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成了批判對象、斗爭焦點

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翻身得解放，成為黨和人民愛戴的無可爭議的領袖。可悲的是，老人家身后，卻在他締造的國家和黨內，成了“眾矢之的”，批判對象，斗爭焦點。這在國際共運的歷史上，獨一無二。

如果毛主席的事業止于1956年，老人家可能就不會被批判。眾所周知，世界上哪有什么如果？

而這時，蘇共執政四十年，卻被毛主席敏銳的發現其黨內出現了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并預見到蘇聯亡黨亡國。他把“反修防修”擺到了國內的日程。該也不該？反正毛主席身后，不提“反修防修”了。

老人家不但眼觀國際，還洞察到了國內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那些“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即“走資派”的存在及其危害。并把這些人看做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對象。想“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1966年5月5日，與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談話 ）在1966年7月給江青的信中說：“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

這個思想和決策，觸怒了黨內一些人。他也知道，“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毛主席作為“人”，從思想理論，到社會實踐，無不事關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與福祉。必然觸犯一些人的利益，又豈是誰都能理解與擁護？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五一六通知》燃起的烈火，卻燒到了青年學生和教師身上，可謂出師不利，險遭夭折。這當中，人們看到了“反右”、“四清”的脈路。引起的反彈，爆發了“紅衛兵風暴”。95%“當權派”被當成“走資派”受到“揪斗”，出現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

老人家有一句至理名言：“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受沖擊，乃至“迫害”的“當權派”，有人恐怕已經不能用“不滿”表達，應該是埋下了“怨恨”，甚至是“仇恨”的種子。這種人對于毛主席，只剩下了仇恨。

仇恨的種子，總要發芽、生根。需要的是時機。

這個時機，在一些人的驚愕、一些人的迷茫、一些人的期待中到來了：1976年9月9日，老人家去世了。養成了關心國家大事習慣的國人，已不再安于當“馴服工具”，無不關注著事態的發展。

毛主席的去世，無疑為某些人獲得“二次解放”，重新評價毛主席提供了契機。誠如毛主席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所指出的那樣：“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岀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在已經與人民、與黨融為一體的毛主席身上，怎能不表現一番呢？有人按捺不住，露出了本來面貌。這是一種“本能反映”。

愛他，維護他的，與恨他、批判他的，其實是涇渭分明。難以調和，至今沒有調和。只是有人反應敏感，有人反應遲鈍。根本原因在于，他們代表的是不同的人的利益。看那些“批毛”、“反毛”乃至“黑毛”的人們，無一不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人。沒有人相信他們只是反對毛主席個人。時間離的越久，他們的真面目就暴露的越充分，人們看的就越清楚。

曾記否？當老人家去世前，已經不能視事的時候，“小道消息”滿天飛，在各地廣為流傳。這些焉知不也是在“造輿論”？這些，自然不會出現在“正史”中。

那些，沒有干擾到毛主席追悼會。在毛主席的追悼會上，悼詞高度肯定了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歷史貢獻。這個“悼詞”應該是他所在的組織給他的“蓋棺論定”，具有最高的權威性。

這個“悼詞”至今沒有那個權威的組織和部門明令撤銷。

這并沒有影響某些人制造批判、否定毛主席的輿論。在首都，看到“大字報”不是難事。在筆者上班的必經之路，毛主席紀念堂東側的墻上，好像是一個自發的張貼點，《啟蒙社》、《解凍社》那旗幟鮮明的抨擊、批判毛主席的大字報就在此貼出。內容與后來的“決議”如出一轍。是心有靈犀，“不謀而合”？還是相互之間有點什么關系？沒有人出來澄清，只能任憑人們聯想。

此時的社會，貌似平靜，卻彌漫著一種難以琢磨的氣氛。

在毛主席曾經創建、領導的黨內，題字創辦的報刊上，開始成為被批判的對象。有的地方根據某權力部門的指令，也在干著拆雕像，收像章，回收、銷毀《毛主席語錄》的工作。歌曲《東方紅》，被批個人崇拜，與《國際歌》相悖。這都是明顯的“去毛化”。有的地方甚至引發“群眾沖突”，使得一些毛主席雕像得以保存下來。雖有拆毀“毛主席紀念堂”，要“掘墓鞭尸”的傳聞，甚至傳到了外國。直到1980年，鄧小平在與意大利記者的談話中，被提出，才得到了平息。但是，“批毛”的步伐仍在繼續。

1980年，重新評價毛主席被正式提到了日程上。據說組織了4千人的“高干”、“高知”進行大“討論”，唯獨沒有工農兵的代表參加。

當年，在“頌毛”時有人不甘落后，到了“批毛”時仍是一員驍將，有人因此高官穩坐。黨史如何記述那次大會，沒有看到，應該是刻意回避。會上各路神仙“人”性中的“劣根性”暴露無余，毫無理性可言。他們的發言，一旦公開，可以肯定，必然激起民憤，“見光死”。

