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主義的產生有它的階級根源、社會歷史根源，也有它的思想根源。這里重點分析思想根源中的的人生觀根源。　　

資本主義制度是以個人主義的道德和經濟學原理為基礎的政治法律和社會制度。經濟人假設不僅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前提，也是西方管理理論的一個前提。“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具體而言，就是“利潤最大化”，或擴展為效用最大化。換言之，“經濟人”假設是建立在個人主義人生觀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制度就是對個人經濟追求的承認與規范，而社會主義制度則是建立在集體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意識基礎之上的。　　

張五常有句名言：“假如我要跟一位共產的支持者辯理論，我就一定要問：人的出發點究竟是不是自私的？只這一問，我就勝利了！” 這句名言的確觸及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論爭的核心內容。　　

人生在世，都要考慮個人利益。搞家庭采購，一個有理性的人肯定不愿以最高的價錢買次貨和假貨；去醫院看病，每個人都想找態度認真、有經驗的大夫，這叫自利。但自利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以不損害他人、集體和國家利益為前提。這種自利與利他并不矛盾，佛教就追求“自利利他”；另一種自利，是為了個人或一個小群體的利益，不惜侵犯他人和其他群體的利益，這種自利才是自私。西方的個人主義，還不能簡單地歸結為自私，因為這種個人主義不是沒有道德約束的。雖然西方個人主義者的追求是個人幸福，但還要講究自由、平等、人權。 不過西方的自由、平等、人權，在一國之內人與人關系上的虛偽性比起在國際關系上的虛偽性，就遜色多了。他們實際上是不承認所有國家和民族一律平等這個基本原則的。　　

個人主義發展到極端，就會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擇手段地損害他人和社會。極端個人主義，就是在追求個人或小團體的經濟或社會目標時，不受任何道德、法律的約束。損人利己，損公肥私，以權謀私，賣國求榮，就是自私或極端個人主義的表現。所以，張五常“只這一問”，就撕掉了衣裳，生出了毛皮，撅起了尾巴，揚起了尖爪，呲出了獠牙。　　

人都要考慮個人利益，自私者總想利用這一點，來抹殺小人與君子的區別。　　

關于道德，有這樣一個定義：道德，是指生活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們，對實踐活動過程中必然產生和形成的人際關系、利益分配、法律制度和思想行為等進行價值判斷、價值追求、價值選擇、價值實現的總和，是人們行為活動的規范或行為的準則，是調整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其他的定義也與之類似。這種寬泛的定義一般都抓不住利益這個核心內容，讓人如墜五里霧中，不得要領。毛主席一句話就把它講明白了：人有損人利己的，有利己而不損人的，還有可以損己利人的。離開利益（包括群體利益）和人權，辨不清道德。毛主席一句話，點出了區分小人、君子與賢者的關鍵。毛主席沒提世界上還有另外一種家伙，就是損人而不利己的，這就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專門以迫害異端為己任的道德家，今且不論。　　

張五常的理由雖然荒謬，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優誰劣的辯論，其中一個重要的論題就是人能否具備高尚的情操。中國改革家的始祖不敢爭論，要爭論，到最后也是張五常那句話。　　

修正主義的改革家否認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是出于那些考慮呢？原因當然難以盡述，特別是由于“不爭論”的蠻橫和狡猾，由于他們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向社會主義進攻，從來不解釋他們資本主義信仰的由來，使得左派對改革家的修正主義思路，難以把握全貌，也就很難把他們批得體無完膚。但是，他們歷史上的言行還是留下一些蛛絲馬跡，使我們對尚未把握的事實得以做出一點推測。　　

從人生觀、心理學和哲學角度，改革家的資本主義信仰的產生有這樣幾個因素：　　

第一，他們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評價，與對社會主義勞動者的思想覺悟與勞動積極性的判斷有極大關系。　　

