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獲評“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馬克思在人類思想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國內外學術界一般偏好聯系德國古典哲學（特別是黑格爾哲學）闡釋馬克思，并且由此產生了很多有分量的學術思想成果，這些研究成果使馬克思思想空間中許多曾經晦暗不明的領域得以澄明。但我們不能因此就不再想象一種相對獨立于德國古典哲學語境的馬克思的形象。如果努力汲取和接續馬克思經典文本研究的前沿成果，直面馬克思本人思想原像的立體性和豐富性，我們就更應該重視馬克思思想的法蘭西淵源，以便在此基礎上確立一種理解馬克思整體思想原理的新視角。

　　一、馬克思鮮明的文化地理意識

　　實際上，筆者所選擇的研究角度在列寧的經典論述那里可以獲得充分的印證，他是將馬克思的思想淵源納入馬克思傳記寫作的第一人。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中指出：“馬克思學說是人類在19世紀所創造的優秀成果——德國的哲學、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的當然繼承者。”在《卡爾·馬克思》一文中也認為：“馬克思是19世紀人類三個最先進國家中的三種主要思潮——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同法國所有革命學說相聯系的法國社會主義——的繼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法國社會主義當然不是筆者本文中指認的“法蘭西淵源”的全部，但列寧的論斷無疑已經明確蘊含著國別因素，只不過先前的引證者留意的主要是學科因素罷了。通過下面的論述我們就會充分認識到，馬克思乃是一位具有高度敏銳的文化地理意識的思想家。

　　（一）歐陸文化比較思潮及其在馬克思那里的表現

　　早在1838年夏季學期，馬克思在柏林大學就研修過地理學家李特爾（Karl Ritter）教授的“普通地理學”課程。馬克思的文化地理意識是19世紀上半葉風行于歐洲大陸的文化比較思潮的反映。例如，1800年柏克的《法國革命論》一書的德譯者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就全面細致地比較了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基本特征、來龍去脈和首要原則，發現了這兩次表面相似的革命的根本區別。1810年法國的斯塔爾夫人（Madame de ，也譯作斯太爾夫人）以法國文化為參照系，從風土人情、文學藝術、哲學與倫理、宗教熱情四個方面對比分析了德意志文化。1832—1834年德國猶太詩人海涅（Heinrich Heine，馬克思的摯友）為了回應斯塔爾夫人的某些誤解，在巴黎用法文發表了《德國文學的當前狀況：續斯塔爾夫人論德國》和《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力求以切合法蘭西話語體系和認知習慣的方式，客觀地、跨文化地介紹了德國的精神事件。作為夏多布里昂1827年美洲游記的一種學理延伸，1835年法國人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的《瑪麗，或美國的奴隸制》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卷出版于1840年）同時問世，并且成為聯系法國文化評論美國政治社會狀況的經典文獻。馬克思曾在《論猶太人問題》里將這兩本書跟英國人托馬斯·漢密爾頓（Thomas Hamilton）的《美國人和美國風俗習慣》一并加以引用。甚至可以說，馬克思有關市民社會的“猶太精神”的反思，主要就是從這三本書里有關美國社會風俗的分析中汲取靈感的，畢竟“在北美，猶太精神對基督教世界的實際統治已經達到明確的、正常的表現”。最后，馬克思的青年黑格爾派友人赫斯（Moses Hess）為回擊戈爾德曼（Eduard Goldmann）1839年的《歐洲五頭政治》（即圍繞法、英、奧、普、俄而確立的保守的世界史圖景），在1841年出版了《歐洲三頭政治》一書，用黑格爾主義的話語體系書寫法國大革命之后德、法、英的“三國演義”，主張“德國的自由和法國的自由是相互作用的，這件事有著現代的本質的傾向”，而英國因素的介入則為時人理解歐洲未來的社會—政治自由提供了關鍵助益。

