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2月28日下午，毛澤東在頤年堂會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在談到農業集體化問題的時候，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以前我對你講過，解放以來我沒有一天是快樂的，直到一九五五年當我看到有那么多的農民參加了合作社，我才快樂了。接著是私營工商業改造。”

　　這段話記錄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里。當然，這可能是毛澤東當時一段即興的話，但也正是這樣即興的話，能讓我們看到他個人的思想感情與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之間的密切聯系。

　　為什么農業的集體化與私營工商業的改造，能讓他這樣的高興，這不僅與他個人堅定的社會理想有關，更與他最為關心的中國勞動人民的前途和命運緊密相關。

　　我們都知道，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在馬列主義的理論指導下，組建了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無產階級先鋒隊領導的中國革命。

　　一開始，這個革命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建立一個像蘇聯那樣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隨著革命的不斷探索和不斷深入，毛澤東就發現，要想在中國一步實現這樣的目標是根本不切實際的。中國是一個大國，近代以來實際上被帝國主義搞得四分五裂，中國又是一個十分落后的農業國，大量個體小農式的封建農業經濟普遍地存在于中國的土地上。一方面是異常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另一方面又是受剝削和壓迫最為沉重的廣大農民。也就是說，在當時的中國，要打倒這樣強大的敵人，最革命，最強大的力量不是在城市工人那里，而是在廣大農村的農民那里。

　　而農民當時最為迫切的要求，并不是一場沒收生產資料，廢除私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一場以分到土地為核心需求的土地革命。這種仍然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把土地從地主手里分給農民私有的革命，從歷史進程去看，它仍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所以叫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它與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不同，它同時又是無產階級（指它的代表先鋒隊）領導的，所以它又被稱作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新”，指的就是無產階級領導，這個民主主義革命，指的就是私有制上的革命，連起來當然就叫新民主主義革命。

　　所以，毛澤東當時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分為兩步：第一步是發動群眾，主要就是發動農民，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先趕出去；第二步，就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廢除私有制，建立起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幻想革命一步成功，那是不顧中國實際情況的空想，走了第一步就不想再走第二步，那是對革命初心的背叛。

　　二、

　　為什么在走完第一步以后，還要堅定地去走第二步？

　　這當然是一個關乎共產黨人理想和信念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這種理想和信念本身就來源于對現實世界的深刻認識。

　　毛澤東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候，就很清楚的指出這一點：

　　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朔@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毛選第三卷，組織起來》

　　事實也完全如他所說的這樣，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也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宣告勝利的同年，高崗作過這樣的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已經完全可以看出分散的個體經濟的發展趨勢：

　　1949年12月10日的一次東北農村座談會上，高崗在報告中針對早已完成土地革命的東北的情況，有過這樣一個匯總：

　　“土地改革后農民經濟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60%—70%，吉林約2/3，黑龍江的顯著上升戶占54%。上升戶中一部分添了車馬，有的雇了長工，買進或租進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因缺乏勞動力或疾病災害，或因缺乏生產資料或好吃懶做，經濟生活下降，他們中一小部分人已經開始向前一部分人出租或出賣自己的土地，或借款借糧。”

　　毛澤東聽后說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天嚴重起來，解決的辦法，就是積極引導個體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變個體經濟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如果我們只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用封建王朝那種“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思想去理解，那這種勝利對于毛澤東個人來說，當真是最值得高興的事情了，古今中外，哪一個舉旗的不是把改朝換代，登上權力的頂峰當做個人最“崇高”的目標呢？

　　然而對于毛澤東來說，這種理解恰恰是對他最大的歪曲和誤解。

　　推翻三座大山，實際上在他看來，不過是推翻了舊的政治上層建筑，打碎了舊的國家機器而已。如果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只是為了推翻舊上層建筑，然后又在原來那種經濟基礎上重建一個新的上層建筑，那么要不了多久，這個新上層建筑就會變成原來那種被自己打倒的舊機器，重新反過來壓迫勞動人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嘛。

　　所以，盡管新民主主義革命是那樣偉大的勝利，但是在毛澤東看來，確實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這并不只是一個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說法，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同時也是一個科學嚴謹的說法。

　　如果不把革命的第二步進行下去，不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方方面面把人剝削人的制度徹底改造，那么距離人民真正當家做主的時間就還遙遠得很，距離共產黨人真正追求的目標也還遙遠得很。

