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科層化有可能走向官僚主義呢？這不是腐化變質這種簡單的問題，而是現代性的必然結果。正如韋伯所批判的那樣，科層制彰顯出了一種張力：一方面是管理效率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則是人的主體性受到了壓制。

　　現代性的發展本質上是理性化發展的表現。近代科學的理性主義，使得哲學與精神喪失了意義維度。現代科學僅單純注重事實，導致科學對關于人的整體生存意義之有無這個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問題，缺乏“總體上的思考和理性的洞察”。所以，現代性就是科層化的注定失敗，導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存在主義危機。

　　阿遼沙與博愛

　　“你想到人間去，而且又是赤手空拳，只帶著給予自由的諾言，但是他們由于單純和與生俱來的卑劣的天性，不可能正確理解自由，他們對自由感到害怕和恐懼。因為對人類和人類社會來說從來沒有什么東西比自由更加無法容忍！你沒有看見這片光禿禿的被烤得滾燙的沙漠里的那些石頭嗎？只要你把石頭變成面包，那么人類就會像羊群那樣跟你走，對你感恩戴德，俯首聽命，盡管永遠有些戰戰兢兢，生怕你縮回自己的手，不再供他們面包！”——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

　　宗教大法官代表了人類領導者，相信無所不能的精靈：理性，而不相信耶穌代表的自由信仰和愛。阿遼沙認為這個宗教大法官完全是自私的，而他認為俄羅斯人的精神則是博愛的，是能夠寬恕原諒所有人的罪惡的主動的愛。這種博愛放在現實卻是以俄羅斯為中心，聯合斯拉夫民族，解決東方問題，證明自己才是正統，統合歐洲，然后統合全人類。弘揚“普世主義”但是男權中心，每個民族可以像兄弟一樣發揮自己特長，團結在權威周圍。

　　因此，理性主義走到頭便是非理性主義，博愛走到頭變成了法西斯主義，德國屠殺猶太人的過程中到處可見理性化工具的運用。

　　“選擇從肉體上消滅猶太人作為完成清除任務的正確方式是官僚體制的例行程序的產物：這些程序包括手段一目標計算、平衡預算、普遍規則的運用。”——齊格蒙·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

　　右翼自由主義者會抨擊現代官僚制度是對法國大革命之后的自由主義歷史敘事的背叛：國家讓位于市場、宗教讓位于科學、封建等級身份讓位于社會契約。米塞斯認為，從組織信息的效率上看，政府管理系統照理說永遠比不上非人格化的市場定價機制，而官僚制度不可避免地會形成權力集團。米塞斯在這里特別指出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福利制度，勢必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導向法西斯主義。

　　但是首先，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市場是自由的空間，他們擁抱自發秩序，但“看不見的大手”恰恰不也是一種“大他者”嗎？經濟學規律并不“客觀”存在，但被假定為我們活動的前提而持續存在的東西。其次，最重要的是，歷史告訴我們，任何市場改革、任何旨在削減繁文縟節和促進市場力量的政府舉措，最終都會增加規章制度、文書工作和政府官僚的總量。市場并不是作為獨立且對立于國家當局的自由領域而出現的，恰恰相反，歷史上的市場要么是政府行動的副產品，要么是由政府政策直接創造出來的。而維持自由市場經濟秩序反過來需要更多的官僚，如警察、登記員、公證員等等。

　　“有人極力鼓吹這種規范失散狀態的正當性，認為它促進了個人自由的發展，然而這是徒勞的。人們也常常愿意在規范權威與個人自由之間設定條鴻溝，這簡直荒謬至極！恰恰相反，自由（我指的是一種合理的自由，是社會應該得到尊重的自由）是一系列規范的產物。我若要想得到自由，首先就要杜絕其他人在肉體、經濟以及其他領域內所享有的利益和特權，防止他限制我的自由。只有社會規范才能限制他們濫用這些權力。我們現在已經很清楚了，如果我們要保證個人的經濟獨立地位，一系列繁瑣復雜的規范總歸是必需的，否則，自由也只不過是一種虛名。”——涂爾干《社會分工論》