　　下面我們來看看馬克思本人在思想轉型時期的若干重要表述：“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國制度，但是按照法國的紀年，我也不會處在1789年，更不會是處在當代的焦點。……在法國和英國行將完結的事物，在德國現在才剛剛開始。這些國家在理論上反叛的、而且也只是當作鎖鏈來忍受的陳舊腐朽的制度，在德國卻被當作美好未來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歡迎。……在法國和英國，問題是政治經濟學或社會對財富的統治；在德國，問題卻是國民經濟學或私有財產對國民的統治。”“猶太人問題依據猶太人所居住的國家而有不同的表述。在德國，不存在政治國家，不存在作為國家的國家，猶太人問題就是純粹的神學問題。……在法國這個立憲國家中，猶太人問題是立憲制的問題，是政治解放不徹底的問題。……只有在北美的各自由州——至少在其中一部分——猶太人問題才失去其神學的意義而成為真正世俗的問題。”“[德國]西里西亞起義恰恰在開始時就具有了法國和英國的工人起義在結束時才具有的東西，那就是對無產階級本質的意識。……必須承認，德國無產階級是歐洲無產階級的理論家，正如同英國無產階級是它的國民經濟學家，法國無產階級是它的政治家一樣。”不難發現，以上論述明確建構了一種稍顯粗略的文化地理類型學。這一工作顯然離不開馬克思抵達法國后開始的新的學術思想涉獵，也離不開他駐留克羅茨納赫時在歐洲國別史方面所下的苦功夫（《克羅茨納赫筆記》簡直像是馬克思的“未來流亡攻略”）。其實，我們甚至可將馬克思的鮮明的文化地理意識往前追溯到更早的時期。比如，他在1843年上半年就指出，與通過大革命“使人恢復為人”的法國相比，德國是“最完善的庸人世界”，是“政治動物世界”，甚至即便同“最偉大的德國人”相比，“一個最平凡的荷蘭人”也仍然是“公民”。馬克思自感在德國“什么事情也干不了”，故而他再也“不能呼吸普魯士空氣”?！丁春诟駹柗ㄕ軐W批判〉導言》將此種沮喪和悲憤心情化為一幅德國社會生活的諷刺畫，其中有“各個社會領域相互施加的無形壓力”，有“普遍無所事事的沉悶情緒”，有“以政府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卑劣事物”，于是“實際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無實際內容”。又比如，剛剛擔任《萊茵報》編輯的馬克思曾在1842年11月致信萊茵省總督沙培爾（J. W. E. von Schaper，1842年8月至1845年在任），宣稱《萊茵報》“一貫強調北德意志科學，使之同法國學說和南德意志學說的膚淺形成對比”，因此算得上“把北德意志精神——新教精神引進萊茵省和南德意志來的第一家萊茵地區的和整個南德意志的報紙”。拋開這封信為維護《萊茵報》而采取的委曲求全的政治辯護策略不談，馬克思的言論至少表明他不僅深諳不同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差異，而且深諳普魯士王國境內不同地區的文化差異：相對于柏林所在的官方氣息濃厚的北德意志，地處西南邊境且有過長期被法國統治經歷的萊茵省顯得較為自由。當然，跟國際差異相比，一國的內部充其量只有程度上的差異。他在1842年7月9日——當時的《萊茵報》還蒸蒸日上——語重心長地告訴盧格（Arnold Ruge）：“您不要以為，我們在萊茵省是生活在一個政治的埃爾多拉多[Eldorado，即幻想中的黃金國度]里。要把《萊茵報》這樣的報紙辦下去，需要極其堅強的毅力。”

　?。ǘR克思與他生活過的主要城市

　　將《萊茵報》（1842年1月1日起正式發行）的創辦地點定在萊茵省的科隆，而非其省會城市科布倫茨，這是很有文化地理方面的講究的（若干年后，馬克思恩格斯又選擇在科隆創辦第一份馬克思主義報紙《新萊茵報》）。科隆是彼時德國僅次于柏林的大城市，地處萊茵河西岸德法文化交匯區要沖，天主教徒和資產階級自由派勢力強大，給馬克思的印象是“好友眾多”但文化上較為“喧鬧”。我們沿著這樣的線索追尋下去就會發現，馬克思對自己長期旅居的多個城市都給出過文化地理評價。例如，關于波恩他談到，“離波恩的教授們這么近使我感到受不了”，因此一度打算遷居科隆。關于柏林，他說那里彌漫著容易弄巧成拙的“庸俗氣氛”，是最適合“自由人”折騰的地方（恩格斯曾在1842年作過一幅題為《盧格在柏林“自由人”中間》的諷刺畫）。馬克思恩格斯合作出版的第一部專著《神圣家族》就是批判1842年成立的柏林“自由人”的（1843年以后，布魯諾·鮑威爾逐漸向自己狹隘的家庭圈子收縮，很難再被視為該組織的精神頭目），這也可被視為他倆對柏林文化圈的清算。后來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則是第二次集中清算，其中專門談到青年黑格爾派的觀念和教養不單單是德國式的，而且“還完全是柏林的（durch und durch Berlinisch）”，他們抄襲黑格爾學說這一事實“只有那些熟悉柏林氣氛的人”才能真正明白。關于巴黎，馬克思在信中將其親切地稱為“新世界的新首府”，其仰慕和興奮之情溢于言表。作為大衛·哈維推崇的“現代性之都”， 巴黎既是那時歐洲大陸最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最集中的城市，被人戲稱為就連當地的空氣中都充滿了左翼激進思想（特別是社會主義）的種子。關于英國首都倫敦，盡管整個說來英國無產階級的“文化素質不及法國人”，但馬克思仍然堅信“倫敦對于考察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方便的地點”。于是，當有人建議馬克思從倫敦遷居日內瓦的時候（這樣至少可以大大縮減日用開銷），馬克思這樣答復道：“考慮到各種情況，這暫時還辦不到。我只有在倫敦才能完成自己的著作。”其重要的文化地理考慮因素之一便是那里坐落著大英博物館和倫巴第街，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的全球信息盡在掌握，以及那里會通過萬國工業博覽會（1851年5月1日—10月15日，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博覽會）之類的活動展示人類科技的最新成就。凡此種種的文化特殊性，都是英國其他發達城市（例如引起馬克思巨大興趣的工業城市曼徹斯特）不可比擬的。

