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過對人類社會中物質和精神的幸福問題進行的定義以及對物質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總和問題進行的不同制度下的簡析，得出結論就是必須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成分的引入，人們才能獲得較大程度的幸福。

　　人的本質需求或根本需求總而言之就是兩大方面：即一方面是物質，另一方面是精神。物質和精神猶如硬幣的兩面，不可分割；物質需求是基礎的、有限的，只要達到某個閥值即滿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就是合格的，再多就是貪欲，是不符合地球資源限制要求的，也不符合儒釋道等百家圣賢們反復告誡人們的要控制貪欲的要求；而精神需求，對高尚精神品質的追求則是成本最低而獲得價值最大的需求，是無限的；譬如通常人們生活在公平道義的環境下，很容易喜悅；生活在惡的環境就很痛苦；當然也有惡人生活在不義的環境下而不自知，并且以作惡為樂；但這類人正是人間或自然需要鏟除或改造的對象；他們并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所以一個文明、健康的社會最終目標應當是滿足人們基本的、小康性質的物質生活，而創造出一個高度文明健康的精神生活社會。如果為了物質而損害精神，譬如創造一個相互惡性競爭的而非協作的社會，最終會形成互害模式，人是很難幸福的。而按照道義的標準、精神幸福的標準去實施物質財富的創造，則是副作用最低、成本最低、效能最優的社會發展模式。前者是資本主義模式，后者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模式。

　　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必須同時滿足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這兩大需求。

　　人的幸福度應當是物質和精神兩個維度的滿足度；我們不妨將物質幸福度定為滿分100分，精神幸福度滿分也定為100分；衡量一個人幸福度的標準應當是物質和精神兩個維度的得分總和或平均值。

　　衡量一個社會文明度、幸福度的標準也應當是全社會個體幸福度的總平均值。

　　用這種方法就可以衡量國家和地區的真正全體國民的幸福度和社會優劣度；而GDP并不能真正衡量一個社會的發展程度和文明程度。

　　譬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實施叢林法則形成競爭社會，通過各種手段使得物質財富總體上顯得比較高，但是人們普遍生活在擔心炒魷魚即失業的緊張狀態，在工作中蒙受壓榨、羞辱，其精神大多是不安然的、是恐懼的，是不幸福的；可以說一個人的幸福度總得分可能是80分（物質）+40分（精神）=120分。而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們其生活狀況是溫飽無慮，工作中非常喜悅、是主人翁，沒有人有權力敢羞辱、威脅他，那么其幸福度可能是40分+90分=130分；那么我們可以說后者的幸福度要高于前者。

　　當然，不同社會不同階級或階層的人對物質和精神的打分都是不同的，當少部分人得分高，絕大部分人得分低，總體平均得分也不高，最終這個社會也不是好社會；當少部分人得分低，絕大部分人得分高，最終全社會評分得分高，最終這個社會是好社會。用這種辦法評價，可能我們原以為韓國比朝鮮社會好，其實未必；原以為美國社會比古巴社會好，其實也未必；諸如此類，以此類推；用此方法或可修正社會，使之真正回歸正道。

　　如果用數學公式表現這種模式；可以如下：

　　假設社會總體平均幸福度為G；國家總人數為N（亦即n）；個人幸福度平均得分為H（假設物質幸福度為P,精神幸福度為Q；則H=（P+Q）/2）；Hn即為第N個人的幸福平均評價值；則社會總體平均幸福度公式為：

　　G=Σ(H1+H2+…+Hn)/N

　　國家和社會可以用這種模式，建立一個公眾網站，每個公民都可以憑借身份證和電話號碼進行年度幸福度評價，這樣就能獲得第一手資料進行年度的工作總結和評價并明確改進方向，不斷提升工作。

　　當沒有引入這種真正的幸福度計算模式時，全社會都在單純物質指標上打轉，甚至在指導思想上都樹立了“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的狹隘模式，不懂得一個社會用無道的方式求財，按照因果法則，是根本得不到財的，根本得不到幸福的；《論語》上講得很清楚：“掌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也。”意思是管理國家而一心向錢看的人就是小人；其實中國經典上的許多結論本質上都是實踐的結果，用現在時髦的話說就是大數據證明了的結論。古人前的古人已經不知用多少案例反復證明了，才敢寫到經典上；古人認為，一心向錢看乃至掌管國家的人專門求財而不管求財的方法是否合乎道德，這些人就是小人，勢必將國家引入危亡；《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就是說當一個國家上面的官員和下面的老百姓全都向錢看這個國家就危險了，也就是快完蛋了；孔子的孫子子思有一個論斷就是“財德不并立”，意思是一個人財富越多，其德必削弱，除非捐贈社會大眾；所以真正的大德之人，即使其用合法的手段集聚了大量財富，最終還是回饋社會的；否則，就難以稱得上大德之人；春秋時期的范蠡對財富三聚三散就證明了他深明此理；民國的狀元張謇先生、當代的莊世平先生可以當之為圣賢名號；張謇先生實業救國，捐助了五百多所學校；晚年不顧辛勞衰弱，辛勤書寫書法作品賑災；莊世平先生將二千多億資產捐獻給國家，而自奉甚薄乃至子女都以普通勞動為生；而有的人用盡各種合法和違法手段，拼命掠奪社會，自我評價卻是只讓自己的后代子孫滿意，不管社會評價；這種人其實就是缺德之人，必然受到社會大眾的厭惡和輿論抨擊。

　　西方的文化對于物質享受、物質幸福是比較看重的，譬如《越獄》電視劇中那個囚犯，一旦有了錢，展示給我們的是海灘、美女、美餐、美酒，囚犯也樂不可顛；似乎非常幸福；但真正有生活閱歷的人都知道那并不是幸福，為了短暫的物質享受賠上持續的精神壓力是不合算的。我們中華民族的圣賢——莊子早就給出了答案：去楚國當宰相，物質是幸福了，但處于危機四伏、骯臟齷齪的政治環境，隨時有亡身滅家的危險境地，其幸福感還不如生活在貧困境地而有獨立精神的狀態，所以莊子給出了自己的選擇——寧愿像烏龜一樣在泥里爬，也不愿被包上錦繡去作祭物。作家周勵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這本書描寫了美國人的制衣廠的女工狀況：那些令“六宮粉黛無顏色”的美麗女子，因為擔心失去工作而心懷憂懼、心情緊張不安，能說這些人幸福嗎？

　　譬如，古代生活在皇宮里的美女，物質生活可說是100分，但精神生活可能自認是20分，并不比一個平民夫妻幸福；所以每當皇帝選妃，許多平民家庭就急忙將女兒嫁出以免災禍。先秦韓憑妻何氏的《烏鵲歌二首》——“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就表達了自己幸福價值，寧愿拋棄所謂的物質幸福生活去追求個人的精神自由和精神幸福，甚至為此失去生命也在所不惜。這在當代那種已經被生存壓力壓迫到極限的人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

