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農、 錢壯飛、 胡底(右起) 是中共情報戰線上的杰出代表，史稱 “龍潭三杰”

　　黨的隱蔽工作紀律，是嚴酷斗爭中所遭受的挫折、失敗倒逼出來的，是用鮮血和生命凝結而成的，是吃一塹長一智的產物。血的代價換來了一整套嚴苛縝密、行之有效的隱蔽斗爭紀律，為消除隱患、占據主動、搶奪勝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蔣介石目無紀律，毛澤東以身作則

　　1941年6月的一個夜晚，山城重慶一處豪華所在正舉辦盛大宴會，國民黨要員云集，達官顯貴畢至。歌舞升平、觥籌交錯之際，一位風度翩翩的男子談笑風生，周旋于顯爵名媛之間。他，就是中共隱蔽戰線的傳奇人物閻寶航。

　　閻寶航是周恩來親自選定、培養起來的情報干才。1937年周恩來親自介紹閻寶航入黨，閻寶航成為與他單線聯系的“特別黨員”。1941年初聯共(布) 請求中共幫助搜集國際情報，周恩來遂授命閻寶航組建情報小組，通過國民黨上層搜集有關蘇聯的國際情報。

　　走進宴會廳那一刻，閻寶航敏銳地察覺到一股異樣氣氛。他發現孫中山的長子、國民黨立法院院長孫科和國民黨元老、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特別興奮，頻頻舉杯，相互敬酒，還說什么預祝德軍旗開得勝，馬到成功，踏平高加索，會師莫斯科”。

　　閻寶航從于右任口中得知，德國定于6月20日前后那一周進攻蘇聯。他當即找到孫科核實，孫科明確告訴他，此消息是德方透露給國民黨駐德武官桂永清的，桂永清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親口告訴了他和于右任。

　　閻寶航當即離開宴會，急于將這一驚天情報報告組織。情報紀律不允許他直接前往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面報周恩來，他遂派專職交通員李政文秘密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馬上急電延安，毛澤東閱后要求即刻通報蘇方。

　　接到中共通報后，斯大林于6月21日向各大軍區下達了即刻進入一級戰備的命令。次日，即6月22日凌晨，德國對蘇聯不宣而戰。中共提供的情報為斯大林爭取到了寶貴的24小時戰備時間。

　　戰爭的爆發印證了中方情報的及時、準確。斯大林在戰爭第二天，即6月23日，專門致電中共感謝：“感謝你們提供了德國進攻的準確情報，使蘇聯提早進入戰備狀態。”時任中央社會部秘書、后曾任國家安全部部長的羅青長將斯大林的感謝電專呈毛澤東。毛澤東看后劃著一根火柴，親手銷毀了電報。

　　孫科和于右任既不負責軍事，更不分管情報，根本不在如此絕密、如此重大情報的知情范圍內，蔣介石卻隨口告訴了這兩個無關之人。而他們兩個又把這份絕密情報當作宴會上助興的談資，信口開河，毫不避諱。

　　毛澤東本可以將電報退回社會部或機要部門，由工作人員去銷毀，但身為最高領導人的他卻沒有這么做，而是嚴格遵守電報管理的有關規定，親自銷毀了電報，為的是保護電報內容，保護情報來源，保護機要密碼。

　　面對同一份情報，國共兩黨領袖采取的大相徑庭的處理方式，體現出的是對待紀律截然相反的態度。

　　1924年6月，蔣介石曾在黃埔軍校發表關于軍紀的講話，講了軍紀的根源、軍紀的定義、軍紀的性質、軍紀的要素、軍紀的效力、軍紀的教育。這篇講話洋洋灑灑，內容不可謂不全面，認識不可謂不深刻，要求不可謂不嚴苛。

　　蔣介石這篇講話發表24 年后，毛澤東于1948年11月在給東北野戰軍負責人和各中央局、各前委負責人發出的一封電報中也對全黨全軍提出了紀律要求。他的話簡潔、明了，一共10個字：“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