　　然而，在關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歷特別是歷史唯物主義形成過程的主流敘事中，文化地理因素即便不是完全缺位的，也可以說是無關宏旨的。這一事實或許是由于我們處在全球信息交流極為便捷、網絡空間迅速擴張的時代，對文化地理界線的感知力趨弱，習慣于按照作為整體的西方去想象歐美各國。事實上，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那些國家絕不像百余年前那樣幾乎是齊頭并進的。這種主流敘事模式的核心支撐文本是馬克思寫于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那么這篇“序言”到底有沒有提示過文化地理因素呢？馬克思對自身思想發展的幾個階段的敘述，存在一些引人關注的側重點方面的差異。關于大學時期的敘事既略去了時間信息，也略去了地點信息，僅僅包含著學業課題及其主次順序（哲學—歷史—法學）。關于《萊茵報》經歷的敘事只有時間信息（“1842—1843年”，由于他限定了出任編輯這個條件，實際上只涵蓋1842年10月15日至1843年3月18日），沒有具體地點信息，談到他首次遇到的某些經濟問題和（此時他去掉了擔任編輯這一限定條件）法蘭西社會思潮的德國回響。關于《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的敘述有隱含的時間信息（即《萊茵報》被查封之后），但無地點信息。他第一次同時提供時間信息和地點信息的著作是《德法年鑒》（1844年在巴黎出版）。他明確提到的第二個地點是布魯塞爾，先是給出相對模糊的時間線索，即被巴黎方面驅逐之后，隨后他又在敘述同恩格斯的合作時補充了1845年春這個更準確的時間?！兜乱庵疽庾R形態》《哲學的貧困》（同時出版于布魯塞爾和巴黎）、《共產黨宣言》（在倫敦出版）、《雇傭勞動與資本》都是布魯塞爾時期的作品。馬克思第三次同時提供時間信息和地點信息的場合，是倫敦時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它重啟于1850年，斷斷續續延續到1859年，作為《資本論》前奏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是在這個階段公開出版的首部代表作。

　　在筆者看來，《〈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傳達了一系列或許很有意義的信息。對于馬克思畢生的研究主題即政治經濟學批判來說，在他居住或停留過的眾多城市中，法國首都巴黎、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和英國首都倫敦是三個關鍵城市。相對而言，波恩（波恩大學所在地）、柏林（柏林大學所在地）、科?。ā度R茵報》和《新萊茵報》的創辦地）、克羅茨納赫（《克羅茨納赫筆記》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的撰寫地）等普魯士城市并沒有那么重要，或者說沒有發揮主要作用。在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之中，前兩個尤其重要而且密不可分。馬克思在這兩個城市的研究工作具有直接的連續性和關聯性（比如他的“比雷摘錄筆記”前一部分基于巴黎版，后一部分基于布魯塞爾版）。更為關鍵的是，他正是在這兩個城市居留期間先后發現了“法的關系和國家形式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兩個歷史唯物主義最核心的基本原理，并為之賦予膾炙人口的隱喻式表述（有機體隱喻+建筑隱喻）。相對而言，倫敦之于馬克思的意義，則幾乎完全在于獲取政治經濟（學）最新素材方面的便利，也就是說，倫敦對馬克思的思想立場和方法論原則的影響并不顯著，或者說在來到倫敦之前，他的思想發展已經發生質變并基本定型，所需要的只是材料的漸次填充和及時更新。綜上所述，巴黎—布魯塞爾時期才是使馬克思成為馬克思的關鍵時期，是他人生的高光時刻，而巴黎和布魯塞爾正是法蘭西文化地理圈中的兩大中心城市。當年比利時剛從荷蘭獨立出來（1830年宣告獨立，1839年得到荷蘭承認），首都布魯塞爾工商業發達，有“小巴黎”之美譽，其法語人口在上流社會和市民階級中占據支配地位。為了跟荷蘭劃清界限，再加上法國的文化吸引力和拿破侖的長期占領，當地在語言政策上獨尊法語，大致可以算作文化地理意義上的法蘭西城市。不過，被瓦爾特·本雅明尊為“19世紀的首都”的巴黎，才是馬克思確定的流亡生涯第一站（1843年10月11日或12日抵達），因此尤其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二、馬克思流亡生涯的開啟與作為首站的巴黎

　　就某些思想家特別是唯心主義哲學家而言，他們的主要思想體系同他們棲身的城市之間一般沒有顯著聯系，也就是說，思想的歸思想，生活的歸生活。但馬克思屬于另一類思想家，他對文化地理環境更加敏感，敏感到不愿迎合，說走就走，畢竟他所理解的幸福在于“斗爭”，而不幸在于“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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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界通常比較看重思想與歷史的關聯，而不太重視思想與地理的關聯，似乎后一關聯僅僅具有偶然性的意義故而不應成為嚴肅的學術研究的課題，這使得我們至今沒有認真審視馬克思與法蘭西文化地理圈的思想關系。當然，筆者在此要求訴諸文化地理學的考察，絕不等于倒向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三條中明確反對過的“環境決定論”。事情的真相是這樣的：普魯士當局查封《萊茵報》之后并沒有下令驅逐馬克思，也就是說，他的流亡生涯是有意識、有目的、自主選擇的結果。他能夠大致預判遷居法國之后將會置身于怎樣的文化生活世界，并且渴望融入那個新世界。因此，這里存在的不是被動的地理決定論，而恰恰是主動的自我重新塑造。法國對馬克思的吸引力可從孔德的如下夸張說法中得到某種印證：“自從羅馬帝國滅亡，特別是查理曼稱帝以后，無論就社會還是就地理意義而言，法國始終是這一或許能被稱為人類中心的西歐的中心。”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如果馬克思始終悶在普魯士那樣的思想文化氛圍中，我們或許無緣得見歷史唯物主義在他的手里創立。正如我們若要觀察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浪潮對當代中國發展的影響，應該首選那些市場經濟和現代科技發達的城市那樣。

