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周易》，人們總把它誤作是一部“預測”專著，是打卦算命先生們的神通無邊的書。而毛澤東一生中確有著驚人的預測能力，連美國人都說：“在預測中國會發生什么事情的時候，毛一直永遠是正確的。”（注1）但毛澤東確實不是算卦先生，可誰都知道，毛澤東一生的成就是任何一個算卦先生都無法相比的。正因為如此，所以算卦先生們也非常想和毛澤東的成就攀上親，如毛澤東的警衛部隊的番號八三四一的來源及含意，本是毛澤東參加辛亥革命時，第一次所得到的槍上的編號——8341。后來共產黨的天下也正是靠槍桿子打出來的，而保衛這天下，也同樣離不開這槍桿子，所以進京之后，毛澤東把擔任保衛自己，保衛黨中央的部隊的番號就起名為8341。這既是對自己第一次拿槍的很好紀念，也說明槍對革命的重要。誰知算卦先生們在毛澤東逝世之后，在這個問題上大作文章。說這8341的來源，是毛澤東五派專人，并在最后一次換上布衣，才在一位洞察秋毫，能預測未來的老道手中得來。這幾個數字暗示了毛澤東的壽長是83歲，從遵義會議掌權到死，是41年。甚至有人據此認定毛澤東是真正懂《易》學，是以一部《易經》奪得天下的神人。其實毛澤東確實懂《易》學，把《易經》上的不少道理經過改造、創新之后，發展成指導革命的新道理和新思想，而且效果很好，但毛澤東不是神人，更不是算卦先生。為了說明這個道理，下談三個問題：
（一）毛澤東怎樣繼承和改造《周易》。
概括起來可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就是剔其槽粕，取其精華，再注入新內容。
舉例說罷，比如對—分為二這個詞的運用，這個詞并不首出毛澤東之手，它是后人從《周易》的內容中概括出來的。最早是孔子，他在《系辭上傳》中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在此基礎上，到了宋初的邵子把此又概括為：“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注2）。這就是“一分為二”這個詞的最早出處。
到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上發言時，又注進了新意，他說：“無論什么世界，當然特別是階級社會，都是充滿矛盾的。……沒有一處是不存在矛盾，……你看在原子里頭，就充滿矛盾的統一。有原子核和電子兩個對立面的統一。原子核里頭又有質子和中子的對立統一。質子又有質子、反質子，中子中又有中子、反中子。總之，對立面的統一是無往不在的。……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
由此看來，一分為二原本是解釋八卦的一個專用名詞，經毛澤東這樣一番闡述和運用，就把它改造成辯證法的專用名詞了。很明顯，在這里毛澤東拋棄了解釋八卦時所產生的槽柏，則繼承和發揚了八卦和六十四卦中一分為二的辯證的觀點，同時注進了新的內容。這樣，就使一分為二成了概括辯證法內容的一個核心名詞了。這不僅把這個詞用活了，而且把這個詞改造成了指導中國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種情況，就是在直接運用中加以改造。
如一九五九年春季，毛澤東責成何其芳選編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毛澤東在與何其芳的談話中又指示說：“《易經》上有這樣的話：‘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物極必反，現在就是適得其反，欲速則不達。”
毛澤東為什么要講這番話？至少有以下含意：
人人都有七情六欲，但欲望大小則往往是根據各自生存條件的不同而不同。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標志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事業獲得成功，也說明革命的成功，使革命者的條件好了，可革命者的私欲也因此會越來越大，甚至走向膨脹，這一來就使革命者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貪圖私利而受到人民尊敬的行為，從此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即由艱苦奮斗為人民的行為，走向養尊處優，雖然口上還在繼續高喊“為人民服務”，甚至喊的勁兒更大了，實則變成巧取豪奪來滿足自己私欲的人，也就使自己在這無形的變化中成了新的壓迫者和剝削者，使人民由擁護而變成了反對的對象，自己也就成了鎮壓人民這種反對的領導者和組織者，最后總有一天因鎮壓不下去而被人民起來把自己打倒。對此，毛澤東認為這是物極必反規律的必然表現，但怎樣面對，擺在毛澤東面前由兩種路可走，毛澤東堅定地選擇了其中的一種。
這兩種路就是：第一種，勝利了，革命者把人民的敵人打倒了，接著自己變成了人民的敵人，成了革命的對象，革命者這時有沒有勇氣再革自己的命？有勇氣就得主動再走回像革命沒成功時的延安時期那樣，再過艱苦創業的生活，為革命再立新功。這就成了勝利者能主動駕馭這物極必反規律的表現。第二種，就是聽其自然，這就是革命黨人由人民擁護變成人民反對，并使人民的反對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自己的鎮壓，逼使人民的反對從無組織發展到有組織，總有一天當鎮壓不下去時而被人民打倒，像歷史上的每一次的改朝換代那樣。
對以上這兩種路的走法，毛澤東堅決地選擇了第一種路的走法。
