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在昆侖策網上讀到了《孫立冰：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作者：孫立冰 來源：紅旗文稿  發布時間:2024-10-04 20:40:01）一文。這篇文章探討了如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文章明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講了三點：一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二是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三是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包括產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社會信用等。

　　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礎制度，為什么是產權保護而不是勞權保護呢？

　　自從十月革命以來，社會主義實踐已經有了100多年歷史。經過100多年的社會主義實踐，我們也應該對社會主義經濟的微觀基礎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了。

　　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主體的性質和特征決定了經濟活動的性質和特點。經濟主體可區分為個人、家庭、企業、國家等不同類型的主體。根據研究主體的區別，經濟學區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個部分。個人、家庭和企業是微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國家是宏觀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首要問題是我們要明確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微觀主體：人和企業。

　　先說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微觀主體的人與作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微觀主體的人的區別。

　　一說到市場經濟中的人，我們會自然想起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所指導的的“經濟人”假說。

　　“每個人都千方百計地利用自己的資本（看來，實質上不是指隨便什么人，而是指資本家），使他的產品具有最大的價值，通常他沒有同時考慮到社會利益，也沒有意識到，他對社會利益起了多少促進作用。他所盤算的也只是自己的利益，但‘在這場合，象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支配，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研究）”。

　　“在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中，所謂經濟人，就是把人抽象成自利者，其目的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否定了人作為社會存在的其它一切重要特征”。

　　從以上的引用不難看出，所謂的“經濟人”實質上只是資產所有者一一資本家的抽象，其基本特征就是追求盈利的最大化。很顯然，這一假設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和發展的社會環境為基本出發點的。

　　但是，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產生，隨著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實現，社會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由資產者當家作主和按資分配到勞動者當家作主和按勞分配的轉變。這種轉變，必然也會引起市場經濟中人的根本性的轉變。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馬克思在分析了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生活消費個體性的條件下的勞動者的基本特征：

　　“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環境下，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另一方面，除了個人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個人的財產。至于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末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交換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則，即一種形式的一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一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

　　“但是不同等的個人（而他們不是不同等的，他們就不成其為不同的個人）要用同一種尺度去計量，就只有從同一個角度去看待他們，從一個特定的方面去對待他們，例如在現在所講的這個場合，把他們只當作勞動者；再不把他們看作別的什么，把其他的一切都撇開了。”

　　在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中，單純的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被消滅了，產權存在的基礎也消失了。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勞動者具有了雙重身份，即既是勞動所有者，又是生產資料的公共所有者。而在生產資料公共所有的條件下，勞動者在生產資料所有方面，與其他勞動者是沒有差別的，而在勞動所有方面卻是有差別的，而且其消費需求也不一樣。因此，在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的勞動者，其利益要求表現為勞動所有權，而不再是資產所有權。在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社會生產主體由資產者轉變為勞動者，而勞動者的特點是一方面具有個體所有的勞動能力；另一方面則存在著個人和家庭的消費生活需要，因此他的行為方式，即是和其他勞動者一起，利用公有的生產資料，通過自己投入的有效勞動，取得相應的消費價值（消費品）。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自從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來，社會生產的主體，同時也是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出發點，已經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由原來的“經濟人”到“勞動人”的轉變。

　　明確了社會主義利益主體的人的特點一一即“勞動人”的特征，我們再進一步認識作為社會主義微觀基礎的企業的性質與特征。

　　一說到企業，我們自然會想到由資本家經營的業主制企業以及股份制企業等等以體現產權為核心的企業形式。如果我們進一步考察這些企業，會發現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由于勞動力商品化，雇傭勞動者的工資在勞動者進入生產過程之前就已經確定，因此，產權型企業的基本特征是勞動力價值處于不變狀態，企業的生產經營過程表現為生產資料價值量的變化。我們把這種勞動力價值預定不變，企業生產經營狀況表現為生產資料價值量的波動的企業，稱為生產資料實體或資產實體，它的生產主體是資產所有者，其生產目的是滿足資產所有者對資產所有權的要求一一即盈利最大化的要求。這就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微觀基礎，即作為資產實體存在和發展的企業，它的本質是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主義企業，作為資產實體存在和發展的企業，本質上就是產權的體現形式和過程。

