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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毛主席《七屆二中全會報告》,說說怎樣看待“56789”

任中杰 · 2024-11-07 · 來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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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89現象是否定公有制實行私有化的結果,這不是改革是倒退,是反動!

  提要:“56789”這一狀況是怎樣形成的,它的形成說明了什么?這組數字真的能說明私有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巨大,消滅私有制的革命要不得嗎?面對“56789”這一現實存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應當如何對待?毛主席“七屆二中會報告”為我們正確回答、認識這些問題指明了方向。由于毛主席在報告中為建國以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所制定的戰略策略和政策在實踐中得到切實貫徹,建國后不久就完成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不但沒有造成什么災難性后果,反倒是使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56789現象是否定公有制實行私有化的結果,這不是改革是倒退,是反動!正確對待56789這一現實,必須堅持毛澤東思想指導。嚴格以憲法的精神辦事。毛主席當年制定的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私有制經濟實行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現在還用得著。


  關于民營經濟,有人弄出了一組數字,即民營經濟的“56789”。其所指,說法也不完全相同。如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的解釋是民企為國家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和90%以上的企業數量。”而一位叫魏加寧的人士則認為:“反壟斷……首先要反行政壟斷,反國企壟斷。……民營企業作為創新的主力,對民企應紿予制度保障。因為在中國民企占GDP50%,60%的稅收,70%的企業研發投入和社會固定資產投資,80%的新增就業崗位,90%的高新技術產值。”說法雖有不同,但大同小異。共同點在于都是為了強調民營經濟的不可撼動的重要性,更有甚者,甚至企圖通過強調這種重要性,搞什么反行政壟斷、反國企壟斷,為進一步私有化開道。至于那些數字,說法雖有些差異,但和實際情況,似乎相差不大。

  面對這組數字,我覺得有這樣幾個問題值得深思:其一,這一狀況是怎樣形成的,它的形成說明了什么?其二,這組數字真的能說明私有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巨大,消滅私有制的革命要不得嗎?其三,面對“56789”這一現實存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應當如何對待?

  為正確回答如上問題,我又重新學習了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有關經濟工作的部分。這個報告是在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轉入城市,并即將迎來新中國建立的關鍵時刻作出的。報告中關于生產和經濟工作的部分,毛主席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當時的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的經濟理論作指導,對進城以后和新中國建立以后的生產和經濟建設工作,作出了妥善戰略安排,和具體的政策策略設想。正因為有了毛主席思想的指導,主席的戰略安排和政策策略得到了切實貫徹,保證了建國后前三十年經濟領域革命和建設路線的正確和成果的豐碩。而且對今天我們正確面對“56789”這樣的現實,實現新時代復興中華的偉業,我覺得也有實際指導意義。

  這次再讀《報告》的這部分內容,我覺得收獲最大感受最深的有這樣幾方面:

  一,中心工作和階級斗爭的關系。毛主席一直都是將生產和經濟建設作為進城以后的中心工作看待的。他在《報告》中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因為必須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們才能維持政權,才不會站不住腳。但是將生產和經濟工作作為中心工作來抓,并不意味著放松階級斗爭。必須在努力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的同時,“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斗爭,并在斗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可見“以階級斗爭為綱,綱舉目張”是毛主席一以貫之的思想,這是主席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決定的。毛主席讀過無數遍《共產黨宣言》,毛主席世界觀的形成是和他帶著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一遍又一遍讀《共產黨宣言》分不開的。《共產黨宣言》全篇都在講階級斗爭,《宣言》指出共產黨人實現自身奮斗目標的途逕就是進行“兩個決裂”的斗爭(與傳統所有制關系和傳統觀念徹底決裂)。可以說毛主席將他一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兩個決裂”、“破私立公”的斗爭上。整個毛澤東時代就是一個進行“破私立公”“兩個決裂”斗爭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時代。

  二,弄清依靠誰、團結誰、反對誰,把保護人民利益放在工作的第一位。主席是這樣講的:“在城市斗爭中,我們依靠誰呢?……我們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分清敵友我的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只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我們必須批判這些糊涂思想。”請注意這里主席強調的是必須分清主次,但對次要方面亦不可輕視、忽視,關鍵在于一切從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出發,既要反右,又要防“左”。

  三,從實際出發確立中國共產黨的戰略目標和政策策略。毛主席指出,我們面對的現實是中國的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只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進一步的明確認識并加以解決,是我黨當前的重要任務。”

  那么面對這一現實,應當作怎樣的戰略安排,采取什么樣的政策策略呢?

