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家印確實是個人物。這位中國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黨委書記兼統戰部部長,不僅創造了人生奇跡,而且身上有全國勞動模范、 “全國企業優秀黨委書記”、“非公經濟組織先進黨組織”、“全國企業黨建工作先進單位”等光環。當2023年9月28日因涉嫌違法犯罪，被依法采取強制措施的消息放出,不僅引起中國經濟中舉足輕重的房地產業震動，也使金融系統一大批高官受到牽聯。同時,這位私企黨委書記的敗落，更令共產黨員這個光榮的稱號蒙羞。

　　就在一個月前的8月21日,有人以《許家印，從董事局主席到黨委書記17年，恒大集團黨建飛速發展》為題在網易號上發文，稱贊 “恒大集團黨委的輝煌發展已成為一段震撼人心的故事”、“一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企業家，在黨委書記崗位上已經堅持17年”、“以實際行動踐行著黨的初心使命，讓黨建工作滲透到了企業的每個角落。”、“在他的帶領下，恒大集團黨委在一次次的發展壯大中，不斷增強了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的故事，將會在金融的浪潮中繼續閃耀，為世人講述一個關于黨建與企業發展的傳奇”。然而，剝下畫皮都是膿瘡。這位領導包括5個二級黨委和1個國資改制上市公司黨委，27個黨總支、1133個黨支部，管理著驚人的12075名黨員的傳奇人物，卻沒有黨性原則。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幾乎是每個黨員的基本認識。而1989年８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并通過的《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第七條嚴格黨員標準確保黨員質量中，明確“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即使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修改后的黨章中，入黨資格仍然是“年滿十八歲的中國工人、農民、軍人、知識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

　　2001年7月1日，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廣大科技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和經營管理者在內的當代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我們黨依靠的重要力量”，此話被有些媒體解讀為“正式允許作為‘資本家階級’的私營企業家入黨開辟道路，成為中國共產黨向‘脫離階級化’邁出的重要一步”。7月20日，鄧力群、馬文瑞、袁木、吳冷西、段若非、喻權域、李爾重、馬鎣伯、魏巍、林默涵、林炎志、劉貽清、黃如桐、許征帆、李崇富、李潤海、劉長法等一群老共產黨員，署名發表公開信，提出資本家入黨不符合建黨學說，認為階級性是共產黨的最根本特性。認為黨把資本家“引狼入室”，黨內階級成分將多元化，意味著政治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在黨內獲得了相應的組織基礎，而多元化的政黨必定會分裂！。另一方面，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在上海市理論界學習 “七一”重要講話座談會上稱“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對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作了新概括、新發展”、是“繼往開來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新世紀宣言，是與時與進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件，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新概括、新發展、新闡述、新突破”。

　　2002年11月召開的中共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在黨章沒有修改之前,被稱為“鋼鐵教父”的江蘇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森達集團董事長朱相桂、綜藝集團的昝圣達、重慶南方集團的孫甚林、廣東金潮集團劉思榮等７位民營企業家, 便以十六大代表的身份代表這一社會新階層的先進分子率先亮相。正是在這次會議上,對黨章進行了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入黨資格中把“其它革命分子”改為“其他社會階層的先進分子”。雖未明確指出民營企業主可以入黨，但大會通過的報告列舉了因社會變革而出現的社會階層中，民營企業主成為六大新社會階層（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中介組織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之一。

　　此后的歷屆黨代會上，私營企業主入黨和當選黨代表成為常態。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上，民營企業家代表陣容現在擴大到２０個左右，其中有６人入圍２００６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2012年中共十八大，有34位來自各省市的民營企業家。2017年中共十九大，有27位民營企業家代表。其中有三位連任17、18、19屆。2022年中共二十大，又有二十多位民營企業家當選黨代表。

　　十六大黨章用階層代替階級，用私營業主取代資本家，雖然在文字上避開了人們對資產階級的垢病，卻是掩耳盜鈴。早在1989年8月18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宋平在全國組織部長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有比較明確的說法：“我們決不能低估國際上的敵對勢力通過和平演變的手段，妄圖改變黨的性質、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所造成的危害；決不能低估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在黨內造成的思想混亂”、 “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他們不是我們黨的階級基礎。因此，不能吸收他們入黨。我們黨的性質和任務決定了我們應當主要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等勞動者中發展黨員，特別要注重在產業工人中發展優秀分子入黨”。

　　從黨領導一切的角度，無論是公有制企來還是私營企業，發展黨員并建立黨的組織是應有之義。問題是作為占有生產資料并占有扣除全部生產費用、稅費之后的純利潤者，是否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中的一員值得商榷。無論是稱資本家還是民營企業家或私營企業主，它們在本質上都是通過剝削工人的剩價值來滿足私利，跟無產階級并不沾邊。他們無論是入黨還是兼任企業黨委書記或支部書記，都在事實上改變了黨的組織基礎。從而造成黨的階級成分多樣化，政治多元化。而這種情況下的私營企業黨很容易組織虛化，作用弱化，位置邊緣化，思想多元化。從而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黨的組織淪為資本的工具或仆從。

　　私營企業建立黨組織主要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九條規定：在公司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公司應為黨的活動提供必要的條件。但是，關于黨組織在私營企業的地位和職能，如何發揮政治核心作用，怎樣指導、引導、保障和服務企業，如何使黨、企業、黨員、企業主、職工多方實現共贏，既沒有法律規范也沒有可操作性的具體政策。正因為此，一批披著共產黨外衣的私營業主出現問題則是必然。比如因犯罪被調查或判刑的山西聯盛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邢利斌、權健集團老板束昱輝、長春長生生物科技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高俊芳、三鹿老板田文華、東星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蘭世立、物美集團董事長張文中、愛多集團董事長胡志標、雷氏照明總裁吳長江等等。這些暴雷的民營企業家，不僅頭上有包括共產黨員、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慈善富豪、改革新聞人物、勞動模范、杰出民營企業家等政治地位和榮譽，而且企業都有堂而皇之的黨組織。他們中的許多人既是企業家又有官的身份，既是“資本家”又是黨的領導干部。

　　新時期在堅持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放松了對國際資產階級和平演變戰略的警惕，忘記了階級斗爭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事實。沒有在新的社會環境中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讓剝削階級混進了黨內，把“一切向錢看”奉為行為準則，把商品交換原則引入黨內政治生活。在選拔黨員上用庸俗化了的“生產力標準”代替德才兼備的原則。他們資本家與黨委書記的雙重身份，形成了事實上的黨領導變成了資本領導。如此下去，中國共產黨一定不是那個“初心”的共產黨。

　　許家印的成功不是因為黨的引領，黨在恒大和許家印身上只是一種背景，或者是為他們獲取更大利益的護身符。恒大集團和許家印出問題的典型意義在于，以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作為政治基因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在允許資本家入黨和擔任黨領導的與時俱進實踐中，如何保持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在各階層或階級都能入黨的情況下，如何避免黨淪為全民黨那種松散的政治俱樂部，是擺在共產黨人面前的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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