試想，組織“十年動亂”中的“受害者”評價“十年”、評價領導“十年”的毛主席。那結論，不用腦袋想，也猜的出。

1981年，在“全會”上對于毛主席所做的“決議”，對“晚年”的毛主席，看不出是“三七開”，而是“徹底否定”。而否定的不只是老人家那最后十年，甚至上溯到了合作化時期。

在“決議”通過、發表之后，對毛主席的批判有了明確的“指向性”、“合法性”。一些“人物”的講話，言必稱毛主席的“晚年錯誤”，突出“晚年錯誤”，形成了專門針對毛主席的“官話”、“套話”，模式固定，可謂煞費苦心！

毋庸諱言，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輿論全力配合的全國性的批判運動。與當年毛主席發動的任何一場批判運動，無論是在范圍，還是在規模、在持續的時間上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不叫“運動”。只能說，這是策略性的。

“決議”把毛主席從無可爭議的領袖，推上了“審判臺”，成為“千夫所指”。特別是對那“十年”的詛咒甚至是超越了對于舊社會國民黨反動派時期的控訴。是他們自己有意把自己推向了毛主席的對立面。

毛主席成為批判的對象，斗爭的“焦點”。雖然很難說具有憲法上的“合法性”，在黨內卻是名正言順了。

當此之時，誰是評判毛主席的權威？誰是對毛主席“一錘定音”的權威？看權力么？那豈不是承認了“權力真理論”？

事實上，不存在那樣一個所謂的權威。毛主席權威的形成，本來也不是誰“一錘定音”的結果，而是在革命實踐中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黨員干部的擁護。所謂的“歷史選擇”，在本質上是人民的選擇。有人評價毛主席之成為權威，不過是順應民意，順應潮流。否則，連他們，什么都不是。

怎樣認識1981年那個關于毛主席“晚年錯誤”的“決議”？“決議”，到底是“個人”觀點，還是“全黨意志”？

有人可以理直氣壯的宣稱，這是“黨的意志”。不得不承認，在形式上，確實如此。

黨，從來不是抽象物。是由一個個個體的共產黨員組成的組織。因此就有了組織原則：民主集中制。就有了“少數服從多數”。

所謂“決議”，歸根到底，反映的仍然是黨內一部分人的觀點，還不能說是全體黨員的意見。是有人，當然不是一般黨員，把“個人”觀點，“個人意志”，通過一定的運作方式，合法“程序”，轉化成為了黨的“決議”。

無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維護毛主席的意見不會因為“決議”的產生而不存在。

黨章規定，黨員對于“決議”如果有不同意見，仍然有“保留”的權利。

再說，不同意“決議”中對毛主席的評價這一部分，是不是就是反對“決議”？“決議”中并沒有說明。按照某人提供的邏輯，應該不算。

認識問題，靠權力，靠行政命令，包括“決議”，無濟于事，歷來如此。壓服，只能是口服心不服。

“決議”，反映的是“組織”的意見，確切的說，是組織領導的意見，具有“權威性”，可執行性，卻不具有神圣性。

如果“決議”具有“神圣性”，就很難解釋歷史上黨的某些“決議”被推翻。就是這個批判、否定毛主席晚年的“中央全會”的“決議”，也是在推翻了以往諸多涉及毛主席的“決議”，其中包括幾屆具有最高效力的“全國黨代會”的“決議”的基礎上形成的。

“決議”的形成、發表，表明，黨“組織”對毛主席的“晚年錯誤”作出了正式“定性”。想以“決議”這種組織的名義統一黨員的思想，可以理解，在政治上或許有必要。事實上，“決議”并沒有統一人們在毛主席“晚年錯誤”問題上的意見分歧。歷史虛無主義卻在“批毛”、“非毛”中大肆泛濫。

圍繞在毛主席的“晚年錯誤”問題上的斗爭，離不開毛主席晚年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這是一個事關人民與國家命運的根本問題。繞不開。

在對毛主席的批判中，影響巨大的一種認識，居然認為毛主席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卻不懂什么是社會主義。這樣的毛主席，還配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么？有了這一句，再多的贊揚，都顯得蒼白、虛假。

當時共產黨的存在已經半個多世紀，全黨3千多萬黨員，還有那么多的黨校、社科院、高校的研究學者，特別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多都健在。難道就都不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還是不論職位高低，都是“吃瓜群眾”，充當著“看客”的角色？這種說法，豈不是說，別人，包括毛主席都是阿斗，只有自己才是諸葛亮？這是典型的歷史唯心論的論調！這種人的心里，那里有群眾的位置！