然而第一種走法太艱難了，原因就是因為這種走法直接對準了功臣們的利益，等于把他們到嘴的大肉奪掉，不讓他們獨吞。因為他們都是功臣，所以這又使的他們都有了老虎般的威風，從他們嘴里奪食，就等于從虎口奪食，能沒危險嗎？再說他們不但有老虎般的威風，而且有比老虎更高的奪食技能。老虎奪食是明來明去，不搞陰謀詭計，不會口是心非，而他們則不然，因為他們明明在為自己謀私，還打上為人民的招牌，說為人民提高物質生活而奮斗，使人民為此而高興，他們的這個口號，就成了他們最好的遮羞布，結果他們富了，廣大人民窮了，這遮羞布就再也遮不住他們的狐貍尾巴了，這時人們雖識破了他們的陰謀詭計，卻已時過境遷，無法逆轉，只好再來二次革命。就以毛澤東為例，因為這是對準了所有的功臣們，過去他們都是真心擁護自己的人，這一來，就會使他們成為反對自己的人，恨自己的人，尤其那些在革命中取得高職位的人，還會乘機興風作浪，想對主席取而代之。面對這一切，主席就成了最孤獨的人，孤獨就成了他的選擇。只有絲毫不留戀勝利后的那種個人享受和個人特權的人，才敢闖這條路，所以在歷史上，從沒人敢想過走這條路，這就成了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不斷的最根本原因。
當人們對改朝換代不斷的歷史事實無法理解時，就認為這是天意，現在毛澤東根據自己的新感受，認識到革命使大家得到平等，但革命成功后又走向了新的貧富不均，這就是“‘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物極必反”的表現，并不是什么神的力量和鬼的力量所操縱，但要駕馭這規律就得花大力氣，而且“欲速則不達”，走的快了就會“適得其反”，但不能怕神怕鬼，要相信靠自己的主觀努力就一定能得到解決。所以毛澤東在這時候抓緊責成專人來選編《不怕鬼的故事》。
起初毛澤東想靠一年搞一狀整風運動來解決，結果搞的并不理想，就是說，并沒有能使在勝利面前迅速生長起來的享樂思想和行為很快再走到自己的反面，而是“適得其反”，毛澤東找到的原因就是“欲速則不達”。怎么辦？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就是毛澤東在晚年的時候，主要集中精力來創建解決這問題的妤辦法。經過多次反復的試驗，最后找到的辦法就是過七八年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來一次大規模的民整官、民洗官、民選官、民教官、民馭官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運動中把人民群眾認為的好官進行提拔重用；犯錯誤的官要在群眾監督下迅速得到改正；對不可救藥的官就要罷掉。也就是說，用群眾運動的強大威力，過七八年逼使官在新的勝利和成就面前，再反回艱苦創業上，用這樣的辦法來駕馭物極必反的規律，以保證自己的干部永不腐敗。。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直接引用了古老《周易》中的話，說明這正是毛澤東對《周易》的古老思想在發掘中的加以運用，在運用中加以繼承、改造、創新、充實和發展的深動一例。
第三種情況，就是在啟發中產生聯想，得出新意。
以坤卦為例。坤卦在六二爻辭中說：“直、方、大。”這就是“天圓地方”之說的最早出處。
《實用六十四卦》在對此作注時又說：“方，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指按規矩辦事。方和圓比，方有棱角，說明按一定的原則辦事就得有棱角。”
在世界金幣發展史上，中國人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才使中國的古金幣出現了“內方外圓”的形狀，這是中國金幣史上的一大特點，說明中國人在花錢問題上，主張內心一定要有原則，不準亂花，但表現在外部，又主張圓滑，即要有靈活性。
毛澤東對此和現實的革命工作結合在一起，產生聯想，說統一戰線工作，就應該像“制錢”那樣“內方外圓”（注3），就是說，心中一定要有原則，但在具體工作中一定要靈活。這就是毛澤東的政策的原則性和執行政策在策略上的靈活性思想的表現，這種思想貫串在毛澤東解決每一具體問題之中，所以毛澤東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洼4）
就這樣，在實踐中，毛澤東采用這種聯想法，常常把已經束之高閣了的古老思想，又使它煥發出了時代的青春。
以上所舉這三種情況，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周易》思想的繼承，像人吃東西一樣，經過咀嚼和胃腸的消化，最后把有用的東西變成能夠營養身體的東西留在休內，把不能吸收的渣滓排出體外。就這樣，《周易》中的不少思想內容經過改造和創新，就成了產生指導中國革命新理論新思想不可少的營養素。
（二）毛澤東對《周易》的研讀與運用。
毛澤東說過：“我熟讀經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注5）
所謂經書，首先是指五經，即：《易》、《書》、《詩》、《禮》、《春秋》。
《易》即《周易》，也稱《易經》，是諸經之首。毛澤東說熟讀經書，當然包括這《易經》在內。
毛澤東為什么在當時不喜歡這些經書？因為當時的中國是很落后的，而落后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些經書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所以才不喜歡它們。正因為不喜歡，所以才熟讀，并在熟讀中受到改造。比如早在‘“一九二O年時，他就和蔡和森大談《周易》之道”，這其中就包括著想把《周易》改造成自己所喜歡的革命道理。再比如，到“一九三七年他根據我國哲學戰線上的太好形勢，在哲學批注上寫下：‘完全否定，乾坤或幾乎息’。這里的‘乾坤’，就是《周易》中的乾卦和坤卦”（注6）。從這里又可說明，毛澤東一直在深鉆著《周易》，也確實想從中找到對革命有用的思想內容。
毛澤東在用《周易》思想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中，很突出的一例就是對“窮則變”思想的改造和運用。
“窮則變”本不是《周易》中的原話，而是后人根據《周易》概括出的一個符合《周易》思想內容的話。原話出于孔子論述《周易》的《系辭傳》，《侍》說：“《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毛澤東對這一思想進行了充分的改造和運用。舉例如下：
（1）1935年，中央紅軍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到了陜北，這里窮山惡水，不少人不愿意把黨中央安置在這里，毛澤東則說：“這地方雖然窮，但窮則思變，窮就要鬧革命嘛。”（注7）
