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總理與世長辭，舉國同悲。
幾天后，秘書懷著沉痛的心情來到中南海西花廳內，整理周總理的遺物。
抽屜里的每一份文件，都凝結了他生前的心血，秘書們將其一一拿出來整理好。回想起總理日夜伏案工作的情形，他們心里五味成雜。
忽然，有人在抽屜不起眼的角落里，看見了一份誰也沒有見過的特殊文件。當打開文件閱讀時，他驚呆了，發現是一封從未沒有發布過的指示。
眾人湊過來閱讀，只見紙上簽著毛主席遒勁飄逸的名字。
看完內容，他們頓時明白了，這是周總理特意藏了兩年的指示?！ ?/p>
周總理扣押的是一份什么指示？一生都堅決擁護毛主席的他，又為何突然做出這樣令人匪夷所思的舉動？
一切，要從這個指示中的關鍵人物鄧穎超說起。
老革命鄧穎超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打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的大門。
除了北京之外，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愛國青年學生也紛紛走上街頭抗議游行，鄧穎超便是其中的一個。
那時，年僅15歲的鄧穎超正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讀書，是學校和年級學生中最小的，可她的革命勁頭卻比誰都足，比誰都關心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p>
她毅然決然地投身到五四運動之中，呼吁“望吾同胞從此上下一心，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并將為國家奮斗視作自己的終身事業和目標。
上世紀半葉，女性的社會地位非常低下。尤其是在社會底層出生的女孩，大部分根本沒有走進學堂受教育的機會，更別說接觸新思想了。
鄧穎超之所以有如此超前的革命意識，敢于加入被大多數人視為“危險活動”的五四運動，很大程度上是受她母親的影響。
鄧穎超的母親是個十分堅強自立的女人，丈夫去世后一個人帶著孩子從廣西去到天津，在天津的一家育嬰堂當醫生。
耳濡目染之下，她從小就意識到女子不能依靠別人，只有自立自強、自尊自愛才能在社會上立足。
正因如此，當鄧穎超看到中國社會的不公平現狀時便萌生了要破除現狀的思想，立志要為窮苦大眾爭取應有的權益，爭取婦女獨立，喚醒婦女投入愛國運動等等?！ ?/p>
除了進行公開演講之外，她還帶著隊員們走街串巷深入百姓家中宣講救國思想。進行這些革命活動遠，比世人想象中的要危險許多。
要知道當時軍閥和封建勢力很不喜歡這些，進步人士稍不留意就會被反動勢力抓住。
即便再困難和威脅，鄧穎超始終信念堅定，從沒有過退縮半步。
1919年9月16日，她加入愛國組織“覺悟社”，成為了該組織最初的幾個成員之一。她與戰友們發動了數次大規模的請愿活動，將天津的愛國運動推向高潮。
期間，鄧穎超結識了同為進步青年的周總理。兩人在愛國運動中交集頗多，鄧穎超革命信仰堅定，革命行動堅決，這些特質讓周總理非常欣賞。
1920年周總理赴法留學后，仍然和留在國內的鄧穎超保持著通信聯絡。隨著來往增多，兩人之間的情誼加深。
1923年，周總理從法國巴黎寄來一張吐露自己愛情的明信片給鄧穎超。
看完明信片，她懷著激動的心情寫信回復周總理：“我們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終身。”
1925年8月8日，二人結為革命伴侶。不過，他們沒有舉行隆重的婚禮，只簡單邀請兩桌廣州的同事朋友吃了頓飯，來見證他們的愛情?！ ?/p>
結婚之后，鄧穎超和周總理仍然在各自的崗位上忙碌著，過著聚少離多的生活。
鄧穎超身兼多職，不僅在廣東領導了女性的解放運動，還擔任中央婦女委員會書記、中央局秘書長，工作一點兒也不比丈夫輕松。
周總理創建中央特務科時，她又義不容辭地加入了危機四伏的地下工作，和他一起并肩戰斗。
為了保護我方的電報不被敵人截獲翻譯，周總理親自設計了一套保密程度極高的密電碼“豪密”，每次來到電報都親自翻譯。
若是他不在，鄧穎超就會代為翻譯。她甚至將整本復雜的密電碼都一字不差地背了下來，只為提高翻譯速度和效率?！ ?/p>
鄧穎超不幸染上了肺結核后，不得不將中央局秘書長的工作轉交給鄧小平。雖然身體不適，但她還是盡可能地做一些黨內工作，替大家分擔一下重擔。