  工業方面:首先必須沒收官僚資本,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毛主席指出,中國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由于受到幾重敵人的壓迫,得到了鍛煉,具有了領導中國人民革命的資格。”,就是說,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所以中國經濟建設只能走社會主義道道路,但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中國的實際是“中國的現代性工業的產值雖然還只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卻極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手里。沒收這些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使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這一部分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其次“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性工業中的第二位,它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爭中常常采取參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場。由于這些,并由于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后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范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于資本主義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孫中山的節制資本的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決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余地。對于私人資本主義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

  農業、手工方面:引導農民和手工業者走現代化、集體化道路。毛主席指出,“我們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現在被我們廢除了,或者即將被廢除,在這點上,我們已經或者即將區別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將取得使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地向著現代化發展的可能性。”“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建國后將近三十年革命和建設事業所取得的巨大成績,應當說就是因為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尋,基本上執行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立的戰略、策略和政策的結果。新中國建立后經過一個不長的經濟恢復時期后就提出了“一化三改”(逐步實現工業化,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渡時期總路線(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從1952年開始迸行大規橫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首先是大力發展國營工業,在連一輛汽車都造不出的極端落后的基礎上經過努力奮斗,用不長的時間使工業生產總值超過了農業生產總值,并逐步建立起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進入全球第六大工業國行列。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的是毛主席報告中提到的“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利用其有利于國計民生的方面,允許其存在和發展;但對其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方面則在活動范圍、稅收、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加以政策限制。對出于資本的本質進行的違法犯罪活動則進行了有力打擊。五十年代進行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對資產階級反限制違法犯罪活動的有力打擊,并保證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順利進行。改造工作不采取剝奪資本的方式,而是走從國家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漸進式改造道路。通過從統購統銷、公私合營到全行業公私合營對資產階級的資本實行贖買政策,資本家不再具有對企業經營的控制權,他們只是參于企業管理的普通職員。資本與資本家的關系只剩下了“定息”這個尾巴。從1956年完成全行業公私合營,在工商業領域消滅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初步完成了(到上世紀60年代取消定息應是最終完成)。同時也就意味著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消亡、企業員工從雇用勞動者的地位轉變為企業的主人,從而大大解放了生產力。      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也是在50年代完成的,走的也是漸進式道路,從互助組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社,再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

  毛澤東時代己經完成了消滅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或者叫社會主義革命。全國所有經濟實體都是公有的,不是全民所有就是集體所有。這是中國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勝利,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勝利,是歷史的進步,這不容否定。而現在卻出來個“56789”,九成以上的企業變成了民營企業(主要是非公有制企業)有人說這是改革,是進步。其實這是倒退,從社會主義退向資本主義反動。(勞動者從企業的主人變成了出賣勞動力的雇傭奴隸難道不是倒退),這是西方帝國主義伙同中國的修正主義復辟勢力,極力用腐朽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力圖改變中國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方向的結果。