（2）正是在“窮則思變，窮就要鬧革命”這個思想指導下，產生了毛澤東的越窮越革命的思想，又在這思想指導下，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的分析》，得出了那些階級最革命，那些階級最反動，那些階級是動搖不定的階級，從而紿革命黨人指出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使革命黨人能做到“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注8）這就為革命黨人正確組織革命力量和為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下了堅不可摧的基礎。
（3）1958年毛澤東又說：“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變，要革命。”（注9）又正是在這“窮則變”的思想指導下，掀起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合作化的高潮。
（4）早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對農民所制定的政策，是“依靠貧農，鞏固地團結中農”，到58年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仍說這個口號“依然是正確的。”（注10）其依據，就是“窮則變”的指導思想。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把中國古老的“窮則變”的思想改造成了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列主義階級斗爭中的新內容，并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向著幾千年的反動勢力發起猛攻。并獲得了成功。
通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澤東不僅熟讀了《周易》，而且從中還悟出不少用以解決革命中問題的新道理，也說明毛澤東思想和《周易》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關系。
（三）《周易》是“馬列主義中國化”中的一大營養素。
“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內容很多，《周易》中的不少思想卻成了這其中的重要營養的組成部分。
對于“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外國學者早有研究。下先舉兩個美國學者的論述：
（1）索爾茲伯里在他所著的《長征——前所末聞的故事》中說：毛澤東“熟習中國的遺產，生活在中國的土地上，了解其人民，農民，了解中國的問題，了解中國特有的遺產和政治弊病。”“在1918年六月以前，他還沒有讀過馬克思或列寧的任何著作。……他到1919年才學習了《共戶黨宣言》。但是他已經全神貫注于俄國革命了。正如他后來說的：有三本書銘刻在他的心里，建立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是《共戶黨宣言》；卡爾考茨基（列寧的死對頭，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締造者）的一部著作，書名他已記不清；以及一位名叫托馬斯·柯卡普的粗制濫造的作品《社會主義史》。他對馬克思主義知之不多，但認為這是他所信仰的東西。”
這里說明，毛澤東讀馬列主義的著作并不早，但一經研究，就發現唯有馬列主義可以救中國，從而產生了對馬列主義的堅定信念，使馬列主義思想和他所熟習的中國特有的遺產相結臺，正是這個結合，完成了他對馬列主義中國化的艱巨任務，解決了他所了解的中國特有的政治弊病。
（2）羅斯。特里爾在他所著的《毛澤東傳記》中說：“毛澤東則斷言，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想在中國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國共產黨出現以前，無人能找到到達大同彼岸的方法，因此大同曾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標。”“毛澤東使馬克思主義脫離了其歐洲血統，使它獲得了中國的出生證。”“毛澤東也迫使西方認清自己的分量，‘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
這一切又說明，毛擇東是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對中國文化進行了全面的篩選，并從中摘出具有共產土義思想內容的部分，同時加以改造和發展，這樣就使馬列主義思想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緊密地結合起來了，從而就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列主義的新內容。這才使馬列主義脫離了其歐洲血統，并使它獲得了中國的出生證。使中國真正走上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以上是外國學者對馬列主義中國化的一些看法，下面再看中國人是怎樣講的：
