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你可能讀過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著作，也許你并不一定知道，這就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講話不僅僅是一篇批判、清算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內部的錯誤軍事路線的總結，同時也是一部總結五次反“圍剿”的經驗和教訓的歷史文獻。這部著作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口頭發言經過作者整理而成的（三天的“遵義會議”，開會的時間長達38個小時左右，毛澤東在會上的發言約在4萬至5萬字左右。1936—1937年在紅軍軍事學院曾經作為講課的教材。其后不斷翻印，1941年才正式出版）。如果你認真讀完這部著作，比較各國的軍事教材，你就知道為什么毛澤東指揮紅軍作戰戰無不勝、百戰百勝的原因了。

　　世界戰爭狼煙四起，為什么會發生戰爭？什么是戰爭？關于“戰爭”的定義，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準確地對戰爭下了定義：“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斗爭形式。”（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68頁）

　　同時毛澤東站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高度，站在世界戰爭歷史的高度，于1935年的“遵義會議” [1] 上首次提出“消滅戰爭”的命題。他指出“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究要把它消滅的，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71頁）

　　毛澤東用他的“二分法”把戰爭分“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如何分辨什么是正義戰爭？什么是“非正義戰爭”？毛澤東用他的“二分法”也對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作了定義。他認為：一切為人類大多數人奮斗的戰爭都是正義的，反之則是非正義的。正義戰爭一定會戰勝非正義戰爭，最終達到消滅人類戰爭的目的。這與馬列主義對人類普羅 [2] 大眾的“人文關懷”是一脈相承的。這也是中華文明光輝思想的延續。早在中國唐代，唐太宗李世民就把黎庶比作水，認為水是可以載舟、亦是可以覆舟的。老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人為載舟之水，水少何以行船？

　　關于戰爭方面，中國人對戰爭的認識歷來也是非常深刻的。在封建私有制社會，無論哪一個朝代，一旦統治階級對人民壓迫、剝削到達一個極限，總會引發人民起義的事件，甚至發生國內戰爭。人類文明的進程一直是伴以戰爭而推進的，而中國古代發生過無數戰爭，每個朝代都出現過智慧過人的軍事家。中國人對于戰爭的認識的深刻性，沒有任何國度能與中國相比。

　　毛澤東通過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建立根據地，指揮中國工農紅軍三次反“圍剿”取得以一勝十的重大勝利后，又目睹以李德、博古為首的軍事錯誤路線第五次反“圍剿”的慘敗教訓，在遵義會議上總結了中國第二次國內戰爭的經驗和教訓。遵義會議后出現了重大轉折，中國革命由此從勝利走向勝利?？谷諔馉幤陂g八路軍多次翻印和由軍政雜志社出版毛澤東這篇對戰爭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的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解放戰爭期間，毛澤東指揮的“三大戰役” ①全面摧毀了蔣介石的數百萬大軍。

　　在中國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百戰百勝、戰無不勝的軍事戰略思想，是汲取了中國古人關于戰爭認識的全部智慧，毛澤東不但對諸子百家的思想有深入研究，還飽讀中國二十四史。點評過各個時期的無數軍事家、政治家的軍事思想和見解。我們從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評說中外戰爭》一書中可看出，毛澤東不但對中國歷史上的戰爭有深刻認知和獨到的見解。還對國外著名軍事家的思想有過系統的研究。我們知道毛澤東早年曾經熟讀康有為著作《大同書》，康有為 [3] 在《大同書》中也對中外古今戰爭也有非常詳細、全面的評述。

　　“二分法”是一種將一個復雜問題分成兩個更簡單的方面，并重復這個過程，直到得到解決方案的思維方法。正如列寧所指出：“統一物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實質。”（《列寧選集》第二卷第711頁）這種分析認識問題的方法概念，哲學上表述為“二分法”：“二分法”是一種認識事物的辯證方法，即把統一物分為兩個部分以及對它的矛盾著的部分的認識，是在“一分為二”觀點指導下認識事物的方法，是毛澤東同志對唯物辯證法及其對立統一規律的簡明通俗的表述。

　　毛澤東的“二分法”不僅是戰爭的試金石，也是治理國家的試金石。無論是戰爭、治國綱領和方針政策，改革的目的、方案、制度，是看有利于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還是有利于少數人或少數利益集團。有利于廣大人民群眾的就是好方法，好制度、好政策，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什么提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無論是對人、對事、對人的言行，用“二分法”一看，所站立場一目了然。

　　1941年，當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著作首次出版的時候，已經是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軍政雜志社認為這部著作對抗日戰爭有重要指導意義。毛澤東本人也認為 “對于目前的抗日戰爭還是有用的。 ”　　

