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對何祚庥老先生的觀點很不認同，但我還是堅持認為，我們要善待何老先生。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可能是中文互聯(lián)網(wǎng)上年齡最大而又最活躍的網(wǎng)民，而且，他也是我們歷史地觀察一類特殊群體的最有代表性的分析樣本。
這個特殊的群體有些共性特點：
首先是他們口頭最反對的，實際是他們行為上最擅長的。他們口頭上反對別人扣帽子，但他們行為上又最擅長給別人扣帽子。
何老先生就帶有這樣明顯的特征。所以，他很可能給我們解開一個時代之謎，提供重要的線索，增加一個有力的佐證。
有兩句話對于識別何老先生這類群體的本質極有幫助：
1、否定前三十年最積極的，很可能就是前三十年中帶頭制造亂象的那一批人。
2、反對前三十年最積極的，恰恰自己的行為最有那個時代的極左范兒。
第一句是理解新中國前三十年歷史的一把鑰匙。
第二句是搞清楚后幾十年一些輿論怪現(xiàn)象的關鍵。
很多控訴那個時代的人，唯獨不敢提“西糾”“聯(lián)動”。因為他們知道，要是讓老百姓知道了這幾個字，然后再去百度：聯(lián)動覆滅記，就能找到理解那段歷史的開機密碼。
那場運動很多聳人聽聞的壞事，都是他們帶頭干的。但運動之后，他們變成否定運動最積極的人，把自己摘得干干凈凈。他們把運動推向極端，甚至扭轉了運動的方向，然后，這些人制造的那些極端事件，就成為否定那場運動的重要事實依據(jù)。
這就存在著一個現(xiàn)象：運動中的極左和運動后的極右，其實是同一類人，甚至就是同一批人。
運動中把運動故意推向極端的人，和后來否定運動的人，其實屬于同一陣營。
何老先生是不是這樣的人？我們還不確認。因為他在前三十年重大運動和事件中，有沒有跟“吳市場”那樣，舉報揭發(fā)自己的老師，后來又反復以老師的親傳弟子作為人設，增強自己的學術地位？此類的事情尚不清楚。
雖然不能確定，但總感覺他們很像。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吳市場”，以前叫“吳計劃”。80年代還是堅定的計劃派；結果，90年代之后，他又成了最徹底的市場派，把計劃經(jīng)濟否定得一無是處，從“吳計劃”變成了“吳市場”。
這還不是最絕的。“吳市場”在市場經(jīng)濟學者里面的地位，是跟“兩個經(jīng)濟學前輩”經(jīng)常被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以這兩位學者的得意門生作為標簽。
但實際是什么樣子呢？我把《最難打的戰(zhàn)爭，最難對付的對手》一文中的內容復制過來：
曾做過吳市場助理的柳紅，在一封公開信中直接質問吳的歷史問題：
有受訪經(jīng)濟學家指出您在幾次重大歷史關頭的表現(xiàn)，這些歷史關頭是：1956年“向科學進軍”，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孫冶方......
在1956-1958年中國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向科學進軍”中，團支部和黨支部爭論之后，“狄（超白）、林（里夫）反黨集團”牽扯了多少人，或者說使多少人受難？團支部中有幾人？團員青年有誰？是誰向上級黨委告的狀？是誰聯(lián)系的《中國青年》雜志？
狄超白和林里夫平反后，很多人向林里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過歉，什么時候，以何種方式？
林里夫家人寫過一篇文章《也說林里夫與顧準》（羊城晚報2003年12月28日），認為您在林里夫與顧準的關系上說了假話，污蔑了林里夫（該文在報紙發(fā)表時，您的名字被刪去）。對此，除了您已經(jīng)說過的話和寫過的文章外，您還有其他什么需要補充的？
經(jīng)濟所有一張大字報，內容是《孫冶方招降納叛的罪行》，它是您寫的嗎？有一種說法是，這篇大字報的內容，導致孫冶方七年牢獄之災，這樣說有什么根據(jù)嗎？您怎么看？
關于“吳市場”與顧準的關系，顧準的女兒顧秀林也在2015年前后公開質問過“吳市場”：
“因為今年是先父百年，他們正在把這個吳營造的市場經(jīng)濟‘圣人’顧準抬出來，掩蓋他們扔的一地雞毛。”