　　譬如，“人生沒有幸福不幸福，只有知足不知足；溫飽無慮已是幸事，無病無災就是福澤；至于其它的，有則錦上添花，無則依舊風華。”這段話道出了生活本質。

　　譬如，在職場的有閱歷的人們都有體會，一個人午餐雞鴨魚肉與一碗面條在物質上表面看前者似乎較為幸福，但在工作上受壓迫、受窩囊氣，可能他寧愿吃的是簡單的面條而工作上舒心也不愿吃的好而受氣；國民黨部隊的伙食比共產黨部隊的伙食好，但俘虜兵感到共產黨部隊的官兵一致的團隊氛圍好，最后還是喜歡當八路軍、解放軍；人是有尊嚴的動物，不是只愿意滿足口腹之欲的動物；實際上人只要有一個基本的物質生活，譬如一年三百六十斤糧食、七十斤肉、一百斤菜、一百斤水果、30斤酒、數套四季衣服、一個可以洗澡的有暖氣的30-90平方的房子就已經非常幸福了，再多的物質對于人而言實際是“邊際收益遞減乃至為零”了，沒有多大價值，再多都是對地球資源的過度消耗；而且他們獲得的所謂諸如“炫耀”等價值本質上也是不符合圣賢“正心誠意”的修為要求；而精神生活則要求人生活在沒有剝削壓迫的令人心情舒暢的環境里，那種幸福才是更可貴的；為什么延安時期許多知識分子愿意去延安，延安的物質生活可以說只能管到粗茶淡飯，但他們為什么愿意去，就在于在延安所獲得的總幸福價值大于在淪陷區和國民黨統治區。

　　舊中國，老百姓生活在亂世，各種災害導致每年死亡至少5百萬以上，人均壽命只有35歲，人口長期徘徊在4億5千萬左右；而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人口從1949年到1976年就已經達到8億多，平均每年凈增1450萬人，人均壽命達到65歲；這是何等的業績！同時，社會主義中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在工作中，是不受欺負的，沒有人有權力隨意解雇別人；人人都有一個單位，不管是工廠還是研究所還是生產隊，精神是穩定的，按月、按年能分到收入；農村蔬菜旺季幾乎每天分菜，冬天分大白菜、蘿卜；雖然物質不豐富，但也基本滿足溫飽，養三四個乃至七八個孩子也能養活；即使遇到洪水、干旱、地震災難，也能得到全國人民的救助；孩子們是快樂的。社會是安全的，放學根本不用接送。總體上的幸福度可以說達到50-60分+80-90分=130-150分。

　　記得1992年同事的親戚從臺灣回來，當時認為是不是人家會覺得我們很窮啊，沒想到人家說我們挺好的；當時以為人家是不是安慰我們，是不是哄我們，后來明白了；如果你生活在惡性競爭的社會，除了極少數人外，大部分人都生活在擔心失業危險、破產危險、艱難生存的環境下，是很難獲得真正的幸福的?，F在一個臺灣從事電信詐騙的人據資料說就有十萬人以上，還能說那是個多么文明的地方？已經逼得那么多人從事詐騙行業謀生還說什么文明；而那個地方的人口只有二千多萬；可以說只要是資本主義制度，大多數人根本得不到真正的幸福，都是生活在惶恐憂懼中；哈耶克也說過：為明天的生計發愁是一種常態；他當時不知道未來的社會主義可以使人根本不用為明天的生計發愁的生活是什么狀態。

　　2001年到美國參觀大型企業，同行人的同學在那里工作，談到裁員危機時臉色蒼白、惴惴不安，哪里有什么自由和幸福？原來我們以為他們在美國是多么幸福啊，現實卻令人吃驚；在超市與國內去的服務員交流，她們說后悔死了，在國內什么都敢買，下月工資到點就發了；在美國收入不穩定，不敢花；參加培訓，從美國留學歸來的老師講“美國人沒什么錢。”原來將信將疑，后來徹底清楚；美國大多數勞動者一方面生存在擔心失業的狀態，精神能有多喜樂？另一方面在全部市場化的生活環境，各方面的生活賬單很快就吞噬了工資收入，“You have to pay，to pay ，to pay”（你不得不支付、支付、支付）；有一篇文章——“當牛作馬的美國白領”描述了其現狀；美國被裁人員拿槍打人的現象說明了他們是何等痛苦，并非我們想象的是多么無所謂，多么輕松就能重新就業；一本反腐案例書提到有一個腐敗官員談到美國，說“在美國掙錢太難了”；可悲的是我們一些所謂的“精英”們總是告訴我們西方人生活得多么幸福，我們應向他們的模式學習；1998年曾問英國教授：“你們家是否有游泳池？”我們已經被西方的所謂的離譜的富裕宣傳征服到了極點；真正接近就會發現資本主義社會其實就是地獄社會。

　　我們生活中能讓人幸福的，多是社會主義成分，譬如退休養老制度、穩定就業制度等；讓人難受的多是資本主義成分乃至奴隸主義成分譬如裁員、強迫、壓制等成分。

　　現實生活迫使人們學習、研究、思考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現實生活逼迫人們唱《國際歌》；多讀一些老革命家的回憶錄，就會發現為什么他們參加革命；實在是三座大山的壓迫所致。

　　資本主義社會本質上就是奴隸制，其社會環境就是叢林，其行為法則就是叢林法則，就是中國先賢們深惡痛絕的“率獸而食人”。近現代人類社會的災難全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所致；包括殖民殺掠、侵略以及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害死數億人；資本主義極少數人通過金融資本等各種手段掠奪大眾、壓迫大眾，行的是損不足而奉有余的所謂“人道”，這種“人道”可不是人道主義的人道，而是人的私欲貪婪之道；而中國古代圣人老子主張的是必須奉行“天道”即損有余以奉不足；而且老子斬釘截鐵地說“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就是只有那些有道德的人才能將多余的財富奉獻給天下。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個無道的社會。無道的社會就是人類痛苦的社會，正如中國稱古代不著調的君主為“無道昏君”，他們會給天下帶來災難。資本主義的無道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人類的災難、地球的災難、天下的災難。

　　為什么資本主義這么丑惡的制度能糊弄很多人呢？因為有一批不能體悟大道、不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知識面窄、不通中外歷史、心性較為貪婪、偏狹、狠毒、愚癡的所謂知識分子是其衛道士；也就是魯迅先生筆下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們在護衛著它。當然，也是社會主義探索過程中的錯誤、不足，使得他們找到了借口；但是社會主義在思想上、哲學上、理論上、戰略上是遠遠優于資本主義的，不能因為局部的過失、不足而否定其為人類永恒的追求目標。更不能無視資本主義將人類帶到毀滅的道路上的終極災難且使人類永遠陷入痛苦的境地而將錯就錯！

　　中國1949年至1976年的社會實踐已經證明了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社會主義已經將人們從地獄中挽救出來；而那些不懂地獄苦難只是覺得資本主義花花世界很美的人仇視社會主義，以為到那花花世界就如何幸福，其實那是何其淺薄和愚蠢！