長征時，鄧穎超高燒不退，強撐著和部隊一起行軍，勞累過度導致她經常大口吐血。
過草地時，周總理因為阿米巴肝膿瘍只能躺在擔架上，同樣生著病的鄧穎超堅持跟著他的擔架一起行動，第一天就差點被沼澤吞噬。
最終鄧穎超憑借堅強的意志抗過了艱苦卓絕的長征，但一年來的長久勞累加重了她的病情，埋下了嚴重的病根。
抗日戰爭時期，鄧穎超作為我黨婦女運動領袖，長期開展并領導婦女運動工作，是中央婦女委員會的核心人物，在黨內發揮的作用無法忽視，就連國民黨蔣介石也不能不承認她的價值。
1937年，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蔣介石批準了六位保證代表，鄧穎超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由此可見，她在國內的地位。
大公無私周總理
不管是從革命資歷還是革命貢獻來看，鄧穎超都是可以擔任重要領導崗位的。
當時，由周總理負責組建、篩選國家部委員候選人，不但沒有按照她的貢獻和能力給其安排部長級別的職務，而且沒有給她安排任何崗位。
此舉，很多人不理解。其中，包括張治中和周總理夫婦多年的好友江鮮云，他們替鄧穎超感到委屈，所以找到總理表示反對該決定?！ ?/p>
原來，周總理是擔心鄧穎超做了部長后，黨內同志會考慮到他和鄧穎超的夫妻關系，反而不好開展工作，所以才“壓低”了她的職位。
但鄧穎超不僅沒有提出異議，反而立馬將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和周總理工作幾乎沒有任何牽扯的婦女解放事業中去。
作為最了解周總理想法的人，鄧穎超始終用行動支持著他的決定，從沒有半句怨言。因為她心里清楚，周總理從來都是一個心里只有“公”，沒有“私”的人。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周總理非常重視對黨內干部廉潔思想的培養，要求黨員要真正做到不亂用公家的權力為自己謀利。
1963年5月，周總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作報告，強烈批評了二十種官僚主義，指出這些行為在黨內造成的極大危害。
為了杜絕不良現象的發生，他明確指出領導干部要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這五關。
其中，要數“親屬關”是最難過。畢竟宗親血緣觀念是中國五千年文化積累沉淀下來的，滲透在社會的方方面面。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成功模式在人們腦子里根深蒂固，很難根除，但這種風氣和黨所追求的公平公正是相悖的。
別說其他干部，就是他當上總理之后，也有不少人找上門求他辦事。
當然，這些人的不合理要求都遭到了周總理的拒絕。周總理以身作則，對身邊的晚輩進行了嚴格的約束?！ ?/p>
他要求在外地工作的晚輩不能隨便丟下工作，專程到北京看望自己；外地親屬來北京探親的必須住在國務院招待所，吃飯到國務院機關食堂，費用由自己來出。
另外，周總理還要求孩子們在任何時候都要對家里的事情三緘其口，不炫耀自己和他們的關系，更不能以此謀私。
為了極力地淡化自己家庭的特殊性，新中國成立時，周總理特別向淮安縣的領導提出了不要保留自己故居的要求，甚至還主動提出要平掉家里的祖墳。
他認為自己住過的房子完全沒有保留的必要，拆掉蓋學校和工廠，才是對國家和群眾有益。
縣委不舍得拆掉周總理家的房子，便采取了折中的辦法，將房子改成縣委常委學習室。盡管如此，還是有許多群眾蜂擁而至，想要一睹周總理的故居?！ ?/p>
作為國家總理，他一心撲在工作上，經常一天要工作十二個小時，有時甚至一天要連軸轉十六個小時。
而對待的自己的生活和飲食，他則是能簡就簡，從來不搞特殊化。周總理堅持兩菜一湯的低標準伙食，葷菜也多用常見的魚肉，從來不吃高檔的海鮮珍品。
有時會見群眾組織代表的時間太長，超過了吃飯時間，周總理也和大家一樣邊吃兩毛錢的餅干邊開會。
周總理對家人的約束教育非常嚴格，自己更是把嚴于律己做到了極致。
而同為革命者的鄧穎超也始終堅守黨性，對他的這些舉動無不贊同?！ ?/p>
所以，在他擔任國務院總理的二十七年里，鄧穎超在全國婦聯副主席的位置上兢兢業業工作了二十七年。
即使是毛主席親自指示鄧穎超做四屆人大的副委員長，周總理也沒有聽從，反而將這份手令偷偷藏了起來，直到去世后才被秘書發現。
周公垂范