此后，顧秀林又進一步追問：
“……吳敬璉利用我父親樹立自己‘市場經(jīng)濟第一徒’的光輝地位，把顧準的‘計劃經(jīng)濟也可以利用市場調節(jié)’扭成‘市場經(jīng)濟’第一人，他對于計劃經(jīng)濟市場調節(jié)猛打猛批，對市場經(jīng)濟第一人又吹又捧，這如何解讀呢？”
在與網(wǎng)友的互動中，顧秀林進一步質問“吳市場”，
“從1957年開始批判顧準的，是誰？”“消費顧準，成了你們的時尚啦。似乎他說的每一句話你們都能消費……”
一個是“吳市場”的助理，一個是顧準的女兒，分別以質問的方式，告訴大家“吳市場”在前三十年的行為。這已經(jīng)不是孤證了，有著很高的可信度。
而主流媒體的宣傳，一直是在不斷強化吳是孫治方和顧準的學生人設。比如有篇文章就這么寫：
“1983年2月22日下午，孫冶方在北京去世。當周南在電話里把這個消息告訴大洋彼岸的吳敬璉時，他緊緊地握著話筒，閉著薄薄的嘴唇，久久說不出話來。這是繼顧準去世之后，他又失去了一位精神上的導師。”
“吳市場”現(xiàn)在右得不得了，但很多人卻不知道前三十年他是“左”得不得了。
他是看到社會向左，他就會“左”到極端，看到社會向右，他就右到極致。
這就是真正的極左才有的特點。極左和極右不過是同一類人的A面與B面。
他們自己的一生都在跟蹤潮流，表現(xiàn)出高超的投機技巧。
何老先生在前三十年也是混得風生水起，后三十年，一樣叱詫風云。這一點，他和“吳市場”很像。
何老先生后三十年很右，也右到了極致，對公有制、計劃經(jīng)濟完全徹底否定，對前三十年的經(jīng)濟建設成就也是能否定就否定。
那么他前三十年的表現(xiàn)是什么樣子呢？網(wǎng)絡上確實也有他在前三十年的一些“傳說”。
《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發(fā)表文章《新中國初期反對建筑浪費和批判“形式主義、復古主義”問題》，里面提到：
1955年10月，《學習》雜志發(fā)表何老先生的文章《論梁思成對建筑問題的若干錯誤見解》，認為“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實際上就是復古主義的主張”，“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是“梁思成的錯誤思想根源”。
文章分五個部分，標題分別為：“梁思成顛倒了建筑學中‘適用、經(jīng)濟、和在可能條件下講求美觀’的原則”、“梁思成所提倡的‘民族形式’實際上就是復古主義的主張”、“所謂建筑上的‘文法’、‘詞匯’論乃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梁思成的建筑理論是直接違反總路線的錯誤理論”、“梁思成的錯誤思想根源——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
這篇文章是很厲害的，1955年北京出現(xiàn)了大拆大毀古建筑狂潮。何老先生的這篇文章即便不是推動，也是迎合了這個風潮。何老先生的這篇文章是具體針對梁思成反對拆北京古城墻的，在文中痛批梁思成：
“如所周知，梁思成曾提出要把北京城整個當作一個大博物院來加以保存，還提出城市建設的方針，應該是‘古今兼顧，新舊兩利’。他并曾一再頑固地反對拆除天安門前三座門、反對拆除西四、東四的牌樓。可是，梁思成的這些錯誤主張，卻是一再在實踐中破產(chǎn)，遭到廣大人民的反對。”
何的文章更厲害之處，是擅長上綱上線，不但給梁思成下了“錯誤思想”的結論，而且，還認定了錯誤思潮的根源，是“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
這是那個年代最流行的語言，如果誰沾上這八個字，就很有可能成為后面的“右派”。
當年的“右派”就和現(xiàn)在的“極左”一樣，都是可以終結一個人的政治前途的。
何老先生扣帽子的本領，那個時候就已經(jīng)爐火純青了。而且，何老先生這種本事，不是跟時代有關的，你看他在前后幾十年，都擅長扣帽子。這說明一個重要問題：一些運動不是讓一些人變得瘋狂，而是一些類似何老先生這樣的人的大量存在，故意把一些運動引向了極端。