　　到后來，米塞斯也不得不承認，市場并不會真的自我調節，任何市場系統的運作都仰賴一支管理者大軍。因此，右翼自由主義者轉向去抨擊靠公民的稅收養活的“自命不凡的官僚”。

　　K與形式主義

　　宗教大法官故事的最后是大法官用高貴的謊言“我們相信至善、拯救、愛”來奴役人類，給他們虛榮、物質，讓人產出人間的面包，而沒有天國的面包。但是實際上，大法官自己根本不相信自己的那一套意識形態話術。這恰恰是卡夫卡筆下的“城堡”的情況：K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情況下向城堡進發，但他永遠無法到達城堡。一個統治共同體，它是“去中心化”的，哪怕有一個領導說他特別有倫理熱忱，說自己相信“至善”，但他也背叛了“至善”，導致客觀一致、主觀分裂的痛苦。因此，在現在公務員的心理健康問題也是管理的關注重點，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發現在規訓和監控下公務員會產生消極情緒與“職業倦怠”。

　　最后，現代官僚制度剝奪了其中官僚的主體性，在城堡中找不到入口和出口。城堡代表了社會本身、人類共同體符號異化的產物，人類符號學關系一定會結構成一個具有客體性的、超出社會之外的一個體系。法就是這樣踐行著自己，一環套一環地不停地進行形式主義，這些形式本身沒有任何意義，也正是這些無目的性的表演生成了一種緊張的快感，讓現代秩序看起來井井有條。

　　形式化是人們面對創傷與痛苦時的手段，在世俗宗教中非常常見，比如民間宗教中的燒香拜佛，名義上是向神傾訴自己的罪過，請求寬恕，實際上是給自己的安慰罷了。悖論的地方就在于，這種形式越是被你清醒地認識到它的無意義，它越有作用。創傷的最本質性的內部是儀式性的，一個回溯性建構它的內容的純形式。當意識精確地切中到形式本身的荒謬性時，我們就可以從生存論的創傷中解脫出來，使得受到創傷性應激障礙的符號學結構得以重新整理。

　　而在官僚系統中，形式主義會朝向兩個方向發展：一是生產沉悶無聊：簡單的文本、單調的程序與無意義的過場等等。中世紀的憑照往往是相當美觀的，通篇是書法字和紋章裝飾，而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這些美學裝飾漸漸地因為沒有“實用價值”而被拋棄，理性整個侵蝕了文書，剝奪了文件中的象征性。如今，大量以計算機界面呈現的表格更是如此。官僚知識就在于綱要化，在實踐中官僚程序總是意味著將一切都簡化為預先構想的機械化或統計學公式。

　　另一方面表現為下層官僚的“偽忙碌”。官僚們為了一項工作跑來跑去亂作一團，實際上對工作一點推進都沒有，這正是機構的無目的性的表演，它生成了一種緊張的快感，準備不斷復制自己直到永遠。上級通過一些沒有實際意義的形式來確認自己對下級的絕對支配權，而下級也用“偽忙碌”為上級也為自己滿足快感，形式主義便在這種機制中不斷再生產。

　　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卻是荒誕般的勃列日涅夫主義！

　　勃列日涅夫與潛規則

　　“當局的一條工作原則就是根本不考慮有任何差錯的可能性。由于整個工作組織得盡善盡美，所以這條原則是有根有據的；如果要求以最快的速度處理事務，這條原則也是必要的......監督機構有的是。不過，它們的任務并不是查出廣義的差錯，因為差錯不會發生，即使偶爾發生一次差錯，就像在您的事情上，可是誰又能肯定這是一個差錯呢？”——卡夫卡《城堡》

　　在實踐中，行政系統內部控制權分立是正常且必須的。多個、多層的權屬之間拒絕協作，互不支持的行為比比皆是。在這種情況下，治理能否進行，下級對上級的配合意愿變得相當緊要。常見行政部門推進執行的做法，比如，提升任務的重要性，闡明其屬于一項政治任務；提升任務的權威性，強調上級領導十分重視、親自過問；督促各級發文件，描述任務的緊迫性、嚴肅性和正規性；提升任務的執行氛圍，開大會動員，要求表態，分配責任；提升任務的執行力度，抽調人員成立專門領導小組，委任負責人和行動班子等等。但這些做法效果非常有限，因為委托者無法通過“解雇”來消除下級組織的職能（這樣就是不承認下級有自己的決策地位），相反，下級組織反倒有“退出”選擇，方法就是表面執行或行政不配合。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通過默許、交換和隱形授權，以包含大量“不確定”的形式，不設明確的標準，維持下級組織原本的慣例，默許其權益關切，提供了不用明言的彈性關系，使得雙方的權力都有所增加。或者說，就是“潛規則”。這樣，中央換取地方的就不是敷衍而是貫徹落實。