　　蔣介石講到紀律，甚是苦口婆心，可講完就忘到了腦后，自己帶頭違反。毛澤東一字千鈞，率先垂范，帶頭嚴守紀律。兩者之間的差別，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國共隱蔽斗爭乃至全局博弈的走勢，歷史早已給出了答案。

　　閻寶航

　　周恩來自請處分，胡宗南隱情不報

　　無獨有偶。在紀律面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和國民黨的高級將領胡宗南也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1946年6月，周恩來乘坐來華調停國共內戰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上將的專機從延安飛往南京。起飛前一晚，周恩來開了整整一夜的會，直到第二天上午上飛機。他十分疲憊，在飛機上睡得很沉，裝在襯衣口袋里的一個小本子在飛機顛簸中滑落到機艙里。小本子上記錄著打入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身邊任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的中共情報人員熊向暉在南京的住址，還標注了一個“熊”字。這個小本子如果落到國民黨手里，熊向暉定將暴露無遺。飛抵南京的當天下午，馬歇爾派人轉來一個厚紙包裹、火漆封裝的小盒子，要求交周恩來親啟，里面裝的正是那個小本子。

　　周恩來立即派人將熊向暉秘密接到中共代表團駐南京辦事處梅園新村。一見到熊向暉，周恩來就說，“我不小心出了事故”，接著把遺失小本子的詳細過程告訴了熊向暉。

　　周恩來說：小本子上記的其他事情無關緊要，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來應該記在腦子里，我一時粗心，寫在小本子上，還寫了一個“熊”字。我原以為放在身上襯衣口袋里很保險，可是襯衣口袋沒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飛機，也沒有注意檢查，造成嚴重事故。我已經打電報報告中央，作了初步檢討，請求處分。

　　多年后，熊向暉在回憶錄中詳細地描述了自己當時的心情：“我頓時感到震撼，倒不是由于他丟了小本子，而是由于他對這件只有自己一人知道的事，毫不規避，如實報告中央，還作檢討，請求處分。更使我想象不到的是，他是中央最高領導人之一，竟向我這個普通黨員和盤托出。他的真摯坦誠的態度和偉大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我。”

　　熊向暉當即向周恩來表示：這是小事，沒有什么了不起，從入黨之時起就準備隨時犧牲。

　　周恩來說：“每個共產黨員都應該準備隨時犧牲，黨組織不應該讓黨員平白犧牲。這個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擔責任，要盡一切努力來挽救，不能一誤再誤。”隨后，周恩來分析了馬歇爾會不會將小本子交給國民黨的兩種可能性，縝密安排熊向暉暫避上海，靜觀動向。熊向暉最終有驚無險地渡過這一關，重返虎穴，再立新功。

　　1947年9月，北平地下黨電臺被國民黨特務破獲，導致熊向暉的上線、西安情報系統負責人王石堅被捕、叛變。保密局在調查此案的過程中，發現熊向暉的真實身份系中共情報人員。

　　對于身邊出了個“共諜”，胡宗南非但沒有自請處分，反而隱瞞不報。更有甚者，專司反共密戰的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居然把與胡宗南的私交置于“黨國”之上，不僅將案情向涉案的胡宗南和盤托出，還與胡串通一氣蒙蔽蔣介石。

　　對此，曾任軍統總務處少將處長的沈醉在其所著的《軍統內幕》一書中有這樣一段回憶：

　　1946年， 周恩來在南京梅園新村

　　1947年秋冬間， 我曾去西安見過胡， 那是為了處理保密局在西安幾萬包面粉的事。……我在西安處理面粉時， 保密局行動處處長葉翔之正在西安搜捕西北中共地下黨組織。在清理出來的線索里， 發現胡宗南的秘書和他的西北通訊社的負責人當中有中共黨員， 已經活動了多年。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葉翔之和我同住在西安的中國旅行社招待所里， 有天半夜他把我叫醒，說這事關系胡宗南的聲譽很大， 問我應如何處理。我建議他立刻向毛人鳳請示。第二天， 毛人鳳復電指示， 說涉及胡部下的問題， 應先向胡詳細報告， 有關案卷都可以送去給他看。