還有文章揭露何老先生，“他被趕出XX部，并下放到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做黨的工作期間，又熱衷于‘自然科學的階級性’研究。”該文說他“在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縱橫馳騁，橫掃自然科學各學科 ‘牛鬼蛇神’；他的許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氣勢之兇猛，棍法之嫻熟。”
從何老先生批梁思成的那篇文章的風格看，這段話是有一定可信度的。我們也未見何老先生對此反駁過。按說以他的性格，是假的一定就要出來反駁。這個問題就暫時存疑吧。
不過寫這篇文章的人，和現(xiàn)在的何老先生對教員的看法是比較接近的，在政治觀點上屬于同一個陣營，按說他們的觀點更應該產(chǎn)生共鳴，所以這完全可以排除這篇揭露他的文章是出自他最近集中打擊的“極左”之手。
何老先生是為數(shù)不多的，可以把物理學和哲學、政治經(jīng)濟學捆綁在一起的學者，比如他通過量子力學的理論，可以論證“三個代表”的理論是科技創(chuàng)新評價體系的根本性標準。這就不是物理學專業(yè)或者單獨的政治理論工作者所能夠駕馭的了。而且，前面那篇揭露他的文章，也提到“何老先生提出‘三個代表符合量子力學原理’（3day：真高級）的高論，并號召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員用‘三個代表’指導量子力學的研究工作”。
何老先生自認為是個哲學家：“我在很多領域發(fā)言，是因為我是個哲學家。”“哲學家就應該關注各領域。”他對自己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造詣是相當有自信的：“年輕時對馬克思主義下過功夫，我現(xiàn)在能寫很成套“三個代表”的文章，水準不比一般社會科學家差。”
何老先生不應該拿中科院的院士，而應該去做社科院的學部委員，更為合適。因為他最擅長把所學的物理學知識與每個時代最流行的社科理論進行結合。把量子力學和“三個代表”結合，可能只是他眾多理論成果的其中之一。比如，網(wǎng)上有文章，也提到他在2006年4月給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青年大講用“八榮八恥”規(guī)范科學研究行為。
不是說他這種做法就一定有問題，而是他一輩子都擅長跟風的特點暴露無疑，在這一點上與“吳市場”太像了。
他們總是緊跟政治形勢，而且總是能夠成為最積極的那類人。社會整體向左，他們就成為最“左”的那個，社會整體向右，他們就變成最右那個。
這正好能夠印證前三十年運動中的一些極左和后幾十年的的一些極右是同一類人或同一伙人。
這幫人，他們用以批判前三十年的很多極端的事例，都有他們的貢獻，是他們參與干的或者帶頭干的。
不明白這個關鍵，就無法真正了解那段特殊的歷史。
這些人往往隱蔽性較好，因此破壞性極強。
他們是最典型的投機高手。
所以你跟他們認真搞論戰(zhàn)，其實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這種人根本就沒有觀點，他們的觀點隨時在變。前三十年，他可以指責保護北京城墻是“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后三十年就可以把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的說成是“極左”。
但他們不是沒有固定立場的，他們的立場就是并不精致的利己主義，就是嚴重的個人主義，可以為了個人利益不擇手段的那種。生活中，如果有這種人做朋友，一定要注意，因為他隨時會給你背后來一槍，只要他認為需要。疫情嚴重的時候，司馬南聽說他得不到及時救治，幫他公開呼吁。而他為了打擊司馬南，就可以翻臉不承認有這回事。
所以，有人說何老先生1947年參加革命，總還是有過革命性的。我不太認同。這種一輩子都在跟風的人，怎么可能有真正的信仰呢？
最近大家對猶太人的了解比較多了，知道猶太人有一個特點是擅長兩邊下注。中國的一些大家族有沒有這個智慧？我們也得多一份思考。
我能肯定的是，變色龍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和真正的理想。
何老先生為什么能夠混得風生水起？這個問題就復雜而敏感了。