　　1843年的馬克思英語還不夠好（只能借助法譯本或德譯本鉆研英國的社會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文獻），也沒有實地走訪過英語國家，他有理由暫且排除海峽對面的英國和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但馬克思依然有法國之外的重要備選項比如瑞士。須知，他在那邊是有一定關系基礎的，刊載《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的《德國最新哲學和政論界軼文集》（1843年，盧格編輯），以及刊載布魯諾·鮑威爾、赫斯等人經典篇章的《來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張》（1843年，海爾維格編輯），都在瑞士出版。瑞士也的確曾被列為《德法年鑒》的候選出版地，可是那里的政治氣候不盡如人意。馬克思在1843年9月致信盧格時寫道：“連蘇黎世也服從來自柏林的指揮。所以事情日益明顯：必須為真正思維著的獨立的人們尋找一個新的集結地點。”正是在這封信里，鑒于瑞士蘇黎世州政府在德國方面施壓之下，不斷查禁進步書籍出版商福祿培爾（Julius ）的活動并向他提起訴訟，馬克思同意了盧格的巴黎之行。又比如盧森堡大公國，它在1815—1866年都是德意志邦聯的成員國，且由普魯士軍隊駐防，也明顯不適合馬克思。當然，縱然在法國范圍內，巴黎也不是唯一可能的選擇。我們知道，馬克思最早（1843年3月）選擇的目的地是法國邊境城市斯特拉斯堡，他甚至套用法國外交家塔列朗（Talleyrand-Périgord）的名言，宣稱“除了斯特拉斯堡（充其量再加上瑞士）以外，其他一切地方都不是原則，而是陰謀”。但這主要出于經濟因素方面的考慮，因為巴黎的日用開銷難以承擔。最終，（除了合作者的動議這個外在因素之外）文化地理因素方面的考慮占據了上風，巴黎成為馬克思流亡的首站，具體落腳于圣日耳曼區田鳧路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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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的這個選擇有其充分的合理性，值得稍微展開論述。第一，就其密友圈子的動向來說，《德法年鑒》的聯合主編盧格已在1843年7月19日率先奔赴巴黎（22日在布魯克貝格的費爾巴哈處停留，25日在克羅茨納赫的馬克思處停留，月底在科隆見到赫斯和福祿培爾），并在赫斯的陪同和引介下，于8月上旬至10月初跟當地的勒魯、路易·勃朗、拉馬丁、德薩米、卡貝、拉梅耐、喬治·桑等法國知識界名流接洽（當時蒲魯東不在巴黎），而出版商福祿培爾也在9月15—21日期間抵達巴黎，積極籌備德法書店開張的事宜（主要涉及股份認購問題）。想必這些人都很清楚，巴黎是他們熟悉的歐陸城市中唯一能夠有力屏蔽普魯士影響的地方。第二，法蘭西文化構成馬克思思想的底色。他曾給精通法語著作的赫斯留下了這樣的第一印象（1841年9月2日于科隆）：“如果把盧梭、伏爾泰、霍爾巴赫、萊辛、海涅和黑格爾結合為一個人（我說的是結合，不是湊合），那么結果就是一個馬克思博士。”筆者想指出的是，在1835年10月以來的六年間，馬克思先后在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長期接受正宗的普魯士文化訓練，并跟青年黑格爾派保持密切的交流。然而，彼時初識馬克思的赫斯，竟然一眼就能看出他身上彌漫著強烈的、甚至具有主導性的法蘭西文化氣質。只要對比一下不那么親近法國的德國友人此一時期對馬克思的印象，我們就會發現前述事實很能說明問題，而這自然離不開“真正的18世紀的‘法國人’”亨利希·馬克思給予的家庭熏陶。不難想象，這種文化氣質在旅居巴黎和布魯塞爾期間一定會被放大。于是我們看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巴黎筆記》和《布魯塞爾筆記》所摘錄的著作中，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以正面或中性立場引證的資料中，法語文獻均占據絕對支配地位，這些事實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確證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法蘭西淵源。第三，法語也是馬克思的母語之一。馬克思的故鄉特里爾（德語稱謂Trier/法語稱謂Trèves），作為萊茵省的西部邊境城市位于德法文化交匯地帶。馬克思出生前特里爾曾經歷了長期的法國統治，法語也一度上升為官方語言。特里爾人往往兼通德語和法語，普魯士警察局長施梯伯在1854年的一份有關馬克思體貌特征的報告里面便提到，馬克思操著“萊茵地區口音的德語和法語”。可以說，雖然從普魯士政府的角度看，法國是入侵者，是敵國，但對馬克思而言卻堪稱文化和語言上的另一個祖國，其向移民生活的過渡也就比較容易實現，簡直怡然如在家園。要是沒有這種雙母語背景，馬克思便難以主持整個《萊茵報》的編輯工作，因其同時開設了德國專欄和法國專欄，而且，我們也很難想象馬克思會創辦《德法年鑒》這種以雙語征稿的刊物，或者逐字逐句地修訂《資本論》第一卷的魯瓦（Joseph Roy）法譯本（1872—1875年，44分冊）。第四，巴黎本身的優越性非同一般。在19世紀，作為首都倫敦無法決定英國的命運，華盛頓無法決定美國的命運，但巴黎卻由于法國中央集權制而具備完全壓倒外省的力量。從大革命時代開始，“巴黎已成為法國本身”，成為整個國家各處運動的原動力所在，成為權力、藝術和工業的集聚地。圣西門《實業家問答》（《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曾引證該書）里面的看法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當時社會主義圈子的意見：歐洲的“政治利益”（les intérêts politiques）要看法蘭西，而法蘭西的“社會利益”（les intérêts sociaux）要看實業階級規模最龐大、勢力最強盛的巴黎?？梢韵胍?，當時的巴黎能為馬克思提供有效、及時和充分的信息，這是法蘭西文化地理圈乃至整個歐洲大陸的其他城市不能比擬的。而公共領域的自由討論和信息的全面自由獲取，是始終保持極高社交活躍度的馬克思尤為看重的——他即使在荷蘭短暫旅行期間都不忘“根據這里的和法國的報紙來判斷”時局。馬克思關于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意識領域的客觀制約作用的論述首先在他個人生活經驗中得到了充分印證，事實上，他在開展革命的理論活動伊始之所以奮力高揚新聞出版自由和積極支持《萊茵報》，其中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破解現在所謂的“信息繭房”效應，讓萊茵省居民有機會獲知本地官方渠道以外的信息?？傊R克思巴流亡黎和他在主題選擇、理論立場、思想氣象等方面的明顯轉折之間存在著某種可以識別的共振關系。列斐伏爾認為，巴黎時期是馬克思畢生最關鍵也是最多產的時期，該時期的論著構成了馬克思哲學發展的核心。

