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每個王朝都未逃脫由興而盛，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周期率；不管得天下的帝王看的多么明白，想出什么辦法，始終沒有一個王朝能夠逃脫這個周期率。是什么原因，使一個個原本生機勃勃的封建王朝，到頭來變得千瘡百孔、不堪一擊的呢？ 　　

從直接原因來看，中國封建社會的改朝換代有的是由于政變（如隋代北周、宋代后周），有的是由于軍閥或少數民族統治者的武力顛覆（如后梁滅唐、元滅南宋），有的是由于農民起義的勝利（如明滅元）。　　

從根本原因來看，除了由政變原因的倒臺，每一個封建王朝的滅亡都是因為經濟資源和社會財富向少數人的過度集中而引起的。沉重的剝削和壓迫，土地的喪失，讓農民再也活不下去，于是革命（農民起義）便爆發了。如明朝的政權雖然最后被滿清王朝所取代，實際上，階級矛盾的激化和農民起義才是明王朝覆亡的主因。如果一個王朝的階級斗爭并未十分激化便發生了政變，這個周期率并未因此改變，新的王朝不僅奪取了國家的政權，還奪取了繼續驗證這個歷史周期率的使命，繼續著醞釀社會危機的過程，終究不免由衰而亡的結局。　　

封建王朝的滅亡主要是由于階級斗爭的激化，歸根到底，是經濟利益爭奪的尖銳化。而經濟利益爭奪的尖銳化，又是由于剝削階級的貪得無厭，或者說是極端的享樂主義造成的。因此，享樂主義與國家的興亡有著相當重要的聯系。　　

封建王朝的開國皇帝，有不少人富有政治經驗，他們親眼目睹了前朝由衰而亡的過程，對于“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的道理，還是很明白的。這些開國皇帝對防止本朝政權的覆滅都想過一些辦法。在一個政權建立之初，有遠見的皇帝都一般都懂得勤政儉用、輕徭薄賦、與民生息。有的皇帝還比較同情下層人民的疾苦，隋文帝楊堅在開皇四年和開皇十四年，甚至兩次帶領災區百姓去未受災地區要飯。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堪稱兩千多年封建統治“和諧社會”的一個典范。漢文帝劉啟生活相當節儉，在位23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之物都沒有增添。更可貴者，他還與皇后親事農桑。他屢次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他所寵愛的　慎　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施文繡。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產，于是作罷。因為文帝提倡儉約，所以當時國家的財政開支有所節制和縮減，在中央政府統治地區（西漢還分封了一些王族），貴族官僚的享樂主義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這一方面防止了階級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與封建社會的迅速衰敗時期相比，流向官僚和地主階級奢侈糜爛消費的社會財富雖然也數量不小，但用于發展生產和改善下層人民生活的社會財富也有一定的保障，農民能夠活下去。這是西漢前期“無為而治”、“休養生息”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這種較為公平的建國方針帶來的結果，不是目前八股經濟學家所詆毀的低效率，而是使漢初的社會經濟獲得顯著的發展，封建統治秩序也日臻鞏固。西漢初年，大的封國戶數不過萬，小的只有五六百；到了文景之世，流民還歸田園，戶口迅速增加。列侯封國大者至三四萬戶，小的也戶口倍增，而且比過去富實得多。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錢至數十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由于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太倉里的糧食由于陳陳相因，致腐爛而不可食，政府的庫房有余財，京師的錢財有千百萬，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　　

當然，這種公平，只是與封建王朝末路時期相對而言。實際上，地主階級從來就不會放棄享樂的需要，也就不會停止搜刮和土地兼并。西漢前期封建政權因為皇帝帶頭節儉，行政開支不高，因此可以把稅負降得很低。秦朝中后期的田稅是50%，漢文帝時期降到十五稅一（其中還連續12年全免田租），漢景帝時期，又把田稅率降到“三十稅一”（即收獲量的3.33%）。但中央政府的“與民休息”政策，農民并不是唯一，甚至最大的受益者。它也增強了豪強商賈的實力。因為豪強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輕徭薄賦政策使他們獲利最多，地主向佃農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獲量的50%；“弛山澤之禁”，富商從中獲利最大。所以，在“與民休息”的同時，豪強巨商的財富迅速增長，社會上形成了軍閥集團、豪門地主和商人三股勢力。這些豪富占有大量財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過著侈靡生活，消耗著大量的勞動成果，影響著農業生產；一方面瘋狂兼并土地，逼迫一些自耕農破產流亡。漢文帝和漢景帝當然明白，貧富懸殊和豪門地主的強取豪奪，是威脅社會安定的最大隱患，這極容易造成社會秩序的動蕩和階級矛盾的尖銳（特色時代的改革家需要學習的可謂多矣）。　　