  社會主義階段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就是進行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實現“兩個決裂”的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真正的共產黨人絕對不能違背這一原理,必須“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可是有人卻說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今不能進行消滅私有制的革命,據說消滅私有制的結果會是災難性的。也有人直接了當說消滅私有制帶來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貧困”。在這些人看來,毛澤東時代就意味著貧困,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用毫無根據的造謠污名化毛澤東時代和毛澤東思想。而事實是毛澤東時代完成了消滅私有制的革命,在制度層面完成了破私立公的社會主義改造,不但沒有造成任何災難性后果。反倒是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公認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成績。毛澤東時代工農業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在9%左右,這還是只包括直接工農業生產的產值,不包括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產值,如果加上這些,按當今GDP包括的內容統計,有有心人做過這方面的統計,毛澤東時代GDP每年平均增長竟高達12%左右。高于改開后的40年的平均增長率。連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都承認消滅了私有制的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的速度是無與倫比的,他說:“無論毛時代的經濟發展還存在哪些不足,它仍然是一個為現代工業化奠定了基礎的時代。事實上,與德國、日本和俄國——這三個國家是后起工業大國中成功的范例──早期工業化的進程相比較,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更快。從1880年到1914年,德國經濟的增長率為每十年33%。日本在1874年到1929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43%。蘇聯在1928年到1958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54%。而中國從1952年到1972年的經濟增長率為每十年64%。這種經濟發展速度,當然不是像西方記者錯誤地告訴讀者的是什么‘蝸牛速度’。”(《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第二十一章、《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其實蘇聯的例子也能說明問題,它也是在其經濟遠遠落后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下完成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革命的。盡管蘇聯式的公有制有諸多不完善之處,但并沒有因此帶來災難,而是經濟飛速發展,列寧斯大林時代每十年的經濟增長率為54%,很快進入世界強國行列。反倒是后來“修”了,私有制復辟,原各加盟共和國的經濟都一落千丈。

  而且從“56789”這組數字本身看,也看不出私有經濟有什么優越性。數量占90%的私企,在其中就業的勞動者占全國勞動者總數的80%,它們貢獻的GDP卻只占全國GDP的60%,貢獻的稅收只占全國稅收總額的50%,這能說私有制優越嗎?有一種說法是公有制吃大鍋飯,養懶漢。這更是憑空意造,事實是私企公有了,勞動者從雇傭奴隸變成了企業的主人,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我經歷了整個毛澤東時代,也在企業和農村生產隊參加過勞動,我看到的多是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面。沒有見過偷懶的。反倒是讓我記憶猶新的是我讀過的幾篇講述作者在美國私企工作,從美國工人那里受到教育,學會偷懶的故事。一篇是我還是一個小學生時讀到的一位蘇聯斯大林時代的工人的文章,寫他在一家美國企業實習,一開始他習慣性地仍像原在蘇聯時那樣全力以付地干活,可一起工作的美國工人不干了,在他弄清了原因后學會了偷懶。另一篇是前些年讀到的國際友人楊和平的文章,他曾當過北京光華木材廠的工人。后來回美國,在美國私企中也經歷了同前面說到的那位蘇聯工人同樣的遭遇,他也一樣從美國工人那里學會了“偷懶”。說私有制能克服惰性調動企業積極性,這要看這是指什么說的,說私有制能提高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這完全不可能,也沒有任何事實稂據,道理上也講不通。私有制能調動的只有資本家從勞動者身上榨取血汗的積極性。這是資本的本質決定的。有人會說,私有化了,GDP上去了,世界第二了,民營經濟“立了大功”。可是誰又能證明如果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不搞私有化,GDP就上不去?不是有人統計過前三十年國民經濟平均年增長率9%,如果按如今GDP所包括的內容統計,GDP年增長率可達12%,高于當今不是?而且我們絕不能只見物不見人,只著眼于GDP上去了,世界第二了,卻看不到80%的勞動者在占企業總數90%的私企中勞作,他們不是企業的主人,他們只是服務于資本增值的雇傭奴隸。可憲法明明寫著他們是國家的主人,這個反差有多大?而且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GDP所代表的財富是勞動者(在私企就是那些雇傭奴隸)創造的,可是由于私有制化,有人統計,不足人口1%的最富人群所占有的財富,竟然超過了7億最底層窮人的收入之和。我還見過一個數據,460萬富人階層人均占有財富為6304萬元,9900萬中產階層人均占有財富111萬元,而其余13億窮人人均占有財富只有2.3萬元。這么大的貧富差距,公平嗎?像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樣子嗎?除此之外,當今中國社會差不多所有讓大家特別不滿的社會現象,其出現的根源應該都與私有化有關。官員的腐敗、社會道德滑坡、一切向錢看、黃賭毒沉渣泛起……,這一切的一切,無一不與私有觀念私有制密不可分。

  七屆二中全會時我們黨面對的舊中國經濟的現實是一個極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的經濟,毛主席指出“這是中國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毛主席對建國后經濟戰線的革命和建設工作作了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安排,從而保證了建國后革命和建設路線的正確和成績的輝煌。那么今天面對“56789”這一現實,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應當如何做?應當作怎樣的戰略安排,采取怎樣的政策策略呢?

