明的領導者，實際就是能掌握好在什么情況下使用少數服從多數，又在什么情況下使用好下級服從上級這兩個不同的做法。　　

所謂不高明的領導者，往往只強調下級服從上級，強調穩定壓倒一切，不管是非，只讓大家和上級保持一致，實行強權政治，推行專治主義；或者只強調少數服從多數，結果又使領導者失去發揮獨立領導的應有作用而成為一個隨波逐流者，實際也成了實行大民主的一種借口，這對普通人來說常常是無知的表現，但也常常是野心家為了達到篡權陰謀所貫用的伎倆。　　

然而怎樣就能做到避免這一切弊端，而能使下級服從上級和少數服從多數在實際的運用中達到有機的統一呢?說來這件事容易，若是真正做好可就不是那么輕而易舉的事了，它正是一個高明的領導者在發揮自己聰明才干中的一個集中表現，而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隨心所欲的行為。做好的標準，就是能使大家既不感到領導是一個只由自己說了算的專制主義者，從而能調動起大家對事充分發表意見，積極參與爭論，去勇敢地發現真理和追求真理的主動性，但又不失統一意志的統一行動，只有做到了這種程度才算是做對了，做好了。這也正是在中國古老思想中所長期研究的內容，也就是說讓領導怎樣為民當好家做好主的內容。　　

由上看來，西方人所說的民主，其內容主要是側重在對國家各級領導干部產生上和決策上作文章，以此來保證這個政府能夠成為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而中國式的民主則側重在領導產生之后，領導怎樣做就能達到讓廣大人民來支持政府和影響政府的政策。《周易》中所說的民主正是這一點。而毛澤東在民主問題上則吸收了中西兩方面的內容，其中對《周易》中的民主思想的繼承運用和發揮也很突出。下面所談的內容正是這方面的內容：　　

 (一)遇事要善于和大家商量，不要怕麻煩。　　

《周易》在兌卦九四爻辭中說：“商兌，未寧  介病，有善。”這大意是說，遇事要和大家和顏悅色相商，大家七嘴八舌引起的不安寧，只要把有病的內容介隔出去，就會使有善意的內容得到發展。言外之意，這是好事不是壞事。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說：“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于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盡，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于斗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于群眾組織。”(注1)　　

這都是在說，遇事要學會和大家商量，不要怕因意見分歧所引起的不安寧，這樣做就一定會收到好效果。　　

(二)事前爭取意見，事后搜集反映。　　

巽卦在九五爻辭中說：“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根據《實用六十四卦》的注析，認為這大意是，遇到應該變更的大事時，都要提前三天向人民征求意見，事后又要用三天的時間向群眾搜集反映。這才能取得吉祥的效果。　　

三是多的意思，不是僅指三日。由此看來，“先庚三日”的意思，就是提前深入到群眾中用很多時間去爭取群眾中的正確意見。爭取到這些正確意見之后應該怎么辦？當然應該把這些意見集中起來，形成決定，再交給群眾。然后再用相當長的時間到群眾中去搜集反映，看那些內容群眾擁護，那些內容群眾不擁護，這便是“后庚三日”的含意。　　

這種思想，到毛澤東手里，就發展成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獨特的新思想。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說：“凡屬正確的領導，務必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群眾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注2)　　

這就是毛澤東對事前爭取群眾意見和事后搜集群眾反映的深動記述，毛澤東也正是運用這種辦法，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真心實意的擁護，從而取得了革命的勝利。　　

(三)實行現場討論的辦法，效果更好。　　

需卦在九二爻辭中說：“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需卦是由乾下坎上（䷄）兩個單卦所組成，《實用六十四卦》根據這卦象，在注析時認為此爻辭的大意是說，一條奔騰不訓的江河，攔住了乾的道路，這時就需要把大家帶到這江河邊的沙灘上，讓大家發表些小小的言論，最終效果一定是吉祥的。　　

這種把人帶入現場，面對困難進行民主討論的辦法，在毛澤東領導的革命斗爭中．毛澤東總結說：“在作戰時，實行在火線上連隊開各種大小會。在連隊首長指導下，發動士兵群眾討論如何攻克敵陣，如何完成戰爭任務。……此項軍事民主，在陜北蟠龍戰役和晉察冀石家莊戰役中，都實行了，受到了極大的效果。證明只有好處，毫無害處。”(注3)　　

(四)不要害怕大家的批評和譴責之聲。　　

訟卦在初六爻辭中說：“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這大意是說，對訴訟之事所做的判決，若經不起永久的考驗，即“不永所事”，必然會引起大家的大小不同的批評和譴責之聲，這是好事，因為聽到這些言論，就能糾正自己過失，最終取得吉祥效果。　　

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說：“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注4)這也就是說，只有不怕別人批評和譴責，一心改正自己錯誤的人，才會取得好結果。　　

(五)要用讓大家說話的辦法作決定和解決人民中的問題。　　

夬卦在卦辭中說：“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于攸往。”　　

