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黨員干部只有不斷提高調查研究能力，才能使各項決策和各方面工作更加符合實際情況、符合客觀規律、符合人民意愿。

　　實地調研中，為什么有時到了現場，卻難以獲得有價值的信息？為什么有時訪談會浮于表面、無法深入？圍繞如何做好調查研究，記者采訪了長期從事田野調查的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

　　實事求是既是調查研究的方法，也是其要達成的目標

　　記者：調查研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礎。在您看來，什么是好的調查研究？優秀的調研者應當具備怎樣的特質？

　　呂德文：調查研究是一項科學活動，是不是注重調查研究，是判斷一名領導干部是否實事求是的重要標準。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有利于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而實事求是既是調查研究的方法，也是其要達成的目標。

　　好的調查研究，往往不在于數據有多全面，調研時間有多長，報告有多完整，而在于它能夠給予人啟發，發現一些被屏蔽的現象。如何才能做一個好的調查研究？這取決于調研者的經驗質感。所謂經驗質感，指的是調研者對研究對象和田野現場的直觀感受，對研究問題的敏銳反應，透過現象看本質的能力。質感首先意味著整體感，能夠恰當地將任何一個經驗現象放置到一個更為宏觀的社會體系中去；其次，質感意味著敏感性，能夠在一個具體的研究場域中發現經驗的“意外”，即場域內經驗現象之間的悖論。例如，“原子化村莊的集體行動能力弱”是經驗的“常識”，一旦有原子化村莊內村民合作很好的現象，有經驗質感的研究者可以立馬感覺出來，通過增加變量來解釋現象之間的悖論，如考察村莊有無價值生產能力、行政能力是否強大等因素對集體行動帶來的影響。在學術性調研中，有些學者基于豐富的人生閱歷，已經對親身經歷有深刻反思，就很容易產生經驗質感。但對于大多數人而言，質感并非天生所有，而是要長期訓練。

　　領導干部的調查研究同樣如此。領導干部如果長期在一個業務領域工作，隨著工作經驗的積累，以及對業務問題的長期鉆研，就會成為某個業務領域的專家。這些干部到基層去調研，一看到基層實踐，就可以大致理解現象背后的本質。但有少數干部，雖然長期待在一個業務領域，但只是在政策和文字領域打轉，不接觸經驗，就有可能形成自我封閉。長此以往，這些干部的思維就容易變得僵化，欠缺經驗質感，在基層看來就是不接地氣。

　　當前，無論是學術性調研還是工作調研，都極其需要培養提升調研者的經驗質感。無論是學術界還是黨政機關，都存在“三門”問題，很多青年學者、青年干部缺乏社會經驗的歷練。由于社會知識貧乏，在調研過程中就無法理解調研對象的所作所為，更無法駕馭調研現場。有些領導干部習慣于以上級領導的身份去“質問”調研對象，人為制造緊張感和疏離感，這種調研當然就不可能獲得有效信息。

　　其實調查研究并不是非常需要技巧的工作，它也不需要很多的方法。除了一些大型的、特殊領域的調研，一般的調查研究主要用實地觀察和訪談法即可。這兩個方法，技術上沒什么門檻，就看用心。只要用心，和基層干部群眾交心交朋友，他們就會說實話。調研的核心不是數據和資料，而是圍繞數據和資料的討論，得通過調研了解基層的真實看法。在調研中，領導干部只是調查員和研究員，平等交流，探討問題，把調研變成問題解析會最好。

　　記者：調研過程中，實地觀察是重要的方法。到達現場后，我們應如何獲取和處理信息？

　　呂德文：到現場后，其實就是記錄、整理、分析、理解調研對象。信息的獲取和處理，首要方式就是觀察。

　　觀察就是以局外人視角去看調研對象，盡量避免干擾現場，保持現場的原生態。但其實，很多“入場”都可能帶來現場的變化，比如領導干部去基層調研，大家知道他的職務，那么，調研地點的社會結構就多了一重力量，調研對象也會呈現出與平常不一樣的面貌。在這個意義上，不表露身份的參與式觀察有極大優勢，它可以保留調研現場的原生態，看到最真實復雜的一面。

　　要避免調查研究浮于表面、流于形式，特別要注意并防范的一個問題是：只看“門面”“窗口”，不看“后院”“角落”。調研中可以有“規定路線”，但還應有“自選動作”，多看一些沒有準備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隨機性調研，力求準確、全面、深透地了解情況，防止調查研究走過場。近的遠的都要去，好的差的都要看，干部群眾表揚和批評都要聽，才能真正把情況摸實摸透。

　　在觀察的過程中，對觀察到的信息盡量不要著急下判斷。我們看到的信息都是有限的，要綜合別的信息來作出判斷。觀察其實很考驗一個人的耐力，時間要足夠長，事情會有變化，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事情也有不同的面貌。我們得用不同的角度觀察，最后把事情的原貌拼接出來。