在中國人中，最早全面系統地講這個問題的是劉少奇，他在他的名著——《論黨》中指出：什么是毛澤東思想？他說：“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就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為中國形式”。“它是中國的東西，又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它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與社會觀——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即在堅固的馬克斯列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根據中國民族的這個特點，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斗爭的極端豐富的經驗，經過科學的縝密的分析而建設起來的。”“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乃是中國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國理論。”“這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
為什么只有毛澤東能完成這一任務呢？劉少奇在《論黨》中又說：“這決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將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加以熟讀，背誦和摘引，就可成功的。……這不但需要豐富的歷史知識，……而且對于無產階級的事業、人民的事業要具有百折不撓、移山填海的無限忠心，……”正因為這樣，毛澤東才能做到了“對于中國的與外國的歷史遺產“，既不是“一概反對”，“也不是籠統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批判地接受其優良的與適用的東西，反對其錯誤的與不適用的東西。”正因為毛澤東做到了這—切，所以毛澤東才能完成這一任務。
以后不少人都談到這個問題題，周恩來就是這其中的一個，他說：“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注11）
從內容上來看，周恩來的這個論述：也只是對劉少奇基調的肯定和充實，說明劉少奇在這個問題上的論述，已代表了中國人的普遍看法
劉少奇在這里談到關于對待歷史遺產的問題，然而到底應該怎樣對待歷史遣產才最為正確？關于這個問題，毛澤東是這樣回答的：“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的封建的毒素。”（注12）這個回答也就說明了，所謂馬列主義中國化，就是以馬列主義為綱，以中國革命的現實和將來怎樣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這個總需要為準繩，來選擇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用的思想精晶，即歷史遺產，進行編織解決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的大網，這個綱和這個網的結合，就使它成了適于指導中國革命由失敗走向成功的真理，并使中國的革命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革命的過程，也正是完成這個綱和網編織的過程！也是綱舉目張的過程。并在這個過程中，使中國古老的文化得到了繼承·、改造、創新和發展，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夾，這就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內容，也就是中國人驕傲的毛澤東思想。
而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大家公認《周易》則是這文化的源頭活水。本文在談第—個問題和第二個問題中也已經說明，在毛譯東思想的成長過程中，毛澤東確實對《周易》中的一些思想經過發掘和改造之后，就使它變成了指導中國革命走世向勝利的新思想，這也正是馬列主義中國化中的一個體現方面。同時說明，在馬列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周易》也就成了“馬列主義中國化”中的一大營養品。
以上所談三個問題，就談完了，目的就是為了告訴讀者，毛澤東確實研讀過《周易》，同時說明：毛澤東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很有成果的，應當成為后人的楷模。
注：
（1）［美）愛潑斯坦：《毛澤東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慮》原文載1945年9月2日紐約《下午報》
（2）宋代朱熹：《周易本義》，“伏犧八卦次序”圖說明詞。
（3）薄—波：《崇敬和懷念》（1981年7月16日）。
（4）毛澤東：《關于情況的通報》（1948年3月20日）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1296頁
（5）競鴻、吳華：《毛澤東生平實錄》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5月第二版，第256頁。
（6）轉引邵偉華《周易與預測學》，第64頁。
（7）《王首道回憶錄》
（8）《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年7月第二版，第3頁
（9）毛澤東：《介紹一個合作社》（1958年4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第一版，第192頁。
（11）〈周恩來選集〉上卷。
（12）〈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8月北京第二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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