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6日，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關于在農村中形成‘經濟中心’的戰略性想象的意義”主題學術講座在哲學系錫昌堂103講學廳舉行。本次講座由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現代化研究所暨哲學系、中山大學華南農村研究中心、深圳民族精神與中國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共同主辦，邀請徐俊忠教授擔任主講人，吳重慶教授擔任主持人。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對毛澤東同志的最好紀念，就是把他開創的事業繼續推向前進”。講座主持人吳重慶教授指出，毛澤東關于農村“經濟中心”的戰略性思想就是他所開創的偉大事業中的重要部分，本次講座的意義就是要引起我們對于毛澤東開創的事業的重視。

　　講座一開始，徐俊忠教授說，中山大學中國馬克思主義解釋史中心多年來都會在12月26日當天舉辦紀念毛澤東同志的學術座談會。最難忘的是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時，他出席了在臺灣地區有史以來第一次公開紀念毛澤東的學術活動。今年恰逢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與會師生相聚一堂，也是會很難忘的。

　　對于演講的主題，他指出，毛澤東關于在農村中形成“經濟中心”的思想，是立足國情，接脈于馬克思主義的一種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探索。

　　一、馬克思恩格斯對于農村命運思考的重要思想

　　徐俊忠教授具體分析《共產黨宣言》和《法德農民問題》的相關思想，概括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于農村歷史命運思考的相關思想。認為《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農村屈從于城市的統治，是資產階級支配下對于城市與鄉村之間應有關系的扭曲，因此，改造這種畸形社會的措施之一是“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通過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國的辦法逐步消滅城鄉差別”。《法德農民問題》則是恩格斯借助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馬爾福爾的機會主義觀點的便利，論述關于農村發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的重要文獻。恩格斯的主要觀點包括：第一，面對資本主義的大農業，小農同過時的生產方式的任何殘余一樣，將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第二，拯救小農的可能出路在于把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第三，要使合作社得以持續發展，讓農民的經濟地位得到改善，除了讓農民在結合起來的土地上進行“大規模經營”外，還要讓農民“有機會去從事工業性的副業”；第四，這一切都不能建立于對農民的強迫上，“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也就是說，農民是主體，而不能把他們當做沒有主動性的消極客體。合作社的組織+產業上的農工結合+農民主體，就是它的可能出路。

　　《法德農民問題》的中文版在國內有一個版本是1951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的，譯者是曹葆華和毛岸英，毛岸英是毛澤東同志非常器重的兒子，毛澤東在考慮新中國農村發展問題時，也許會受到這本書思想的影響。

　　二、新中國農村發展中的問題與難題

　　徐俊忠教授認為，放眼近代歷史，唯有中國共產黨人成功地探索解決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問題的有效道路。中共七大提出：“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和建設新中國，必須發展工業”，必須“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更是清醒地提出，建立新中國，僅有政治上的獨立，無法真正實現國家獨立，因此，必須努力“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問題”。這個問題提出的背景是1949年1月8日，以蘇聯為首的“人民民主國家”間的“經互會”的成立。當時蘇聯派代表到西柏坡和毛澤東商談新中國建立的政治、經濟等問題。中國共產黨人非常明確，我們在政治上必須擺脫帝國主義列強國家的支配，結束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歷史，因此，有所謂“一邊倒”的政治與外交政策的選擇，與此同時，以“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為目標，實際上拒絕加入由蘇聯主導的“經互會”體系。可以說，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最為高瞻遠矚的一招。

　　問題是當時的中國工業基礎異常薄弱，農業也是大而不強的。農業人口規模巨大、人均耕種土地不多、農業生產條件極其落后，農產品商品率太低，距離現代農業相當遙遠。落后的農業反過來嚴重地制約著國家工業化的發展。