為了保護自耕農的權益，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的健康發展，，文景二帝致力于補弊糾偏，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強的措施。文帝的重要策臣賈誼提出：移風易俗，反對豪強淫侈之風；禁止豪強私自鑄錢；重農抑商；逐步分化諸侯；加強儲備以防災荒等一系列建議。（賈誼的思想和文章，受到毛主席的稱贊。他說《治安策》“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　　

漢景帝時的晁錯是比賈誼更務實的政治家，也更加勇敢。晁錯指出漢朝的法律雖然“尊農夫”，但“農夫已貧賤矣”（與《憲法》第一條何其相似乃爾）。他提出“損有余補不足”的理財思路，以捐獻糧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誘使富人去購買農民的糧食來實現重農國策。他勸景帝勇敢地接受權貴集團的挑戰，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權貴們更多的攻擊。景帝在打擊豪強方面，采取了更加嚴厲的措施，特別是任用郅都、王溫舒、嚴延年、寧成等所謂的酷吏，痛誅不法豪強。　　

賈誼和晁錯的主張先后被文帝和景帝接納并實行，他們最后的命運雖然可悲，但其歷史功績卻將萬世稱頌。　　

文景之治為漢武帝開疆拓土建立了強大的物質基礎。漢武帝的歷史功績不可抹殺，但是他一改西漢前期的節儉作風，而變得窮奢極欲，加上他又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發動了過多的戰爭（包括一些非正義戰爭）。到武帝末期，便造成了大批農民破產的嚴重社會問題，破產農民或淪為豪門奴婢，或四散流亡。流落他鄉的農民的境地非常悲慘，因凍餓死于道路的不計其數，甚至出現了“人相食”的現象。窮極愁苦的流民們為求生存，不斷發生武裝暴動和起義，規模大者多達數千人。這些暴動的流民集合起來，建立名號，攻破城池，奪取武庫兵器。殺死郡守、郡尉，釋放獄中囚徒。至于數百為群的流民在鄉里搶奪地主的糧食財物，更是不可勝數。史載這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社會生產力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一個繁榮強盛的王朝就這樣迅速衰落了。后來雖有漢武帝輪臺悔過、昭宣中興，西漢終于不能再復文景時期的盛景，反而是江河日下，氣數趨盡，逐漸走向滅亡。

隋文帝在登基后，在一道關于政綱的詔書中申明要“戒奢崇儉，率先百辟，輕徭薄賦，冀以寬弘。”隋文帝常衣布衣，即位之初,下詔犬馬器玩美食不得獻上。相州刺史豆盧通獻綾文布,他命堆在朝堂前燒掉,以訓誡百官。在皇宮中，節儉也蔚成風氣，《資治通鑒》中稱他：“其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自非享宴，所食不過一肉；后宮皆服浣濯之衣。”至于一般士人，服裝多為布帛，飾帶只用銅鐵骨角，不用金玉。有一年，關中鬧饑荒，隋文帝看到百姓吃糠拌豆粉，就拿來給大臣們看，責備自己沒有治理好國家，下令饑荒期間不吃酒肉。他教訓太子楊勇說：“自古以來，沒聽說有奢侈腐化而能長治久安的。你是太子，應當注意節儉。”他的三兒子秦王楊俊，滅陳的時候立下戰功，受到獎勵。后來，楊俊覺得自己是皇子，又有戰功，生活越來越奢侈，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他指使手下的人放高利貸，敲詐勒索，使許多小官吏和老百姓傾家蕩產。隋文帝聽說以后，特地派人去調查處理，把楊俊手下的人抓起來幾十個。可是，楊俊不但不收斂，膽子反而越來越大。他模仿皇宮建造自己的宮殿，用外國進貢來的香料涂抹墻壁，用美玉、黃金裝飾臺階，宮殿的墻上到處鑲著鏡子。還搜羅許多美女，日夜尋歡作樂。隋文帝知道了這些情況，非常生氣，下令罷免了楊俊的官職，把他禁閉起來。許多要臣為楊俊說情，都被隋文帝堅決地拒絕了。楊俊很快就病死了。他手下的人請求給楊俊立個石碑，隋文帝說；“想要留名，在史書上記一筆足夠了，何必立碑！”隨后，吩咐把楊俊府中奢侈華麗的裝飾全部毀掉。 　　

自然，皇家和官僚的節儉，會減輕人民的負擔，而且有利于各項改革措施的推行和生產力的發展。隋文帝的主要精力不在享受上，只有這樣的皇帝才會勤奮為政，周密地計劃和安排國家大事。他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不是冒改革之名，行禍國之實），大量地減少了國家的財政開支，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隋文帝建國時，府庫空虛。到開皇十七年，耕地面積從隋初的一千九百多萬頃，增加到五千多萬頃。這時的隋朝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隋庭遂停此年正賦，以賜黎元。直到唐朝建國20年時，隋朝的庫藏還沒用盡。　　

