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于清朝初年的著名悲劇《桃花扇》的主旨，據作者孔尚任所言，是為了揭示明朝“三百年基業隳于何人，敗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
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崇禎帝縊死煤山；明朝官員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在南京擁立福王朱由崧稱帝，改元弘光，歷史上稱這個政權為“南明”。然而，馬阮等人擁立弘光帝并不是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更不是為了明朝的黎民百姓，他們是為了憑借“擁立大功”在手，控制朝綱，排斥異己，獲取政治利益。當時的南明朝廷，在清兵已占據半壁江山的險惡政治、軍事環境中，不去想如何勵精圖治、恢復山河，反而是“創業選聲容”，尋歡作樂。贏得“擁立之功”的馬阮等權貴則公報私仇，打擊東林、復社等進步士人，致使“社黨重鉤無縫藏”。文官如此，武將亦然。高杰、黃得功等江北四鎮軍閥互相爭權奪利，以致刀兵相見。后來，盤踞武昌的軍閥左良玉因當地糧草缺乏，打算“就食南京”，同時也意圖打擊馬阮一派勢力，于是起兵順江東下。馬阮等人慌了手腳，竟不顧黃河以北虎視眈眈的清軍，匆忙抽調黃劉三鎮的軍隊去堵截左兵東下，致使黃河沿岸千里空防。于是，清兵南下，南明滅亡。
像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朝代一樣，南明一朝也是亡于一個“私”字。不論南明的文官還是武將，幾乎都把自己的個人利益擺在王朝利益之上。馬士英、阮大鋮等文官為了搶得“擁立大功”，不管福王的昏庸荒唐，仍然擁立其為皇帝；他們為了堵截左良玉的軍隊東下，全然不把明朝的江山社稷放在眼中，抽調黃劉三鎮的兵力，致使清軍獲得了南下的時機，對此作者悲憤地寫到，“這江山好似排著筵席請”！眼瞅清兵南下，南明朝廷大勢已去，作為南明最高級大員的馬阮等人絲毫沒有亡國的悲慟心情，反而甘心情愿地做起漢奸，劇中臺詞“寧可叩北兵之馬，不可試南賊之刀”則是他們的無恥自白。軍閥武將也好不到哪去，他們同樣目光短淺，把精力用于爭權奪利，窩里斗，全不顧念強敵在側。清兵攻陷南京，弘光帝出逃，投奔魏國公徐青君（明朝開國元勛徐達的后代），后者竟佯裝不識，把弘光帝逐出。后弘光帝又投奔黃得功，黃的部將田雄竟將皇帝居為奇貨，送給清朝。在南明這群位高權重的混賬“精英”之中，史可法則是個異類。他一心為國，用一腔血淚感動了揚州三千子弟兵，他們誓死保衛都城南京的門戶揚州，然而畢竟獨力難支，史可法也在得知皇帝棄城出逃之后投江殉國。
整個統治集團人人只見私利，不知為公，這樣的王朝豈有不亡之理？精英集團如此，普通士兵已無任何理由替他們賣命。戲劇第三十五出《賺將》寫的是清軍兵臨揚州城下，史可法夜探軍情。他聽到士兵抱怨，“北兵已到淮安，沒個瞎鬼兒問他一聲；只舍俺這幾個殘兵，死守這座揚州城，如何守得住……自家殺搶殺搶，跑他娘的。只顧守到幾時呀！……”上下如此的南明朝廷又怎會不亡？
我想，由南明王朝人們會很自然地想到另一個以南京為都的反動政權——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的覆滅和南明政權的滅亡何其相似乃爾！人民解放軍為什么能對國民黨各派軍閥各個擊破？不也是因為國民黨各派系之間貌合神離、各重私利、各自為戰嗎？
可見“私利”二字是多么可怕，它不僅可使偌大個王朝分崩離析，走向滅亡，我想它也是一個政權興旺發達的大敵！可看一看我們今天的改革，“一大二公”、全國一盤棋的計劃經濟體制被指責為“高度集中”；在“調動積極性”的旗號下，向地方放權，向企業放利；改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鼓勵所謂“民營企業”的發展，經濟效益壓倒一切。這樣的政策除了造就一批富可敵國的富豪，培養一批“精致利己主義”的精英之外，于國于民其實并沒有多大實質性的好處。這樣的改革政策萌生的所謂“多元思維”實質是在弱化我們民族的凝聚力；用私利來調動人的所謂積極性實質是在損毀民族的道德，拉低民族的境界。長此以往，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以及無數犧牲的革命先烈用畢生精力和滿腔熱血鑄就的民族精神豐碑會不會坍塌？我們的民族會不會退化到南明時期那種“只見私利，不知為公”的可悲狀態？千辛萬苦才凝聚起來的民族會不會重行變成一盤散沙？面對這些問題，人民怎能不感到無限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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