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和毛澤東對懲治腐敗的認識

《周易》在困卦九二爻辭中說：“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兇，無咎。”　　

根據《實用六十四卦》注析，朱紱，祭服；亨，享；征，征討，征伐。　　

大意是說，當領導人整日沉醉在酒食之中，過著鋪張浪費的腐敗生活，必然置自己于種種困難之中，這時能拿來祭服，利用供自己吃的酒食進行祭祀享用，決心像征討兇頑的敵人那樣來懲治自己的腐敗，這是對的，故“無咎”。　　

看來《周易》是把腐敗行為當成了是自己身上生長出來的敵人，不進行嚴酷征討，最后同樣會被這敵人吃掉。以此來教育人們，對自己身上產生的腐敗也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視，千萬不可等閑視之，掉以輕心。但在實際生活中，就因為這腐敗是產生在自己身上，而不是產生在敵人身上，所以鏟除這種腐敗，實在太難太難了。　　

盡管如此，歷代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總是想把這一工作當作掌權后的第一要務來抓，也都想抓出更大的成績，借此使自己的江山得到長冶久安。以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例，他從小貧苦，看到了元朝官吏“貪黷懈弛，生民受害”的情況，所以在他當上皇帝后，就生怕自己的官吏腐敗起來，因此他對他的官員實行了“官奉最薄”(注1)的政策，并且對他們非分所得財物“用法最嚴”，(注2)  辦法是：“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之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乃剝皮塞草。府州縣衙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注3)朱元璋就是想用這種嚴懲的辦法來教育他的官員永不敢腐敗，也說明在懲治腐敗問題上的決心之大，但事實上，因為這辦法針對的是官不是民，官就不會歡迎，可是這辦法又得通過官來執行，所以官在執行中就必然會以這樣或那樣的行為來加以抵制與反對，因此這辦法也就不會堅持長久了，所以明代的“權奸黷賄”(注4)的腐敗行為，并不亞于其他朝代，所以明代同樣和其他朝代一樣，最后也因自己官吏的腐敗而導致滅亡。可見徹底懲治腐敗是多么的艱巨。　　

到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對懲治腐敗更加注重，曾在革命即將成功之時，開國之前，就向做了官的功臣們發出警告說：“因為勝利，……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注5)同時毛澤東還深知，腐敗的根扎在官員身上，靠這些官員整他們身上的腐敗，自然是靠不住的，所以毛澤東的辦法是靠民。具體做法，就是大搞群眾運動。解放后第一次反腐大運動，就是“三反”、“五反”，經過運動，明顯治住了當時正在產生的腐敗和腐敗苗頭，但則不能治住后來腐敗的再產生。于是再發動群眾搞運動，但發動者還是官，這就最容易把斗爭的矛頭轉向群眾，如在社會主義教育的“四清”運動中，劉少奇把運動的重點放在解決“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上，就是說，誰有四不清問題，就清誰，看來很實際、很公平，但實踐起來，就會成為權大者清權小者，有權者清無權者，歸根把反腐行為，最后變成了有權者和權大者找幾個權小者或沒權者當個替罪羊，為大腐敗的行為墊一下背而已，其結果對腐敗必然越反越嚴重。這一切被毛澤東一眼看穿，所以毛澤東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注6)但要真實踐這一方針，因為這斗爭的矛頭是直接對準有權的官，所以必然會遭到權官們的千方百計的抵制和反對，說毛澤東在晚年推行極“左”路線，就是這反對的集中表現。面對這一切，毛澤東并不回心，毛澤東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一方針落到實處，最后才找到了民洗官，民選官和民整官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辦法。毛澤東認定這種辦法是對的，并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內部產生的腐敗，這和消滅了的國民黨的腐敗，實質上是一樣的反動，所以毛澤東說：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斗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斗爭的繼續。”(注7)然而在這個斗爭中，毛澤東又深深感到，舊的腐敗消滅了，新的腐敗又產生了，怎么辦？于是毛澤東又提出了過七八年就來搞一次這樣的文化大革命。　　