  其實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憲法早有規定,具體表述是這樣的:

  第六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七條  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第八條  ………

  國家保護城鄉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指導和幫助集體經濟的發展集

  第十一條 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

  顯然,“56789”現象的出現是與憲法精神是相違背的,面對這一違憲的狀況怎樣正確對待呢?黨中央從十六大起到不久前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一直堅持不變的原則是“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簡稱“兩個毫不動搖”。我這樣理解兩個毫不幼搖的含意,這就是說要毫不動搖地按憲法的規定辦事,因為毫不動搖要堅持的就是憲法的規定。國家之所以要保障公有制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就是因為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憲法指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如果公有制經濟得不到鞏固、發展,就會喪失憲法規定的它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不能發揮其主導作用,這意味著國家改變顏色,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倒退。國家之所以要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一是因為它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防止因政策不當引發市場混亂從而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二是“56789”的形成有其特殊性,當初下海或創業的企業家中也不乏愛國的愿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士,再就是當今的非公經濟還具有有利國計民生的方面,對這哇有利國計民生的方面理應鼓勵支持其發展。但必須看到非公有制經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資本和雇用勞動是對立的,這種私有制和勞資對立的存在,應是社會貧富分化、金錢掛帥、官員腐敗、社會道德滑坡等等引起人民群眾不滿的根源所在。可見我們當前面臨的非公有制經濟與當年毛主席面對的民族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經濟一樣具有兩面性,有有利于國計民生的一面,同時又有不利于國什民生的一面。毛主席當年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和改造。憲法的規定是“引導”“實行監督和管理”。那么引導向何方呢?無疑應是引向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至于怎樣引導才能達到目的,恐怕還是離不開毛主席采取的利用、限剩、改造的政策。當然具體到怎樣利用、怎樣限制、怎樣改造,今天我們面對的現實與毛主席那個時代又有了很大不同,這就有賴今人的創新了。只是創新是要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的,我這個30后的老頭就沒有資格參加了,更沒有資格就此說三道四。不過有一點我覺得要強調一下,就是在“創新”的前面應加上“守正”兩個字,這個必須嚴守的“正”就是指憲法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還有以人民為中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

  黨的20屆3中全會后的一段時間,社會輿論對全會決議的關注似乎集中在了對黨中央民營經濟政策的分析解讀上。網絡大v們大談“兩個毫不動搖”。其中有兩種傾向我覺得我們黨應特別加以重視和警惕。一是他們雖然大講兩個毫不動搖,而實際上強調的只是后一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而對前一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卻沒有看到有多少人關注。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的極告中曾批評一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不是首先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首先幫助私營企業發展,毛主席指出必須批判這種糊涂思想。習近平總書記也一再強調要做大、做優、做強國有經濟。可是對此關心并出謀劃策的卻極鮮見。在他們看來,進一步深化改革就是進一步私有化。二是大肆宣染公企私企要平等。好像三中全會強調兩個毫不動搖就是強調公企和私企要平等,有人竟然認為三中全會沒有提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就意味著私企國企平等,都是主體。值得汪意是國民經濟主體與市場交易中的法律關系(權利義務關系)主體不是一回事。后一個主體是指市場交換關系的參加者,它們的法律地位無疑是平等的;而前者則是指全民所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的主體地位,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這和毛主席說的國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份意思是相同的),它代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社會主義方向。混淆兩個不同的主體概念,說什么都是主體,要平等,這就是公然違背憲法的規定,要動搖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妄圖改旗易幟。這些為私有經濟爭地位,為私有制評功擺好的人中不乏共產黨員,有的還是黨的高級干部。所以我想說一句,共產黨員們,千萬要牢記,我們的黨叫共產黨,“共產”就是實行公有制,共產黨員卻欣賞私有化,為私有制評功擺好,豈非詘詘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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