　　三、跨文化交往視野中的馬克思：以《德法年鑒》為例

　　盧格在1843年5月24日致費爾巴哈的信中寫道：“我們想在國外完全自由地印行刊物并一掃舊《年鑒》具有的平庸、煩瑣、審慎等不適用的東西，為此，[我們]將同幾位最著名的法國人……合辦這個刊物，從而他們可以立即同我們（每個人都懂法語）一起撰稿并且攜手組織某種形式的編輯部。”這是對《德法年鑒》編輯規劃的較早說明，其籌辦工作跟馬克思遷往巴黎之事息息相關。這份刊物由盧格和馬克思聯合主編（1843年10月中旬至12月上旬由馬克思獨自負責），1844年2月下旬首次印行（銷往德國的2500本絕大部分被沒收），旋即受到一眾德國報刊（例如《科隆日報》、奧格斯堡《總匯報》、萊比錫《德意志總匯報》）的圍攻，隨后由于編輯方針不統一（1844年3月26日馬克思和盧格決裂）和財政困難（出版社的出資人不滿于《德法年鑒》的政治內容）而夭折，馬克思本人于1844年4月14日正式發布停刊《聲明》（有趣的是，《聲明》中唯一強調的字眼是“巴黎”）?！兜路觇b》在馬克思思想的發展過程中舉足輕重，被視為他從革命民主主義轉向共產主義的里程碑。梅林曾評價道：“在《德法年鑒》上……唯物史觀的幼芽已經生長起來，它們在法蘭西文化的陽光下很快就揚花抽穗了?！兜路觇b》的重要理論意義在馬克思兩次有關自己研究計劃的著名總結中得到印證，同時也是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序言》（1844年8月中旬）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月）提到過的文獻：前者三次提到《德法年鑒》，而且明確指出其中業已包含著《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理論要點；后者兩次提到了《德法年鑒》，而且同時向讀者提供了相應的準確出版時間和地點信息，這樣的待遇其他文獻絕無僅有，甚至超過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共產黨宣言》。學界有關《德法年鑒》及其收錄文獻的研究成果已經很多，本文僅從跨文化交往的視野對其進行考察。