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因為對每一個正常人來說，都有著七情六欲，但這七情六欲是隨著各自生存條件的不同而不同。敵人失敗了，就失去了它利用職權來滿足自己七情六欲的條件，所以它就再腐敗不成了；而革命者因勝利，就會認為：我不享受誰享受？就這樣，把想得到比別人更大更多的享受就看成了天經地義的事，而且功勞越大的人，這種欲壑越強烈。正因為是這樣，所以他們在主觀上也真想反掉腐敗，但實際則成了只反別人腐敗，不反自己腐敗，結果使自己在反腐中，反成了腐敗的帶頭人。因為天下的官都如此，也就使的天下的官，都成了天下烏鴉一般黑。　　

起初，廣大人民群眾認為他們有功，認為他們多享受些是應該的。正因為這樣，對他們利用職權的為非作歹，雖有察覺，則取諒解和寬容態度，所以在這個時候，反他們的腐敗，群眾不但不主動，甚至念他們的功勞，不但會同情他們，而且會產生誤會，說這是“敵國破，謀臣亡”的表現。這時誰要反他們的腐敗，誰就成了整功臣的罪人。而且這時反腐敗的成就越大，群眾就越感不到因腐敗給自己帶來的災難，所以就會對這功臣受整越同情，直到這些功臣們的腐敗給自己帶來災難，才感到了當初反他們的正確，卻已時過境遷，勢如燎原，腐敗已成了不可收拾的大局。如對xxx行為的認識，相當多的人都有這樣一個過程。正因為這樣，所以在革命成功的日子里，這雖是歷史的一瞬間，卻成了顛倒是非特定的一個歷史發展的階段。也就成了新的腐敗勢力由弱變強的特有的歷史發展階段。可反不住腐敗，敵人就會馬上卷土重來，革命就會遭到徹底失敗；而反住了腐敗，使政權得以鞏固，可政權又成了掌權者走向新腐敗的條件，怎樣駕馭這規律，最后毛澤東找到的辦法就是每過七八年就發動群眾來一次大規模的民洗官，民選官，民整官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借此來除掉在這七八年中給自己官員身上產生的腐敗條件。　　

官員產生腐敗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自己當上了官，親戚朋友，鄰里鄉親，還有曾救過命的恩人們，他們現在找來辦點私事，不給辦，太絕情，而且成了忘恩負義的小人，同時使自己以后再有了事，他們不但不再幫辦，而且會乘機報復，正是為不落此下場，只好利用職權，對人方便，對己方便。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誰當了官，想當個好官，也無法做到。　　

解決這個大環境的問題，幾千年來都是單在法制上下功夫，結果并沒得到解決，因為這事發生在眾人身上，不可能把眾人都關進監獄，但又正是這些日常瑣事，使的官場天天在生長著腐敗，成為官場腐敗的搖籃和施肥機。再說法的刀把掌在官的手中，官為了滿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就會把法當禮品送人。有人說，實行三權分立，這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其實錯了，因為三權分立，使法官的權更大了，原先是聽權大的，現在那些權大的也來求自己，法就成了和他們搞好關系的最好禮品，所以貪贓枉法不會因此而好轉，也正因如此，所以腐敗成了現今世界的共性，同時也有力地說明三權分立并不能治住腐敗。回顧歷史，唯毛澤東的群眾運動治腐效果最好，究其原因，就是官在運動中受整是因為給人辦了不應該辦的事，所以對不應該辦的事，在運動過后，人們也就再不好意思求官辦了，個別人找來，也最容易謝絕，只有這樣，才能給官公正執法打下基礎。同時官怕到運動時不好過關，不但對不應該辦的事能做到堅決謝絕，而且對平時給群眾應該辦的事，不但積極主動帶頭辦好，而且一旦疏漏，不等人家找上門，自己就會主動上門道歉和解決。而這樣的大環境，也只有通過群眾運動才能創下，也只有創下這樣的大環境，法才能真正走向公正，腐敗也才能真正得到最好治理。　　

