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成為國際貨幣后,與美國崛起之初工業(yè)產品進入歐洲導致的結果一樣,第三世界的輕工業(yè)產品涌進美國,使美國的工業(yè)成為多余,這不符合美利堅民族的利益卻符合華爾街的利益。華爾街在美國成了一個怪物:美國國家財政依賴華爾街金融,華爾街金融依賴軍工和石油擴張;軍工和石油兩大財團的擴張又必須以對外戰(zhàn)爭拉動,戰(zhàn)爭勝利再反哺華爾街,進而支撐美國財政。而成本越來越高的戰(zhàn)爭又進一步透支了國家財政,使政府對華爾街的依賴日益加深。如此惡性循環(huán),致使美國發(fā)生了迄今尚不見盡頭的危機,再加上完全為歐洲忽悠起來的世界老大的地位迫使美國繼續(xù)扛起全世界事務,腎虛活重,美國迅速衰落。正如馬克思所說:
高利貸不改變生產方式,而是象寄生蟲那樣緊緊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虛弱不堪。高利貸吮吸著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產在每況愈下的條件下進行。[1]
現(xiàn)在打仗這活美國實在扛不住了,戰(zhàn)爭的失敗使美元與國際石油的“不可動搖”的絕對掛鉤關系發(fā)生動搖,這迫使華爾街考慮依附于美元之上的資產保值問題。堅挺的美元符合作為民族國家美國的利益,但是美元堅挺才更符合華爾街利益,美元如果持續(xù)疲軟,華爾街利益就會受損,至于美國衰落,這不關華爾街的事,他們需要的只是其資產保值。這也就是目前“亞投行”吸引那么多的西方國家注資的原因。
2015年“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成立時,大量的西方資金涌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顯然是不可思議的。如果沒有華爾街的參與和允許,這些西方資金是不會來的。“貨幣沒有主人”[2],資本沒有祖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是不愿意看到西方資金注入亞投行的,因為這意味著美元的老大地位真正動搖和美國的真正衰落。美元的使用價值是跟美國綁在一起的,但美元的價值可是跟華爾街綁在一起的。“象產業(yè)資本家會欺詐勞動者一樣,商人也會欺詐資本家”[ 3],華爾街不會讓自己的資產隨美元這艘曾經的“泰坦尼克號”號雙雙沉沒。
話又說回來,如果英國在這場俄國與美西方較量中也與美國一齊衰落,那可真是華爾街“撒旦”的末日和世界百年大變局的到來!由此而言,英國等待華爾街而不是投入“烏克蘭決斗場”的選擇是肯定的。
美國著名的東方學專家,太平洋戰(zhàn)爭期間奉羅斯福總統(tǒng)之命任蔣介石政府政治顧問的拉鐵摩爾[4]說:“資本是不知道愛國的。”[5]實際上,華爾街考慮的不是美元更不是美國,而是依附于美元的資產如何保值。在美國出現(xiàn)結構性衰落的情況下,為其資產改選其他有實力的幣種是華爾街大佬們必需的考慮。
現(xiàn)在看來,歐元不行,歐元現(xiàn)在危機重重;德國馬克較有實力,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的德國政治讓這些金融大佬至今仍心有余悸。比較而言,英鎊是比較好的選擇。前幾年香港首富李嘉誠在大舉拋售香港和內地資產的同時又在英國乃至歐洲各國“購買”商業(yè)項目,李氏資本的這條遷移路線與上述判斷相吻合。
目前國際資本的重心正由美國向以英國為中心的歐洲體系轉移,與此相應,如果白宮不能——不管用什么方法——阻止美國的持續(xù)衰落,那美元體系從大西洋西岸向東岸的英鎊體系轉移,就是華爾街最有可能的選擇;而人民幣可能是它完成這種轉移的過渡幣種。英國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決絕態(tài)度堅持脫歐,與歐盟“離婚”,就是為了在迎請華爾街“新人”的同時接收巨額“遺產”贈予前而采取的最具法律意義的步驟。
資本沒有祖國,我們不能指望資本家將國家利益置于資本之上。猶太人自古就是商業(yè)族群,生長于猶太人家庭的馬克思[6]對資本有著比一般經濟學家更深刻的見解[7]。1844年,馬克思撰寫《論猶太人問題》,將猶太人的解放與消滅“猶太”即國際壟斷資本聯(lián)系起來,他說:“我們不是到猶太人的宗教里去尋找猶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現(xiàn)實的猶太人里去尋找猶太教的秘密。”[8]那么,什么是現(xiàn)實的“猶太人的秘密”呢?馬克思說得很直接:“猶太人的世俗基礎是什么呢?實際需要,自私自利。猶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們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錢。”[8]
資本沒有祖國,正因此,馬克思才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工人沒有祖國”[10],因此馬克思建立了服務于工人階級解放的“第一國際”。遺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斯大林解散了“共產國際”——這是共產國際運動的重大損失,但國際金融集團卻沒有作出對等回應,這與戈爾巴喬夫解散了華約組織后西方反而加強了北約組織的結果相似。
注釋:
[1] [德]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頁。
[2 ]這是一語法國諺語,轉引自[德]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68頁。,
[3] [德]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5頁。
[4]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東方學家。生于華盛頓特區(qū),幼年隨父前往中國。1915年就學于英國坎伯蘭圣·比斯學校,4年后回中國。1920年在上海的報館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諾德公司任職,會漢語、蒙語、俄語。1924年從事對中國的調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國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廣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過蘇區(qū),同年返美。1938年執(zhí)教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系學院,次年任院長。1941年奉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tǒng)之命出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次年返美后在戰(zhàn)時情報局供職,負責太平洋戰(zhàn)區(qū)工作。1945年被杜魯門總統(tǒng)任命為駐日經濟代表團團長的特別經濟顧問。同年出版《亞洲問題的解決》,主張幫助亞洲國家確立其在世界中應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間任英國利茲大學中國問題教授,1972年任該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麥卡錫主義時期曾受到調查,并被詆毀為“蘇聯(lián)間諜”。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滿洲——沖突的搖籃》《現(xiàn)代中國的形成》《中國的歷史和革命》等。
[5]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頁。
[6]恩格斯說:“馬克思是一個純粹的猶太人;拉薩爾也是猶太人。在我們的最優(yōu)秀的人物中有許多都是猶太人。”[德]恩格斯:《論反猶太人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頁。
[7] “‘猶太人問題’不是宗教抽象、政治抽象和人道主義抽象問題,而是與時代、與馬克思本人有著直接的血肉聯(lián)系,這種研究思路成為馬克思青年時期以及一生探索的理論特征。”李振:《貨幣文明及其批判——馬克思貨幣文明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頁。
[8] [德]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9] [德]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10] [德]馬克思:《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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