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什醫生是英國著名的神經外科專家,但是最近一段時間,在經歷過幾次失敗的手術后,他開始對醫生這個職業,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在那些艱險無比的手術中,天堂和地獄曾近在咫尺”。而早已成為知名神經外科醫生的他,對自己那次使腦瘤患者最終成了植物人的手術失誤,始終無法釋懷。
類似的失誤,馬什醫生還有過幾次,但幸運的是每次患者家屬都原諒了他。于是越接近職業終點,懺悔和反思就越是啃噬著他。而“他心中有一塊永久的墓地,安放著那些從未蘇醒過來的靈魂。”他感觸到:“一個外科醫生,不管他多優秀,一生中也總要經歷幾次絕望,除了醫生的術手之外,還有一只無法掌控的上帝之手,在主宰著病人的命運......” 讀罷馬什醫生的執業感觸我在想啊,馬什醫生的經歷,也不過是許許多多西醫外科醫生共同經歷的縮影。馬什醫生很優秀,可是由于他的手術失誤,雖然患者割去了腦瘤,卻最終成了植物人,生不如死。盡管他“每次絕望”后,都有“懺悔和反思”,但是那些鮮活的生命,卻被一次次的手術失誤送入墳墓。 我不是說馬什醫生的醫術不夠精湛,作為手術風險極高的神外醫生,他已經很優秀了。我只是質疑,他把手術失誤的原因,歸結于“一只無法掌控的上帝之手”。同樣作為醫生,我并不認同“死亡絕對不可選擇”。我認為除了個別瀕危重證之外,在一個專業的執業醫生面前,死亡在很大程度上是要退縮讓路的,或者說是可以選擇的。關鍵在于醫者的定力和操守,醫者愿不愿意用身價和無我去做這種選擇。 比如,患者腦瘤摘除手術,很多人就下不了手術臺,家屬悲痛欲絕,醫生通常都會對家屬教科書式的說上一句:“我們已經盡力了”!此刻如果換位思考,家屬會怎么想?“您是盡力了,可是我們的人沒了,您的盡力對我們又有多大意義”?不難想像:一個術前患者,他求生的欲望有多強烈,他和他的家屬一定會配合醫囑,去做各種必要或不必要的術前化驗和檢查。醫生通常也都會有一個手術前的最后評估,患者適不適合做這臺手術,主治醫生心里應該十分清楚。
二十年前,我的一個師兄在一臺神外手術中出現了一次意外失誤。實話講,這類手術他已經做過不下萬例,本該萬無一失,但這一次卻偏偏做成了醫療事故,名專家遭遇"滑鐵盧"。結果,師兄主任牌子被摘掉,還被扣罰全年的獎金。多年以后舊事重提,他才跟我說:“那幾日母親剛過世,心里頭很亂。 十幾年前,我在為一個大貨司機做拇長伸肌卡壓松解時,由于瞬間一個不集中,盡管已經感覺到手下針刀的一點異樣,但為時已晚,刀刃還是傷到了腓總神經,造成患者術后足拇背伸的無力,在駕駛中踩剎車時,右足趾向下施力不均衡的后果。直到兩年后,他才逐漸恢復。這次失誤始終讓我銘記心頭,難以釋懷。 可見臨床上一些手術的失敗或不圓滿,除了與病情客觀狀態有關,還與醫生施術時的主觀精神狀態有關,甚至后者的關聯更大。如果一臺成功率在50%的手術失敗了,有良知的醫生多應從主觀上來檢討自己,到底出了哪些疏漏?存在著哪些問題?而不應該把失誤統統歸于“上帝之手”。 現在的醫院里普遍存在一種現象:手術一旦失敗,醫生那句經典的“我們已經盡力”,便成了留給家屬的終極告白。于是患者只能接受現實,而醫生轉身又去忙他下一臺的手術。 曾有心理專家做過實驗,世界上兩種心理壓力最大的職業:一個是醫生,一個是足球守門員。應當承認,醫療行為本身有著極大變數,誰都不能在術前就準確做出成功與否的預判或假設。作為患者,你不能強求醫生的手術就100%成功,因為病因錯綜,生命復雜,正所謂天有不測風云。
但是作為醫生,必須要敬畏生命,力爭每次治療都要最大限度減少失誤。不要見利忘義,不要冷漠麻木,不要玩忽職守,更不要為那只“上帝之手”去辯解,讓它成為自己失敗的借口或托辭。 黨中央十分重視醫療系統的治理與整頓,前段時間的醫療反腐風暴,更可謂觸目驚心。但是我們也看到醫療生態環境的許多方面,仍有待改善。比如:從首都到地方的一些三甲醫院科室,特別是重點科室,醫生紅包照收,而且水漲船高,越收越大。
試想:當一名醫生在手術臨近之時,腦子里還在考慮金錢與生命孰輕孰重?又怎能確保一絲不茍、精益求精地去完成一臺復雜手術而不出差錯?況且一系列的術前風險“告知書”——如同醫生的一道道免死金牌,太容易讓醫生掉以輕心,太容易讓醫生心中那只揮之不去的“上帝之手”翻云覆雨,迷亂方寸... ... 不是說醫生在治病之前,要給患者許下任何的承諾。因為醫生不是神,很多時候醫生“治得了病,卻治不了命”。但至少為醫者的人格應當完整,不被紅塵所浸,不為江湖所扼。很多時候,醫生的操守有多堅,術中的精準就有多大,正所謂“無欲則剛”。 很欣賞現代名醫陳存仁在他《醫家座右銘》中的那段話:“聆病者之呻吟,常如己饑己溺;操大權于掌握,時凜我殺我生。”所以,醫生是醫生,商人是商人。如果醫生也成了商人,那么患者在他眼里,差不多就成了待價而沽的商品,可以是好價錢,也可以是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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