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一語，據說是西方人的發明，20世紀初通過日本傳入中國。由于“五四運動”中提出了“賽先生”這個口號，才格外引人注目，迅速在中國傳開。如今的社會地位更是今非昔比，居然被抬到人之上。

　　在古漢語中，沒有看到“科學”一語。西方，科學被突出出來，不能不說與一樁歷史公案相關。這就是發生在中世紀以教會為代表的“地心說”與天文學家發現的“日心說”之間的較量。被認為是“科學”與“神學”的一次“決斗”，在西方，其影響深遠。

　　提出“日心說”的是波蘭的天文學家，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著有《天體運行論》，他的“日心說”觸動了“神學”的“地心說”。哥白尼被認為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位巨人。

　　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被哥白尼的學說所吸引，發展了“宇宙無限說”，對宗教神學發生了懷疑，被譽為是反教會、反經院哲學的無畏戰士。1592年被捕入獄，最后被宗教裁判所判為“異端”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

　　意大利物理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及哲學家，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年2月15日－1642年1月8日），他因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被羅馬宗教裁判所判處終身監禁。伽利略被譽為“科學之父”及“現代科學之父”。

　　科學，到了中世紀，成了“神學”的對立物。像布魯諾、伽利略這樣的為科學而獻身的悲壯故事在中國歷史上未曾與聞。甚至沒有一件科學的發現或者“事件”引起過如此的社會震動。

　　在國人的意識中，科學與蒙昧相對。中國的“啟蒙”歷史悠久。中國的科技同樣歷史悠久。西方所謂的“神權”，在中國老百姓的觀念中并不存在?？茖W與神在中國，相處的好像十分和諧。

　　當基督教誕生，在西方各國出現、蔓延，“神權”還沒有存在的時候，中國已經進入了漢代，已經經過了諸子百家的“百家爭鳴”，進入了“獨尊儒術”的社會。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社會的意識形態。雖然那時的社會被西方認為是“專制制度”，有的帝王卻尊法家，有的拜佛教，有的信道教，卻沒有對于其余諸家及宗教進行“專制”、“鎮壓”的記載。即使是背著千古罵名的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實際坑的也不是“儒家”弟子，而一幫子披著“士”的外衣的，制造“假藥”的“騙子”。不幸的是，“儒家”的后世弟子卻把那些“騙子”攬在了自己的門下，以為秦始皇是“坑儒”。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有“神”這個字的存在，卻沒有“神權”的影子。

　　神在國人的心目中不同于外國，外國只是“一神論”而中國卻是“多神論”。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國人中到底供奉著多少個“神”，一家之中供奉著幾尊神。可以說，神在國人的心目中，無處不在，無處不有。于是，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人分三六九等，神也各有尊位。如，在國人中，土地爺在眾神仙中，實在算不上多么神圣，甚至戲稱為“毛神”一類，有的被稱為“惡神”等等。“神壇”大概是人們根據“人間”的人事打造出來的。這一點，應該是世界通例。

　　國人中有“神文化”卻沒有“神學”?；蛘哒f，“神文化”沒有發展成“神學”。這就注定了人們沒有關于神的統一的、神圣的觀念。同西方相比，“信仰”比較“自由”。正是因為國人在“信仰”上有“絕對”的“自由”，可能是沒有多少人信仰西方人的基督教的緣故，才被西方的和中國的某些人認為國人沒有“信仰”。

　　國人從來不會因為對神的“信仰”原因而觸犯法律，更不要說發生戰爭。中國歷史上，戰爭頻發，卻沒有一場是宗教戰爭。

　　科學的發展與否，包括西方，其實與“神學”沒有什么關系。

　　“地心說”，反映的是西方人在那個特定歷史階段對于地球與太陽的關系的認識。這種認識形成于何時，不得而知，卻成為“神學”的基礎。到了中世紀，隨著人們的觀測手段的提高等原因，對地球與太陽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這時，“科學”才與“神學”發生了沖突。中世紀之前的千余年中，它們之間并沒有發生矛盾與沖突?，F代天文學早已突破了“日心說”。在茫茫宇宙中，太陽不過是一顆“星”。

　　再說，科學，并不只是“天文學”，學科諸多，其它科學學科與“神學”并沒有發生沖突。

　　雖然，在西方科學對于神權形成了沖擊。這或許不是科學家的本意。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信奉神學的“教徒”。如伽利略與教皇甚至還是朋友。他們相處的也曾經很和諧。

　　科學雖然沖擊了“神學”，真正促進科學發展的不是“神學”，而是生產力的發展的要求。是生產力發展一定的階段，為科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手段，科學研究才有了新的發現，改變了天文學家對地球與太陽的關系的認識，而不是相反。地球還是那個地球，太陽還是那個太陽，發生變化的是人們的認識。