說什么“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蠱惑人心的語言。這并沒有，也不是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因為，沒有什么人認為“貧窮是社會主義”。事實上，到毛主席去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連敵人都承認。一經與沒有搞社會主義時的舊中國比較，就會一目了然。不承認這個現實的除了瞎子，就是別有用心的人。

有一點理論“修養”的，認為毛主席建立的“公有制”是“先進的生產關系與落后的生產力不適應”。其實，怎樣才叫“相適應”，他們知道么？說清楚了么？還不是他們說適應就適應，他們說不適應就不適應！毛主席、廣大工農大眾說的不算數。這“理”，怎么講？看來，那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立場問題。

1985年，被稱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說：“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年3月7日）。

這一關于社會主義的講話，不就是毛主席早在幾十年前就說過、強調過的么？在這種情況下，“姓社姓資”，理論上孰是孰非，還用得著爭論么？

在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以鄧小平的講話為標志，至少在理論上，應該是清楚了，明確了。必須承認，毛主席在理論上完勝各種奇談怪論。

毛主席在理論上的勝利，不能代替實踐中的勝利。對于毛主席的批判仍然在繼續。人們看到的卻是“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背離。

是有人對鄧小平搞陽奉陰違？還是就是要說一套，做一套，“掛羊頭賣狗肉”？看實踐。

正是在“破”了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制度，在瓦解了農村的集體經濟，解散了集體經濟組織生產隊的基礎上，“立”了“分田到戶”的“個體經濟”制度，美其名曰“聯產承包責任制”。

“分田到戶”是哪門子“創新”？還掛上了“社會主義”這塊招牌。那被取締了的“集體所有制經濟”，是什么“主義”的？

好像應了《紅樓夢》中的那句話：“假作真時真亦假”。到底哪個是社會主義？二者必居其一，只能選其一。

“分田到戶”后的農民，“各自為戰”，小崗村的實踐雄辯的證明，難以使得農民富起來。權威的說法是：“一夜跨過溫飽線，30年未過富裕坎”——沈浩語。

有人奢談農民的“富”。農民或許“富”了，吃飽了、穿暖了、蓋房了。其它呢？再說，也是最主要的，有幾個農民是靠承包的那幾畝土地致富的？如果土地能夠致富，何來已經有幾億農民擺脫了農民成分，轉行在城鎮安家落戶？

城市里的“改革”，是在“破”了1956年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基礎上進行。是不是在補“資本主義”那一課？不是有人提出了“補課論”么？看來，這不是說說而已。

所謂的“改革”，從砸爛工人階級的“鐵飯碗”做起。實際是拿工人階級開刀。砸的何嘗是工人的“飯碗”？

“鐵飯碗”對于工人的意義遠不只是工人生活的物質保障，一個簡單的“吃飯”問題、經濟問題。

砸爛工人的“鐵飯碗”，看似是“分配問題”，實則是個“所有權”的問題。砸掉的是工人階級對“公有制”企業的所有權和工人的主人公地位。

“鐵飯碗”里盛著的不只是國家給工人發的幾粒米，而盛著的是毛主席、共產黨的信任和重托，盛著的是工人階級的責任和使命！激發出的是大干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在一片廢墟上，創造出在常人根本就無法想象的人間奇跡。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政權，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都極為重要。

在“私有制”經濟成分中，自然不會給工人“鐵飯碗”。工人只是被資本驅使的生產工具。這是“市場經濟”決定的鐵律。

砸爛工人的“鐵飯碗”，是給“私有制”所有者奉送上的“大禮”包。意味著默認他們對于他們雇傭的工人，可以行使充分的權力。使得工人階級重新回到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這是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一次根本的轉變。

在“資金”匱乏的國家，為了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發展私有經濟，本可以理解。在各種優惠政策的“扶植”下，如雨后春筍般的遍布全國城鎮。

回憶這個過程，“民間資本”有幾多？老百姓誰家有多余的錢能拿出來買國企，辦私企？主要還不是國家的“貸款”？造成了“私有經濟”所有者與“官吏”通過“資本”相互勾結，在發展“民營經濟”的幌子下，利用市場“規律”，大謀其私，化公為私。如許家印集團和他的“保護傘”就是典型的代表。

許家印不是一個人，甚至不是個別人，他們已經滲透到了國家的黨政軍各個權力機構，包括立法、司法機構。他們就是毛主席曾經指出的：“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那些從中央到地方，已經落馬的如周永康、令計劃、陳良宇、孫政才、郭伯雄、徐才厚及那些封疆大吏，完全有資格稱為其中的代表。而有的，則“軟著陸”，在“安享晚年”。他們的惡行，嚴重的敗壞了“私有經濟”的聲譽，也嚴重的敗壞了國家與政府的聲譽，毒化了黨風、民風，社會風氣，已經是罄竹難書！