　　通過訪談獲得完整的信息，以及被訪談者對相關問題的理解

　　記者：訪談是實地調研中獲取信息的重要方法。實踐中，調研訪談有哪些類別，具體有哪些應用場景？

　　呂德文：訪談分為結構化、半結構化和無結構訪談。結構化訪談跟問卷調查有點接近，只能獲取基本信息和標準化的信息，不可能太深入。剛開始進入一個調研地點時，要了解這個村莊、社區或機構的基本情況，做一些結構化訪談是可以的。

　　一般來說，一個比較高質量的訪談，用半結構化訪談是比較合適的。半結構化訪談有比較確定的訪談主題，有一些需要掌握的基本信息，有訪談框架。調研者可以根據訪談的實際情況，靈活調整框架里面的訪談內容。半結構化訪談有很強的延展性，比如我們本來是希望報告人提供A信息，但訪談過程中他對B信息也很熟悉，談到A信息時也提及了B信息。那么，我們也可以順著報告人把B信息了解清楚。

　　有的訪談提綱，問題都是主觀性問題，如對某政策有什么看法、滿不滿意等，如果是實地調查，就不合適。別人回答滿意或是不滿意，都是有具體情境的，如果這個情境掌握不了，答案也就沒有意義。在訪談過程中，真正要了解的是被訪談者對其提供的客觀信息的看法，以及這些看法的結構性因素。但如果是抽樣調查，有大規模的數據，那是有意義的，它至少能夠說明特定人群對某個政策的傾向性，也可以通過相關分析做一定的研究，這對宏觀上掌握政策非常有幫助。

　　再有就是無結構的訪談。無結構訪談的研究議題有開放性，訪談主題也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其實是很難的。對于有經驗的調研者來說，無結構訪談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方法。某次無結構訪談獲得的信息，可能會在下次訪談中觸及，醞釀幾次，調研者對這方面的問題有了認識，心中也有了框架，那么，接下來關于這方面議題的訪談，就變成半結構化了。

　　還有就是座談。這可以說是訪談的另外一種情景，是一對多或者多對多的訪談。把座談單獨列出來，是因為它比一對一的訪談更加開放，信息是可以現場比對的。訪談者把一個話題拋出來，A是這樣認為的，B是那樣認為的，C又是這樣認為的，現場就可以完成多角度的認識。此外，如果對每個人都作個別訪談，需要花大量時間。在時間比較緊的情況下，個別訪談應選擇重點對象進行。到一個地方，可以先召開座談會，然后再找幾位認為能談出內容的對象單獨談一談。

　　記者：訪談過程中，如何提升訪談技巧，真正通過與被訪談者的交流得到想要獲得的信息？

　　呂德文：與被訪談者做好交流，關鍵要把握訪談者和被訪談者的關系。從訪談的技巧，尤其是從訪談者與被訪談者的關系來看，也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支配式的訪談。訪談者完全支配議題，掌握訪談的流程，掌握話題。相應地，被訪談者只是一個信息的提供者，處于被支配地位。這種訪談具有單向性，問的人主動，回答的人被動。這種支配結構，也注定訪談過程獲得的只能是標準化的信息，甚至是預料之中的信息。有些訪談者沒有轉變身份角色，就很容易出現這種情況。比如，上級領導干部去基層調研，結果還擺領導的架子，給受訪的基層干部極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受訪者肯定處于消極被動的狀態，他的自我定位就是信息的報告人，而不是信息的擁有者和解讀者。

　　第二種訪談方式，也是最合適的訪談方式，就是平等式訪談。訪談者跟被訪談者之間在一個具體的訪談場景里面建立了平等關系。實現這樣的關系，每次訪談的開場介紹很重要。比如，我們去一個村子調研，首先就是自我介紹，讓他人覺得受到尊重。然后說明來意，表明自己是學習者，是向被訪談者請教。這樣，就把平等關系建立起來了。一旦被訪談者接受了這種平等關系，他就能夠發揮。

　　一個有經驗的訪談者，會自然而然地處理平等的訪談關系問題。在平等的訪談關系中，最好的訪談方式是引導式的。由訪談者起一個話頭，然后被訪談者按照自己的理解介紹情況。介紹的過程中，訪談者有困惑的，或者覺得有必要進一步了解的，再稍微引導。到最后，還可以拋開細節，就如何認識某一問題，進行對話交流。

　　第三種訪談方式，是反支配式的訪談。很多調研者在訪談過程中被調研對象支配了，甚至被訪談者反而成了訪談者。通常情況下，出現這種情況，還是要采取控場措施，比如，把話題引導回來，至少建立一種平等關系。

　　訪談的核心是對信息的理解。我們在跟訪談對象交流時，要盡量獲得完整的信息，同時還要獲得被訪談者對某個問題的理解。并且，可以不斷對話和交流，把潛藏的信息挖出來，這就達到了深度訪談的效果。深度訪談的“深度”指什么？不在于獲得的信息有多豐富，而在于對信息本身有了比較透徹的理解。