　　一個人心中如果沒有正念，沒有圣賢思想的熏陶，沒有為人民服務的理念、沒有為天下人謀福利的思想，用古今圣賢的思想評論就是容易墮落為貪圖私利的小人，而且他們也不能獲得高尚的精神幸福；黨的二十大提出的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相結合的理論是一種偉大的創新，因為偉大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必須依賴一大批具有無私奉獻的圣賢思想的人，毛主席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等西方優秀文化匯聚而成的偉大圣人，所以他領導人民建立了新中國并為人類開創了一條真正的文明之路；他重新塑造了中國魂和中國性格；他培養了一大批圣賢，如雷鋒、焦裕祿、錢學森等；但是也有一些跟隨他的人，并未修煉成圣賢，只是一些具有一些“能力”和“本事”的小人，敗壞著他的事業，給革命事業造成了極大損失；因此未來只有加強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努力培養無量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圣賢之才，使人從內心深處生起為人民出力、為人民服務的正心正念，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才能推進到新的階段。資本主義本身繼承的思想就是人類中的自私自利的小人思想，本身就是魔鬼思想，如果不能澄清，那就會永無終結地禍害人類；否則，受資本主義自私自利思想禍害的人就會成為害人害己、誤國誤民的敗類。譬如，陳東平，是陳再道將軍的兒子，在哈工大讀書期間被敵臺引誘，竟然幻想過花花世界的日子，私通敵特；上世紀八十年代又犯罪，竟然導致被槍斃；還有一位高級干部孩子，也是因貪圖利益出賣國家情報被擊斃；否則，他們也能有較好的發展；可惜他們死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知認識和錯誤的人生理念；一些干部子弟墮落成間諜，極大地損害了國家利益，成為極大的禍源，令人不寒而栗！

　　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本書叫《烏托邦祭》，這本書就是將社會主義稱之為烏托邦，無限夸大社會主義探索過程中的失誤，認為社會主義是空想社會主義，根本無視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帝國主義史；根本不懂那些所謂的烏托邦幻想者本身就是人類的先賢，他們都是憤恨于資本主義現實殘酷性而試圖為人類探索出一條有尊嚴的活命之路的偉大人物；作者雖世智辯聰，文采出眾，但不通大道，不通歷史，徒然成為將正道牽拉至邪路者。有段時期，歐文、圣西門和傅立葉三位社會主義探索者備受嘲笑，可見社會良知的缺乏和無知，人們不去敬仰這些了不起的有良知的人物，可見淺薄。實際上，面對現實的困境，有多少年輕人想找到一片“烏托邦”的凈土去安身立命??；他們物質上困窘，不知道如何延續；精神上迷茫，試圖隱居在山嶺，但又受到種種制約；有的年輕人找不到出路，無可奈何之下竟然結伴自盡，令人悲哀至極！可以說能拯濟他們的唯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有一本書叫《通向奴役之路》，作者哈耶克文章的確寫得好，但是他還是擺脫不了資本主義衛道士的角色；他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罪惡視而不見，卻以表面上看起來邏輯嚴密的的推理論證社會主義制度下人如何成為奴隸，他是富裕階層，他怎么能理解惡性競爭下普通人的生活？他將社會主義制度下受到保障的人們稱為奴隸，以為在市場上所謂的自由選擇能為人帶來尊嚴和價值，根本就是“飽漢不知餓漢饑”；他哪里知道市場叢林可以將人逼成吃人的野獸，他不提帝國主義導致的殺人戰爭，他用自己編織的一套小范圍的邏輯體系去論證自己的結論，表面上看文筆流暢、邏輯嚴密，其實與現實的本原生活根本不相吻合；這種書就是讀起來感覺作者很有才，寫得好像很有道理，但仔細思考就會發現與現實離題太遠；國內還有一些哈耶克的崇拜者，他們不知不覺中會被帶到資本主義的路徑上，走上與真正的文明背道而馳的邪路上。

　　有一本書叫《古拉格群島》，索爾仁尼琴將蘇聯的歷史貶低到一錢不值，他只看支流不看主流、只看局部不看主體，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現在看來蘇聯當年已經將蘇聯人民帶上了穩定的幸福生活。等他晚年看到現實，看到蘇聯女子淪落風塵、淪為“東歐子宮”，看到蘇聯財富被西方巨量掠奪方才覺醒。當前的俄烏戰爭死亡數十萬人可都是當年蘇聯大家庭的老百姓啊，現在國家分裂，相互打得死去活來，難道不是歐美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罪惡的又一次寫照嗎？

　　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們往往在實際生活中不以為意，常常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反而容易在錯誤思潮的誤導下羨慕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等到真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才知道真正的現實；“哭也來不及”了。

　　當然社會主義是一種正在探索的文明，不可避免地出現封建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等問題，需要社會實踐和斗爭去逐漸完善；但不能因為他的缺陷和不足就否定它巨大的主體價值；許多人都犯這種錯誤，以次要矛盾否定事物本質。

　　社會主義中國對作家是何等的仁義，當年只要能寫點文章，就給專業作家待遇，按月領到工資；出去采風地方組織都積極協助，社會地位很高；但是有些人見識有限、讀書有限，拼命找社會主義的不足之處，對社會主義拯濟大多數人生活的功德認識膚淺，等到真到了資本主義環境，才發現幾乎沒有人把自己當人才知道資本主義的厲害，窮困潦倒后才知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民國著名作家張愛玲在美國連個最基本的棲身之處都沒有，不停輾轉寄居于他人之舍；很有才華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先生那樣的高齡還要去面試找工作；詩人顧城在貧困生活等原因逼迫下自盡；那些博士等人才遭遇的困境、絕境數不勝數。為什么資本主義環境總是存在這些問題，是因為他們沒有生活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的“養士”模式中和真正的以人為本的國家治理模式中。

　　社會主義體制下，人們更尊重人才；只要有專長，單位都爭著要，各單位都有專職和兼職文藝團隊，真正促進人的發展；甚至連所謂的“勞改釋放犯”都會安排到原單位工作，因為社會主義社會重視每個人的飯碗；不像資本主義，令人自尋生路，自生自滅；“自生自滅”這個詞兒還是在美國的華人同胞們自己形容他們生活的詞兒，道出了他們的無奈；本來以為他們特別幸福，真實交流才發現其生活水準的本質；資本主義各單元特別“精明”，但他們這種每個單元的自私的“精明”卻導致整體系統的低效、愚蠢以及每個個體生命的痛苦，用裁員的威脅使人活在恐懼當中，使勞動者“上班如上墳”一般痛苦；用系統論的觀點來評價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就是如錢學森先生所描述的那樣：錢學森先生說他可以用全部的不合格的電子元器件組合成一個高可靠性的系統；社會主義就是這樣，表面看社會主義的企業的員工從從容容地工作，甚至可以抽空說個笑話，工作氛圍似乎不那么“正規”，不那么“恐怖”；按照資本主義的泰勒制“科學管理”模式看似乎不那么“合格”；但年度計劃照樣超額完成，該競賽照樣比學趕幫；工人們非常尊重技術優良的八級老工人，工人、技術人員、管理者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達到自己的目標；誠實的勞動者通過群眾評議能當上模范，受到尊重；而資本主義企業設計了非常詳盡的考核體系，人人都假裝很努力，人人都想將他人踩下去，人心在那種自私的環境下都被異化了、墮落了；陽和平先生對比中美勞動者說，在美國被逼得磨洋工，因為你效率越高，活干完，就可能被裁了；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主義企業，不用巴結領導，領導來時，你可以干你的活兒，不用刻意討好；這種尊嚴的價值就是精神幸福。資本主義系統是單個組織“最優”，但相互克制導致組成的系統根本達不到最優；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單個企業的有組織與全社會的無組織之間的矛盾；無數的企業像無頭蒼蠅一樣瞎撞，隨時處于破產邊緣；而社會主義才是系統最優。