　　胡對此的確大吃一驚。……立刻決定將所有涉及的他部下的幾個人都由他自行處理， 要葉翔之不必過問。連向蔣介石報告時也應當把這幾個人另外列出來， 千萬不能讓蔣介石知道。

　　胡宗南為了自己的“聲譽”，把“自行處理”變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前由他親自選送赴美留學的熊向暉，得以在案發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在美國安然讀書，直至1949年初取得碩士學位后返回祖國。

　　錢壯飛危急關頭恪守紀律，徐恩曾屢犯紀律留下破綻

　　錢壯飛挽救黨中央的傳奇無人不知。大家關注的，是他如何打入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科長徐恩曾身邊任機要秘書，如何截獲顧順章叛變的密電，從而挽救了黨中央，卻很少有人注意到，錢壯飛在應對這場突發的重大危機過程中，所體現出的高度的紀律觀念。

　　錢壯飛截獲密電那一刻，即知他隨時可能被捕，留給他報告中央的時間十分緊迫。千鈞一發之際，他沒有打電話，沒有發電報，更沒有倉皇撤離，而是嚴守隱蔽工作的聯絡紀律，派其女婿、秘密交通員劉杞夫趕往上海報告組織。

　　隨后，錢壯飛按照保密紀律要求，徹底清理了“自己所經管的重要文電、賬目”，沒有給敵人留下任何線索。

　　按照重大險情處置規定，暴露方應竭盡所能拖延敵人，最大限度為尚未暴露的人員爭取轉移時間。錢壯飛正是嚴格遵照這條紀律行事的。錢壯飛很清楚，他晚一分鐘撤離，敵人就會晚一分鐘發現他的真實身份，就可能為黨中央多爭取一分鐘脫險的時間。為此，他一直堅守到第二天早晨，才“像往常一樣，若無其事地把這批特急密電當面交給了徐恩曾，接著裝作回家休息的樣子，從容不迫地離開了‘大本營’”。

　　反觀徐恩曾，他一貫漠視紀律，工作、生活中破綻頻出，為錢壯飛見縫插針、建功立業創造了良機。

　　徐恩曾迷戀女色，常在工作時間借故離開特務機關去尋花問柳。每天只處理一些必須由他親自上手的“急事、要事”，“大本營”的日常工作全部推給錢壯飛。“凡呈報徐恩曾閱處的機密文電，最先過目的往往是錢壯飛。即使是由徐恩曾批復的電報、報告和各種情報資料，也是先由錢壯飛審閱并提出處理意見后，交徐恩曾在上面簽個字了事。”

　　徐恩曾雖是個“甩手掌柜”，但對那本譯電專用密碼本毫不放手，連嫖妓時也隨身攜帶。錢壯飛靈機一動，提醒徐恩曾上妓院不要帶密碼本，萬一丟了，后果不堪設想。徐恩曾果然中計，把密碼本鎖在機要柜里，被錢壯飛設法取出，整本拍照后，原封不動放回。決定黨中央生死存亡的1931年4月25日深夜，錢壯飛正是依靠這個密碼本，譯出了有關顧順章被捕叛變的一連6封密電。

