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2021年的宋冬野、2022年的杜雪兒嗎？涉毒問題為什么必須一刀切砍死？

　　2017年時的某草莓音樂節，宋冬野就悄咪咪地觸摸紅線，結果被共青團中央揪著耳朵打臉

　　2021年又來，甚至不再悄咪咪了，干脆直接發文裹挾粉絲以逼宮

　　因為一旦開了這個口子，那么之前所有的“行業威懾”都會灰飛煙滅、前功盡棄。

　　拿緝毒警群體的巨大犧牲來說——是的，我們又要不厭其煩、日復一日的強調緝毒警這個警種的付出，原因無他，禁毒工作相比于其他警事維穩工作，確實太特殊！

　　扒手被捕，出獄后可再偷；奸者被捕，出獄后可再淫。

　　唯獨販毒者，一旦吃了牢飯，要么販毒數量巨大而死刑，否則出獄后他根本不可能再重回“圈子”——因為他吃過警察的飯、有了“白道污點”，毒圈不會再給他信任，過往所有的人脈、網絡、貨源、渠道，全部都會將其排擠出去。

　　等于是，黑白兩道都混不下去。

　　甚至很多毒販落網，其舊部和同伙會把觸手伸進警府內部，趕在他開口受審之前將其滅口（毒販行賄是不計成本的，所以緝毒系統的反腐工作同樣艱巨）。

　　這就是為什么毒販都會隨身攜帶軍火、遇到緝毒警時不惜舍命火拼也絕不可被抓進局子，這是每一個毒販心中的鐵律。

　　古今中外，規模巨大的販毒集團無一例外全部也同時是軍火販賣集團。

　　這也就是為什么，緝毒警是所有警種里最危險的。

　　他們的對手全是一幫六親不認、殺紅眼的亡命徒。

　　一旦發現自己暴露，緝毒警在他們眼里就必須是要碎尸萬段、置之于死地的「敵人」。

　　可以去查閱，那些被毒販“俘虜”的緝毒警，在毒販手里都是遭遇何等反人類、慘烈的下場……

　　李忠華，前緝毒警。他臉上一道明顯的疤痕，是多年前一名毒販拉響手榴彈留給他下的印記!除此，他的聽力衰退，還有噩夢般的回憶。那次緝毒任務中，包括他共五人因手榴彈爆炸而受傷，兩人在他的前面“慢慢死去”。

　　畢侃，江蘇鹽城禁毒大隊民警，盤查一輛可疑車輛時，右腿被碾壓，粉碎性骨折。

　　楊謙，云南緝毒警察，禁毒十三年，上百次化妝偵查，“忘了多少次被毒販拿槍指著腦袋"。曾有人出20萬買他的人頭。

　　印春榮，二十八年奮戰在緝毒一線，曾臥底毒窟六年沒回過家。為避免毒販打擊報復，他深夜才敢回家。

　　還記得2018年那個化名李雄的緝毒警嗎？在超過45個小時的時間里5根肋骨被毒販用鈍器敲碎、兩條腿膝蓋以下被剝皮削肉、鼻子被刃器割掉，兩個眼球被搗碎、下巴被鈍器擊碎，8根手指被砍掉，最后的致命傷是頭骨的一處鈍擊凹陷。

　　整個受虐過程，李雄還因為被毒販打了大量的清醒藥劑，而沒辦法疼暈過去……

　　還有那個云南的著名臥底緝毒警黃仲權，當毒販覺察到他是警察的真實身份時立刻將其拘禁，那些惡魔用鐵線穿他的鎖骨，用辣椒水澆傷口，灌眼睛，用煙頭碾燙他的皮膚。

　　足足六個小時的無情折磨，黃仲權愣是沒有說出一點關系線人的資料。

　　萬幸的是，在他奄奄一息、瀕臨絕望之際，最終等來了救援。

　　當救援人員到來的時候，黃仲權已經身受重傷，肋骨斷裂，全身各處有不同程度的骨折，身上幾乎沒有一處好肉。

　　與毒販多次交手，黃仲權的赫赫威名讓毒販聞風喪膽，很多人一直想要殺他，但是都沒得逞。恨得咬牙切齒的毒販曾經揚言：“一定要殺了黃仲權，殺不了他也要殺了他的家人。”

