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是有靈性的。

　　詩的靈性因詩人的心動而顯現。

　　中國歷史的唐代，是詩國的時代。詩人的詩既唱出了一個盛唐，也唱毀了一個晚唐。

　　一個時代的盛衰，其實就是一個民族“自信力”的盛衰。“自信力”的盛衰，從“文化自信”方面體現得最為透徹，尤其是詩更是如此。故有云：詩是文學的最高形式。

　　本小文不說“盛詩”，只簡說一下唱毀晚唐的“衰詩”。

　　沒落、頹廢的詩人們霸占著晚唐的詩壇，拋開盛唐時代的民族精神、英雄氣概、愛國情懷，以墮落、頹廢的卑弱腐朽丑陋之氣，熏染著靈性的詩國。他們只知道安樂地享受，風花雪月，撫琴說唱，盡自己之情，竭吾身之性，陶醉在女人的粉脂氣里，唧噥著無聊的俏語，根本不顧“藩鎮跋扈，宦官竊柄，內亂外患，相逼而至”（《美學散步》）。哪管家國存亡，人民離散，只顧一己之樂，漠視烝黎之苦。貪戀祿位，攀附權勢，得過且過，茍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有的雖也是懷古賦興，但看到的唯有悲觀消極。對此，筆者試舉一二，如：

　　杜牧的《遣懷》：

　　“落魄江南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

　　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飲酒作樂，輕攬細腰，渾渾噩噩，大夢一場，卻落得個“青樓薄幸”的負心之名。不管作者處于何等情思去寫此詩，但他混跡于酒色之中卻是不可爭辯的事實。

　　再如杜牧的《赤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杜牧感以三國的“火燒赤壁”之戰，借抒自己的悲觀情懷。倘東風不助，他首先想到的卻是被人奪走的擁懷暖胸的尤物。“春深”二字可知杜牧的重心所在。

　　溫庭筠的《新添聲楊柳枝詞其一》：

　　“一尺深紅蒙曲塵，天生舊物不如新。

　　合歡桃核終堪恨，里許元來別有人。”

　　“花間”鼻祖溫君，艷體婉麗細膩。此詩描寫一個被棄女子的哀怨。“終堪恨”，正在深深地怨恨著那個心中已經有了新歡的負心郎。此等詩作，一旦攀附到“上層”，哪有不衰之理。

　　李商隱的《贈歌妓其一》：

　　“水精如意玉連環，下蔡城危莫破顏。

　　紅綻櫻桃含白雪，斷腸聲里唱陽關。”

　　曽自謂與大唐皇族同宗的李商隱，雖關心時政，多有寄古抨今的悲憤之唱，但仍未脫離晚唐詩人的沒落之勢。作者沉浸于粉脂之中，“斷腸聲里”不能自拔。只有精致的詞韻之美，哪有振奮國民的精神豪氣。

　　還有溫庭筠的《夜看牡丹》：“希逸近來成懶病，不能容意向春風。”《經五丈原》：“下國臥龍空寤主，中原得意不由人。”《贈蜀將》：“今日逢君倍惆悵，灌嬰韓信盡封侯。”李商隱的《籌筆驛》“管樂有才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韋莊的《臺城》：“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等等，等等……

　　上述幾位晚唐詩人，應算是以“衰詩”唱毀晚唐的代表。他們多屬“上層精英”，一手握柄，一手掌文。他們唱的卻是鴛鴦蝴蝶，留戀的是官場祿位、兒女柔情，家國危亡、民族疾苦似與他們毫不相干。

　　晚唐詩人也是個個才華橫溢，文思句句珠璣，讀之瑯瑯，聽之殷殷。但卻拋棄天下詩人的社會道義之任，喪失了詩人的人格。“書以道事，詩以達意”（《史記》），他們唱出的是一個大廈將傾的垂危掙扎和齷齪茍活。文運頹廢，國運何興？他們一直把晚唐唱到不可救藥，這不是詩的“靈性”么？！詩是民族魂魄的“發聲”，詩能唱出民族的昂揚或衰沉。當詩沉湎于自私享樂、以恥為勝，而無利他、更無家國之衷懷時，所唱催的便是一個時代的沒落，甚至衰亡。

　　在“作詩幾乎成了唯一的生活出路”（《唐詩雜論》）的唐代，不可否認，唐人無論皇族貴戚、達官巨賈，還是草野庶黎，無不浸淫在“詩境”里，晚唐這等“衰詩”能不充斥著頹敗的“靈性”嗎？！再看眼下文壇，滿目脂粉、無聊、諂媚，不見醒世、錚骨、斗志；雖“巨著”汗牛充棟，能傳世的幾無。更有那曾被上等公知們推舉為有靈性，且曾火爆的《穿遍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屎尿詩》等驢鳴狗叫所謂詩類，以及今日為患已久的“毒教材”和那些荒誕文墨等等，雖非詩，但與詩屬同類，更是把黑手伸向了中華民族的未來，已彰顯出“崇洋媚外”跪舔“美西”痼疾日久之害了。

　　那些被吹捧的具有“靈性”的骯臟“詩”，以及“毒教材”和荒誕文墨，會不會也有晚唐詩樣的“靈性”，唱衰時代呢，也未可知。且那些上等公知和骯臟“詩”、“毒教材”、荒誕文墨的作者們，卻沒有晚唐詩人的風韻文采，只有令人掩鼻的粗陋惡臭之氣，甚或是民族的敗類，是會腐蝕爛一些迷蒙軟弱者的骨頭的，應該像魯迅先生所言：“做剜爛蘋果的工作”（《準風月談》）一樣徹底剜除。

　　再復贅一句——文運頹廢，國運何興？

　　嗚呼！以古為鑒，今之治世者，不可須臾疏忽惕惕之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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