　　我們可以做個比較，毛澤東時代兩個工人養四個孩子，一般生活不寬裕；但如果養一個孩子，那生活品質從物質到精神絕對超越現在同樣條件下的生活品質；同時還沒考慮科技進步的不同等因素；而且毛澤東時代僅僅用了27年時間，就將舊中國那種孱弱的、黑暗的、貧窮局面改造成為社會安定、社會公平、社會有序的新局面，其成就何其不易，何其偉大；而我們在那個基礎上已經發展了47年；同時我們每年還要付出數十萬的無法生存的生命代價、數百萬數千萬人的抑郁代價以及不敢生孩子的代價；大量的人不能有尊嚴地活著；無數勞動者精神痛苦、心力憔悴、哀嘆著“人間太苦”“下輩子再不來人間了”。

　　常言說，“跟著狼吃肉”、“跟著狗吃屎”；人民群眾為什么喜歡跟著毛澤東走，就是喜歡跟著毛主席能獲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價值和幸福；而什么人不喜歡跟著毛澤東走呢，就是那些所謂“有本事”的、私心過重的、具有無盡貪欲的、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少數的自私的所謂“精英”。這些“精英”并不是中國傳統文化視野中的“賢人”；所謂“賢人”指的是德才兼備、能分財與眾人的人、是“窮則獨善其身富則兼濟天下”君子；而當代一些“精英”則唯利是圖，是為了金錢不惜制造歪理邪說、不惜為外國勢力當馬前卒、不惜為資本家出謀劃策掠奪國有資產而分一杯羹的的小人。“一從大地風雷起，便有精生白骨堆”；國家將衰，便有妖孽。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均衡機制；均衡機制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當經濟困難時，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雖然窮點，但緊巴緊巴也能過去，人們的精神是安定的；上海剛解放時，有十幾萬舞女，毛主席就是用這種辦法解決了人民群眾的痛苦，賦予了人民生存的尊嚴；人民怎么不感恩毛主席；怎么不去崇拜毛主席。而資本主義是五個人的活兒，三個人干，發四個人的錢；讓整個組織都生活在一種吃人的環境里，敗壞人心，敗壞人的幸福和尊嚴；就像《紅樓夢》中形容的“斗得烏雞白眼”似的；而那些被擠壓出的人員不少人則進入黑暗空間討生活。

　　私有制還是“偽軍”、“間諜”產生的重要根源，抗日戰爭時期為什么有二百多萬的“偽軍”、東北為什么輕易被日軍占領、當代為什么有那么多間諜，深入分析就會發現：當一個國家的人們大多數都生活在私有制的惡性競爭環境下時，其罪惡的土壤就產生了，國家的境外敵對勢力就有辦法了；那些“偽軍”都是私有制下的為了活命的產物，一般人在活命和道德下，只能選擇當“偽軍”；東北當年如果是共產黨領導下的體制，加上正規軍二十多萬，可以設想，二千多萬人口，每個村都有黨的堅強領導，都能組織起來，都是一個戰斗堡壘，都有一支游擊隊，累計有近一千萬支槍，日寇敢動嗎？勢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當代的“間諜”誕生的根源之一就是脫離了公有制成分以及引入劣質文化所導致的，譬如一個“間諜”，本來在軍工企業工作，但是軍工企業引入了劣質的、笨拙的“末位淘汰”機制，就是不管每個人有多努力，哪怕這個部門都是博士，也非要選擇一個“倒霉蛋”當作末位進行淘汰，實施的是“恐怖主義”的管理模式；結果這個人很不幸地被“淘汰”了，被開除了；這也是“恨國黨”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于是憑借原有的資源，為了掙錢生存，順理成章地就投靠敵對勢力了；結果是國家機密被泄露，國家消耗大量資源，人被處決；如果是毛主席時代，他老老實實地上班工作，哪有這種災難？如果不適應某個崗位，組織上完全會找一個適合他的工作崗位，他一樣活得有尊嚴、有價值；至于媒體上敵對勢力宣稱的發展了數萬間諜，根本緣由就在于私有制模式下，大多數人處于“TO BE OR NOT TO BE”即生或死的邊緣下或對財富的無盡貪婪的欲望之下的雙重逼迫或驅動的必然選擇，“恨國黨”很容易產生。

　　社會主義的文化本質還是賢人文化。即一個組織最終會選擇較為有本事的人作一個組織的領導；譬如電影制片廠廠長都是最優秀的導演或最有辦法的管理者；歌舞劇團的團長都是藝術水平最高的歌唱家或舞蹈家等；這個領導會實現他（她）的個人價值，但社會主義條件下要求他不能“贏家通吃”；他只能拿較高于平均水平以上的收入；實際已經很好了；如果是一個賢者，一個能為大家的謀福利者，就已經實現人生價值了。實際上當他在成長過程中，是組織一步一步為他賦能的，賦予了他施展才華的平臺。譬如，一個人剛到一個組織，他一步一步成長為廠長、經理等，但不能因為成為廠長和經理等，就去獨占一個廠子或組織的全部利潤，不能去剝削、壓迫全廠員工。過去我們總以為右派都是冤枉的，受苦了，很可憐，其實，從平反后的實踐來看，大多數右派都不喜歡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不知道從哪里來的怨氣，總是在抱怨社會主義下的各個方面，總是在看社會主義的陰暗面；有一個右派老師，作為私德，自己很尊重他，但他的政治見解，筆者頗不以為然；因為他在1988年的一次演講中就高喊“以后的社會是誰有本事，誰吃香喝辣；沒有本事，就一邊歇著。”筆者當時很佩服老師的口才和見解，認為他發現了重大問題，很有才；但通過數十年的觀察和學習，現在認為老師當時的學問還達不到對中國圣賢文化的高度認知的水準；他能發現現實的問題，確實發現了那種現象，但他不懂資本主義問題更大；他不懂老子的天道；他認為應當強者通吃；他只看到了中國工業化過程中工農業價格剪刀差對農民是一種剝奪，對農民不公，但不懂得必須在不平衡中搶先工業化的的內在必然；我就不相信在中國革命中總是技高一籌乃至數籌的毛澤東在建設中智力忽然不如他的戰友了。他的戰友們所有能想到的他一定能想到，但他能想到的他的戰友們一定想不到。思維層次和境界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事實證明，在戰爭年代，跟著毛澤東就是勝利；同樣在建設中，跟著毛澤東也是勝利，而且無論在戰爭和建設中，跟著毛澤東所付出的成本也是最低的，傷亡代價也是最低的。就像中學時班上那最優秀的學生，每門功課都是100分或99分，那些成績在7、80分的同學，總是趕不上；忽然說自己比人家聰明，那真是笑話；就是成績平均95分的同學，在學習上總是差那么一點，也永遠趕不上，那就是先天和后天形成的絕對差距。