　　早在抗日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國共之間是和平還是戰爭并不明確的時候，毛澤東就指出：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選第三卷，論聯合政府》

　　這就是為什么，只有當他看到那么多的農民參加了合作社，私營工商業也開始改造以后，他才真正感到了快樂。因為只有在這個時候，他才看到了革命第二步有可能取得勝利的曙光，也是在這個時候，他才看到了勞動人民有可能擺脫被剝削被壓迫命運的希望。

　　他的感情其實早已與中國土地上的勞動人民緊密的聯系在了一起，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說到底還只是資產階級性質革命的勝利，只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才是真正獨屬于無產階級，獨屬于勞動人民的勝利。所以當他看到這種勝利的曙光之時，如何不令他感到快樂？

　　三、

　　快樂的時光似乎總是短暫的。

　　其實，就在他和尤金說的那一段話的后面，緊接著還有一段話，原文是：

　　“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這兩個半年中，我又沒有快樂的日子了。”——《毛澤東年譜1949-1976》

　　這是為什么？

　　1955年農業合作化和私營工商業改造很順利的時候，令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可是為什么在1956年下半年和57年上半年里，卻反而讓他不快樂了呢？

　　要知道，1956年底，恰恰是三大改造初步完成，經濟基礎領域改造取得基本勝利的時間節點，按理說，這才是真正取得勝利的時間點，才是最值得高興的時候。

　　其實原因很簡單，這個時候他已經比所有人都先意識到，當時那種經濟基礎領域的改造是非常不徹底，非常不鞏固的。不徹底和不鞏固的地方在哪里？就在按勞分配和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上面。

　　所謂經濟基礎領域的改造，無非指的就是生產關系的幾項主要內容。

　　其一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其二是人與人的相互關系；其三是分配。

　　生產資料所有制看起來是最根本的，是后兩項關系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其實當時反而是相對容易改造的。

　　建國初期，我們沒收了曾經掌握在國民黨手里的龐大的官僚資本，將其改造成社會主義國營經濟，民族資本占比很小，又極度依賴國營經濟，因此改造起來反而很順利。

　　而農村經濟，只要確定了集體化的路線，在這條路線的引導下，占農民人口比例多數的貧下中農也都很擁護，因此改造起來也較為順利。

　　這種所有制的改造，只要路線確定了，反而相對容易，但是后兩項，即人與人的關系，按勞分配的問題，就不是一個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問題。

　　所有制問題看起來是實現公有了，可是人人所有，如果處理不好，又會等同于人人沒有。核心就是一個管理權的問題，這個管理權，就體現在人與人的關系之中。

　　雖然生產資料名義上是全體人民的，但是只要管理權被壟斷在少數人手里，這些人又大搞官僚主義，資產階級作風，命令主義作風等等，工人就不可能感受到真正的平等和解放，那樣的話，他們也不會把工廠看作自己的。比如當時毛澤東就在改造后的工廠里面發覺到：在基層，廠長、書記、工會主席和職工之間，并不平等，群眾把他們稱為官，黨、政、 工、團是四大領袖。職工在廠里工作并不會認為這是自己的廠，也不敢起來監督領導干部，更不會覺得自己是在為人民工作，而是為“人民幣”工作，為“五大件”服務。

　　當時所謂的“五大件”，指的是手表、自行車、收音機、縫紉機和毛料衣服。這些東西說到底，當然就是為物質利益服務。

　　所以問題就很清楚了，如果上層擁有管理權的人，與下面工作的勞動職工之間并不能真正的平等，仍然是處于一種統治和被統治的局面之中，那么這種經濟基礎的改造就不鞏固，不徹底。換個角度去看，等哪天毛主席要是不在了，他們想重新把所有制改回去，那是很容易的事。

　　對吧，只要清楚這個所有制是怎么改過來的，自然也就很清楚怎么樣有可能改回去。

　　工人越是不把工廠看作自己的，將來掌握管理權那批人就越容易私有化；工人越是只看重物質利益，就越容易放松對企業所有權、管理權、監督權的掌握。

　　而如果這種人與人的關系持續這樣子不作出改變，那么結果自然就是完全可以預見的了。

　　而按勞分配，不僅僅只是按勞分配的意思，它仍然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你不能不承認它的客觀現實，但是如果過于強調按勞分配，實際上不過是在強調工人只顧及眼前的物質利益，而不顧及自己的所有權、管理權和監督權等權益。