　　好在黃仲權的私人信息被保護得很好，沒有泄露，他的家人平安無事。

　　黃仲權這樣的人民英雄，工資待遇卻非常低，全家人也都是靠黃仲權的一點基本警隊收入生活，基本日常開銷都要省吃儉用，家里那臺黑白電視機也一直沒換過，桌椅板凳都是老舊的——反觀那些吸毒藝人卻是奢華到無以復加的光鮮……

　　黃仲權一生抓過400多個毒販，繳獲360000多克鴉片，15000克海洛因，但是卻很少有人記得他的名字，他的英勇無畏都被藏在厚厚的馬賽克后面，甚至就連現在網上也很少可以搜到關于他的照片。

　　根據公開數據，我國緝毒警察的平均壽命為41歲，2017以來已有超過40名緝毒警或公安民警在打擊毒品犯罪中犧牲，超過1500名緝毒警光榮負傷，傷亡比例是所有警種里最高的！

　　這還不包括那些傷亡比例同樣可怕的緝毒犬。

　　同樣是狗，有的狗狗經過強行雜交配種，生來便相貌可愛、登堂入室成為小布爾喬亞們的寵物；而有的狗，生來就活在槍林彈雨里，伴著緝毒警守衛著億萬國人。

　　網絡上（特別是娛樂圈戲子背后的資本）這些毒B，隨時在籌劃著“復出”撈金，柯震東一直在隱隱鬧著復出，房祖名一直在借著他爹的資源暗暗冒頭，宋冬野們更是從未被完全封殺，還有許許多多依仗著家室背景、背后資本和龐大粉絲撐腰的涉毒藝人，都在觀望著、躍躍欲試著……

　　敢問那些很多連尸骨都尋不到的緝毒警，他們的生命還能再來一次嗎？

　　宋冬野們，口口聲聲說自己并不想大把大把賺，只是想“混口飯吃”……

　　然而，誰不給你飯吃了？

　　你做幕后不可以？給人寫歌不掛名不可以？這難道不算依然在發你音樂的光、發你音樂的熱？

　　怎么就不滿意？怎么就非得登臺撈錢？

　　一口一個“我只想混口飯吃而已”，結果你真讓他們只能“混口飯吃”時，他們就急了，暴怒得恨不得殺了你，然后再抱著吉他、無病呻吟矯揉造作地來一曲：“都是這個世界的錯……這個世界會好嗎……”

　　啊呸！

　　大老爺們，男人一點，別動不動氣急敗壞就罵街。

　　更不要動不動就拿“不講人性”的帽子去扣共產黨。

　　黨不是不講人性、不通情理，而是黨必須要為多數人的福祉負責，而不是為少數人的特殊自由徇私。

　　“講人性”，如若給癮君子們之少數人“講人性”，那么更多的人可能連性命都沒有了。

　　我們中國人是吸著鴉片步入近代社會的，我們的男人曾經為了一盒粉而甘當漢奸，我們的女人曾經為了一支煙而淪為妓女。

　　毒品，從來就是輔助軍事侵略、控制殖民地民眾、搜刮掠奪殖民地財富的利器。

　　2021年夏天討論大連日本風情街鬧劇時，我就拿大連的日本毒品入侵史舉例過——1906年6月，日本人曾在大連設立過“關東州鴉片總局”，規定“關東州內所有鴉片販賣事宜，專歸其辦售”，并在金州、普蘭店、貔子窩等地設立分局。

　　日本人當時允許大連居民吸食鴉片和從事鴉片經營活動，但是！鴉片原料的進貨和鴉片產品的生產和流通，必須經日本人自己的鴉片總局統一辦理，除此之外均為犯法，格殺勿論……

　　放到今天，美國的諸多財閥比如奧馳亞集團、英美煙草集團、星座酒業集團、百威啤酒、摩森康勝等，早已紛紛入局包括大麻在內的“致幻藥劑”產業，其中某些歷史悠久的企業早在一百多年就已經隨著歐美軍事力量進入過舊中國、參與過對舊中國的經濟侵略。

