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海》是一部具有綜合性權威性的工具書，即使是學高八斗的大學者，也離不開這個工具書，正所謂“對不對，查《辭海》！”毛澤東向來都有博覽群書的美譽，在他的“家藏萬卷書”中，《辭海》就是必備的書。他在1957年對1936年首版《辭海》主編舒新城說：“我從20年前使用《辭海》到現在，在陜北打仗的時候也帶著，后來在延安敵情緊急的情況下，不得不丟下埋藏起來，以后就找不到了。現在這部書太老了，比較舊，希望修改一下。”此時已經退休的舒新城雖也贊同重修《辭海》，但因年老而不敢再擔主編的重任。毛澤東卻仍然希望他掛帥，并且風趣地說“你有兒子嗎？自己不干了，兒子繼續干下去”，用“愚公移山”的精神鼓勵舒新城，并且指示在場的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幫助解決具體困難。

　　在最高領袖的熱情鼓勵下，上海于1958年成立了辭海編輯機構，預算投入經費一百五十萬元，配備兩個局一級干部、二十多個一般工作人員，并從上海各高校抽調多名專家學者，快馬加鞭地開始了這一項被稱為“文化建設的基本工程”的工作。在上世紀60年代初國家經濟遭受嚴重困難時期，這支《辭海》編纂隊伍仍然得到很好的待遇，不僅有“四菜一湯”，還有香煙、糖果的供應——足可見國家對這項工作的重視。

　　1965年《辭海》編纂完成，但只在內部發行，稱之為“未定稿”，這主要是為了留有余地， 以便博采眾議。此“未定稿”名曰修訂，實為重編。相較老《辭海》，用“脫胎換骨”一詞來形容新版本一點都不夸張，里面凝聚著領袖的期望，國家的重托和各領域專家學者多年嘔心瀝血的努力。直到1979年《辭海》才定稿出版。可惜，此時發出倡議的偉人已經離世，看不到他熱切期盼的新版《辭海》了（舒新城也早在1960年過世）。

　　可是，偉人一定想不到，他所大力支持的《辭海》編纂工作在他走后的再次修訂中卻被人悄悄地做了手腳，而主要的矛頭竟是對著他來的。

　　1979年《辭海》正式出版后，考慮出到該工具書的重要性和形勢的不斷變化，定下了《辭海》十年一修的規矩。于是，陸續出版了1989版 《辭海》，1999版《辭海》，2009版《辭海》，……。

　　由于《辭海》是多卷套超大型工具書，價格不菲，老百姓一般不會購置在家里，需要時到圖書館查閱，所以，大家對《辭海》修訂再版中悄悄的變化一直沒有覺察。直到有一天人們在1999年11月4日《報刊文摘》上看到摘載的《中國合作新報》1999年10月28日的一篇題為“’99<辭海>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文章才大吃一驚——竟然有人擅自改變了開國領袖毛澤東歷來在廣大人民心中鑄成定論的評價。

　　引起軒然大波的《中國合作新報》文章的有關段落實抄如下（《知網》：《真理的追求》1999年12月）：

　　【新中國建立50年來，《辭海》正式修訂出了三版，即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比較一下這三個版本《辭海》關于毛澤東的評價，可見中國GK的深層軌跡。

　　1979年版《辭海》關于“毛澤東”詞目的導語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導師。”1989年修訂后的《辭海》，其“毛澤東”導語則這樣說:“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的領袖導師。”這一修訂去掉了“偉大”。而1999年版的《辭海》表達了人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新認識，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之評估也拿掉，其“毛澤東”導語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袖，毛澤東思想主要創造者。”這一變化，也許與學術界近年發現毛澤東無論藏書與讀書，最多的并非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與《資治通鑒》等中國書有關——毛澤東思想主要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

　　此外，1979年版和1989年版《辭海》，都有毛澤東是“中國各族人民的領袖和導師”之句，但1999版則全文都沒有此句了。】

　　該文作者顯然是想提醒人們注意這個作者認為被人們忽略了而在他看來十分重要——反映“中國GK的深層軌跡”，“表達了人們對毛澤東思想的新認識”——的變動，還特地“畫龍點睛”地在文章標題上加了一個小標題:“為毛澤東摘掉‘馬列帽’”。可謂“用心良苦”。

　　他這一“提醒”，把一個完全擊破人們認知與情感底線的嚴峻事實曝露于大庭廣眾之下。與該文作者的愿望相反，由此掀起的是義憤的怒濤——許許多多的質問信雪片似地飛向編輯部和有關宣傳部門。

　　人們憤怒質問的矛頭集中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上——難道毛澤東稱不上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嗎？！”甚至連“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評價也要“摘掉”嗎？！

　　中國革命的歷史上不是沒有發生過否定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事情。眾所周知，在紅軍初創根據地時，從蘇聯回來頭戴理論權威桂冠的“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們就曾經嘲笑毛澤東“在山溝溝里有什么馬克思主義？”在新中國探索獨立自主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時，自認為社會主義陣營老大的蘇共就曾經糾集一伙小兄弟攻擊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是“左傾冒險主義”。對于這些非難，歷史早就給出了明確的定論。歷史以無數戰士和先烈的鮮血與生命的代價，證明凡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就必然遭致革命的失敗。難道新版《辭海》修訂者把這些基本的歷史事實都忘了嗎？他們竟然要在新時代下重蹈歷史上那些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人的覆轍。