　　【毛澤東所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首版（鉛?。┓饷婕鞍凑Z】

　　毛澤東在1941年首次出版（鉛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時附有說明：“這本小書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為當時紅軍必學的教本而寫的，目的在總結內戰的經驗。只完成五章，尚有戰略進攻，戰略轉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許多問題，沒有工夫再寫了。四年來只有油印本，滋應軍政雜志社之請，用鉛印出版，藉供黨內同志們參考。這是一個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條路線的意見，對于目前的抗日戰爭還是有用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著者識。”

　　顯然這部著作所討論的問題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黨內錯誤軍事路線的問題，而是站在人類戰爭歷史的高度，對戰爭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分析。在今天國際風云變幻的當下，從了解戰爭認識戰爭的本質、規律，判斷戰爭的形勢等方面，毛澤東這本著作不僅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同時也是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一、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毛澤東對“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有著深刻入微的剖析。這部著作是正義戰爭戰勝非正義戰爭的理論寶庫，是消滅人類戰爭的銳利武器。

　　讀過毛澤東的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許多人或許與筆者一樣，感受到毛澤東對戰爭的分析，特別是對革命戰爭、中國革命戰爭的分析，對戰爭規律的掌握確實是鞭辟入里。在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指揮三萬紅軍對壘蔣介石的三十多萬大軍的“四渡赤水”戰役，完美地詮釋了毛澤東這些理論的正確性。這部著作雖然過去讀過很多次，還是有常讀常新的感覺。特別是在世界狼煙再起風云變幻的今天，值得我們一讀再讀。因為這部著作全篇充滿了毛澤東獨創的“二分法”的睿智哲學思想。

　　1、毛澤東用“二分法”一刀將“戰爭怪物”這個整體分為“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論著一開頭就從哲學的高度指出戰爭勝負的根本問題是掌握戰爭的規律。而戰略則是戰爭全局的規律。同時用他獨特創立的“二分法”對戰爭這個整體。干脆利落地一刀將戰爭這個怪物“一劈為二”，認為戰爭分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

　　毛澤東早在1935年以前就看透了戰爭的本質，他在“遵義會議”講話中，用他獨創的“二分法”指出：“歷史上的戰爭，只有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類。我們是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的。一切反革命戰爭都是非正義的，一切革命戰爭都是正義的。人類的戰爭生活時代將要由我們之手而結束，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毫無疑義地是屬于最后戰爭的一部分。”（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71頁）

　　毛澤東是從全局的、系統整體性的角度分析和認識戰爭的。正義戰爭必然戰勝非正義戰爭這是毛澤東關于戰爭戰略思想的基本邏輯。毛澤東從上井岡山起，就把“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作為正義戰爭的“LOGO”寫在了革命戰爭的旗幟上。這就是毛澤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理論基礎和理論自信的來源。即使從今天來看，這個論述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無數事實證明，即使發起的非正義戰爭得到了一時的勝利，但最終必然以失敗告終。過去的“日不落帝國”今天只能做些依附、跟班的勾當。一個堂堂正正的國家，只有站在正義戰爭一邊才有可能不會亡國，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才能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毛澤東戰無不勝 [4] 、百戰百勝的奧秘就在于此。

　　毛澤東站在智慧哲學的高度對人類戰爭分析的論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際上超越了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認知。因此，1941年在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總部要求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從內部油印，改為出版鉛印本。這本書對后來的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谷諔馉幍膭倮谝欢ǔ潭壬系靡嬗诿珴蓶|《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及其續篇《論持久戰》對抗日戰爭的理論指導。

　　今天我們中國人一眼就能看出當今的帝國主義發起的“入侵伊拉克戰爭”、“入侵阿富汗戰爭”，包括近年來的“俄烏戰爭”，“巴以戰爭”的最后結局。就是站在毛澤東的觀點看問題的：只有站在正義戰爭一邊的才可能取得勝利。勝利可能有曲折，勝利可能來得晚一些，但戰爭的最后勝利一定在正義一方。近幾百年來，印度的反殖民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亞非拉各國反殖民戰爭都是正義一方最終戰勝非正義戰爭一方的實例。

　　縱觀中國古今的智者的立場，都是站在“道”一邊的，也就是站在正義戰爭一邊的。用毛澤東的戰略思想看戰爭就這么簡單。毛澤東對戰爭的認識沿襲了中國古代哲人老子、孫子的哲學思想。

　　老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什么是“道”？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者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故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有余”（見《道德經》）這就是老子對所生活的封建私有制社會的看法。他認為他生活的封建社會制度是與“天道”背道而馳的。這個觀念深得中國歷代賢能智士的認同。