第二，他們對社會主義勞動者思想覺悟和勞動積極性的判斷，受到他們本人心理投射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會把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作、勞動的心理和表現，當作一般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作、勞動的心理表現。人都是自私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和管理理論，以及改革教的第一公理。正是從這個公理，改革家推出，公有制是低效率的，所以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這些人組織資本主義生產，最后達到“共同富裕”。為此不惜多次改動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述。其實，這種認識是片面的，只能證明他們自己是自私的。　　

第三，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和錯誤，給他們提供了形成錯誤認識的客觀條件。　　

第四，形而上學的世界觀，使他們只能以片面的、靜止的、孤立的觀點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使他們把中國封建制度和近代歷史因素造成的中國生產力的落后，歸結為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落后；把幾個世紀內蓄積起來的資本主義生產力相對于封建主義生產力的領先，一古腦算到資本主義生產力對于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領先；把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局部性和階段性的缺點當作全局性的和永久性的缺點；把一定條件下的、可以克服的社會主義具體制度中的不完善，當作無條件的、不可克服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弊端。　　

在所有這些因素中，改革家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改革家的資本主義信仰與享樂主義的人生觀、個人主義的世界觀和實用主義的道德觀是如影隨形的。 　　

改革家為何認為公有制下勞動者會偷懶呢？這可以用一個心理學現象來解釋。　　

這種心理學現象叫做投射效應，是把自己的感情、意志、個性心理特點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強加于人的一種認知障礙，即認為自己具有某種心理，他人也一定會有與自己相同的心理，就是中國古人所說的以己度人。比如，一個自私的人常把別人的道德水準估計得與自己一樣低；一個好說謊話的人很難相信別人的真話。　　

有經驗的馴獸師與獅子老虎感情再好，也不敢在它們進食的時候動它們的食盆子，否則會有性命之憂，因為它們會以為馴獸師是來搶食的。甚至對主人最忠誠的藏獒也會對動它狗食盆子的主人發動猛烈的攻擊。食肉動物以為人也是吃生肉的，但是人類卻清楚地知道食肉動物最大的享受就是吃肉和和交配。　　

人類間的猜忌與獅子老虎完全類似。無論是從人生觀的角度，還是從道德的角度來看，人類都不是一個統一的物種。善良、正直、高尚的人能夠理解較低境界者的心理，而自私、卑鄙的人卻很難相信世界上會有高尚的人格。聽說了張五常的那句名言，看完電影《集結號》，難道不能對張五常和《集結號》的編導的心靈做一個準確的推測么？那些堅信改革教第一公理，武斷地摧毀公有制經濟的改革家，在有嚴重缺陷的制度下（因為對他們有利，所以要改革到這個方向），會如何利用手中的權利，在個人、家族利益與國家、人民利益前會傾向于哪一邊，難道還會有第二種可能性么？　　

一個個人主義、實用主義思想嚴重的人怎么會相信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會有不偷懶的勞動者呢？怎么會相信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國農民會有大寨人那樣的勞動積極性，會有龍江人那樣的共產主義風格呢？　　

不可否認，共和國前三十年有吃大鍋飯的現象，但要說所有的工作和勞動單位都是吃大鍋飯，這是不符合事實的，這一點茲不贅述，將來在《兩種農業生產組織方式的歷史、可比性評價和展望》（暫定名）中論及。　　

資改派的改革思路，早在戰爭年代就有了。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軍的瘋狂進攻和“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解放區的財政經濟發生了極為嚴重的困難。1942年底，中共中央號召解放區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在陜甘寧邊區，358率和359旅是靠政治鼓勵和勞動競賽來激勵戰士們的勞動熱情的。而在129師，靠的卻是物質刺激，把勞動成果與個人利益掛鉤。可見，改革教第一公理在那時就已深入其心了。　　

好逸惡勞、信奉個人利益至上的改革家怎么能相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會有陳永貴那樣勤勞的領導干部；怎么會相信在大寨那樣的勞動集體中，懶惰者可以變得勤勞，自私者會變得熱愛集體；怎么會去研究，是何種原因使南街村、周家莊鄉能夠遠遠勝過改革教的那個模范村莊的？　　

黨和國家的權利落入自私的資改派的手中，難道不是一種悲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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