　　至于把毛澤東熟讀中國歷史也拿來“證明”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調則更是荒謬絕倫。毛澤東博覽群書，包括熟讀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構筑了他豐厚的知識底蘊，也是他在中共黨內首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條件。這是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和馬克思主義的偉大貢獻，怎么到了某些人那里，倒成了摘掉‘馬列帽’的根據？莫非在他們看來，只有能把馬克思，列寧著作的許多句子背誦如流的王明之流才算得上“馬克思主義者”？

　　面對人們的質疑，新版《辭海》修訂者出來辯解了幾句。可是他們的辯白是多么蒼白啊！（《知網》：《百年潮》2000年6月）

　　他們一是說：重要人物條目不用頌揚性評價語，所以就沒有加上“偉大的”修飾語。“偉大的”這種頌揚性評價語當然不能隨便用，但是經受了歷史的反復驗證，被中國乃至世界廣大人民所確認，所作貢獻被公認為“偉大”的人物，肯定其“偉大”正是實事求是的態度，而不承認其偉大才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做法。事實上，《辭海》1979版和1989版均稱孫中山是“我國偉大的革命先行者”，1999版則稱之為“中國近代偉大的民主革命家”，并不避諱“偉大的”頌揚性評價語，怎么到了毛澤東就不可以了呢？

　　他們又說，涉及到思想政治層面的詞條，都必須要經過中央有關部門的反復審核才可最后確定，并不是辭海編輯部自行決定的。這也許是實情。但是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6月27日就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專門列一節“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有明確論述：“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難道有哪一個個人的話比黨的代表大會做出的決議更具權威嗎？89版、99版《辭海》修訂者在明明有黨的決議這樣的權威論斷作編纂依據的情況下，卻偏偏要借報上級審批來掩護其自作主張的“修訂”，豈不令人深思？

　　他們還說，因為中共其他領導人的條目都沒有寫“馬克思主義者”，為了平衡，所以毛澤東條目上也就沒寫。在受到普遍質疑后，99版《辭海》在后來再版時，“為了平衡”，把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陳云、任弼時幾個人都同樣地加上了“馬克思主義者”。這樣搞平衡，是尊重歷史的態度嗎？周、朱、劉、鄧、陳、任以及其他中共高層領導人（如葉劍英，黃克誠）都明確說過，毛澤東作出了遠高于其他人的特殊的、獨特的貢獻。尊重這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就應該實事求是地反映出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共黨內的特殊地位。那些跟著毛澤東從槍林彈雨中跌打滾爬過來的人都心銳誠服地擁戴偉大導師和統帥為全黨全軍的領導核心與最高領袖，怎么到了窩身于象牙塔里的幾個文人手里就隨隨便便地“平衡”為一個班里的一般戰友關系了呢？這不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又是什么？

　　新版《辭海》修訂者羞羞答答，欲說還休的話，倒是被《中國合作新報》的那篇文章體會到了，還明說了出來。聯系到當年猖獗一時的非毛化思潮就可以明白，所謂“對毛澤東思想的新認識”，無非是那種推翻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要求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再評價”的論調的翻版；所謂“GK的深層軌跡”， 無非是反映了某些人期待GK走非毛化道路的深層動機。

　　新版《辭海》修訂者無論怎么辯解都是徒勞的，因為指導思想滲透了歷史虛無主義，就處處反映在具體修訂內容上，對毛澤東評價的“修訂”只是這種指導思想的集中反映。有人仔細一看，1979年版《辭海》關于“狼牙山五壯士”， “趙一曼”等革命烈士的條目，在1999版《辭海》中竟然都被取消了；其它關于中國革命具體事件的條目用語，如“三灣改編”， “遵義會議”以及解放戰爭中的幾個大戰役，都做了刻意壓低毛澤東所起作用的改動。

　　新版《辭海》修訂者們一再申辯自己并無貶低毛澤東的主觀意愿，但他們的這種“修訂”實際上與當時社會上的非毛化及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相呼應，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則是不爭的事實。

　　在眾多群眾和干部的強烈質疑聲中，上海市有關領導部門作出了表態：“對這些意見進行了研究，并決心及時修訂改正”，同時對上海辭書出版社提出了嚴肅的批評，指出這是“缺乏政治意識的表現”；并通知市新聞出版局、上海辭書出版社暫停1999版《辭海》各種版本(彩圖本、三卷本、縮印本)的印制工作，已裝訂成冊的停止發貨，等待重新換頁。由此，99版《辭海》再版時在“毛澤東”詞條重新加上了“馬克思主義者”的評語。（《知網》：《真理的追求》2000年3月）

　　1999版《辭海》對1979年版《辭海》的許多錯誤改動和刪減，在2009版《辭海》中基本上得以改正，像“狼牙山五壯士”，“趙一曼”等被刪除的條目也得以恢復。在這場《辭海》的風波中，民心向背再一次表現出極大的力量。事實再一次證明，撼山易，撼毛澤東在人民心中的地位難！

　　偉人說過，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利用《辭海》修訂搞歷史虛無主義則更是貽害無窮，令人觸目驚心之舉。鑒于《辭海》作為權威工具書的性質，它對一代人乃至幾代人的認知都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意識形態領域不能不占據特殊的地位，對此絕不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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