　　這也是為什么當初毛澤東既擁護按勞分配，又反對過渡強調按勞分配的含義。擁護的是人與人之間差異的這個客觀事實，反對是借“按勞分配”之名，只強調物質利益，而讓工人放棄其他權益的路線方針。

　　同樣地，他反對物質刺激，反對計件工資，其背后的原因和這個一模一樣，他想保護的是公有制基礎上，勞動人民最正當的所有權的權力，同時又是在這種所有權基礎上的管理權，監督權等權益，他要保護的是這個。因為他非常明白，只有工人有了這些權利，物質利益才可能真正被保住，如果喪失了這些權利，去空談什么計件工資，物質利益，獎金刺激，不過是愚弄工人的手段而已。

　　只是啊，后來那些人在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口徑出奇的統一，那就是毛澤東是一個只關心精神鼓舞，政治鼓舞，卻從來不關心勞動人民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的人。恰恰相反，那些私有化的人，反而成了最關心老百姓生活的代言人，這聽起來是如此地荒誕，卻又是真實的在歷史中上演。

　　而在廣大農村，延續了幾千年的個體生產，使得原先小私有生產基礎上的農民具有深刻的兩面性，一面歡迎集體化，一面也接受個體化。如果富農一鼓吹包產到戶，上面的干部方向一變，路線一變，幾乎不會受到什么抵制，農村集體化就可能在頃刻之間瓦解。這就是當時改造完以后的經濟基礎的現實情況，而且這個情況不可能通過一紙命令，或是一道政策就改變，而是需要一個非常長時間的鞏固和解決。

　　如果解決不好，資產階級隨時可能復辟。

　　這就是為什么在毛澤東短暫的快樂過后，又變得憂慮的原因。

　　因為在別人沉浸在三大改造成功的勝利喜悅中時，他已經比其他人都預先看到了這種經濟基礎極大可能會出現的演變和發展趨勢。

　　四、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看到了后來伴隨著權力下放而開展起來的全民生產運動。

　　在這場大生產運動中，以鞍鋼憲法為代表的生產形式，就是毛澤東想要實現和追求的一種生產形式，它與其他生產管理制度最核心的區別就在于：它是一種由勞動職工起來參與管理，干部下去一起參加勞動，改造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一種管理方式，這是它的根本特點。

　　說起快樂，我想鞍鋼憲法的誕生，也一定是一件令他感到快樂的事吧。

　　只可惜，當時大多數的情況并不是鞍鋼憲法那樣的進展，恰恰相反，因為權力下放后被截留，包辦代替主義壟斷了管理權，使得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瞎指揮、浮夸風等大肆流行，這場伴隨著人與人關系改造的生產運動，反而造成了嚴重的后果。

　　這些后果又反過來，給很多人找到了包產到戶，工廠實行一長制的借口和理由，進而引發了后面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和歷史事件，這些都是后來的事了。

　　所以，回到最初的話題，為什么毛主席會說，自解放以來，沒有一天是快樂的，直到1955年合作化和私營工商業改造后，他才感受到一小段時間的快樂？

　　原因是那樣的簡單和純粹：

　　他的個人感情早已與全中國勞動人民的感情完全地融在了一起了，他會因為他們的前途和希望而感到快樂，也會因為他們的命運和困難而感到憂慮，自然地，也就會因為感受到他們可能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而深感傷心與難過。

　　1975年春夏交替時節，毛澤東的眼睛被確診為白內障，處于失明的狀態中，由著名眼科醫生唐由之主持手術治療。

　　手術數日后，他的一只眼睛方可視物，即閱古籍。一次，唐由之陪護近側，“忽被一陣嗚咽聲嚇住了，等他抬頭一看，只見毛主席捧著書，老淚縱橫，已是泣不成聲。”

　　唐由之趕緊起身勸慰：“主席，你不能哭，千萬不能哭。眼睛要壞的！”可毛主席哭了很久才稍趨平靜。

　　唐由之近前，發現毛主席閱讀的是南宋詞人陳亮的一首《念奴嬌·登多景樓》，其中一句詞是這樣寫的：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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