　　資本主義對地球資源的無休止的消耗、對環境的無休止的破壞，使得人類難以可持續發展；本來按照社會主義的生存和發展模式，全體成員都可以減少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只要按照合理的勞動分配和成果分配，人們完全可以過上每周工作三四天、每天工作六七個小時的和諧生活，乃至像凱恩斯預測的一周只需要工作15小時；但是資本主義的勞動模式卻逼著人們做著許多無價值、無意義的、相互損耗的勞動。譬如軍工寡頭生產的軍火如果不發生戰爭就難以繼續生產，為了他們的利益就會挑起戰爭來爭取他們的利益；而社會主義不是這樣，社會主義是調劑余缺，將這個行業的人員等資源予以合理調配，用其他行業的豐裕去補充其生活，這樣全社會都穩定了、都有飯吃，雖然表面看有些行業的利益受到減少，但這是必要的，就是這樣的機制確保全社會人人都有事情做，都能生存。譬如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是“同行是冤家”，非要通過競爭將別人整死，然后自己獨享壟斷利潤，有意思嗎？自己通過過度勞動掠奪社會，掠奪大量的利潤，合乎道德嗎？本來這個行業是安排一百萬人就業的，非要十萬人吃，導致另外的人無法生存；然后因為其他人沒有就業沒有收入沒有消費又導致全社會消費不足，生產又發展不了；這種惡性循環隨著資本主義不斷深入就會導致極大的社會問題，導致大量人無法生存；而過度勞動本身對生命個體是一種異化，是一種將人化為金錢機器的模式。我們古代有一個做官的賢人，回到家里看到妻子種菜，就很生氣，將菜拔掉了，說你種菜，不買菜，那菜農的菜就賣不出去，菜農怎么生活？《大學》中說到：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中國古人都懂得社會不能惡性競爭，必須為每個人都留出生存空間，不能什么錢都掙，不能通吃，否則別人沒有活路；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思想了；否則經濟危機免不了，社會動亂免不了，古今的歷史都為我們證明了。

　　有個人說他想過歐洲中產階層的小康生活，其實他是不了解，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很難實現；資本主義它自身的系統是難以持續穩定，它是時而“繁榮”高漲、時而衰退；一個蕭條階段就會將人打回原形，失去工作、還不上貸款，乃至將人逼上死路；正如元朝詩人張養浩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封建時代的私有制也是苦難的根源；也正如西方一個“經濟學家”所說——它永遠競爭，永無休止；每年全球不逼死數十萬人乃至數百萬人不休，直接間接再導致千萬人乃至上億人死亡，乃至將數億人、數十億人逼成抑郁癥；據資料統計，全球每年有超過80萬人自殺。

　　過去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少人說不想過上“一眼能看到頭”的生活，非要幻想去“奮斗”過上人上人的所謂“貴族”生活；其實那種世界觀本身都是錯誤的，那是他們不懂得其中的罪惡和惡業，況且99.99%的人進入那個苦海去競爭都是失敗者，不要說人上人了，能有口飯吃就算有福氣了；我們經歷過太多的人了。

　　譬如，一個小私企業主，因為欠了高利貸，逼得沒辦法，開車帶著老婆往懸崖下開，沒死成；第二次服毒而亡；在前三十年，他雖然沒有車開，他能活得和大家一樣，甚至在人群中還處于領先者；但在富裕的社會，他卻無法生存；這種表面看起來的“悖論”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地鐵口遇到的小老板說他們的同學大學畢業開公司資金鏈斷欠了高利貸燒炭而亡；身邊的破產者幫都幫不過來，想起他們都令人愁；當年在國家企業里的普通人生活也比所謂的老板生活品質高；就像毛澤東時代許多普通工人農民的伙食水平都超越了地主，就是因為社會主義的系統最優；當下有數據稱國內全社會年自殺人數竟然高達28.5萬，令人震驚。

　　社會主義從制度上將人的惡進行了最大限度的制約，只要堅持，一年一年增加企業、增加住房、增加各種財富，始終控制好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社會就是穩定的，人民就能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安穩地生存和發展，不需要過那種為了一碗飯而失去人格的屈辱生活，不需要因為經濟過剩而產品無法實現銷售導致現金流中斷，最后死在所謂富足的社會里；《圣經》上說：鳥兒都知道生活，不會為飯碗發愁；但是作為具有高等智慧的人類，卻為了吃穿用度，付出多少血的代價，正如《論語》所說“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是啊，難道人還不如鳥兒？不是，是人類中的少數人具有無盡的貪心，不像鳥兒自己吃飽就算了；他還要將其他人的飯菜用金融的方式去掠奪過來、積攢過來來滿足他們那無窮無盡的貪欲，而哪怕其他人餓死、凍死，他們也無動于衷；他們真的不如鳥兒！稱之為“鳥人”都是對鳥兒的侮辱；他們是人類中的魔鬼！是一種缺乏善根、缺乏佛性、難以覺悟的“一闡提”即至惡至愚之人；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階級斗爭都是在人達不到圣賢標準下的一種人類社會的無奈選擇；因為不選擇這種模式，那人類社會將永遠在私有制的模式下繁衍出無窮的災難和無窮的苦難，使人類在塵世中永遠過得像被人類奴役的牲口一樣，永遠生活在恐懼、匱乏之中，永遠達不到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奔放。

　　資本主義社會是一種無解的社會，因為馬太效應是它演變的必然結果；如果社會主義模式在全世界存在，可以逼迫它對絕大多數人讓步；譬如蘇聯存在時，美國統治階層通過92%的所得稅可以逼迫少數富人向大多數人讓利；也正像格瓦拉說的：我們在時，資本統治階層會向勞動者讓利；我們走了，他們不會讓利；蘇聯失敗后，美國資本統治階層取消了92%的所得稅，變本加厲地壓榨大多數人，中產階層不斷減少，走向貧窮，人民起來不得不反對“華爾街”，但是全世界沒有社會主義的同一陣營和統一戰線，多國的人民的斗爭缺乏理論指導和實際支撐，多限于失敗；但是資本主義模式必須改變，因為大多數人類難以在這種模式下獲得物質和精神的幸福。

