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秩序”與“和平”是非常重要的。小到生活中老師總是為了維系課堂的“紀律”懲罰不認真聽課的學生，大到國際政治上很多政治家高喊著和平主義的口號。
然而，實踐中這種話術卻往往帶來一些不盡人意的結果：學校里的老師、領導往往為了追求“息事寧人”而將參與某起事件的學生不問青紅皂白地“各打二十大板”，或者漠視學生的生活作息，大興形式主義之風，一切為行政程序所代表的秩序服務；“尋釁滋事”“擾亂社會治安”往往成為針對弱勢群體常見的兜底罪名；國際舞臺上，不少反抗壓迫的斗爭也會被帝國主義指責為“暴力”“恐怖”。
其實，我們之所以會重視所謂“和平穩定的秩序”，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們保守的社會文化所導致的。我們的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而儒家所追求的，無非就是幫統治階級“維穩”——無論是孔丘提倡的禮制，還是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萬變不離其宗。在這樣的思想主導的社會環境下，民眾的思想自然趨向保守僵化。正如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提出的“傳統人的十大特征”：
（1）害怕和恐懼革新與社會改革；
（2）不信任乃至敵視新的生產方式、新的思想觀念；
（3）被動地接受命運，盲目地服從和信賴傳統和權威；
（4）缺乏效率和個人效能感；
（5）順從謙卑的道德。缺乏突破陳舊方式的創造性想象和行為；
（6）頭腦狹窄，對不同意見和觀點嚴加防范和迫害；
（7）凡事總有以古人，圣人和傳統的尺度來衡量評判，一旦與傳統不符，便加以反對和詆毀；
（8）對待社會公共事務漠不關心，與外界孤立隔絕，妄自尊大；
（9）不重視與眼前的切實利益無明顯關系的教育、學術研究等。
這也是中國封建專制能延續2000余年的一大原因——人民群眾的思想如此保守、愚昧，自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其框在統治秩序之中。畢竟，連群眾自己都信仰這套壓迫他們的秩序了。
幸運的是，中國近代傳入了一劑猛藥，讓人民群眾猛然醒悟：原來，我們可以用暴力推翻統治秩序，自己去當家做主啊！
這劑猛藥，就是馬克思主義。
（圖片來自網絡）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法告訴我們：一切事物只有走向其反面，才能進入它的更高層次。具體的演繹過程就是“正題-反題-合題”。這個理論看似抽象，但若以它來分析“和平秩序-暴力戰爭”的主題，我們便會茅塞頓開：
正題：統治階級的和平
反題：被統治階級的暴力
合題：被統治階級的和平
也就是說，和平未必美好，除非是屬于我們人民大眾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和平，因為和平有可能只是掩蓋階級矛盾的幌子；暴力也未必恐怖，除非是統治者的血腥鎮壓，因為暴力有可能是人民群眾光榮、偉大的抗爭。階級社會的“和平秩序”下，被壓迫的人們只能通過暴力斗爭，才能實現屬于自己的和平秩序。
問題的關鍵在于：是誰的秩序與和平，又是誰的暴力與恐怖。
（圖片來自網絡）
這里和大家分享兩個歷史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19世紀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恰恰有一個代表大地主階級、金融資產階級的政黨以“秩序”命名，稱“秩序黨”，它正是以“秩序”為名鎮壓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
第二個故事，出自迪克·威爾遜的《毛澤東傳》：
“我們這里盡占星期日的晚上開會，不是班會就是支委會，要不就是級里開會，要不就是黨課學習小組。這學期從開學到我出來為止，我計算一下，沒有一個星期天晚上不開會的。"
“回去以后，你帶頭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開會就是不去。”毛告訴她。
王驚叫道:“我不敢。這是學校的制度規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則別人會說我破壞學校制度。”
“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說:‘我就是破壞學校制度。’”毛說。
姑娘表示反對:“這樣做不行，會挨批評的。”
毛警告她:“我看你這個人將來沒有什么大作為。你怕人家說你破壞制度，又怕挨批評，又怕記過，又怕開除，又怕人不了黨。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開除。學校就應該允許學生造反。回去帶頭造反。”
姑娘道:“人家會說我，主席的親戚還不聽主席的話，帶頭破壞學校制度。人家會說我驕傲自滿，無組織無紀律。
“你這個人啊，又怕人家批評你驕傲自滿，又怕人家說你無組織無紀律，你怕什么呢?你說就是聽了主席的話，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說的那個學生，將來可能比你有所作為。他就敢不服從你們學校的制度。我看你們這些人有些形而上學。”
這是建國后毛澤東主席與他的一位女學生親戚的談話。我們不難看出，主席是鼓勵學生同校園內不合理的管理制度相斗爭的，斗爭才能換來屬于學生的合理作息時間。
和平與秩序不是什么要無條件崇拜的神像，暴力與反抗也不是什么萬惡的毒瘤，畢竟公平正義，只能靠斗爭換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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