　　1935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甚至公開支持通過《統一國家麻醉藥品法》，《紐約時報》當時的標題是“羅斯福要求麻醉藥品戰爭援助”。

　　根據美國新聞調查者亞歷山大·考克布恩和杰弗里·圣克萊爾的披露，二戰后，為了防止共產黨員在戰后意大利選舉當選，美國CIA與西西里黑手黨密切合作，保護并協助他們進行海洛因走私行動，利用毒品進行政治操弄、經濟滲透、社會改造。在CIA的毒品攻勢下，戰后意大利迅速右轉，黑手黨與左翼團體不斷發生沖突，并多次暗殺、折磨和毆打左翼政治組織者。

　　還需要多說什么？

　　宋冬野、杜雪兒、柯鎮東、李代沫、房祖名、寧財神及其孝子們，包括一幫各懷鬼胎、拿這些擁有巨量粉絲的戲子當槍使（表面聲援宋冬野杜雪兒柯鎮東、實際心懷小九九）的雜碎們，你們跟黨、跟人民群眾“講人性”，在我看來完全就是“欺負死人不能說話”。

　　那些逝去的緝毒警察沒法發聲了，他們的家人同樣迫于壓力沒有膽量說話，所以話筒就讓給了你們這些外籍“開化人士”和國內娛樂圈的戲子們（及其粉絲）步步蠶食、步步逼近、步步滲透，直至把話語權搶走？

　　不好意思，緝毒警們不能發聲了，我們這些老百姓替他們說話——尤其是面對一個外籍人士在中文互聯網就毒品問題嘰嘰歪歪，我們難道不應該更加理直氣壯旗幟鮮明？

　　她能夠為“大麻合法化”政策張目辯護，就說明她骨子里依舊是深愛認同尊崇她的祖國（德國）的一切法令價值和社會認知，因而，我覺得我們的某些媒體（人）最好也就別去自欺欺人熱臉貼冷股的扯人家“多么愛中國”、“視中國為第二故鄉”了……

　　這年頭，動輒深情忘我張口閉口“某國是我的第二故鄉”的騙子貨色，我們見得還少嗎？

　　很多事情都都存在討論空間，唯獨吸毒，零容忍。

　　關于前文提到的那個杜雪兒，我再多說兩嘴。

　　你可能不認識這個人，她確實不算頂流。

　　2022年4月北京法院消息：身為“福祿壽樂隊”成員的她，因犯走私毒品罪被判刑。

　　杜雪兒是在2021年1月4日通過微信聯系境外賣家，從美國購買并郵寄入境的毒品，在購買的聊天中她會用“裙子”的表情來指代這類物品。

　　可以得知，杜雪兒的不在其團隊的時期是2021.1.29-2022.1.28，但是在她不在的這段時期樂隊卻在過去一年仍進行著各種表演及活動，并找了一個借口說是成員的身體不適，同時一些歌曲的宣傳都是三人共同出境。

　　更牛的是，在2021年杜雪兒服刑期間福祿壽樂隊至少發行了四張單曲EP，試問這些歌曲以及專輯是怎么錄制和發行的？

　　這明顯是經紀公司拿她們的NC粉當韭菜。

　　在庭審過程中，杜雪兒方曾辯稱：

　　不知道所購買的物品為毒品，也不知道郵件來自于境外。

　　對于是否有犯罪故意的判斷，北京京師（成都）律師事務所刑事部主任吳俊就有認為：

　　任何的一個犯罪都必須要具有主觀的故意和客觀的行為。

　　根據兩高一部《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條的規定，可以從嫌疑人的客觀行為來推定其是否主觀明知。

