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到人民公社時，其中涉及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吃飯問題。正如一位網友說的，“人民公社好，社員吃不飽。”言下之意，人民公社千好萬好，只就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就不能說好。

　　但我們對人民公社的糧食生產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卻發展事實上人民公社時期，從1965年開始，我國糧食產量就進入了一個上升通道，而且糧食產量的增長表現出前慢后快的特點。如果按20年平均增長速度4.4公斤/年計算，到1983年也會達到357.6公斤，接近感覺吃飽的360公斤；如果按照后9年的平均增長速度5.56公斤計算，到1983年達到人均糧食362.6公斤，比感覺吃飽的360公斤還多了2.60公斤。

　　很顯然，人民公社吃不飽飯，并非糧食生產不夠好，不正常，而是人民公社時期正好與我國人口快速增長的時期重合。

　　為什么一進行分戶種植，就感覺吃飽了飯？天涯網友的分析也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他說：

　　“……，但具體實踐中，我覺得有幾點還應該提到：一、按勞分配問題。實際上，農村人民公社所屬下的分配單位，即生產隊（或生產大隊）的分配制度，不僅僅是‘按勞分配’就能概括得了的，里面還有‘按需分配’的因素。例如口糧分配中的人七勞三（或人六勞四），就照顧到了勞動力較少的家庭，使之不因為口糧不足而挨餓。這種分配制度某種程度上帶有共產主義分配制度的萌芽。而分田到戶以后，這種照顧和分配就隨之消失了，因而勞動力較少甚至沒有的家庭，就陷入了極端貧困之中。后來采取的‘扶貧’，大部分就是對這些貧困戶的幫扶。 二、不僅農村人口在增長，城市人口也在同步增長。城市中一人工作，憑幾十元養活全家六七口的現象比比皆是。這些人口的增加，必然要求農村提供更多的商品糧及農副產品以保障供應。我手頭上沒有歷年對農村征購糧食和其它農副產品的數字，但可以肯定是逐年增加的。同時，那些年我們國家為了履行國際主義義務，為了支援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反帝反殖斗爭，也對外援助了不少糧食。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為了‘備戰備荒’，國家還要儲存相當數量的糧食。凡此種種，都要從農民那里收購。所以才會造成部分地區農民顯得口糧不足。 三、這種不足，不僅有以上原因，還有兩個重要甚至是主要的原因，一是自然條件的差異。西部貧困山區和東部平原地區特別是東南地區自然條件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舉兩個例子：關中地區和陜北高原地區的農業生產條件能夠相比嗎？寧夏西海固地區和蘇南地區能夠相比嗎？二是人的精神面貌不同。處于太行山腹地的大寨能夠三戰狼窩掌，推平山梁搞出高產穩產田，畝產七八百斤；而其它山區則只能廣種薄收，畝產幾十斤。林縣人民能夠修建人造天河紅旗渠，而小崗村守著“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人均四五畝的肥沃土地，卻只能抱著金碗要飯吃。55——78年年平均畝產只有四五十斤。即便是分田以后，號稱一年打的糧食是十幾年的總和，算下來也不過畝產二百多斤——這還是一年兩季的產量之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差距，已經遠遠超出了自然條件的差距。 四、分田單干顯得能夠吃飽飯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國家對農業的反哺。無論是電力還是農機化肥農藥以及良種，國家都幾乎是補貼賣給農民的。有的甚至是無償支援的（如良種推廣過程中）。有興趣的可以查查那幾年（主要是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散前）國家收購農產品和供銷社農資產品的價格，進行一下比較就能證明這一點。 林林總總的其實還有許多，如城市和農村都開展了嚴格的計劃生育，知青返城，三線工程下馬，對外支援停止等等等等。這些都有形無形的減少了糧食消耗。 因不是‘包產到戶’的功勞，只不過正好發生在相同時期罷了。把這些都算在‘包產到戶’頭上，就不僅是張冠李戴，而是貪天之功了。 反過來講，如果還是按照人民公社的道路走下去，農民的吃飽吃好問題，也會很快得到解決。把這一切都歸功于農村改革，只能是鼠目寸光的表現。”

　　天涯網友考慮得非常全面，多方面揭示了“吃飽飯”的因素，思考周密和詳細。因為許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使人感覺“吃飽了”，其實這個吃飽是有關多種原因的。這些因素的作用與分戶單干在時間上恰好重合。因而很容易把這些方面的作用誤作分戶單干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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