　　現在我們再來看社會主義企業的特點和性質。

　　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實現，人格化的資產所有者消滅了，勞動者成為了企業唯一的生產主體。同時也由于生產資料公有制，勞動者作為公共的生產資料所有者，在資產所有方面是無差別；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消費的個體性，勞動者在勞動所有方面是有差別的。因此，在公有制經濟中的生產主體是勞動所有者，而勞動所有者的利益要求表現為勞動所有權。由于企業的勞動者作為公共的資產所有者，它在資產所有方面不具有完整性和獨立性，因而公有制企業的經營者是不能用公共所有的生產資料來承擔經營風險的，換句話說，勞動者必須在保值的前提下利用公有資產，通過自己的勞動來滿足自己的消費需要。正因為如此，公有制企業采用的生產結果分配模式是“補償消耗的、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余下都是自己的”。這一生產結果的分配順序和內容是先補償消耗的生產資料價值量，然后是扣除滿足不同范圍的公共需要價值量，最后才是企業員工的勞動收入分配。從這里我們看出，在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隨著勞動者主體地位的確立，企業的價值運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它的特征是公有的生產資料處于保值狀態，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表現為消費價值量的波動，表現為勞動收入多少的變化。我們把這種公有資產價值預先固定，企業生產經營狀況表現為勞動收入變化，表現為消費價值量波動的企業，稱為生產勞動實體，稱為勞動實體。其生產目的就是滿足勞動者對消費價值的需求。這就是社會主義企業的基本特征，作為勞動實體存在和發展的企業，它本質是消費價值的生產，事實上是勞動所有權的實現形式和過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必須堅持公有制主體和按勞分配的主體的。公有制主體決定了社會生產的主體只能是勞動者，只能是勞動所有者；按勞分配主體則決定了必須全面體現勞動者對勞動所有權的基本要求，必須建立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基本制度。也就是說，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主體已經不再是經濟人而是勞動人，決定了市場經濟的主體不再是資產實體而是勞動實體。與這種根本變化相適應，難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制度不應該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面體現勞動所有權的勞權制度嗎？不應該強調勞動保護嗎？

　　如果從《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議》形成的1993年算起，到現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已經過去30多年，但令人可笑的是，對于企業違法欠薪、破壞市場規則的行為沒有人認為不妥，反而有人提出“非法討薪”、“惡意討薪”等混賬說法。

　　員工按照約定提供勞動力給企業或資方，企業或資方按照約定及時、足額支付工資，這是市場的基本準則。但現在企業或資方卻違反市場基本準則，違法拖欠工資，對此卻沒有人來關注、討伐這種破壞市場規則的惡意行為，反而是對這種破壞市場規則的惡意行為引起的后續的討薪行為喋喋不休，是非不分、顛倒黑白！

　　有網友談到（今日頭條：熱情的云朵，《我們國內的公司基本上都違反了勞動法》，2024-10-6）：“據統計，我國有超過90%的企業存在不同程度的違反勞動法行為。這個數字聽著就嚇人，可實際情況可能更糟。從996到大小周，從變相克扣工資到隨意辭退，勞動法似乎成了一紙空文。”

　　這些現象的產生，表明我們所建立的所謂市場經濟根本就不能稱為市場經濟。一個連市場規則都可以隨意違背，違法經營無人關注的經營環境中，在一個企業或資本可以為所欲為的經濟環境中，在一個基本的市場契約都不能遵守的環境中，又談什么市場經濟呢？更談不上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

　　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乏力，廣大勞動者權益受損但卻反復強調“產權保護”，企業違法經營成為常態，信用普遍缺失，市場主體不規范、……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中，不只是體現不了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就連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也沒有滿足！

　　如果我們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利益主體“勞動人”與“經濟人”的區別都不知道，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權利要求一一勞動所有權與資產所有權的區別都不知道，又怎么談得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呢？

　　如果我們連企業遵守基本的市場契約的法制環境都不能形成，又怎么談得上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呢？

　　如果我們形成的只是一種病態的經濟體制，我國經濟又怎么能健康發展而不陷入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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