　　美國人曾經在“白皮書”中斷言，巨大規模的人口是中國社會的沉重的包袱，它是中國歷來社會革命不斷的原因，并預言新中國同樣無法擺脫這一危機。毛澤東駁斥這種論斷，提出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最寶貴的，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都可以造出來。當然，龐大的人口要變成創造人間奇跡的資源，是有條件的。像舊中國許多人所說的，中國農村基本就是“愚貧弱私”的狀況。如果只能如此，那一定是危機不斷的。要把龐大的人口壓力變成改變中國落后面貌的巨大資源，出路在于引導農民通過“組織起來”，逐步走上合作化和集體化的道路。于是，就有土地改革后不久，農民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從初級社到高級社，進而出現高級社的聯社等等的實踐。這一實踐過程被概括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在這里似乎蘊含《法德農民問題》中關于引導農民走上合作社發展道路的相似邏輯，所不同的是中國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要比恩格斯期待的“法德農民”更具強勁的內生力，還負有支持國家工業化的使命。

　　三、毛澤東對于農村發展探索與思考

　　中國式的現代化，起點基礎是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國情。“民眾大聯合”曾經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方式。新中國的建設依然需要遵循這一邏輯。問題是在新的條件下，組織起來的優勢如何有效發揮？共產黨不是神仙、上帝，創造性的解決問題，只能依靠億萬農民的積極實踐和探索。毛澤東的偉大就在于他能夠堅信人民群眾無窮的創造力，因而傾心降志地對于人民的實踐及時作出具有前瞻性的總結和概括。《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以及稍后的關于“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思想等，構成了他探索與思考的主要軌跡。

　　徐俊忠教授指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編撰的一套“材料書”，也可以看作如何辦合作社的案例庫。這套書經過兩次編輯，總共收錄176篇典型案例。毛澤東不僅親自選擇篇目，進行大量文字修改，為許多材料提煉標題，還撰寫了104篇按語。這套“材料書”幾乎覆蓋除西藏外的所有大陸省級行政區域的經驗。在各種辦社經驗中，有一些值得關注的重要變化：土地碎片化開始向連片成方轉變；農田水利設施開始修建；開荒造田開始較大規模展開；科學種田開始逐步推廣；勞動力不足問題開始出現；婦女作為勞動力資源開始走出家庭，半勞動力也開始被動員出來；多種經營包括工副業開始在合作社中萌芽、發展；農民的文化教育和相關業務教育因為生產、經營管理等的需要而開始舉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農村開始向著精耕細作和多種經營的產業方向發展，用當時的話說是：向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農村由此開始煥發出一絲新的生機。

　　對于《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他認為是緊接著《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又一個重要文件。從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開始，到一九六零年四月十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一九五七年十月的“綱要”，形成“修正草案”而正式公布實施，經歷了繁復的過程。《綱要》最基本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鞏固農業合作化制度”；第二，提出“大力提高糧食的產量和其他農作物的產量”的要求，著名的糧食畝產“四、五、八”的奮斗目標，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等；第三，發展畜牧業；第四，實現農業增產的十二項措施；第五，關于農民生活和農村建設，提出涉及移風易俗、衛生、婦女兒童、教育、氣象網、廣播網、通信網、交通道路網、商業網、農村信用合作等多方面的建設。總之，“綱要”雖名為“農業發展綱要”，但它見物也見人，規劃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發展前景。