可惜，隋文帝的節儉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動搖性。開皇十三年，他下詔在岐州（今陜西省鳳翔縣南）營建仁壽宮，由將作大將宇文愷設計，宰相楊素督建，征調民夫數十萬平山填谷，建造宮殿。當年十二月，楊堅又下詔在京城至仁壽宮之間建行宮十二所，以便在往返途中駐蹕行樂。這是他自己所提倡的良好政風的瓦解的開始。　　

隋煬帝楊廣則把其父的教誨拋到九霄云外，他在為政期間，雖然擴大了隋朝的影響，開拓了疆土，發軔了科舉制度，有一些政績，但他好大喜功，以炫耀國力和財富為能事，驕奢淫逸、揮霍無度、濫用民力、大興土木、勞民傷財，使百姓生活難以為繼，最終斷送了國家的前程和自己的性命。如果隋大業年間有GDP統計，估計也會是很輝煌的。

雖然不能說每一個朝代的滅亡的直接原因，都是封建皇帝的窮奢極欲。但是，封建皇帝的窮奢極欲的確可以從三個方面加速一個王朝的腐朽、墮落和滅亡：

一個方面是封建皇帝的窮奢極欲必然會加重農民的負擔，直接加劇社會矛盾和造成社會動蕩。　　

二是窮奢極欲的皇帝很難具備雄才大略。北宋晁說之有詩：“閶闔千門萬戶開，三郎沉醉打球回。九齡已老韓休死，無復明朝諫疏來。”即便是唐玄宗那樣曾經有過雄才大略的帝王，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享樂上，最后的結果只能是疏于政事，近奸佞遠賢臣，把國家的命運一再推向危機。不管是麗宮、佳人、美食，還是犬馬、游獵、音樂、雜技和摔跤（南齊東昏侯所長）、書畫（宋徽宗所長）、木工和雕刻（明熹宗擅長）、橋牌，只要成為統治者的最愛，都將成為誤國禍國的端由。　　

三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奢靡的風氣一旦形成，巨大的物質需要和貪欲會使官員鋌而走險，遲早會導致法紀廢弛，加劇整個地主階級對農民土地的兼并，造成尖銳的社會矛盾。孟子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一個封建王朝在發生危機的時期，有一個皇帝能夠較好地調整各階級的利益關系，遏制剝削階級的貪欲，防止土地兼并的惡性發展，就會實現一個王朝所謂 “中興”的局面。然而，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歷史的規律說明，每次所謂的中興，都不過是封建王朝的回光返照。　　

　魯迅　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舊時代的歷史不外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個論斷天才地、準確地揭示了“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規律。一般每個封建朝代建立的初期，開國帝王勵精圖治，社會矛盾比較和緩，土地兼并剛剛開始，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而等到封建王朝的末期，地主階級的享樂主義惡性發展，貪婪和土地兼并再一次造成社會矛盾的激化，歷史便進入農民“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于是正如毛主席所說的，“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雖然每一個封建王朝都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但再強大的國家機器，終究鎮壓不了歷史的規律。亡　國的昏　君之所以亡國，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這個歷史的規律。毛澤東時代的偉大之處在于，那個時代雖然也是按勞分配，但主要是通過啟發和提高人民的覺悟，用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精神去激發人們的勞動熱忱，全國人民團結一心、艱苦奮斗，發展國家的各項事業。特色時代之所以危機四伏，也是因為改革家想利用人的享樂思想和貪欲去引導經濟，結果在中國實現了獸性的復歸，造就了一個為害社會的新豪門階級，造成了這個蒸蒸日上的國家的百孔千瘡。退一步說，如果說享樂主義和個人的貪欲（愛因斯坦叫做“豬欄的理想”）、以及“看不見的手”對發展經濟也有一些積極作用的話，那么這些丑陋的怪物在一個專制的無法無天的社會做出的壞事就有千萬倍與之相應。哪一樁賣國行徑，哪一樁破壞環境、貽害子孫、侵犯公民各種權益的案件沒有這些怪物在作祟？如果今天的改革家還不能迷途知返，懸崖勒馬，那只有讓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讓封建時代的歷史周期率來給中國人再上一課了。但是，難道中國的歷史悲劇還不夠豐富，中國人所遭的災難還不夠嚴重，所受的教訓還不夠沉痛，不足以喚醒迷醉于專制的資本主義改革家么？如果改革家不是智力有問題，除了個人、家族和階級的利益，還有什么因素會使他們在歷史的重要關頭，做出了那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所稱道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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