　?。ㄒ唬兜路觇b》與“法德科學聯盟”計劃

　　由于先前在《萊茵報》的工作經歷和人脈關系，馬克思在同法國方面合作的事情上可謂輕車熟路。而對于《德法年鑒》這種以下列要點為己任的進步報刊來說，巴黎確是一片再合適不過的沃土：論述有影響力的人物、學說和當代政治問題，“鞭撻和匡正”某些報紙的“奴顏婢膝和卑鄙行徑”，評介德法兩國“那些開辟并繼續推進我們正在跨入的新時代”的出版物，為了“人類和自由”而不懈奮斗。不過，筆者在此想提醒讀者留意《德法年鑒》（Deutsch- Jahrbücher）的刊名顯示出來的、似乎帶有某種悖論色彩的宗旨，即試圖在政治—軍事上相互敵對、經濟上相互競爭的兩個大國之間實現跨文化的會通與整合，借用當時的提法，即確立“法德科學聯盟”（-deut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Alliance）。這不僅是指建設發表兩國學人論著的共同的理論陣地，或者建立兩國知識界的友好互動組織，更是指實現法德兩國近乎相互對立的思想特性的辯證統一。一言以蔽之，《德國年鑒》被查封之后，應該趁勢籌辦“《德法年鑒》，這才是原則，是能夠產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夠喚起熱情的事業”。“法德科學聯盟”的建立要求馬克思采用特別的類推思維或類比遷移，這樣的操作在《萊茵報》時期已現端倪，比如“如果說有理由把康德的哲學看成是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那么，就應當把胡果的自然法看成是法國舊制度的德國理論”，但直到流亡于法蘭西文化地理圈的時期才成為系統的思想計劃。首先涉及話語體系的對接，它有時表現得好像只是術語翻譯問題。例如，《論猶太人問題》頻頻使用法文詞匯，其實意味著馬克思感到德文里缺乏完全一致的對應物，就像他曾經談到拉丁文“res publica”無法準確譯成德文。他不得不把法文單詞“homme”（人）譯解為市民社會的成員（das Mitglied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把“droits de l’homme”（人的權利）譯解為市民社會成員的權利。同樣，后來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又以法文單詞“bourgeois”和“citoyens”，分別對譯柏林方言“Unjebildeten”和“Jebildeten”，甚至系統比較了德法英三門語言的資產階級生活關鍵詞對譯，例如德文中的“Verkehr”即法文和英文中的“commerce”。一旦越過語言的天然界線，馬克思便展開跨文化領域的類推，這種類推特別圍繞著被稱為“共產主義者用法文寫的所有著作中最有哲學意義的作品”的蒲魯東的《什么是財產？》展開。恩格斯表示（1843年10月23日），在全部法文著作里，他最希望見到這本書推出英譯本。在他看來，蒲魯東“是用法國方式表達我們用德國方式所表達的東西”，此人想在政治經濟學上效仿“黑格爾為宗教、法等做過的事情”。“如果埃德加先生把法國的平等和德國的‘自我意識’稍微比較一下，他就會發現，后一個原則按德國的方式即用抽象思維所表達的東西，就是前一個原則按法國的方式即用政治語言和具象思維的語言所說的東西。”馬克思甚至提出，蒲魯東之于現代政治經濟學，正如西耶斯之于現代政治學。可見，馬克思關心的是作為類型/典型/范例/樣本的思想，或曰思想的“Typus”，這是類推的基礎?！兜乱庵疽庾R形態》“序言”以諷刺手法勾勒的那位“好漢”形象，也正是“最近的德國革命哲學家們的典型（Typus）”。

　　“法德科學聯盟”是一部分青年黑格爾派成員的核心訴求。例如，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在得到馬克思關注的、被廣泛視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方法論原則重要源頭的《關于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1842年）里已經提出：“真正的、與生活、與人同一的哲學家，必須有法國人和德國人的混合血統。……心情，是女性的原則，是對于有限事物的官能，是唯物主義的所在地——這是法國式的想法；頭腦，是男性的原則，是唯心主義的所在地——這是德國式的想法。心情是革命的，頭腦是改良的；頭腦使事物成立，心情使事物運動。”同樣在1842年，盧格在構成《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之先聲的報刊文章里宣告：“當前時代似乎處于‘抽象的理論人’與‘片面的政治人’、亦即德國人與法國人的相互教化之中。如果說天主教妨礙了精神自由，則新教的抽象物——其令人極其不安的頂點出現在黑格爾那里——則妨礙了政治自由。……二者都須遠遠超出這種互利互惠迄今達到的既有狀況。”到1843年，盧格甚至以拉丁諺語“Nulla salus sina Gallis”（無高盧，即無拯救），作為倡議“德國人和法國人的思想聯盟”的評論文章的結束語。至于赫斯，他綜合了“法國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德國哲學的發展”，亦即綜合了“圣西門和謝林、傅立葉和黑格爾、蒲魯東和費爾巴哈”，還稱費爾巴哈是“德國的蒲魯東”。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認同這一宏偉的努力方向，盡管他對簡單化、公式化的類型學和類推法持保留意見。因此，他順理成章地同盧格、赫斯等人攜手創辦《德法年鑒》，又特地向費爾巴哈發出約稿函（1843年10月3日）。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法蘭西社會思潮進一步激發了令馬克思感到苦惱的、有待解決的系列疑問，我們應當從這個角度看待馬克思在法蘭西文化地理圈流亡階段的整個思想轉型。