　　譬如，假如一個社會有10億人、500萬億財富；假如富人1%的人即1000萬人占有了90%財富，即450萬億財富；剩余的9億9000萬人占有了10%的財富，而這10%的財富全部只能用于支出維持生命的消費，乃至尚欠10%的債務；那實際上就是富人占據了全部500萬億財富；富人還可以通過金融手段獲得10%的年化收益，那即使社會每年通過印鈔等方式增加50萬億的金融數量，也將全部被富人吃掉；剩余的人將隨著通貨膨脹將越來越難以為生；這個比喻基本就體現或解釋了為什么自古社會運行到一定程度就運轉不下去的原因之一；我們原來很奇怪，為什么每個朝代開國初期經過戰亂都很貧困，但日子能過，為什么發展到一個所謂“富裕”階段后期卻日子過不成了，有人起來造反了，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財富分化；封建時期代表財富的土地越來越集中，資本主義時代后期財富的代表是金融貨幣，也越來越集中；當一個國家不用“天道”進行均衡時，那就陷入危局了；貧富之間的矛盾可能有些富人不理解，表面看是自己憑本事從市場中掙來的；但人類的資源是有限的，你過多的占有資源，本身就影響了他人的生存；同時這些占有本身就是通過剝削等手段掠奪來的；可以說，一個人只要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就不能過多占有資源；正如一個老板所悟：一個人只要占有社會平均水平之上的財富，就要感恩社會，就要回饋社會，就應該自覺裁減自己的收入；過多就是罪過；譬如在古代農耕社會會形成“富者有彌望之田，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大多數人就難以生存；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論智慧、論勇力可謂是人中龍鳳，在失敗后被曾國藩審訊，問為什么要造反，回答很簡單——“搵食難”，意思是找飯吃太難了；以那樣的才華都難以維持一碗飯，可見私有制社會的弊端；李自成也是如此啊，按才華不至于維持不了一個驛卒的生活，但裁員壓倒了他，使得他不得不反；人類社會中論壓力最大的工作可以說就是“造反”了，因為一旦被捉住，基本上就是砍頭，甚至是凌遲；但為什么人們要從事這項最危險、最苦的、壓力最大的“工作”呢？But，meiyoubanfa，因為沒有辦法；在強大的軍事控制下，一部分人只能“頭懸梁”即上吊、“燒炭”；另一部分人則投身于“販人口”、“出賣身體”、“販賣器官”、“詐騙”、“套路貸”等吃人的行當里。

　　曾經有一個很流行的段子，意思是：打倒了地主，并不能使窮人富起來；其實這種話的本質就是狡辯；實際上，打倒了地主，將地主的土地分給了窮人，窮人的日子馬上就好過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減租減息，使窮人的日子能好過一些，窮人的心立即被黨引領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解放戰爭時期，毛主席說土地改革走到哪里，勝利就走到哪里；人民群眾跟著黨就打敗了國民黨；按照當今“自由市場經濟理論”，地租和利息以及土地私有都是市場“自然”形成的，是市場的所謂“帕累托”最優，不應該人為干預；但是按照所謂“市場”理論的社會運行的結果就是——人民活不下去；共產黨不干預能行嗎？事實證明：人類社會如果沒有人類的主觀能動性的“干預”，人類這個叢林就會演化成絕大部分人難以生存的“地獄社會”；人類必須行天道，而行天道的人只能是有道者；古代有一個概念稱之為“抑制豪強”，而且是皇帝親自抓的一項重大工程，過去我們不太理解，抑制人家干嘛；后來明白，不抑制不行，否則其他人活不下去，天下就不安了；北宋王小波說：“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等均之；”其實，也是一個道理，并不是所謂“紅眼病”，而是如果不均，另一部分人就沒法活下去；因為邏輯推理和財富的“馬太效應”必然導致大多數人活不下去，歷朝歷代都是這種規律；當大多數人活不下去時，就有強者出來“劫富濟貧”；當富者組織武裝力量反對時，就會出現“殺富濟貧”；一切都是生存法則所逼迫；除非統治者和富人階層用圣賢思想克制自己，向大多數人讓利；否則就是無解；當然99.9999%的統治階層和富人階層都根本不具備圣賢思想，那迎接彼此的就是“階級斗爭”；所以人類社會的“階級斗爭”就是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的，“階級斗爭”不是人吃飽了撐的，而是吃不飽或過不下去日子逼的；“階級斗爭”可以熄滅，但前提是社會的道義得以實現；否則，它永遠燃燒；北宋是號稱最為富裕的朝代，出現這種問題都不得不靠人冒著殺頭的危險去干這種事，可見那種逼迫力，實在是沒有辦法；譬如前面所說的明代崇禎王朝，大臣為了縮減財政支出費用，類似于當代的“減員增效”，裁撤了驛站人員；又不能及時救助陜北災民，導致李自成造反；崇禎所犯的最大問題就是不去抑制豪強，他手下的官員、乃至他岳父所擁有的財富高達7000多萬兩白銀；但讓他們捐助大明王朝，都哭窮；生生葬送大明；其實只要拿出一部分費用，安頓災民，就能減少或杜絕造反現象，但這些人在私有制下，就必然產生“因恐懼匱乏而產生的病態貪婪”的現象，就像威尼斯商人葛朗臺那樣的永遠無窮無盡的對財富的集聚。有一句話為“暴君出盛世”，其深層的原因就是“暴君”敢于為了國家的大局出手，表面看挺粗暴的，但兩害、兩難之中選其輕；過去不理解，而今理解了；正像《管子》所言“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眾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民眾厭惡滅絕即活不下去，國君使他們活下去，那老百姓就愿意為他去犧牲自己；就像唐朝，國家安定百姓，百姓感恩國家；國家討伐高麗，百姓踴躍報名參軍；也正像我們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等，都是人民感恩黨，解救了他們的死亡之難，人民就踴躍爭上前線。自古一理。

　　“暴君”敢于行天道，就是必須改變“馬太效應”的人之道，而均衡天下；漢代《鹽鐵論》通篇都在吶喊“除穢鋤豪，然后百姓均平”；《管子》說“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兇，不可復振也。”行天道則百姓擁護，就是順天，天就幫忙。漢朝陳平分肉均衡，大家滿意，陳平說我當宰相，也將這樣使天下均衡；馬太效應影響的是天下的均衡，使天下失去平衡，乃至會亡國；因此，所謂的“暴君”，恰恰就是“有道之君”；老子在道德經中講得很清楚。

　　斯大林曾被全天下污蔑為“暴君”，但是我們閱讀斯大林的文章，卻感到驚奇的是他念念不忘的卻是“工人利益”；他也談到對反對社會主義的黨派起始也實施的是“溫和”策略，后來不得不實施“暴力”；是的，確實有錯殺的現象；正像中國社會革命史中也有誤殺現象；這正是社會變革的巨大業績背后的成本。能不能不付出巨大的成本而獲得巨大的業績?？梢哉f天下沒有這種純賺不賠的買賣。只能衡量在付出成本后，社會總體上達到一個什么高度。蘇聯在斯大林領導下付出了很多生命成本，形成的是倍受譏諷的“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體制”。但是這個制度和體制卻使蘇聯人民享受了住房、醫療、有保障的就業等諸多福利；而那些表面溫和的后續領導人卻逐漸將蘇聯帶到國家分裂、財富被掠奪、人民受苦難的境地；誰是真正的“暴”，誰是真正的“善”；不通過貨比貨人比人，真難以下結論；再者，斯大林可以說是“為天下不顧家”的人物，德軍想通過他被俘的兒子換回被俘的德軍元帥保盧斯，斯大林竟然沒有同意；這種精神可謂感天動地；但后來的蘇聯領導人及其百姓面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侮辱竟然未能有合乎道義的反應，無怪乎后來遭受“分裂”、“被掠奪”、“受窮”、“戰爭”、“恐怖”等諸多災難，也是對缺乏良知、缺乏智慧的一種回應；丘吉爾曾這樣評價過斯大林：“他接過的是一個扶木犁的窮國，他留下的是一個有核武器的強國。”只有高手才能知道對手的水平。而戈爾巴喬夫這種所謂的“政治家”他對國家負責嗎？他對蘇聯人民負責嗎？他敢于出手負責嗎？事實證明：一個國家擁有有本事的大政治家是這個國家福氣，盡管這個政治家在推進某種行動時會難免傷害一些人的利益，但是只能算總體賬；那些試圖以局部損失或個體損失全面否定一個偉大人物的人不是庸人就是小人，按照他們的路數走，往往會使一個國家輸得“底兒掉”。

