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共領過三個準考證。一個是小學考初中的，一個是初中考高中的，一個是考大學的。前兩個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慎丟失了，唯獨后一個，至今還容顏如故地躺在保險箱中，成了我的珍藏。閑暇時翻看，心中頓生甜蜜。

　　它淺黃顏色，長9.5公分，寬6.5公分。扉頁上貼著我滿臉稚氣的照片，蓋有平頂山市高等學校招生辦公室的紅色大印，編號是150。

　　1973年7月的一天，我懷揣著充滿希望的準考證，肩挎著一書包中學時讀過的舊課本（還有高中的），頭頂著毒辣辣的日頭，從平頂山市磚瓦廠步行趕到礦務局第一中學的教室，參加語文、政治、數學、物理、化學的考試。

　　因為要搞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黨中央、毛主席決定，從1966年開始，全國高等學校停止招生。正在讀書年紀的我，中學畢業后就返鄉務農了。

　　直到1970年3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給黨中央、毛主席呈遞一份《關于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其中說：“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親切關懷下，在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開展教育革命，貫徹執行毛主席光輝的《五七》指示，創辦新型的社會主義大學。”“一年來，通過教育革命的實踐，初步積累了有關招生、課程設置、教材改革、教學方法以及建立三結合教師隊伍等方面的經驗，建立了部分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基地。”“為了進一步貫徹無產階級教育路線，遵照毛主席關于‘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習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的偉大教導，我們計劃于今年上半年開始招生，兩校共招生四千一百名。具體意見附后。當否，請批示。”

　　這個具體意見共八條，主要是學制時間、學生條件和招生辦法。學制規定為二至三年。學生除要政治思想好和身體健康外，還要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有相當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招生的辦法是：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

　　中共中央同意兩校的報告，并擬出批示稿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寫了“照辦”后，批示和報告以中發〔1970〕46號文件下發全國。

　　1970年，一個嶄新的大學招生制度正式啟航了。

　　人們把從工農兵中選拔的學生稱為工農兵學員，進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又稱工農兵大學生。首屆工農兵大學生，從1970年9月至1971年3月，先后全部入校。這一次，全國共招生9萬余人。1972年，用同樣的方法，全國普通高校招收的第二屆工農兵大學生共13萬余人，都在9月份入校。

　　到了1973年，黨中央對前兩年高等學校招生的辦法進行了修訂。4月3日，國務院批轉的國務院科教組《關于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的通知中，提出了新的要求。6月8日，我所在的河南省革命委員會以豫革〔1973〕26號文件下發的《關于貫徹執行國務院批轉國務院科教組〈關于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的通知》中說：

　　“根據國務院的指示精神，今年要在群眾推薦、政審合格的基礎上，對招生對象進行文化考察。目的是了解推薦對象掌握基礎知識的狀況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保證入學學生具有相當于初中畢業以上的實際文化程度。文化考查采取開卷考試的辦法，由省高招辦公室負責命題，地（市）負責選題，縣（市）負責考查。在文化考察中，要防止‘分數掛帥’。”

　　由于有這樣一個機緣，我這個中學畢業兩年又當了三年工人的回鄉青年，在積極報名、工人師傅一致推薦、廠領導研究批準后，愜意地領到了大學準考證，還在一份報考志愿書上，激動地填寫了兩個學習志愿：1、中文；2、中醫。

　　新的文化考試，比較正規，分筆試和面試。

　　筆試共考五門課的內容：初中的語文、政治、數學、物理、化學，分兩張考卷。語文、政治為一張考卷，語文考題70分，政治考題30分，合計100分。數學、物理、化學為一張考卷，考題合計100分；這張考卷上，有三道高中課文的題，每題10分，但它只作參考分。

　　這就是說，考生必須參加兩場考試，滿分為200分。每一場的答題時間是120分鐘。

　　考試雖然采取開卷形式，紀律也很嚴格，比如，我所在的考場就是其中之一。

　　當我們持準考證進教室尋找到各自的考位入座后，講臺上一位監考老師嚴肅地對大家說：“考生們，請將自己的準考證展開，平放在桌面的右上角，以便核對。這次由省高招辦命題的考卷是保密和密封的。考卷半小時前才從鄭州運回，我們剛接到。”他停了停，又大聲說：“現在，我宣布考場紀律：1、考生憑準考證進入考場，不得轉借或它用；2、遲到30分鐘者不準入考場；3、考生必須按規定時間獨立完成作業；4、允許攜帶書籍或參考資料進入考場。考生答題時，只許自己翻閱書本資料，不準左右交頭接耳，互相討論。否則，就收繳考卷。”

　　接著，就由四位監考老師分別從前至后發放考卷。考試開始，四位老師輪流著在教室里來回走動，發現問題，及時處理。

　　對怎樣解答數學、物理、化學的試題我大多忘記了；但是，對語文、政治這張考卷，我印象極深，至今不能忘懷。

　　第一，政治出了三道題。其中，有一道是解答毛主席多次強調的“三要三不要”原則：“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對于這個重要原則，今日的很多共產黨人都不提了，甚至把它拋到九霄云外了。

　　第二，語文出了兩道作文題，要求考生選一題。一是論說文：《為新的高考制度叫好》；二是記敘文：《我的老師》。我選擇了后一題。因為，磚瓦廠的一位受人尊敬的秋師傅，是我的老師，我用充滿激情的筆調，記敘了他的幾件事。還好，我寫得很順利，并按時交卷了。

　　下了考場，返回廠里，我邀請幾位工友，到東三里的北渡公社食堂里美美地吃喝了一頓。

　　我遇到的兩位面試老師，都是開封師院的。

　　一位是中文系的張老師，叫啥名字記不清了。他個兒不高，皮膚黝黑，精精瘦瘦的，很和善，只是話語不多。到校后，我利用課余時間探望過張老師兩次，他沒有擔任過我們的課。

　　另一位，是數學系的王老師，高高的個兒，面容白嫩，二目有神。他熱情好談，說起話來，音宏聲亮。他親切地對我說：“小李呀，你第一志愿報的是中文，咱省的鄭州大學和開封師院，你想上哪個？”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只要學中文，哪個學校都中，我喜愛寫作。”“那你就上我們的開師中文系吧，它是老河大，底子厚。”“好呀！”我爽快地應允。“你可能不知道，那我告訴你，”他笑了笑，似乎挺神秘地說：“平頂山這次考生的試卷中，你的語文分數最高，95分。”

　　我聽了這話，心里特別激動，一時不知道說什么才好，就端起暖水瓶，一個勁兒地給兩位老師的杯子里倒熱開水，竟然沒有想到挽留他們在廠里吃頓飯。現在回想起來，真有不小的遺憾呢！

　　按規定，平頂山市參加的考生共有300名，錄取的比例是三取一。很慶幸，我成為這“一”中的一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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