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最近在閱讀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其中第四卷第十一章專門談到“中產等級”群體在政體形式中的地位和作用。

　　亞里士多德認為，在一個政體中，所有因素（利益）越是平衡，政體就越穩定，越能維持長久。毋庸置疑，中庸政體即為最佳政體，不存在黨派，就不會發生黨派之爭，在中產等級占多的城邦便很少發生這樣的爭執。而之所以大國較少紛爭，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一切城邦中，所有公民團體都可以分為三個等級：極富、極貧以及介于兩者之間的中產。人們普遍認為，擁有一份合適的財產總為最好，處于中庸條件下的人們最能遵從理智。而那些身在任何極端情境的人，或過于美麗、過于強壯、過于高貴、過于富裕，或過于丑陋、過于柔弱、過于鄙賤、過于貧困，都是極易偏離理性軌道的。

　　在第一類（極富）人群中，極容易出現窮兇極惡的暴徒；而在第二類（極貧）人群中，極易出現流氓無賴（窮山惡水出刁民）。此兩類人或惹是生非或釀成大禍，無不對軍事機構或行政機構危害巨大，加之其本性兇殘難以管束，很可能對社會生活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那些在勢力、財富、關系等方面占有諸多先天優勢的人，是不甘約束、不受控制的。這些缺點在其年幼時便已形成，由于兒童時期所享受的溺愛，他們漠視紀律，在課業學習過程中也不會聽從老師的指點。這一類人漠視自我管束，一心只想統治他人（我爸是李剛）。

　　那些沒有先天優勢的群體，其性格卑劣，因而走向另一種極端，這種人只知道服從和接受，不曉統治為何物，仿佛是天生的奴隸。

　　這樣的結果必定是，城邦不再是自由人之城邦，而成了藐視與怨恨、奴隸主與奴隸們的城邦。沒有了善和友誼，整個社會充斥著怨恨和嫉妒。在這樣的城邦里，人們甚至不愿意在一條路上同行。

　　城邦的構建有賴于平等，有賴于同等人之間的友善，而中產等級正具備此種特征。由此我們可以認定，以中產等級為主體的城邦，最合乎其自然屬性，定能達到最佳的治理。相比于其他公民團體，中產等級的性質最為穩定，他們互相之間既不會貪圖別人的財物，也不擔心他人覬覦自己的所有，因而他們不用同富人和窮人一樣相互算計、互相防備，因而生活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

　　一旦中產等級的勢頭強大到超過其余兩個等級之總和，或者超越于其中任何一方，足以撼動整個政局之時，就將起到平衡的作用，從而防止形成一頭獨大之趨勢。

　　因此，一個城邦的最大幸運，就在于它擁有大量的中產居民。而極窮或極富的地方，其結果若非極端的民主制，就是極端的寡頭制，甚至可從此兩種發展成專制。

　　民主制的屬性較寡頭制更穩定且持久，多是由于中產等級人數較多，且權力分配較為均衡。若一個政體中少有中產等級甚或沒有，窮人占據了大多數，城邦就很容易發生內訌，政體也很快會瓦解。

　　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中產等級”群體，即為“中產階級”，在今天的中國被稱為“中等收人群體”。根據國際通行定義，中等收人群體是指收入處于社會平均收入或收入中位數及其附近區間的勞動者。

　　值得欣慰的是，中國自十八大以來，連續8年投入近1.6萬億元用于精準扶貧，截至2020年底，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為全中國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邁出了重要一步。

　　但是，中國的貧富差距仍然很大，而且呈擴大趨勢。

　　2024年6月18日中金發布了《2023年中國財富報告》，展示了我國私人財富的總盤子為430萬億元，涵蓋了現金、銀行存款、房產、證券、貴金屬等各類資產。按照14億人口計算，人均大約30.7萬元。

　　然而，財富分布并不均衡，在劃分的三個層級中，富人階層擁有財富量占到私人財富總量的67.44%，達到290萬億之巨，人均超過6300萬元。

　　中產階層持有財富總量為110萬億元，占比25.58%。

　　其他群體人數占比93%，但其所擁有的財富量卻僅占私人財富總量不足7%，人均財富僅2.3萬元。

　　而占比約7%的人群占有了93%的社會私人財富量，而且其中極為少數的人則擁有了其中的大部分財富。

　　請注意這一組數據：7%的人占有93%的財富，93%的人占有7%的財富。可見我們的貧富差距已經發展到令人驚訝的地步。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我國的基尼系數從2008年以來一直保持在0.4警戒線以上，顯示貧富差距十分嚴重。一位前領導人實話實說：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而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交租房都困難。

　　根據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的一篇最新國內收入情況分析顯示，我國目前中等收入群體的數量僅為24.7%，而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等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70%左右，日本、韓國為60%以上，美國一直被稱為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但中等收入群體也高達55.9%。

　　這一狀況對我國政體穩定、社會和諧安寧構成嚴重威脅，我們看到，群體事件頻繁發生，維穩成本與日俱增，長此以往，后果堪憂。

　　為此，我們必須對中等收人群體體量嚴重偏低的問題引起足夠重視，研究制定對策措施，努力構建以中等收人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分配結構，以確保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的長治久安。

　　首先，必須從戰略高度認識打造“中產”的重要性。我國最高領導人明確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黨的二十大在規劃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任務時明確提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臺階，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明顯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社會保持長期穩定，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其次，必須為壯大“中產”隊伍創造寬松的政策環境。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的調節力度。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國家大政方針已經制定，貴在抓落實，尤其要加強城管隊伍的建設與管理，嚴懲“打砸搶”行為，為底層民眾勞動致富提供基本條件。

　　再次，必須做好“保中產”的服務保障工作。重點是提高對財權的保護力度和完善各項社會公共服務保障。應該按照二十大的部署，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盡快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完善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大病保險制度；完善失業、工傷保險制度等。服務保障工作應當達到兩個目的：一是解決“中產”的后顧之憂，化解災難性支出風險，確保中等收入者不會輕易跌出中等收入群體；二是關照好底層利益，為實現“共同富裕”的長遠目標創造條件。

　　（原創，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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