　　毛澤東對于中國農村發展探索，最具有爭議的，也許是最具有創造性的，當屬合作化進入高級社聯社后的這一階段，這就是“人民公社”。徐俊忠教授認為，高級社出現聯社的現象，原因大致上有：第一，興修水利的因素，因為修水庫，得利的在下游，淹沒的在上游；第二，發展多種經營的需要，單個合作社內，人口規模小，能夠發掘的能工巧匠不多，通過分工擴業而實行多種經營，自然也就受到限制了。以往有個口號“人民公社好”，其實它的原意并非價值判斷，而是名稱的選擇。當年毛澤東到河南新鄉七里營，當地的聯社就叫“人民公社”，他覺得這個名稱不錯。到了山東也碰到此類聯社，有的叫“社會主義農場”，有的干脆學蘇聯，叫“集體農莊”，毛澤東認為，“還是叫人民公社好”。為什么呢？因為它便于搞“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也就是說，沒有業態限制，只要有條件，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等，都可以搞。毛澤東還明確批評蘇聯的“集體農莊”，說它只搞農業，不搞工業，農業又搞廣種薄收，中國農村絕對不能走蘇聯集體農莊之路。以前有人說，中國人民公社是蘇聯集體農莊的翻版，其實這至少是不了解歷史事實的。1958年夏天，“北戴河會議”做出發展農村人民公社的決議，強調的就是它便于搞“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農林牧副漁”屬于農業的范疇。工農商學兵，其中的“學”和“兵”都是很有歷史意涵的內容。除去這兩者，僅就經濟職能而言，那就是后來曾經熱鬧過一陣的“農工商聯合體”了。這個思想與習近平同志所強調的“種養加銷全產業鏈，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也是非常一致的。解決人多地少的問題，你不走這個路，又能有什么好路子呢？要走這個路，集體規模過小，根本就沒有統籌各種資源，進行分工，實行多產業發展的條件。所以，這種產業發展思路的選擇，就決定了它必須要有比已經是集體所有制的高級社更大的規模。后來人們詬病它的“一大二公”，問題是如果沒有比高級社更大更公的體制，農村何以可能搞起“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呢？因為規模小，即使是集體所有制，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的調動等，都是一個嚴重的制約。當然，農村如果僅僅是耕種人均不多的土地這樣的單一業態，“一大二公”肯定會帶來窩工、內卷而陷于效率低下的結局，因為本來就沒有必要讓那么多人去耕種并非廣袤無垠的農田。所以，合理的評價是不能脫離其具體前提的。

　　四、關于在農村中形成“經濟中心”與對其關鍵性因素“社隊企業”的爭論

　　徐俊忠教授認為，明確提出在農村中形成“經濟中心”，是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其中的關鍵性因素即是“社隊企業”，尤其是社隊工業。原話是這樣說的：“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了。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里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自己的高等學校，培養自己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說它是一種“戰略想象”，原因是它提出于毛澤東讀書過程中，卻涉及到國家發展戰略性的問題。問題的實際意義就在于：你是步西方國家的后塵，讓農村屈從、依附于城市，造成農村凋敝，人口大量流進城市，形成大城市、超大城市，陷入與西方國家一樣的“大城市病”，還是另辟蹊徑，在農村中打破工業與農業的分隔，在發展好農業的同時，因地制宜地嵌入工業的發展，“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所謂“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應該是農村嵌入工業發展后，必然帶來產業鏈條的重新構建，由此帶來各種要素、業態與服務聚合的結果。例如道路網絡、商品集散場所、銀行信用機構，信息傳播系統，郵政配送機構，市場管理與服務等，隨之而來的，就是人群的聚集，形成新的居民聚落，由此必然帶來社區管理與服務、治安、消防、學校、醫院、文娛、體育設施等等。這一切都是由經濟發展所帶動的，也是依托于經濟發展的城鎮化的過程。某種意義上說，這一過程是農村“就地工業化”，進而“就地城鎮化”的過程。這也契合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把工業和農業結合起來，……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國的辦法逐步消滅城鄉差別”的理想，從而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那種使“農村屈從于城市統治”的嶄新現代化發展道路。正是基于這一構想，毛澤東進一步提出：“將來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農村去，建立許多小城市。在原子戰爭的條件下，這樣也比較有利”。然而，這一構想主要提出于讀書的過程中，并沒有成為黨內尤其黨內高層的共識，更沒有進入國家的戰略，形成為可以落地的政策。這一構想中的關鍵性因素是“社隊企業”，尤其是“社隊工業”。恰恰在這一問題上，黨內的領導層一直有著不同看法。毛澤東為了說服大家接受社隊工業，還搬出王震在日本的見聞，說日本也在農村中發展工業。黨內看法的不一致，導致每逢經濟出現問題，進行整頓時，社隊企業就首先成為被整頓的對象。1959年有過一次對于社隊企業的脫鉤整頓，1962年4月中央發了一個“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指示”，規定“農村人民公社或大隊舉辦的工業企業，凡不是為當地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直接服務的，不具備條件的應該一律停辦”。同年五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文：“農村社辦工業企業有一百二十六萬人，攤子大，人數多，產值低，勞動生產率低，原材料浪費大，消耗商品糧不少，一律應該停辦，人員回到生產隊”。稍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案》進一步指出：“公社管理委員會，在今后若干年內，一般不辦企業。已經舉辦的企業，不具備正常生產條件的，不受群眾歡迎的一律停辦”。這些文件的下發，無異于對這一發展思路釜底抽薪。中國社會發展似乎又回到城市工業，農村農業的二元結構上去。這種不同看法，直到改革開放后，依然存在。《李先念傳》就記載了1980年11月28日李先念同志與陳云同志的一段對話。李先念同志說：“社隊工業。究竟搞什么，現在搞的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小擠大，以落后擠先進，以新廠擠老廠。強調公社工業是光輝燦爛希望所在的說法，不見得對”。陳云同志的插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一個資本家這樣搞的”。可見看法多么的不一致。