　　調查研究要實現立場、觀點和材料的統一

　　記者：實地調研中，我們常常碰到這樣的困惑：到了現場卻難以捕捉到有價值的信息，覺得看到的、聽到的東西很平常，難以形成新的認識。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決？

　　呂德文：任何調查研究活動，都建立在既有認識的基礎上。尤其是我們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基礎，都來自既有理論或是已經積累的經驗認識。在調查研究中，我們要把既有理論認識（如理論、概念、政策、判斷）還原為經驗現場，變成可以直觀感受的經驗現象。我們在直覺上認為某個現象需要解釋，就是因為我們把已有的認識帶入了現場。經驗研究就是要把既有認識還原成經驗，跟現場看到的經驗現象進行碰撞形成“悖論”，從而生成問題意識，進而開展研究。

　　有些人的調研感覺特別好，在調研現場很興奮，有興趣了解經驗現象，這是很好的狀態。這源于調研者把想象還原到現場里面，與經驗世界產生了碰撞，調動了積極性。但很多人去調研的時候，一臉茫然，覺得他看到的東西太平常了，沒什么意思，也沒有興奮感，這是為什么呢？實際上，現場的興奮感不是來源于調研者的理論水平，也不取決于其體驗能力，而是取決于已知的理論認識和經驗現象的碰撞。只有在經驗內部發生碰撞，才能產生火花。

　　要盡量減少“習以為常”的情況，在調研過程中，我們可以嘗試把自己作為一個參照物，去理解研究對象。調研者把自己的生活場景對象化，然后和別人的生活場景比照，進而在兩種生活體驗中形成碰撞。碰撞本身就是研究問題的來源之一。這一過程中，最直接的做法是從“常識”提問題。我們看到的現象，在當地人的常識里面是怎么理解的？這和我們自己的“常識”或者說理論上的“共識”有何不同？不同地方“常識”之間的碰撞，往往是問題意識的來源。

　　記者：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我們在形成觀點時，應當注意哪些問題？

　　呂德文：一般而言，調研成不成功，主要判斷標準不是掌握了多少材料，而是有沒有形成理性認識，也就是通常所說的“點子”。這些“點子”，既是問題意識，也是核心觀點。觀點有可能是以概念的形式出現的，也可能是以判斷的形式出現的，還可能就是一種樸素認識。

　　如果通過調查研究，我們能發現一個新的現象，這就很好，即便我們對新現象可能也沒有非常深的認識，但它可以把我們帶入到一個全新的知識領域。如果能在調查研究中發展出一個新解釋，那就更好。雖然某個現象不新，某個問題以前也關注過，但是以前的解釋只是停留在某一個層次，或者只停留在既有認識上，經過自己的調查和研究，有了和此前不一樣的新的認識，這就可能發展為好“點子”。當然，還可能在調查研究中有重大理論發現。這可能是源自對某個問題的長期追蹤調查和思考，結果到了某個場域，突然之間想通了，把所有相關的現象都聯系起來了，其在認識上有較強的邏輯性，這是最好的狀態——全新的現象，全新的認識，再加上一個重大的判斷，這種調研就近乎完美。

　　在華中村治團隊近期出版的“理解中國”叢書《做接地氣的調查研究》一書中，有我們近年來完成的若干有代表性的調研報告和調研提綱。學術性調研和工作調研有共通之處，其核心在于，調查研究要實現立場、觀點和材料的統一。從學術標準看，一篇調研報告能做到材料和觀點的統一，就算是極高水平。但很多報告，要么只有材料的羅列，沒有核心觀點；要么通篇都是觀點，材料卻不完整；要么觀點和材料“兩張皮”，各說各話。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并不在于寫作技巧不行，而在于調研的深度不夠，對材料本身沒有理解。如果我們在調研過程中就注重對材料的理解，那么使用材料就可以信手拈來，哪個材料放在哪里，說明什么問題，材料之間怎樣整合成為符合邏輯的鏈條，都不是難事。

　　絕大多數調研報告能提供一個事實，就算是成功，但杰出的報告不單單是要提供事實判斷，還要推動社會變革，將立場融入材料和觀點里。毛澤東同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至今仍是中國社會調查報告的范本。這篇報告是有鮮明立場的，同情和支持農民運動是報告的靈魂。但這個立場并不影響其報告是分析性的，是建立在客觀的數據和材料基礎之上的。好的調查研究，立場、觀點和材料是可以統一的——我們往往因為特定的價值立場去做研究，但研究過程本身又是分析性、客觀的，而研究的客觀性往往更容易說服人，引起人們的共鳴。

　　最后在調研成果的展現形式上，也可以不拘一格，可以是很規范的調研報告，也可以是一些感悟式隨筆，關鍵是要把自己的思考寫出來。可以比照黨內經典文獻寫調研報告，很多老一輩革命家都有好的調研報告，這些報告未必有多復雜，看上去也很樸實，但學術質量是頂尖的。應該以大興調查研究為契機，讓黨內的文風學風生動活潑起來，實事求是，聚焦具體問題，把工作做得更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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