　?。ǘR克思遷居法國前后的思想變動：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工作為例

　　這里筆者想專門比較一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便進一步澄清《德法年鑒》所承載的跨文化交往價值。相較于《萊茵報》時期和克羅茨納赫時期之間的思想關系，克羅茨納赫時期和巴黎時期之間的思想關系更值得比較研究。因為發表在《萊茵報》上的文章和馬克思此后五年的作品，是在形式上因而在性質上根本不同的東西（筆者無意據此否定已被闡明的立場區別）。青年黑格爾派機關報《萊茵報》，全稱《萊茵政治、商業和工業日報》（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這不是學術刊物或者論文集，而是一份報紙，更確切地說是一份日報。如果說書籍、小冊子、雜志因其主題而有特定讀者群，那么日報則是面向大眾的?！度R茵報》或許有其特殊性，相比于一般報紙只是單純地提供“政治事實”，它更加注重滿足讀者對“政治思想”的興趣。但日報終歸是日報，其發表的文章應具有一定的通俗性。當然，正如《萊茵報》發表的文章《德國和法國的日報》指出的那樣，所謂“通俗”與其說在于娛樂消遣、表達生動、順應民眾觀念、迎合黨派觀點，不如說在于以其清晰易懂的思想給人以啟迪?！度R茵報》刊載的文章的主題幾乎都是當時客觀的新聞事件，彼此之間缺乏顯著的聯系或連續性，因此撰稿人和編輯部必須對各種信息進行篩選，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日報如同生活本身那樣總是“常變常新”。即使像《歷史法學派的哲學宣言》（寫于1842年7月底至8月6日）這樣純學理性質的文章，其實也是在回應以下新聞事件：普魯士成立了法律修訂部，任命薩維尼為法律修訂大臣（1842年2月28日），通過修改邦一級和省一級的現行法律規定鞏固封建法律關系。某些修法結果剛剛在《萊茵報》刊登出來（6月底至7月初）就立即引發熱議?？纯瘩R克思在《萊茵報》上對各類報刊資料的旁征博引，就不難發現其消息有多么靈通（另一方面，維持高效暢通的信息網也是一項極為考驗從業者精力的工作）。誠然，馬克思發表在《萊茵報》的不少文章都是長篇連載的報道，也頗有理論分析的深度和力度，但它們與馬克思自主設置議題而作出的學術成果不可同日而語，馬克思的“從公共舞臺（der  Bühne）退回書房”的著名表述所透露出來的正是二者的明顯區別。

　　那么，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到《〈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的思想有何巨大進展呢？學界對此已有很多研究，但基于文化地理學的闡釋仍然鮮見。在筆者看來，如果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的要義可概括為——借用馬克思1842年3月5日書信中的提法——批判黑格爾構想的內部國家制度，對抗“立憲君主制這個徹頭徹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毀滅的陰陽同體物（Zwitterding）”，那么《〈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則表明馬克思已經充分意識到整個德國式現代化問題或曰“現代問題的德國形式”（der deutschen Form der modernen Probleme）的特殊性——中譯本將“modern”和“jetzig”通譯為“現代（的）”，從而遮蔽了馬克思的概念區分——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手稿僅僅觸及了這個大問題的一小部分，即“德國政治意識和法意識”（des deutschen politischen und rechtlichen ）。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無論是宗教批判相對于其他批判的前置角色，抑或經由“副本”探究“原本”的研究進路，都歸因于這一切是“就德國來說”才成立的——全文的開頭兩個單詞正是“Für Deutschland”。筆者認為，馬克思表達出來的認識上和議事日程上的飛躍，以及由此造成的某種思想發展的不連續性，主要源于跨文化的有利觀察方位，特別是從德國轉到法國之后（也就是說，只有在法蘭西文化地理圈才能足夠真切地看清德國狀況的特殊性），否則，馬克思在行文的關鍵地方用法國紀年（ Zeitrechnung）衡量德國革命前景，讓“高盧雄雞的高鳴”（das Schmettern des gallischen Hahns）喚醒睡夢中的德國人（即德國問題的法國答案），就不免成為無厘頭的做法了。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同時完稿的《論猶太人問題》——同時自主寫作的幾篇文章之間通常存在問題意識上的牽連纏繞甚至相互支撐——亦可表明馬克思正在根據業已經歷大革命的法國評判舊制度下的德國，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馬克思何以從開篇的德國猶太人對解放的渴求，而最后引申出法國“人權宣言”批判和（以法國大革命為典型的）政治革命的歷史意義及其限度。

　　《德法年鑒》所唱響的德法之間跨文化整合的磅礴旋律，始終伴隨著馬克思的整個巴黎時期乃至布魯塞爾時期。1844年8月7日和10日在《前進報》分兩次連載的《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該文是馬克思在巴黎《前進報》刊發的首篇文章，不僅是他在《德法年鑒》?？?844年2月底）之后的首度公開亮相，而且總結了僅以胚芽形態存在于《德法年鑒》中的理論成果，匯聚了馬克思在巴黎時期的全部主要研究線索，即法哲學批判、法國革命史、現代工業狀況、國民經濟學批判、青年黑格爾派和歐洲無產階級運動。這篇文章很可能就是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致信費爾巴哈時，隨信附上的那篇可在其中“看到我的法哲學批判的某些成分”的文章。在正式刊行的次日寄出，時間剛好對得上，文中也的確包含著（但又沒有經由標題明示出）法哲學批判的思想成果，并且呼應著書信中向費爾巴哈專門強調的“社會”這個字眼。

　　《評一個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針對盧格1844年7月27日發表于《前進報》的文章而作，但這只是一種外部契機，實則借此清算盧格所代表的普魯士政治法律意識，彰顯德法文化視野的根本差異，宣揚那些經常處于普魯士官方（特別是柏林）政治文化盲區的“社會缺陷”（socialen Gebrechen）、“社會運動”（socialen Bewegung）、“社會革命”（socialen Revolution）等等的重大意義（馬克思為了凸顯德法文化差異，其所拼寫的形容詞“社會的”均采用了法文）。該文雖然始終沒有指明所評論的文本的作者是盧格，卻在開篇處以獨占一行的自然段和醒目的文字形式強調“一個普魯士人”（Ein）這一署名，此種非常規操作明顯是為了突出作者的文化地理典型性，而非其個體性。在一定意義上，對盧格的批判構成了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原初構思的自我清算。因為《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雖已揭示了政治國家的非自主性（即受制于市民社會），卻并未深入市民社會問題本身，更不要說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劃分和階級對立了。相反，國家形式問題始終被置于該手稿討論的中心。至于《神圣家族》，其論辯對手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法赫爾、施里加（齊赫林斯基的筆名）、埃德加·鮑威爾等等雖是清一色的德國人，但該書大半篇幅的論辯圍繞著法國文化生活主題展開，例如法國社會主義、法國大革命、“人權宣言”、法國唯物主義、歐仁·蘇的《巴黎的秘密》。馬克思后來這樣概括《神圣家族》的思想成果和直接后果：“自從發現神圣家族（der heiligen Familie）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die irdische Familie）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應當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被消滅。”