雖然如此，但時間一長，就會產生麻痹思想，官在七情六欲的作用下，失足在所難免，民也如此，所以毛澤東提出過七八年就來一次文化大革命，這樣，就把新產生的腐敗置于嚴冬一般，使其沒了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也就是說，腐敗的產生與發展，它和自然界的發展一樣，也有著它的春夏秋冬的發展過程。當了官是好事，但同時也在產生腐敗的壞事。人生下來都是為了活著，但只要多活一天，就向死亡走近了一天。這一切都是規律，無法逆轉。而死亡，卻又正是人類完成自我更新換代的表現。春夏秋冬的輪回，這又是自然界完成自己更新換代的表現。過七八年來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成了黨或國家駕馭這規律，及時完成自己官員的思想和行為更新換代的表現。　　

綜上所說，主要想說明以下兩點：　　

(一)說明在懲治腐敗問題上，《周易》中把這個問題當成是自己身上生長出來的敵人，因此主張非進行征討不可，而毛澤東把自己領導干部身上生長出來的腐敗行為也同樣是當作和當年的敵人國民黨一樣來對待，這結論十分相似。　　

(二)說明毛澤東的“七、八”年和《周易》卦象之間也有著密切關系，因為卦象就是古人模仿春夏秋冬變化而產生。而春夏秋冬的輪回，正是自然界新陳代謝的體現，而毛澤東的每過一個七、八年就搞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又是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完成它的官員在思想和行為上的新陳代謝的體現。這一切體現在卦象上，就等于說，每過一個七、八年中的每一年，就相當卦象中的每一爻。卦象共六個爻位，相當六年，再加上乾坤兩卦中所虛設的“用九”或“用六”，就近似七、八年。所以這七、八年，就相當卦象加“用九”或“用六”。怎樣運用卦象？卦象是死的，但用起來，可就不是死的了。對此，孔子在《系辭下傳》中做了這樣的闡述，他說：“《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再用這話來看毛澤東的每過一個七、八年的內容，就等于說，每一個七、八年中的每一年，就相當卦象中的每一爻，它所體現的內容，就如逐年把最近所發生的事都書寫下來一樣，這就叫“為書也，不可遠”。在這每一年中世事變化的內容與形式，往往都是不相同的，這叫作“變動不居”。這變動都是沿著每一個七、八年在上下周流，而且無常規可尋，這就叫作“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因此每過一個七、八年所進行的斗爭，都得屢屢根據變遷了的具體情況來決定新的斗爭方針，這又叫作“為道也屢遷”。絕不可把以前斗爭的做法當作“典要”來遵循，唯一的辦法是適應變化了的情況，這叫作“唯變所適”。一個目的，就是使當官的能達到“出入以度”，對腐敗行為“外內使知懼”而不敢妄為，這也正是“剛柔相易”的表現，也就是通過陰陽矛盾與斗爭的運動使腐敗勢力由強變弱，使反腐的正義力量變成絕對優勢的表現，從而使腐敗勢力的產生和生長不斷遭到遏止和清算。　　

為什么用孔子解釋《周易》卦象的話能解釋通毛澤東這個“七、八年”的內容呢?這只能說明毛澤東這個“七、八”年和《周易》的卦象有著某種共性。但這種共性，在孔子解釋《周易》卦象的問題時，則忽略了乾、坤兩卦中特虛設的“用九”和“用六”的含意，“用九”和“用六”的爻辭分別說：“見群龍無首，吉。”“利，永貞。”這又像毛澤東說的文化大革命的行為一樣，有了這行為，才能達到“周流六虛”的目的。就是說，毛澤東這時提出的七、八年，就包括了“用九”和“用六”所用的時間，因此這在時間上也就由六變成了七或八。由此可知，毛澤東的行為，處處體現著它對中華文化的挖掘、繼承和發展。　　

注：　　

(1)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第686頁，中華書局出版，1 9 6 3年5月新一版。　　

(2)(清)趙翼：《廿二史劄記》，第7 6 9頁，中華書局出版，1 9 6 3年5月新一版。　　

(3)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第6 9 8頁，中華書局出版，19 6 3年5月新一版d，　　

(4) (清)趙翼：《廿二史劄記》，第778頁，中華書局出版，19 6 3年5月新一版。　　

(5)《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弟14 3 9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 6 0年9月北京第一版　　

(6)19 6 5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工作會議，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　　

(7)引自1 9 6 8年4月1 0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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