　　無論規則多么荒謬或不合邏輯，大多數人都會毫不猶豫地遵守，因為遵守它，事后才會付出代價，不遵守它，立刻就會付出代價。總之早晚都會為別人的行為付出代價。這就是潛規則的約束作用，因為其是從利益雙方的煙花博弈之中形成的，這也就勢必對維持組織共識起到重要作用，強化互動各方對彼此行為的預期的穩定性。

　　同時，在潛規則的生成過程中，當事人實際并不是兩方而是三方：交易雙方再加上更高層次的正式制度代表。潛規則的隱蔽特征的存在，反過來反映了更高層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所以悖論的地方就在于反對正式程序的潛規則他者性地維持了正式程序的存在與運行。

　　這就是荒謬的官僚制，從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轉變，恰恰是科層制危機的自我救贖。

　　哈利波特與反官僚幻想

　　現代奇幻文學之所以吸引人，不僅僅因為它們給生活在官僚社會的人提供了幻想，還在于提供了一種對一切官僚特質的系統性否認。雖然作者自己常常也不能確定其作品的政治立意，比如托爾金就說過他在政治上要么是無政府主義者，要么是君主主義者，但是作者的共同立場就是極力反對官僚制——只有邪惡之人才會維持行政體制。

　　比如，在奇幻世界中，善惡往往是涇渭分明的（或者是模棱兩可的善與絕對的惡），這意味著在兩股勢力之間，戰爭是唯一可能的關系。絕對的惡的存在便消解了官僚制度中的價值中立原則，奇幻世界創造出了絕對到根本不可能中立的價值。

　　但是，就像自由主義者的反國家幻想一樣，官僚制和官僚原則在奇幻世界中并沒有銷聲匿跡。

　　首先，背景性秩序仍舊是僵死的——一堆復雜的邏輯秩序，涉及巫術、級別、神力、影響力，以及有著不同的能力、派別和行政職責劃分的天界各區域往往作為世界的運行規則保留了下來。而到了《哈利·波特》，故事便直接發生在了一所英國寄宿學校“霍格沃茲魔法學校”，在一個充滿銀行、巫師董事會、調查委員會乃至監獄的魔法世界。

　　RPG游戲在這個問題上更為明顯：似乎它是最為自由的游戲，因為它允許角色為所欲為，可以隨便接任務、能力互補組隊打怪等等。因此，其社會關系與非人格化的科層制完全相反。然而，在另一個意義上，怪物類別、生命值魔力值、人物屬性、法術列表、道具屬性，甚至是人物的道德品格都是游戲數據規定好的。數字在這里充當了游戲世界的大他者。

　　最后我們發現，我們對僵死秩序的最絕對的否定，最終也只能成為完全相同事物的翻版。我們始終活在一個秩序與規則的世界中，只不過在馬克思主義者那里秩序與規則是具有歷史性的而已。

　　我們習慣將國家當作一個單一的實體，但是現代國家需要區分行政與政治兩個環節，或者說實施與決策。民主主義者與威權主義者的爭論更多地集中于決策/政治環節，但行政在雙方那里實際上是不容或缺的，因為發明行政并不是為了規模化管理，不是為了組織已經大到無法展開面對面互動的社會，相反是在歷史的進程下自發形成了分工、行政與大型社區。行政在沒有單一權力中心強制執行自身決定的情況下，同樣可以存在。

　　所以，共產主義的自由并不是廢除異化，在這里，我們必須區分兩種異化：一種是主體在符號秩序中的異化，一種是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的異化。即使我們廢除了資本主義異化，符號異化仍然存在，因為符號異化正是主體性的構成要素。

　　參考：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

　　卡夫卡《城堡》

　　涂爾干《社會分工論》

　　齊澤克《自由：不治之癥》

　　大衛·格雷伯《規則的悖論：想象背后的技術、愚笨與權力誘惑》

　　周黎安《轉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員激勵與治理》

　　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

　　吳思《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游戲》

　　李德全：科層制及其官僚化過程研究

　　張鵬 孫國光：公務員職業倦怠成因及干預對策

　　梁碧波：“潛規則”的供給、需求及運行機制

　　齊澤克：變態者意識形態指南

　　齊澤克：為官僚社會主義辯護

　　齊澤克：列寧主義的自由

　　https://mp.weixin.qq.com/s/Ju_1Xek_eDaOUTXJbgId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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