　　徐俊忠教授還講了毛澤東維護社隊企業的努力。大的維護有兩次。一次是毛澤東那個著名的“五七指示”：它是在中央正式文件強調在若干年內，公社一般不辦企業的背景下，提出農村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另一次是1975年9月27日，他一口氣批轉三份關于社隊企業的材料給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同志。這三份材料包括“兩封信及一篇報道”。信一封來自浙江省永康縣人民銀行干部周長庚。它要求中央應該在即將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撤銷關于不準農村社隊企業發展的規定。另一封信是華國鋒寫給湖南省委關于應該旗幟鮮明支持社隊企業的。“一篇報道”是指1974年發表于《河南日報》的長篇調查報告，題目是《光明燦爛的希望——鞏縣回郭鎮公社圍繞農業辦工業，辦好工業促農業的調查》。現在讀起這些文字，確實會令人感慨萬千。歷史每前行一步，都是多么的艱難。

　　徐俊忠教授還特別提到1978年8月21日至29日，華國鋒率團訪問南斯拉夫，參觀那里農村的“貝科倍”，也就是“農工商聯合體”的情況。南斯拉夫朋友對中國客人說，這是向中國同志學習的，因為中國的毛澤東同志在1958年就要人民公社搞農工商綜合經營。徐俊忠教授也提到杜潤生1984年1月6日在全國社隊企業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杜老先生認為，多少年來的經驗證明，農村人口多，把幾億勞動力都聚集在耕地上，每個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還補償不了他自己的消耗。改變這種狀況，“經驗就是要搞多種經營，……要走農林牧副漁，農工商綜合經營這條路”。杜老還特別強調：毛主席早就講過要發展社隊企業，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東歐國家也不約而同地提倡“農工商一體化”，“馬克思曾批判資本主義農業與工業隔絕的政策”。可見關于在農村中嵌入工業發展的構想，實行起來是多么的不容易。

　　五、讓歷史告訴現在與未來

　　徐俊忠教授認為，研究問題必須從歷史分析開始，這是毛澤東十分強調的重要方法論。但歷史分析不是一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

　　從歷史上看，凡是集體經濟發展較好的鄉村，幾乎沒有不走“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道路的。史來賀的劉莊、吳仁寶的華西村以及一直以集體經濟走到今天的周家莊等是這樣，今天河南的南街村、山東的代村、黑龍江的興十四村、四川的戰旗村等等也無不如此。