　　西方的科學，自“文藝復興”之后，的確較中國有了長足的發展。這只是現象。難道是因為西方有“文藝復興”，有反“神學”？而這恰恰是中國所沒有的？

　　應該說，無論是“文藝復興”，還是“天文學”，都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新興資產階級的產生，才產生了反映他們的訴求、情感及生活狀態的文藝。這種文藝的產生，才是“文藝復興”的標志。

　　科學的發展，蒸汽機被發明出來，催生了西方的“工業革命”。恩格斯說“蒸汽機確實是所有那些以它為憑借的巨大生產力的代表”（《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154頁》）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也加速了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甚至出現了“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導致大批農民破產，流入城市。

　　西方科學技術的進步，主要是由于新興資產階級發展生產力的需要，資本的介入與投入。而這正是中國的“短板”。

　　毋庸否認，中國近代以來，在科學技術的發展方面落后于西方的某些國家。中國的落伍，不過是近幾百年的事。至于原因，可以分析，可以探討。根本原因是生產力的發展落后了，它的發展還不足以沖破封建制度的束縛，科技的發展也就落后了。

　　中國的歷史，有自己的發展歷程。這個歷程，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

　　人的需要是生產力發展的內在動力。這話應該是不錯的。對于科學技術的發展，應該從社會中人類的需要中去探求原因。

　　中國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大一統的封建制度下，屬于農耕社會，生產者主要是農民。用于農耕生產的工具都比較簡陋、簡單，甚至是千年一貫制，沒有多少改進。在解放初期，有些邊遠地區，甚至仍然過著“刀耕火種”的原始生活。因為那些工具足以維持生產和生計。

　　由于農民的社會需求不高，而且缺乏錢財的投入，得過且過，維持著低水平的農業，過著饑不果腹的日子。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對于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研究”、發展就缺乏能力和動力。而歷代的統治者，培養知識分子的目的是“學而優則仕”，對于農業、農民，更是萬分的鄙視，并非為了發展生產力，怎么可能培養研究農業工具的人才？直至清末，為了在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還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

　　西方，特別是歐洲，被認為是“海洋文明”國家。一個個如彈丸小國，面對海洋，背靠高山，不過是一個個獨立的“城邦”。一個不大的意大利，就劃分為多個國家。

　　人口集中于城市的城邦國家，發展農業的空間有限。按照中國人的說法，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他們向海外發展成為必然。因此，那里的所謂“國家”，航海、工商貿易成為他們生存、發展的手段，有的甚至靠當海盜為生。這種生存方式與中國具有很大的區別。發展的道路不同，也是必然的?；鹚幵谥袊糜谥票夼冢鞣接糜谥苹鹌鲗ν饴訆Z。指南針在中國用于看風水，在外國用于向海外擴張。

　　中國雖然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是，中國是一統天下的國家。沿海百姓，靠簡陋的捕撈工具，不過是在近海打魚撈蝦。再說，周邊國家，多是中國的附屬國，國策一樣，到那里不是一樣？

　　工商貿易與農業生產相比，本來就屬于不同的行業，對于生產力有不同的要求。相比于農業的穩定，工商業卻需要“與時俱進”，向工業化、社會化發展是方向，對于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有更高的追求。對科學技術及人才的要求更迫切。這是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比中國快速發展的根本原因。

　　中國的傳統教育，無論是儒家，還是法家，都是為帝王服務。在中國的教育中，“儒術”，或許可以屬于“社會科學”的范疇，卻沒有“自然科學”的位置。中國教育的導向是“做官”而不是“做事”、“做工”。

　　封建統治者不需要科學、教育家不教授科學。落后的生產工具與小生產者的生產方式相適應，從根本上保證封建制度的延續。科學技術在生產中得不到發展，必然導致生產力的落后。這個對于現在的人說來很簡單的問題，當時的統治者和教育者卻沒有認識。魯迅曾經質問，“火藥除了做鞭爆，羅盤除了看風水，還有什么用處么”？（《熱風.恨恨而死》）

　　西方的“炮艦政策”打進了中國，國人意識到了危機，提出了“師夷制夷”，開始了“辦洋務”，這才引進了西方的一些科學技術。在學校增加了數理化等課程。

　　事實上，不管人們認識到與否，中國的“洋務運動”對于中國封建統治的沖擊，是不可估量的。它對于中國封建皇權所賴以存在的基礎，小農生產的沖擊人們或許感覺不是那么敏感，但是它對于封建制度下的教育的沖擊，打開人們的思路的作用，毋庸否定。正是從新的學堂里，培養了大批的封建制度的掘墓人。同時，“洋務運動”催生了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僅幾十年之后，工人階級就成為了一支對社會具有影響力的力量，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共產黨在這種情況下就誕生了。這在中國社會是一個具有標志性的事件。

　　毋庸否認，古今中外，社會的發展，社會方方面面，包括科學技術、教育的發展，都與生產力的發展密切相關。其它的因素或輕或重，都不能同生產力相提并論、相媲美，必然屈居生產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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