時間回到1974年，當時中央為了籌備四屆人大，在北京召開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工作會議。
會議上，張春橋提議要給鄧穎超同志安排一個副委員長的職位，得到了政治局的一致通過。
這一年，周總理已經病得很重了，但為了敲定人事安排的問題，他仍然拖著病體遠赴長沙向毛主席作報告?！ ?/p>
沒過多久，毛主席就寫了一張手令，上面除了其他的人事安排外，特別提到了鄧穎超的事情。
毛主席是這樣寫的：我同意在四屆人大上安排鄧穎超同志一個副委員長的職務。
接到手令后，周總理依然覺得鄧穎超此時最好不要在黨內擔任重要工作，便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安排鄧穎超，在安排好了其他人的工作后就將手令鎖進了抽屜里，再沒有示人。
就這樣，這份手令被周總理秘密藏在抽屜里整整兩年，直到他因病去世，秘書們在清理遺物時無意間發現了，它才重見天日。
“前年就要安排你了，就是那位老兄不同意，給你拉下來了。”鄧小平將實情告訴了鄧穎超，后者終于知道了自己被“冷落”的真正原因。
周總理藏毛主席手令的事情很快在黨內傳開，夫妻倆為“避嫌”做出的巨大犧牲讓人感懷，人們心生感動，失聲痛哭。既因為周總理的大公無私，也為了鄧穎超的“夫唱婦隨”?！ ?/p>
為了顧全大局，周總理、鄧穎超夫婦從不在工作職位的大小上計較，更沒有在金錢報酬上計較，反而想方設法要降低自己的待遇。
1952年，國家決定將政府工作人員的勞動報酬由工資制改為工薪制度，一共二十四個行政等級，工資范圍在四十五到五百九。
評定工資多少主要有兩個依據，一是參加革命時間的長短，二是黨內擔任職位的高低。革命時間越長、黨內職務越高，工資就相對高。
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革命資歷毋庸置疑，作為新中國政府的正國級領導，理應拿一級工資。
但毛主席卻認為不妥，主動提出要把一級工資留給烈士，自己拿二級工資。
當時全國婦聯主席蔡暢的工資是三級，鄧穎超作為副主席評級應當在三、四級之間。
鄧穎超知道后想也沒想，表示給自己定四級不合適，應當定五級，不然“我那老頭子也不會同意的。”
這一天，工作人員何謙先向周總理匯報了黨內的工資評定情況，評定設置十分合理，周總理聽了后很高興。
但很快他又思考起來，連忙詢問何謙的工資和毛主席的衛士李銀橋的是幾級，何謙據實回答自己是十二級，李銀橋十三級。
“怎么他還比你低一級呢？”周總理疑惑地問。
何謙解釋道，李銀橋是1940年參加革命的，自己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所以工資評定比他高一級。
“這好像不太好吧！”周總理若有所思，隨后又說，“走，我們到大姐那里看看。”
周總理走進鄧穎超的辦公室，跟她商量工資的事情。
他說：“小超啊，你最近身體不好，上班也不正常，現在中央還批準你拿行政五級的工資，我看你拿六級就夠了。”
鄧穎超沒有任何猶豫，回答稱：“好，咱們就向中央打個報告，請中央再降下一級，拿行政六級的工資吧。”
不僅如此，秘書何謙也在周總理的勸說下主動將工資下調一級，和毛主席的衛士李銀橋位于同一級別。
在周總理和鄧穎超心里，國家利益遠比個人得失要重要得多?！ ?/p>
兩人為國家奮斗幾十年，從沒有在意過金錢，一直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吃飯不超過兩菜一湯、一件襯衣一穿就是一二十年，衣服穿得卷起毛邊全是補丁也不舍得丟。
曾經擔任過周總理和鄧穎超警衛秘書的高振普回憶起總理時，總忘不了給他擦皮鞋的時候，發現換過兩次鞋底的皮鞋，前腳掌處又因為破損打了一層補丁皮料。
每當想起這些事情，高振普總情不自禁地感嘆：“周總理的簡樸恐怕今天的人們沒法想象，在總理身邊工作才懂得什么叫高尚，什么叫偉大，什么叫廉潔奉公。”
周總理和鄧穎超，用一生踐行了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承諾。他們的一生中，總是在盡可能地多為國家創造價值，而不在乎自己的權益如何。
他們這種甘愿為國家奉獻犧牲、無私為公的精神可歌可泣，更值得每一個中國人銘記。
謹以此文，向他們致敬！
（來源：昆侖策網【修編】，轉編自“李享生活”，修訂發布）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