　　晚年的徐恩曾，多次“檢討”自己錄用、信任錢壯飛之錯，卻始終未能認識到，正是他屢犯紀律，才成就了錢壯飛的傳奇。

　　嚴守紀律防微杜漸，漠視紀律教訓慘痛

　　隱蔽戰線的斗爭是一場無所不用其極的殊死攻防，容錯糾錯的機會幾乎為零。遵紀者，能夠防止失誤，避免流血;違紀者，必然付出慘痛代價。

　　1981年11月8日， 陳云在北京會見參加中共黨史專題資料征集座談會的老同志。左起：劉鼎、 李一氓、 陳養山、 李強

　　“密戰英雄”、最高人民檢察院原副檢察長陳養山，1928年4月中央特科情報科成立之初就被調入其中，直到1935年9月中央特科被撤銷，是在情報科工作時間最長的一個。其間，他“只知道自己的工作情況”，連工作單位名稱都沒問過。1936年到達延安后才知道，自己在上海的工作單位叫中央特科。這時，中央特科已終止運行一年了。這意味著，在長達8年多的時間里，陳養山始終一絲不茍地遵守著情報工作紀律，只埋頭做好自己的工作，未打聽任何不該打聽的人和事，而他的上級和戰友們，也沒有任何人向他透露過任何超出他本職工作的人和事。

　　其間，陳養山曾奉命掩護過賀龍。1927年南昌起義失利后，賀龍遭反動派通緝，于11月初輾轉前往上海。賀龍當時已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要在白色恐怖異常嚴峻的上海確保他的安全談何容易。周恩來把這一任務交給了陳養山。陳養山把隱蔽地點、食宿、聯絡等一切事情都安排得十分周密，確保了賀龍的絕對安全。

　　不久，黨的一個秘密機關被敵人破獲，敵人了解到賀龍在上海，開始大肆搜捕。黨中央批準賀龍前往湘鄂邊創建革命根據地，委派陳養山護送賀龍一行。陳養山再次出色完成了任務。在兩次掩護賀龍期間，陳養山始終嚴守紀律，沒有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直到十幾年后他們在延安重逢，賀龍方才知道陳養山的真實姓名。

　　此后近60年，陳養山對當年掩護賀龍的經歷守口如瓶。直到1988年，陳養山的秘書聽說此事后找他核實，他才說確有此事，但又叮囑秘書不要到處講。

　　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主人公原型李白當年進入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后，遇到了從蘇聯列寧格勒軍事通信學校學成歸來、因早年當過木匠而被周恩來稱為“木匠”的紅色電臺傳奇人物涂作潮。正是這位“木匠”，手把手將李白培養成了能收發、會組裝、懂維修的全能情報通聯戰士。

　　涂作潮不僅是情報通聯的傳奇人物，更是嚴守紀律的模范。全國抗戰爆發初期，涂作潮在上海與愛人張小梅結婚，先后生了3個孩子，但在妻子面前始終嚴守秘密工作紀律，對自己的情報工作守口如瓶，甚至連自己的真實姓名都對妻子保密。直到1942年離開上海前往根據地前夕，他才告訴妻子自己的真名叫涂作潮。他囑咐妻子說，如果他此次一去不歸，等共產黨勝利了，去找黨打聽他的下落。

　　1935年秋，堅守在上海的中央特科情報工作負責人徐強，給妻子李云布置了一項緊急特殊任務，尋找兩個男孩。徐強只說這兩個孩子是烈士后代，從收養他們的人家出走不歸，估計已流落街頭。李云回憶：“特科的紀律是非常嚴格的，特別是情報工作，對上級的命令必須絕對服從，不能問也不許問。”

　　李云在回憶錄《往事與情懷》中寫道：“到了1936年春末夏初，徐強告訴我，兩個孩子找到了，已經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開孩子的真正身份之謎：毛澤東的兒子。至于誰找到的，在哪兒找到的，又是怎樣找到的，我是他妻子，他卻始終沒有和我說，直到1988年徐強去世。”字里行間她對丈夫非但沒有絲毫抱怨，反而充滿了理解和敬佩。