　　四、結語

　　作為馬克思思想核心組成部分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和方法，在其創立過程中明顯受到文化地理因素的推動和制約：一方面涉及人際交往、居住環境、工業生產、商業市場、建筑設施、交通網絡等事項；另一方面涉及19世紀的書報出版發行情況，比如語種、出版地、館藏地、編輯立場、印刷數量、訂閱范圍、銷售渠道，這直接導致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形成期收藏、購置、閱讀、摘錄、批注、正面或中立地引證的大部分著作是法國人的著作，甚至他對英國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著作的閱讀也主要借助法譯本，并且參閱和倚重法譯者提供的各類注釋材料。按照筆者在先前發表的作品中詳加闡明的那樣，馬克思在這一階段的核心隱喻、時代意識和理論目標的出場，要么直接受惠于法語學者的教誨（比如孟德斯鳩、魁奈、盧梭、圣西門、薩伊、西斯蒙第、基佐、卡貝、巴爾扎克、德薩米、博蒙、托克維爾、比雷），要么主要結合法國歷史（比如法國大革命及其“人權宣言”的優先性）加以適用和發展。人們或許沒有注意到，《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最著名的第十一條，即“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其實也是在用法蘭西文化的主流立場審視德意志文化的主流立場，即不僅要有學理的內向性（新教底色），還要有行動的外向性（天主教底色）。這當然不是說法國沒有神學家和哲學家（盡管相對于德國來說，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在這方面的確乏善可陳），而是說置身巴黎和布魯塞爾的馬克思，前所未有地深切感受到德國古典哲學門徒的意識形態性質（例如在猶太人事務上孜孜不倦地追求“單純理論領域內的解放”），感受到法蘭西文化特有的偉大的批判性實踐力量（與此同時，馬克思也用德國哲學的方式對法蘭西思想因素作了加工，使其具有高度科學化和理論化的形態）。難怪有學者略帶夸張地宣布：“馬克思的父親是法國人，而馬克思起碼在思想歸屬上，同樣也是法國人。”

　　文化地理因素時時刻刻糾纏著馬克思，而馬克思在決意流亡之前當然預見到這種糾纏，也樂意前往法蘭西文化地理圈承受并主動適應這種糾纏。他后來基于（但不限于）這種經歷而概括出一個經典命題，即“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正是從巴黎時期開始，對馬克思來說重要的不再是德國眼中的世界，而是法國眼中乃至世界眼中的德國，他由此看清德國現狀的“時代錯亂”（Anachronismus）和舊制度（德國現狀的前身和本質所在）當年犯下的“世界歷史性的錯誤”（weltgeschichtlicher Irrthum），重要的甚至不再是德國和法國之間的交往（Verkehr，其原型是商貿往來），而是歐洲范圍內基于新興生產方式的廣泛交往，乃至勢不可擋的全球交往。在馬克思面前，地方的、區域的、民族的歷史轉變為（首先由巴黎和布魯塞爾呈現和詮釋的）世界歷史的巨幅畫卷正徐徐展開。這些正是置身法蘭西文化地理圈的流亡生涯帶給他的關鍵思想收獲，而對它們的深刻理解，無不要求我們認真對待馬克思思想的法蘭西淵源，正視其背后牽涉的既往解釋框架的薄弱環節，進而發展出關于歷史唯物主義形成史的新的學術理論觀點，或者至少能夠表明此種解釋可為馬克思研究開辟更多的理論可能性。在此過程中，筆者逐步意識到，當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布魯塞爾決定聯系“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來闡明“我們的見解”，這只是闡明業已形成的歷史唯物主義的契機之一。該契機之所以上升到首要地位，與其說是出于原理本身的內在要求，不如說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經歷使然，按照《〈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提法即他們需要借此清算“我們從前的哲學信仰”。這里的主語是作為復數第一人稱的“我們”，而就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論及《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之前的那個自然段中，馬克思已經表明他個人探索和創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全部獨特道路，那個自然段的主語是作為單數第一人稱的“我”。人稱的變化總是關聯著發言者立場的變化，這一點尤其適用于能夠敏感地追問“這個‘我們’是誰？”的人，畢竟“我們”意味著某種共同的旨趣。因此，不妨嘗試著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既然歷史唯物主義是面向哲學社會科學的整體觀點和方法，那么一切具有鮮明意識形態性質的東西都可以成為闡明的契機。如果說德國古典哲學和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恩格斯共同的思想背景，那么在法蘭西文化氛圍中的長期浸潤則規定著馬克思創立歷史唯物主義過程的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的第一次公開表達就是在《德法年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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