　　根據判決書認定的事實，杜雪兒曾和多人討論過“LSD”（毒品“郵票”），并通過國外網站了解到其能作用于人的大腦，又規避國家管制通過網絡從境外購買“LSD”。

　　杜雪兒作為所謂“藝人”，接受過專門的禁毒警示教育等情況，能夠認定杜雪兒對其購買的“LSD”是毒品具有明確認識。

　　而其查詢跟蹤境外郵件的物流信息、在家中簽收與其姓名不符的郵件等行為、采取高度隱蔽的方式交接毒品——這都明顯違背了合法物品慣常交接方式，也能印證其主觀上對所接收的郵件性質是有明確認識的。

　　“LSD”即郵票，在大多數國家都屬于管制品，杜雪兒對此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在微信聊天中她會使用“咖啡”“真咖啡”“假咖啡”“郵票”“集郵”等詞，代替其他違禁品和“LSD”，這根本沒法洗。

　　杜雪兒一案，讓“郵票”這種新型毒品被更多人了解，這種圖案多樣、顏色豐富、拇指指甲大小的毒品，就像一張薄薄的紙片，卻擁有危害甚大的毒性。

　　“郵票”成分為麥角二乙胺，是一種強烈的半人工致幻劑。

　　每張“郵票”含有30至50微克的致幻劑，只需要吸入100微克迷幻劑，吸食者就會在視覺、聽覺和記憶上產生幻覺，并出現急性精神分裂。

　　這種新毒品在我國屬于第三代，案發率比重還不高，但濫用情況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尤其是在年輕群體中。

　　第三代毒品與前兩代毒品一樣具有較強的成癮性，作用于人體中樞神經引發興奮、致幻等，大劑量服用與毒品無異。

　　除了“郵票”之外，新型毒品中還有“糖”（搖頭丸）、大麻巧克力、可樂、奶茶等各種形式的新型毒品。

　　根據《2020年中國毒情形勢報告》，截至2020年底，全國現有吸毒人員180.1萬名。其中，新精神活性物質濫用時有發現，花樣不斷翻新，包裝形態不斷變化，有的甚至偽裝成食品飲料，出現“毒郵票”、“毒糖果”、“毒奶茶”，極具偽裝性、隱蔽性、誘惑性。

　　之所以要把杜雪兒單拎出來說，一方面是她涉及的毒品較為新穎，希望讀者同志們加強警惕（尤其公共娛樂場所，防人之心不可無）；另一方面，此人非尋常百姓，而是個出身權貴家庭的X二代。

　　杜雪兒的母親杜明明，是前新華社廣東分社任社長、《光明日報》總編輯、《南方日報》副總編輯。

　　杜雪兒的爺爺能量更巨：杜導正，山西定襄人，早在1937年就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他參加了“蔣村脫離生產武裝抗日自衛隊”，之后被薄一波同志領導下的抗日戰爭動員委員會吸收，成了定襄縣第二區動委會的工作員。

　　此后任繁峙縣、雁北專區青年抗日救國會主任，中共應縣縣委民運部部長，新華通訊社解放軍第二十兵團分社副社長。

　　建國后，杜導正歷任新華社河北分社、廣東分社社長，《羊城晚報》總編輯，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新聞出版署署長，是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這就給杜雪兒涉毒案增添了別樣的味道。

　　杜導正同志的政治履歷、思想經歷和從政中后期的信仰轉變非常劇烈，是黨史上比較典型的那一波“思想劇烈變動”的同志。

　　早年，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到晉察冀中央局黨校學習，在那里逐字逐句學習了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抗戰勝利后，因受到周小舟同志的賞識提攜，被分配到新華社北平平郊支社，任采訪科長；后在解放戰爭中又擔任《晉察冀日報》的記者、編輯、隨軍記者，在戰地采訪中寫下了不少戰地通訊。

　　建國后，杜導正告別部隊，來到新華社華北總分社工作，后到新華社河北分社擔任社長。

　　1959年，杜導正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年后中共廣東省委對他做出書面處分決定：

