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后，樸正熙統治下的韓國，通過承接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發展出口導向型企業，迎來了經濟的騰飛。
在70年代，韓國經濟增長率連續7年超過10%。伴隨著這種經濟的騰飛，帶來的是對人才的需求。而學歷是人才的標簽，只要能夠通過高考考上名牌的大學，就意味著擁有了好工作和高薪水。
然而，韓國的高考是個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游戲。為了能讓孩子考進名牌大學，家長們開始了瘋狂的內卷競爭。各種輔導班紛紛涌現，家長投入在輔導班上的費用也越來越高，培養孩子越來越成為一種沉重的負擔。
輔導班過度發展的結果，就是使得教育成為了一場金錢的游戲。有錢人讓孩子上一些比較高級的輔導班，接受更好的培訓和教育；而窮人只能上一些一般的輔導班，甚至上不起輔導班。
階層的分化造成了教育的分化，教育的分化又完成了階層的固化，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
底層上升的通道沒有了，整個社會的不滿情緒也就越來越強烈。
面對要求教育公平和教育減負的聲音，韓國政府開始了對輔導班的限制性政策。
1980年，韓國政府頒布了《規范教育和消除課外補習過熱的措施》，并成立了30多個專項稽查隊，負責稽查并取締校外培訓機構。
輔導班被取締了，但是圍繞著高考的競爭仍然存在，對家庭輔導的需求依然存在。
所以，當時的很多輔導機構搖身一變，成為了專門針對中上層家庭的一對一服務。這樣，直接把底層排斥在了教育的內卷游戲之外。底層確實不用卷了，因為連卷的資格都沒有了。
這種政策所造成的后果是，此后很多年考進名牌大學的學生大部分來自富人家庭。韓國政府本意是促進教育公平的政策，結果卻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
很多中下層家庭意識到這種不公平，強烈呼吁開放校外培訓，甚至為此上街游行。到2000年5月，韓國政府最終決定允許校外培訓，給出的理由是“禁止補習侵犯了兒童的受教育權。”
這也迎來了校外培訓機構的再次繁榮期。2019年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在韓國上補習班的學生比率高達74.8%，其中小學生為83.5%，初中生為71.4%，高中生為61%。
從本質上來講，在韓國這樣的社會，教育就是一種階層再生產的手段。在這樣的社會中，追求所謂的教育公平是不可能實現的，追求一種不內卷的教育方式也是不可能的。因為教育的不公是由社會造成的，教育的內卷是整個社會的殘酷內卷造成的。妄想脫離社會的背景，單獨解決教育問題，是不可能的。
當然，教育問題之所以引起韓國政府的高度關注，不僅僅是因為公平問題。校外輔導機構的繁榮以及家庭不斷加大的教育支出，加劇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趨勢。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韓國的生育率近年不斷觸底，在2020年度全球各國生育率排行中，韓國名列倒數第一。
沒有新生兒，也就意味著沒有韭菜；沒有韭菜，就沒有未來。
這是韓國的情況，我們和韓國不一樣，有本質的不同，韓國被財閥控制，我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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