　　資本主義的衛道士們為什么要捍衛資本主義？是因為第一為資本說話可以使他們獲得財富，作為精英他們在資本主義似乎更能如魚得水；有這種心的人本身就是私心戰勝天理的人，古人稱之為小人；不足稱道；第二他們以為資本主義最終也能使普通勞動者獲利，但從現實看資本主義最終將導致99%的大眾陷入無邊的苦海，而1%的人將無限地掠奪他們本不需要的而對99%的人而言卻是剛性需要的財富，從而導致1%的人控制90%以上的財富、大眾難以生存的悲慘局面；他們無知；第三，他們不懂精神幸福對于人的價值，他們是拜物教者，他們不懂中華圣賢文化。

　　《坎農小傳》這本書說到：“資產階級麾下幾乎從來不缺能干的政治組織者，其中一些人出身于專門提供政治領導力的富有家庭。工人階級中卻非常缺乏這種人才，一個原因是，它在這方面所需的不少有才能的人，被資產階級政黨所招收，為其服務去了。該領域的天才必須具有偉大的獻身精神，對工人階級的事業甘于犧牲，并幾十年甚至終生奉獻不息。”坎農認為卡爾·馬克思是一個百年難得一遇的人才?？厕r抵御著工會官僚職位及其豐厚薪水的誘惑。他身先士卒，慷慨赴獄。“在麥卡錫鎮壓與經濟繁榮相結合導致勞工運動消沉多年之時。他是一個容易憤怒的人，他憤恨一切的不公平、不平等、特權和剝削，憤恨貧困、機會匱乏、壓迫、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他親眼見證了資本主義的罪行、戰爭和它的反動意識形態。他厭惡它的警察，它的法庭，它的監獄，它的法西斯主義，它倒退回野蠻的趨勢。”“他為杜魯門核爆廣島長崎之舉而大發雷霆，并寄希望于人類能消除核彈滅絕。”“對資本主義根深蒂固永無止境的憤怒，從他每日所讀的報紙和他所看到的東西之中激發出來，是他性格中的動力之一。”“他全身心致力于推翻我們不得不生而面對的可怕制度。”

　　可以說，為絕大多數人謀福利，為工農勞苦大眾謀利益的知識分子本身就是一種“殉道者”角色，他們是“君子憂道不憂貧”，就像馬克思一樣，寧愿為天下做義工而貧困，也不愿屈膝投靠資本而富裕；這就是人生的價值選擇；所以為剝削階級賣命的庸庸碌碌的知識分子在人類的天平上沒有什么分量，而馬克思則成為人類的圣哲；一個知識分子只要向資產階級獻媚，只要做資本者的“軍師”、“代言人”，就容易致富；譬如，有一位“經濟學家”，第一次聽其演講，感慨此人有宰相之才；第二次聽其演講，當講到他對工人們說“你們應該找企業的上級”而不應當阻礙他服務的老板時，大失所望，本想以他的慷慨激昂的推廣私有化、市場化的那種“正義感”，一定能為可憐的工人們的可憐的那點利益說句公道話，誰知竟然是那種態度；最終他得到了老板的重獎；以后再聽此人那種“正義在手”的演講時，就笑了；原來是“利祿”之徒；按照中國圣賢的思想，人只要貪私利，心念一轉，立即就轉為小人；君子就是用誠、信、仁、義等克制私念、貪念，才能不墮落；這類人太多了，王德峰教授曾提到一位大力推廣“MBO”即管理層收購的經濟學教授，問他你們為什么不提讓工人收購，那個教授說如果是工人收購誰給錢呢？目的就是為少數人服務可以獲得高額收入，本質就是掠奪大眾；這種行為的本質就是小人行徑。這與中國的圣賢思想和文化的本質是完全不符的；更不符合共產黨的宗旨和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對人價值判斷是“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為人民服務”是社會主義道德的根本要求，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是衡量職業行為是非善惡的最高標準；圣賢思想是中華傳統文化最偉大的一種思想，在世界文明史上獨占鰲頭。中國自古就有圣賢文化?！墩f文解字》中說“賢，多才也。”意思是具有很多才能的人稱為賢人；《莊子·徐無鬼》中說“以財分人之謂賢。”意思是把錢財分給他人的人才可以稱為賢人；賢人有道、行道，以經世濟用之才為社會人群建功立業，因此賢人可泛稱為道德才智杰出者。而圣人則是內圣而外王，思想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的大善之人，是文化之集大成者，可教化世人，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并影響人類的發展方向。其“言足法于天下”，具有奠基和引領思想文化的能力和貢獻；其“德配天”，能為天下和黎民百姓帶來幸福；西方也涌現出了許多思想家、哲學家的圣哲人物，推進了人類的文明進步。

　　我們古代的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周公、老子、孔子、關公、張載、李二曲、李大釗、毛澤東以及西方的蘇格拉底、耶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都是文化上的圣賢，他們推動了文明的進步。他們為了道義和造福人類寧愿受苦乃至失去生命也要維護生命的尊嚴和價值，可謂文明的推動者。

　　古書《三略》言：“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清白之士，就是有德之人；古人還講“德成智出”，意思是道德修為達到相當高度的人才有智慧；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的奸臣都是缺德的人，干禍國殃民、謀害忠良之事，那絕對是高手；論治國安民，那往往都壞事，因為他們沒有德，也就沒有智慧；譬如春秋吳國的伯嚭、秦朝的趙高、宋朝的秦檜之類；所以只顧自己私利的人，其實是沒有真正經世濟民本領的，因為他們是缺德的人，就沒有大智慧。

　　前面提到，孔子的孫子子思寫的書里提到了一個概念就是“德財不并立”；意思是一個人從社會中獲得的錢財和其德行不是同時而立的，德越高，就越是將應得的財富反饋社會；反之，從社會中攫取的財富越多，其德就相應地降低；譬如，以毛澤東為首的拿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按所謂的“多勞多得”原則，他們成為億萬富翁，也并不過分；但是他們抑制了自己的個人利益，僅僅取了400多元的工資；錢學森等科學家的貢獻那是有目共睹，也僅僅是工資高一些而已；因此，他們的品德就高尚，人民就永遠尊崇他們。反之，人民就鄙視他們。譬如，有些所謂的“企業家”倍受抨擊，并不是他們沒有對企業發展做出貢獻，但是他們從社會上通過“合法掠奪”和“非法掠奪”的收入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從理論上講已經成為“缺德”之人了，自然應遭受譴責。