“竊國者侯，竊鉤者誅”的現象，在新中國被他們演繹的活靈活現。對于他們，連個“帽子”都舍不得戴。

回顧以往，人們看到，公有制的經濟成分在國家中的比重到底是加強了，還是削弱了？工人階級的主人公地位到底是加強了還是削弱了？這如同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卻沒有理論家觸碰。

憲法還是憲法。而“公有制”在現實中的經濟的地位卻發生了巨大變化，到底還占幾何？這是誰在“玩花活”？誰在搞你有政策，我有對策，戲耍法律？是誰在“架空”憲法，切憲法的“香腸”？

通過“個體化”、“私有化”、“市場化”，工人、農民的社會地位、生活狀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最近，見到一個統計，在14億人口中，

1000元以下的，6億人；

1000—3000元的，3億人。

3000—5000元的，4億人。

5000元—高凈值的富裕人群，5000萬人，

高凈值人群，5000萬人。

結合兩個經濟數據，可以得出結論：

7.33%的人口擁有93.02%的財富。

92.67％人口僅擁有6.91％的財富。

以上，是從貨幣收入上的統計。對財富的占，窮人與富人的差距到底幾何？不得而知。不過，僅從富人的存在，富人之富，窮人之窮，就可以判斷出“兩極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應驗了毛主席當年的預言。根本原因是，所有制變了。

“所有制”，落到實處，不僅是財產所有權歸誰所有，也關系到分配權歸誰所有，由誰分配。有人不遺余力地鼓吹“私有制”，就是要把“分配”的權力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握有所有權、分配權的有產者，要富起來的，只有他們。高喊“共同富裕”是南轅北轍，吊窮人的胃口。既是自欺，更是欺人。

什么“先富幫后富”，這種現象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改革開放”決創造不出這樣的奇跡，事實上也沒有出現那樣的奇跡。這種不靠制度靠個人，企圖把窮人的“富”寄托在“富”了的富人身上的說法，不過是給窮人畫的一個大餅。是欺人之談。居然有人相信！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也說：“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改革是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必由之路》1985年P139）

那些批毛的人們，是否認可總設計師的高見？所謂“改革就算失敗”怎么理解？“兩極分化”，是誰想要的結果？或者說，是誰希望的結果？

這，或許不是總設計師想看到的結果。總設計師的話言猶在耳，

沒有看到一個所謂的“權威”，理論家、經濟學家或者什么學者站出來走兩步。在該證明他們學識和能力的時候，一個個怎么都啞巴了？

應該承認，這是兩種思想、兩條道路斗爭的結果。是否定毛主席及其思想的結果。

離開了“公有制”，削弱了“公有制”，動搖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侵犯的就是人民群眾的利益，犯的就是“顛覆性”的錯誤。

“反毛”、“非毛”、“黑毛”，不但給人們的思想造成了極大的混亂，而且造成了“兩極分化”。在這種情況下，導致人群的對立是必然的。調整他們之間的矛盾，靠犧牲勞動者的利益，無疑，也是火上澆油，適得其反。

如今，雖然也有人動不動就搬出“決議”為自己撐腰仗膽，其實，他們何嘗是尊重、執行“決議”的典范！充其量是個“實用主義”。那么多維護毛主席的“決議”，甚至黨章、憲法，他們怎么就不看一看、提一提呢？都是千年的狐貍，玩什么聊齋！

政治，從來是動態的。因為社會、社會矛盾是在不斷變化的。

隨著那些主導“決議”，認定毛主席“晚年錯誤”的“權力者”退出政治舞臺，他們的影響力也在削弱。特別是通過多年的社會實踐，當廣大黨員、干部看到毛主席“晚年”的預言的不幸被現實言中的時候，人們對毛主席的認識普遍有了一個新的升華。老將軍王震說，毛主席比我們早看50年。這應該是跟隨毛主席打江山的那一代老革命家發自肺腑的聲音。

認識有先后，到了晚年，老將軍看清楚了毛主席當年的良苦用心，理解了毛主席，有勇氣說出這樣的話，難能可貴。反映的是老革命家對黨、對人民、對領袖的赤膽忠心。對于后人無疑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如今，令人欣慰的是，“十八大”之后，毛主席所謂的“晚年錯誤”之類在黨的組織領導的言論中已經消失了，主流媒體已經沒有了相關的內容。

毛主席指出：“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對那些反毛、非毛、黑毛者，別無選擇，只有批判！批判！再批判！斗爭！斗爭！不懈的斗爭！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