　　同時歷史也要求我們認真地審視農村土地碎片化之后出現的困局。徐俊忠教授以在粵北某地農村調研的切身經歷為例，看到當地一家農戶地不到十畝，卻有五十六塊之多的現象。土地碎片化不僅不適宜于現代農業的發展，連種植的效益都比以往大大降低，最終無法解決農民的生計，有些人只好撂荒土地，涌進城市尋求生計，由此帶來土地資源的浪費、農村的“空心化”和人們常說的“三留守”等問題，并由此衍生出各類嚴重的社會問題，包括有些連想都想不到的公共衛生問題。

　　另一方面，為了解決土地碎片化問題，各地都在搞土地流轉。有的流轉給大戶，有的流轉給工商企業。這可以解決土地連片成方的問題，但也因此抬高了農業生產的成本。現在各級政府都高度重視鄉村振興問題，但當農村流失了最富有生氣與活力的人群，各地就只能等待工商資本下鄉去“振興”鄉村了。問題是資本都是逐利的，其效果也可想而知。

　　農民進城，對于農民也并非一路都是陽光燦爛的，對于城市也由于人口過度聚集加大了城市的脆弱性，上海抗疫出現的脆弱，廣州的“康鷺片區”這樣的城市傷疤，都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我們的現代化之路究竟應該如何走。

　　當然，現實也并非都是那么悲觀的。畢竟“鄉村振興”已經成為國家戰略，“種養加銷全產業鏈，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也成為鄉村振興的產業指引，“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所宣示出來的前景，以及近年來中央的“一號文件”高度重視“縣域統籌”問題等等，表明我們國家依然在為避免“農村屈從于城市的統治”和“大城市病”的厄運而努力奮斗。某種意義上說，新時代的發展，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的戰略性思維與智慧，得到繼承與光大。我們有理由相信，繼承毛澤東同志的積極思想，對于開創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事業，是有著十分積極意義的。

　　討論環節

　　吳重慶教授對徐俊忠教授的發言，進行了點評和延伸。他首先指出人們常被“農業輔助工業，工業反哺農業”的觀念誤導；在農村中發展“社隊企業”，促進形成“經濟中心”，這和建設獨立工業體系之間并無直接聯系。建設獨立的工業體系自有其一套理論。在農村形成“經濟中心”的思考，更側重于回答如何縮小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貧富差別這類問題。

　　吳重慶教授援引《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對于公共交通的論述，指出交通和交換等事業的發展所帶來的結果是前人無法想象的，其發展的未來也是今人難以估量的。不同交通條件下經濟中心所輻射的有效半徑是不一樣的。如今由于交通及其他生產和生活條件的大幅度改善，在多大范圍建設一個經濟中心，與以前是不一樣的，這是落實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所提出的“縣域統籌”的重要議題。毛澤東當時一系列偉大的描繪，對找尋城鄉融合的動力以及鄉村如何立足于縣域來發展自身經濟都有著非常現實的意義。

　　接著，報告會進入熱烈的互動過程。對于三位教師和學生提出的問題，徐俊忠教授都力圖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中，做出回答。并特別強調必須堅持以“兩個三十年”互不對立的思維，克服歷史虛無主義的消極影響；必須以新時代的新理論視角，思考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防止以自由主義的理論去曲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必須克服學者容易滋生的自負心態，要理解中國的農村發展，必須深入中國農村社會的實踐與生活。報告與互動在不知不覺中，持續了三個多小時

　　最后吳重慶教授強調，對毛澤東同志最好的紀念，就是研究毛澤東思想。希望有更多的學者與學生，投身于這一可以大有作為的研究領域！哲學系主任張偉教授為徐俊忠教授頒授學術海報紀念版。至此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的講座圓滿結束。

　　張偉教授為徐俊忠教授頒授學術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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