根據《實用六十四卦》的注析，這卦辭的大意是：其一，凡要做決定的事，都應該揚于朝庭內外，誠實地號召大家發表意見。關于這個問題，毛澤東說的更為具體，他說：“在開會之前，作充分而恰當的準備，……然后向干部會議作報告，開展討論，吸收討論中的意見，加以補充和修改，……”(注5) 其二，當出了嚴厲的問題，就要告訴自己所管轄地方(自邑)里的人們，給他們講清道理，絕不利於采用兵戎相見的辦法，只有這樣，對解決問題才會造成悠然前往的局勢。就是說，在人民內部發生了問題，再嚴重，也只能采用說服的辦法，決不可用武力進行鎮壓。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說的更為明確，他說：“凡屬于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于人民內部爭論的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注6)“如果把同志當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  (注7)　　

以上所舉各例，說明《周易》中已經認識到，領導人要給人民當好家，作好主，就必須廣開言路，讓人民盡可能地來直接參加有關事情的研究和商討，而到毛澤東時，就更加注意這個問題。　　

作過領導的人，大概都有過一種體會，遇事采取民主討論的辦法，實際還不如采取直接解決的辦法省心。因為民主討論，往往會產生意見分歧，使意見一時得不到統一，甚至遭到多數人的反對，從而使工作更加難做，而且會影響到任務的完成。不如先做了再說，免得耽誤時間。　　

正因為有了這種思想，所以就會使各級領導常常在不知不覺中走向獨斷專行。這種獨斷專行雖然會遭到人民的反對，但領導者可以利用手中職權采取各種辦法，保住自己一時的平安。又因任務能夠按時完成，所以不但不會受到上級批評，反會受到上級表揚，甚至會得到上級的提拔和重用，成為上級一心一意依靠的對象，同時也就使這個上級在這種無形的發展中成了這類干部的靠山。　　

這類干部有了靠山，有恃無恐，于是變得更膽大，更放肆，也就更加專橫跋扈，人們誰還再敢反對他！反對又有什么用？找他講一下理，他都會說你“妨礙公務”，小者動用公檢法，大者動用軍隊來鎮壓。當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那些鎮壓人民最有力的人，反會成為這個時代的功臣而加于頌揚，歷史的是非就這樣地走向了顛倒。　　

而那些真正想為民辦實事的官，因為辦實事就得說真話，說真話則往往又會引起上司的不滿，這樣的事積累多了，遲早會被這個上司找個借口，輕者擱職不用，重者革職查辦。就這樣，官場必然形成，不管是非如何，只要和上司搞好關系，人民再反對，這個人也會飛黃騰達：若和上司把關系搞壞了，人民再擁護，工作再辛苦，也會實受其害。　　

正是這現實的存在，就逼著當官的做起事時只能為上司負責，而不能再為百姓著想，雖然喊“為人民服務”的調子更高了，但實際做的卻是對百姓極盡敲詐之能事，以滿足上司窮奢極侈之欲望，成了好人不能當官的世道。對這樣的官雖然也常繩之以法，但往往也只能是對那些沒后臺或后臺不硬的官。而對那些有硬后臺的官，做的壞事再多再大，頂多換個地方，避避民憤，甚至還會再升官，正因為這樣，雖然對壞官也加緊懲治，但在人民中造成的影響，卻認為這并不是罪有應得，而是因為他后臺不硬，結果不但起不到懲一儆百的教育作用，反促使當官的為了尋找硬后臺而不擇手段，使社會更加腐敗。　　

因為政府不能阻止和改變這現狀，人民對這樣的政府必然由不滿而反對，由個別到群體，政府在解決這問題上，往往不是在根治官場腐敗上下功夫，而是從鎮壓人民的行動上作文章，于是加強武裝力量，隨時準備鎮壓，結果使的反對者越鎮壓越多起來。　　

實踐告訴人們，一個好社會，會逼著壞人做好事，最后使壞人變成好人，一個不好的社會，會逼著好人做壞事，最后使好人變成壞人。好社會不是憑鎮壓產生的，而是“求之于勢，不責于人”而形成的。　　

怎樣“求之于勢”?中外經驗告訴人們，最根本的辦法是讓人說話。因此在民主問題上就不能怕麻煩，正因為如此，所以從《周易》就開始，一直到毛澤東，都注意解決這問題，尤其毛澤東，苦苦搜索，最后提出了一個使貪官，尤其是大貪官最害怕的辦法，這就是要建立一個過七八年就搞一次民懲官、民洗官、民教官和民選官的群眾性的文化大革命的民主新制度，可惜毛澤東死后被代表貪官利益的大官們上了臺給否定掉了，實在令千古之慨嘆！　　

注　　

 (1)《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74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北京第二版．　　

 (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01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3)《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75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9月北京第一版。　　

 (4)，《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12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5)《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331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9月北京第一版。　　

 (6)《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68頁，人民出版杜出版，1977年4月第一版。　　

 (7)《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74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 953年5月北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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