　　在黨的隱蔽斗爭史上，嚴守紀律的榜樣數不勝數，但也有過需要反思的慘痛教訓。

　　1947年9月，隸屬中共西安情報系統的北平情報小組地下秘密電臺被國民黨特務破獲，敵人順藤摸瓜，相繼破獲西安、蘭州、沈陽、張家口等地的中共情報組織，致使黨的北方情報體系遭受重大損失。

　　令人扼腕的是，正是北平地下黨秘密電臺有關人員接連違反情報工作紀律，才給敵人造成了可乘之機。

　　就在案發前，一封發自北平地下黨秘密電臺的來電，引起周恩來的高度警覺。這份電文的內容是：“孫決心合作，請速派負責人來商。”電文中的“孫”，指的是國民黨保定綏靖公署主任孫連仲，電文內容來自保定綏靖公署設計委員會副主任、中將參議余心清。余心清是黨外進步人士，積極協助我黨統戰工作，竭力想說服孫連仲起義。這份電報，他是通過打進保定綏靖公署的中共情報人員陳融生，交由北平情報小組密臺發出的。這就意味著，密臺把性質、任務、方式大相徑庭的統戰和情報兩項工作交集到了一起，嚴重違反了“垂直領導、互不交叉”的秘密工作紀律，一旦其中一個系統發生問題，必然橫向連累另一個系統，后果不堪設想。周恩來當即對北平情報小組提出嚴肅批評，責令立即整改。

　　然而，余心清的積極斡旋行動已經引起國民黨方面高度關注，蔣介石密令保密局查明孫連仲有無通共實情，保密局遂從搜查中共地下電臺入手，采取無線電偵測與人力實地偵察相結合的方法，在北平全城日夜搜索。

　　當時的北平情報小組是個情報效率極高的團隊，每天獲取大量敵情。為及時報告上級，電臺每天定時發報，且經常被迫超時工作，最長曾連續發報7個多小時。

　　一般來說，有規律的生活，有規律的工作，對人的健康是十分有益的?？稍陔[蔽戰線斗爭中，有規律的活動卻是大忌。這個規律一旦被對手掌握，就會造成致命的后果。

　　固定的發報時間為敵人創造了守株待兔的機會，超長的發報時間又給了敵人提供了精確定位電臺的足夠時間，很快密臺便被鎖定、破獲。

　　在搜查過程中，敵人從電臺負責人兼報務員李政宣的床下發現了一個柳條筐?？饍热罅侩妶笤澹渲邢喈斠徊糠质潜逼角閳笮〗M成員親筆所寫。按照密碼和電報管理的嚴格規定，電報原稿必須在發后第一時間銷毀。李政宣卻置若罔聞，長期違反工作紀律，發報后將原稿隨手扔到床下了事，給敵人順藤摸瓜拓展破案范圍提供了重大線索。連起碼的工作紀律都不能恪守的人，又怎能經得起生死考驗?李政宣被捕即叛變，把所知道的一切都供了出來。

　　北平電臺案最終導致西安情報系統負責人王石堅，“龍潭后三杰”熊向暉、申健、陳忠經，保定綏靖公署作戰處少將處長謝士炎，胡宗南部機要室副主任兼電信科科長戴中溶等100多名中共情報人員身份暴露，謝士炎等5人慘遭敵人殺害。國民黨特務頭子毛人鳳得意地妄稱：“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江山。”

　　第1屆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紅色娘子軍》中有這樣一個片段：吳瓊花在化裝偵察中遭遇南霸天。她報仇心切，不顧戰友阻攔，違反偵察紀律，開槍擊傷南霸天，打草驚蛇，暴露了偵察意圖。在黨代表洪長青的批評教育下，吳瓊花對自己的錯誤有了深刻認識，檢討說：“下次偵察，我不犯紀律了!”洪長青當即糾正她說：“不是下次偵察，是一輩子不犯紀律!”

　　紀律是隱蔽斗爭的生命線，嚴守紀律永遠在路上。這不是一時一刻的要求，而應是一生一世的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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