大家看過電影《讓子彈飛》，如果記得其中一個橋段，就大體能夠明白。
何老先生這種真正了解那段歷史的人，他們很懂得什么是宜粗不宜細，把責任都拋給時代或運動，他們自己永遠純潔如白天鵝。即便是何老先生無法抵賴批判過梁思成，他也照舊把責任推得干干凈凈：“當時他在宣傳部工作，批評梁思成是工作任務，是上面要批，他只是執(zhí)行。”他其實是把鍋最后推給了教員，說“都是源于毛澤東”。
但根據(jù)《中國科學史雜志》2015年第36卷第1期第89-103頁的訪談文章《何老先生：在科學與宣傳之間》，何老先生是最先寫完批判梁思成的文章，完成任務，又是第一篇發(fā)表的。可見，何老先生當時大概率不是帶著抵觸的心理去對待這個任務的，心態(tài)是非常積極。而且，按照何老先生的說法，“《學習》雜志刊登第一篇文章（應該就是何的文章，因為何在這篇訪談里面說他的文章作為第一篇發(fā)表）時，梁思成正在人大開會，馬上高調做了一個自我批評。”
而且，何老先生并不認為自己寫這篇文章就大錯特錯了。多年之后，他依然認為“我的那篇文章還是基本站得住的”，“只是帽子扣得太大了一些。”扣帽子的責任歸誰？自然是又推給了時代：“但那個時代就是這樣的文風。”
這句話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自我辯解，責任都是別人的，反正不是他自己。但他似乎忽略了，即便是他辯解的理由成立，也等于他自己承認：他就是一個喜歡跟風、投機心理很重的人。
何老先生的跟風本事，可不只是表演過這一回，他也不是只在前三十年跟風。現(xiàn)在他都九十多歲了，還是不改喜歡扣帽子打棍子貼標簽的習性，只是帽子從“資產(chǎn)階級唯心主義”改成了現(xiàn)在的“極左”“文革余孽”。
這也是有人指示，他依舊只是執(zhí)行呢？還是這本來就是他的為人特征，他天生就有這種投機心理，一直到現(xiàn)在都沒有改正？
何老先生以為有科學院院士的頭銜，就可以在網(wǎng)上叱詫風云。但他沒想到，中國的老百姓是最有政治判斷力的。而且，現(xiàn)在的互聯(lián)網(wǎng)生態(tài)也不是十年前，何老先生的那些觀點，比如否定公有制、貶低前三十年、對西方有迷信情結，有嚴重的民族自卑感、反中醫(yī)......和十年前的公知并沒有太大區(qū)別。公知都在中國臭大街了，何老先生還以為公知做不到的事情，他可以做到。
他太高估自己了。中國的老百姓現(xiàn)在不太容易迷信什么權威，一些濫竽充數(shù)的“專家”也早就把這個詞給搞得名聲掃地了，搞得大家并不會一聽是“專家”說的，就無條件選擇相信。經(jīng)過何老先生這么一搞，連“院士”說話都不一定就那么好使了。而是大家要看看說的內容有沒有道理。
何老先生這個時候出來干公知的活，其實是相當于1949年參加國軍。他投機成功了一輩子，以為這次還能成功，但這次他肯定是錯了。
中國的老百姓越來越理解教員，對何老先生這樣的專家，識別能力越來越強，所以，何老先生必敗。
另一個不服氣的是胡錫進，在一線公知不行了之后，他跳到前面來了，結果又怎么樣？
更早之前不服氣的是那個方方，有那么多主流媒體支持，最后面對自發(fā)站出來的網(wǎng)民，不也落了個“人人喊打”？
這三個人，無一例外，都喜歡給別人批發(fā)“極左”“激進”標簽。
還是那句話，中國人越來越理解毛主席，就越來越不會輕易被一個有“權威”光環(huán)的人迷惑，就是“院士”也不行。
實事求是地講，何老先生確實拉低了社會對“院士”的評價。
何老先生，已經(jīng)成為“院士”中的異類和笑話了。
何老先生反復強調自己在研制“兩彈”中發(fā)揮了特殊的作用，還把自己比作“邊鋒”，大意是說，在氫彈的理論研究中，是他給于敏傳出了助攻，才有了于敏的射門成功。
如果他的說法屬實，那“兩彈一星”的元勛當中，怎么也不應該缺少他的名字。馬拉多納成為球王，相對他的射門，能夠給前鋒提供神一樣的助攻能力，是更重要的得分項，一個世紀助攻的影響力，并不比一個世紀進球差多少。
但何老先生給自己這么高的評價，似乎網(wǎng)民并不買賬，經(jīng)常把這個當成一個取笑他的梗，說他是一個除了本專業(yè)，其他什么都懂的“萬能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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