　　茲定杜導正同志為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另行分配工作。

　　然后，杜導正被下放到暨南大學籌辦新聞專業，幾個月后又被下放到新會縣農村，勞動了半年，接受群眾的再教育。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會以后，省委副秘書長陳越平、文教部長梁嘉代表省委找他談話，杜導正得到徹底平反，恢復了新華社廣東分社社長的職務。

　　應該來說，黨對他的教育是充分而深刻的，既沒有任由“假麻子”對他進行肉體傷害，也沒有放棄對他的思想改造，始終拿他當一位可塑之才，始終希望他能夠堅定對人民群眾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公有制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堅持。

　　但是歷史和人心的走向往往并不遂愿。

　　被下放的那段經歷對杜導正的影響是巨大的，嚴重挫傷了他的“精英感”。

　　1977年夏天，他從廣州調回新華總社，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他正式被調到《光明日報》工作。

　　也正是在《光明日報》工作的幾年間，他幾乎完整參與了那一時期轟轟烈烈的「論戰」，成為了新一屆崇尚改革開放戰略的班子陣營中重要的“筆桿子”。

　　這，也為他日后擔任著名的右翼反共刊物——后來在2016年被取締——的《XX春秋》的社長，奠定了理論與組織基礎。

　　可以說，《XX春秋》這本雜志一定程度上正是在杜導正領導下開始了震蕩性轉變，完全告別了一波同志名譽會長、周谷城任第一任會長、程思遠任第二任會長、魏巍任副會長、李運昌和李力安任顧問時的左翼風范，徹底在世紀之交走向了歧途。

　　放個新聞截圖，同志們自品：

　　所以，禁毒這項事業在中國真的任重道遠。

　　太多勢力明里暗里掀蓋子，萌蔭子嗣私利的同時，妄圖拖我們這個國家下水。

　　當年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也曾表面上大力禁煙，但由于蔣府內部腐敗猖獗、流寇逐利，實際上呈現出的是一種“寓禁于征”的狀態，不但放任煙毒泛濫，甚至收取煙稅充實政府國庫。

　　蔣府內部腐敗的高級官員、軍隊首領與民間毒販勾結，連最高權利持有者的蔣介石也是鴉片販賣的既得利益者——著名的滬上流氓大亨杜月笙就是蔣介石在民間的鴉片販售合伙人（政府直接參與販毒終究有礙名聲），僅1929年，從上海、江蘇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萬元禁煙稅。

　　為了方便杜月笙的鴉片經營，蔣介石授予其少將軍銜，并任命其為“上海禁煙局負責人”這么一個極具諷刺性的官職。蔣介石在中原與諸軍閥作戰屢屢能金錢開道、收買對方將領和軍隊，也是依靠著豐厚的鴉片稅收支撐。

　　抗日戰爭期間，昏庸腐化的蔣府也從未停止販賣毒品，杜月笙多次與戴笠、孔祥熙合作在港、渝、甚至日占區之間運送毒品，倒賣稀缺物資，大發國難財——這一切如果沒有得到蔣介石默許是不可能實現的。

　　到了后期，蔣記民國的販毒品生意進入全球市場，從歐洲到美國都有涉足，據美國政府的記載，在民國時期曾經收繳過大量外包裝打著（中國）全國禁煙局的官方印記的海洛因毒品。

　　這也是為什么1949年國民黨部分軍隊潰逃到東南亞之后能夠迅速熟練的操辦起毒品種植、生產、銷售一條龍產業（典型如李彌部隊）。

　　巔峰時期，杜月笙這個蔣介石代言人控制了全世界鴉片、海洛因等毒品總量的40%。

　　可以說，如果沒有毛主席共產黨，中國將繼續長時間維持“世界第一毒品大國”的位置。

　　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煥然一新的新中國曾以“無毒國”享譽世界近三十年，這在世界禁毒史上是舉世公認的奇跡。直到改革開放后，毒品才再一次卷土重來，出現了諸如“法外之地”的毒品與槍支泛濫的平遠街、天下第一制毒村……

　　禁毒，抗疫，教育，金融，軍事，每一項都離不開反腐斗爭。

　　絕非朝夕之功、一勞永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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