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老師的時評大都篇幅不長，但語義深刻，余韻悠長，寥寥數語之后總以點睛之筆作結，令人回味，發人深省。這里，談一點郭老師《幫郭大勇討薪記》的讀后感。

　　一

　　郭大勇是郭松民老師豫東老家的同族兄弟，“有不錯的泥瓦工和木工手藝，于是就約了幾個同樣有手藝的小伙伴，組織一個小小的包工隊，承包一些小工程”。大勇“干活是沒問題的，吃苦也不怕，最怕的是干完活，卻要不到工錢。”大勇無奈，于是找到了他 “人在北京，一段時間還經常在電視節目上露面”的松民大哥。雖然他松民大哥“從小和父母在城市生活，對豫東農村老家已經相當陌生”“對很多族兄、族弟，都叫不出名字來”，但大勇還是以為松民大哥“必有辦法”。

　　松民大哥自然是古道熱腸，盡管自己“也大為撓頭，明明知道自己根本管不了”，“可也不能看著他們空著手回家，過不年”，在硬著頭皮找過自己的一位讀研時的師兄、副廳級干部，還有一位在省高院工作的同學，他們都表示愛莫能助之后，動用了自己的輿論工具——微博。事情的進展竟然出奇的順利，欠薪者把拖欠的工錢擺在大勇面前，只提了一個前提條件——刪除微博。

　　當郭大勇又是因為討薪，第二次找到郭老師的時候，郭老師又如法炮制，聯系到自己在某省臺負責“社會調查”欄目的朋友，恰好“年關將近，他們也很關注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再次以驚人速度得到了解決。”

　　但是，事不過三。當郭大勇因為參加由中建六局承建的河南省鞏義市米河鎮城中心舊房改造安置房工程被欠薪，“中建六局方面管事的人，以相關資料被洪水沖走為借口，拒絕支付工程款”，盡管郭大勇“有詳細的施工日記，但他們不認”，第三次找到郭老師的時候，郭老師沒有辦法了，不得不慨然一問：“球，又踢到我這里了，我該怎么辦呢？”

　　二

　　慚愧得很。我雖然在讀過郭老師的的文章后“于心有戚戚焉”，但并不能為郭老師獻一良策，無法回答郭老師“球該怎么踢”，也無法告訴郭大勇“薪該怎么討”，為大勇排憂解難，也只能談點感想了。

　　感想之一：郭大勇在郭老師幫助下兩次討薪成功，都太過偶然了。兩次偶然的成功，需要具備許多條件。一是要有一位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工作的熱心“大哥”或者其他親屬；二是“大哥”或者其他親屬要有一個影響力比較廣泛的輿論工具，比如微博；三是“大哥”或者其他親屬在北京或者其他大城市要有一定的人脈關系，而且這個人脈關系還得愿意幫忙，而且能夠幫得上忙，幫忙的時候還得正是政府和社會關注的“火候”；四是欠薪單位還得顧忌自己的臉面，害怕被輿論媒體曝光。至少這幾個條件都得缺一不可，討薪才能成功。這不，郭老師第三次幫大勇討薪的時候，欠薪者就擺出了“不怕燙”的架勢，說“相關資料被洪水沖走”，于是，這次討薪行動就失敗了。

　　感想二：“薪”，需要討嗎？干了活就得給工錢，這個道理無論古今中外，都是天經地義的，其正當性都不需要法律作出規定。薪本來是不需要討的，更是不必像郭大勇這樣要等到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多個條件時才能討回。本來不需要“討”的勞動所得，為什么還要“討”呢？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用人單位和它的老板們嗜錢如命、見利忘義，“血管里早已沒有了道德的血液”，總想著扣一點、拖一拖，把工人扣得、拖得沒有了脾氣，他們就可以賺下一筆。在這些新資本家眼里，民工的汗水算什么！甚至他們的生命都值不了幾個錢。我手上就有一起工傷賠償案件，官司至今已經打了七年半之久，那位受傷農民工都沒有拿到一分錢的賠償。

　　二是幾乎每個建設工程項目從招投標開始，都經過了一層又一層的轉包、分包，而每一次的轉包、分包都有一批人坐收漁利、坐地分贓，等工程到了實際承擔施工任務的“包工頭”、“小老板”手里的時候，已經幾乎山窮水盡、無利可圖，他們即使想給工人發放工錢，都已經極為艱難。

　　三是許多工程項目的建設方本來就沒有足夠的建設資金，但是為了政績、面子，為了套取銀行貸款，他們不僅賒購建材，還讓施工方墊資開工。工程竣工多年后建設資金都不能到位，甚至很多建設項目都成了爛尾工程，支付工程款、民工工資就更談不上了。

　　干活給錢固然天經地義，但是遇到后兩種情形，任何人都束手無策。

　　感想三：所有勞動者的薪都需要討嗎？當然不是，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里面的勞動者就沒有欠薪之憂。欠薪、討薪現象比較集中地發生在建設工程領域，又集中指向千千萬萬個像郭大勇、因討薪被扭斷脖頸的周秀云等人一樣的農民工。這說明什么呢？第一，在工程建設其中包括曾經被稱為“支柱產業”的房地產開發領域，存在著嚴重的經濟盤剝。這種經濟盤剝不僅嚴重地降低了工程質量，造成了大量的“豆腐渣”工程，而且也嚴重地損害著身處最底層的勞動者的根本利益。第二，身處底層的農民工是被欺負的對象，他們既沒有經濟地位，也沒有政治地位，僅僅是出賣體力的雇傭勞動者。如果一定要使用政治經濟學的語言來表達，那就是工程建設領域里的資本主義剝削與壓榨，體現得最為完備和殘酷。“二十一世紀都過了四分之一了”，這真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一種恥辱！

　　三

　　在幾十年來的我國社會，“討薪”已經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治理“欠薪”，成了黨委政府、工會組織的一項日常工作。2003年10月，國務院前總理溫家寶視察重慶時，就親自為一家農戶討過薪。總理親自討薪的力度當然比松民老師微博討薪大得多；我國甚至把“惡意欠薪”作為一個罪名寫入刑法，欠薪現象卻仍然難以根治。

　　根治欠薪、討薪的辦法究竟有沒有呢？如果認為欠薪是一種資本主義剝削，那么，搞社會主義就是消滅老板欠薪、民工討薪的根本性舉措。社會主義對于中國人民來說，當然不是陌生新鮮的東西，它至少包括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制度兩項內容。它們可以結束工程建設乃至經濟領域里的一切亂象，可以保障包括農民工在內的一切勞動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只是這樣的舉措，無助于為千百萬郭大勇解決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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