　　“市場”這個詞兒經常會成為掩飾“合法掠奪”和“非法掠奪”的一種“妙語”。事實上，所謂的市場在人類歷史上經常會成為“壟斷”的代名詞；正如，解放前雇農租賃地主的土地，整體上租賃費用達到收成的50%以上；具體是：“地主出租土地時，規定佃戶每年以收獲總額按成交納地租。地租率一般是五成。但地主如供給佃戶部分或全部種子、肥料、耕畜等生產資料時，租率常高達七八成。”如果遇到“鐵板租”，就慘了，就是不管歉收與否，硬收，農民很容易破產；整個地主階級已經形成了土地壟斷，租費高，農民就貧窮，乃至難以維持，形成革命；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府介入管理，或者是政府維持地主階級利益，不能行使天道，調節利益，乃至出手鎮壓農民，那就是天下大亂。市場上哪有什么自由，最后都是壟斷，地主壟斷土地，農民難以生存，就要承受壓迫和剝削，甚至女人都要被霸占；資本主義社會最終會形成金融壟斷，普通人普遍難以生存。

　　如今現代中國的河南的南街村、河北的周家莊、江蘇的華西村、陜西的袁家村等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事業探索出了一條路子，可以說如果中國的農村能按這種模式進行組織，人們的生活就已經很幸福了；中國這個大系統就能形成穩定的、具有強大調控能力的系統，就能遏制各種惡業發生，就能形成太平盛世；即使是以色列的基布茲模式也值得研究借鑒。全世界百年來社會主義實踐已經為人類探索出了許多成果，未來將會有更多更大的成果來解決人類當前的困境。

　　社會主義是不可能一下子使人們過上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雙百分的生活。只能一步一步來，但只要能通過基本的有組織的勞動保住人們的基本物質生活，確保人不受剝削和壓迫使人們精神解放，就是一個偉大的文明的社會，隨著科技進步，必能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人類大同，徹底使人們不再為物質生活而淪陷而死亡，徹底實現人最終的解放！

　　愿天下每一個人都能獲得最基本的生活幸福，愿天下人再不因為人類社會的不均衡而導致物質匱乏死在“富足”的年代！愿天下人沐浴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恩德雨露下！

　　是為記。

　　附錄：帕森斯被判絞刑前在法庭上的片段陳詞

　　阿伯特·帕森斯是一八八六年五月美國工人罷工運動的領袖之一。這次斗爭成了“五·一”勞動節的起源。當工人階級的斗爭達到高潮的時候，資產階級即發動了血腥的反攻，收買工賊，給七名工人領袖羅織罪名，加以拘捕。帕森斯和其他三名同志，雖然已被判了絞刑，但仍不肯向當局屈服，于是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被吊死了。

　　下面譯出的是帕森斯被判絞刑前在法庭上陳詞的一些片段。在這個關系生死的場合，他并沒有因為驚慌而掩飾著自己的思想，相反，利用生命的最后一瞬，他在眾人面前解釋了他一生的信仰——社會主義的意義：

　　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雖然我是一個雇傭奴隸，但我認為我只是許多人之中的一個，如果我用成為其他工人的老板和主人的方法來掙脫我的奴隸狀態的話，那是無比錯誤的——對我來說是錯的，對我的鄰居來說也是錯的，對全人類來說是不正義的。我拒絕這樣做。如果在我生命中選擇了另一條道路，我現在已經住在芝加哥市舒適奢華的美麗園房內，有許多奴隸供我使喚。

　　可是，我選擇的不是這一條道路，于是，今天我要站在這絞刑架上，好像現在這樣。這便是我的罪行。這便是我唯一的罪行。我曾經作偽，我曾經說謊，我曾經背叛今天資本主義社會中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果你認為這便是罪行的話，我認罪。

　　現在，請你們忍耐點；我和你們一樣——我自己對這審判是很耐心的。如果你愿意的話，請跟著我看看這個資本主義工業制度的壓迫性。一如我那位同志菲爾登今早說的，今天，每一件新機器的出現都成為工人的競爭者。它們成為那些要賣勞力才能賺到面包的勞工的障礙和威脅。工人變得捱饑抵餓，每一天，每一小時，隨著機器的出現，使我們整個行業徹底地破壞了、改變了。我正是身受此苦——而且我還是個年青人呢——我那個行業的工人全部被機器的發明所取代了。

　　這班人會怎樣？他們現在哪里去了？他們成為其他工人的競爭者，造成工資降低、工時加長。他們許多是你們絞刑架的輪候者，你們監獄的輪候者。興建多些監獄吧！設立多些絞刑架吧！那些人全都走上了通向犯罪、不幸、死亡的大道了！

　　尊貴的先生們，有果必有因。正如果子必須生長在樹上一樣。社會主義者并不是那些閉起眼睛，不愿觀察，不愿聆聽的人，他們愿意觀察，愿意聆聽。社會主義者注意著這個資本主義制度，注意著小商人，小店主，中產階級的活動。一位同志告訴我們說，去年的十二個月份中，共有一萬一千名小商人破了產。

　　這班人會怎樣？他們現在那里去了？他們為什么落得如此下場？財富減少了嗎？都不是。只不過他們原先擁有的財產已轉到另一些人手中去了罷。那些人又是誰呢？他們便是那些擁有最多資本設施的人。他們是壟斷企業主，他們是些能夠屯積居奇的商人，他們能把小商人壓榨至死，然后像在桌面上掃走蒼蠅那樣，把他們拋進壟斷企業的垃圾桶里去。

　　在這種情況下瓦解了的中產階級加入了無產階級的行列。他們變成什么呢？他們在工廠的大門前四處鉆動，他們為求工作嘗試著不同的行業。結果呢？勞工市場上多了許多人。這增加了求職者的人數。跟著呢？它又加劇了競爭，這反過來制造了更大規模的壟斷企業，于是工人工資降低至那造成饑餓的最低點。但跟著又如何呢？

　　我們希望做到些什么？

　　尊貴的先生們，今天社會主義出現在人類面前，同時要求人們正視它、討論它、理性地檢查它、驗證它從而發現它的真理。因為只有它，才能避免暴力和流血的發生。因為今天許多盲目沖動、無知，不知什么東西使他苦惱的人們，只知道他們自己是饑餓的、不幸的、赤貧的，于是盲目地反抗，好像他們對付麥氏維那樣，他們反對那節省勞動力的機器。請你們想象一下那種荒誕事，可是資產階級的報章卻帶來莫大的痛苦，宣傳著說，社會主義者要反對機器、要反對財產。

　　他們為何要這樣說呢？那根本是荒謬的、可笑的、愚蠢的。從來沒有人從一個社會主義者口中聽說過這樣的話。事實恰恰相反。我們并不反對機器，我們并不反對它。我們只是反對雇傭勞工的制度。僅此而已。我們反對那些財富由少數人的利益來支配，我們反對財富的壟斷化。我們希望過去年代由勞動人民的智慧累積而成的，所有自然資源，所有的社會力量，都成為全人類的仆人，永不異心的忠實奴隸。這才是社會主義的目標。

　　這并不要求誰的捐獻。也不損及任何一個人。當我們看見了事物的情況——一群骨骼還未發育堅硬的兒童在工廠的大門前擠作一團；當我們看見那群孩子從家里的爐床被拖出來，然后被送到勞工的巴士底獄里去；當我們看見他們幼弱的雙手放在金粉上來給一些貴族淫婦來做裝飾——我便不期然的沖動起來，說出心里話。我們維護那弱小的、維護那無助的、維護那被壓迫的；我們要那做錯了事的人作出補償；我們要給無知的人以知識和智慧；我們要解放奴隸！社會主義要保證全人類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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