　　這也就是幾千年來中國歷代反剝削，反壓迫的人民起義都是以“替天行道”為口號喚起農民參加反抗封建統治者的。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站在人類大多數人利益一方，維護人類大多數人利益一方是“有道”的、即“得道”的，是正義的。為少數人，為部分人，為小集團利益而發起的戰爭，替“法西斯”賣力的，為剝削人民、壓迫人民的人得利的就是“無道”的，“失道”的。

　　由“失道”一方發起的戰爭是非正義戰爭，而由于殘酷壓迫剝削人民的統治集團引發的反抗、起義無論它發起的戰爭是先發制人還是后發制人都屬于正義戰爭。正義戰爭必然戰勝非正義戰爭。

　　中國古代軍事家孫武曰：“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吾以此知勝負矣。”孫子看戰爭勝負的眼光是從此五方面著眼。而孫子是把“道”認為是戰爭勝利的第一前提的。他認為“無道”的戰爭是很難取得勝利的。暫時取得了所謂勝利，最終也是要滅亡的。孫子正是從這五個方面來審視戰爭勝負的。

　　今天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著作值得一切發起戰爭的個人和集團認真研讀。無論是正義一方，還是非正義一方。在正義一方可以提振消滅戰爭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心。非正義一方將看出自己必然失敗的原因即茍延殘喘的時間及悲劇性結局，及時認識到認輸、妥協、和談是唯一的正確選擇，否則會敗得更慘。因此，中國人是從來不“拱火”的，從來都要求戰爭雙方坐下來和談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中國執政黨的一貫態度。

　　老子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是正義戰爭必將勝利的最好解釋。戰爭一方如不站在“道”的制高點上，失敗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中國人用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的這一觀點看戰爭的問題，誰勝誰負早已了然于心。

　　有些國家，由于他們沒有民族歷史的傳承，他們目前還不懂得這些道理。他們認為他們的“刀非常鋒利，勝利是志在必得”，但他們卻不懂得中華民族“成敗利鈍” [5] 這個成語的道理。華夏民族古代的能人智士就懂得“鈍勝于利”的道理。馬未都先生曾經詳細地解釋過這個道理，他認為：“兵家內行之人一定會選鈍器，而外行人則會選利器，利器是以刃傷人，而利器則是以力傷人。”即便你拿的是“青龍偃月刀”使不了多久也會“卷刃”，這使人聯想到孫悟空為什么會選一根鐵棒做武器。你就不怕“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古埃”？

　　“道”就是一種“鈍器”，而且是一種碩大的鈍器。因為它是一種正義的化身，是使絕大多數人，獲得公平、安全、自由、平等、利益、地位、榮譽的一種人類公正分配自然資源、政治資源、文化資源、勞動成果的理想制度的總和。這就是“道”的力量。道就是“天地良心”；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總和；道就是“上帝”的意志。毛澤東在他所寫的“愚公移山”中說：“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人民大眾。”因此，在中國歷朝歷代只要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幟和口號。就會有人為此拋頭顱灑熱血。老子在幾千年前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人類迄今以來的封建私有制的制度是違背“天道”的，春秋時期，許多戰爭都是因為違背“天道”而產生的。老子在《道德經》中指出：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而人之道則是損不足而奉有余。毛澤東從軍事戰略的角度認為“正義戰爭一方必然戰勝非正義戰爭一方”正是建立在篤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一哲學思想的理論基礎上的。

　　2、毛澤東用“二分法”一刀將“戰爭怪物”內核劈開為“全局”與“局部”。整體與部分，又稱全局與局部，是一對廣泛使用的辯證法范疇。首先毛澤東認為戰爭是有整體性的，要從全局看問題，不能只看一時一地的成敗。他認為“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性的東西”。毛澤東還指出：“只要有戰爭，就有戰爭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國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個獨立的游擊區、一個大的獨立的作戰方面，也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和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72頁）

　　毛澤東的戰爭思維是超越時空間的系統整體性認知。毛澤東思想除了他獨創的“二分法”外，還具有系統思維 [6] 和系統觀念 [7] 。認為從事物的整體上看，系統有目標性的：如戰爭，是沒完沒了地打下去，還是間歇性發生？毛澤東認為戰爭的目的、目標就是要最終是 消滅戰爭 。系統有結構性、層次性、系統要素相關性等。這與后來他提出的“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的系統相關性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可以根據毛澤東的思維方式，繪成思維導圖：　　

　　【毛澤東關于戰爭認知的思維導圖】

　　錢學森先生非常清楚，毛澤東實際上是自覺地運用了系統科學思維。錢學森先生對毛澤東思想的高看，正是認識到毛澤東對事物的認知是系統的，整體的，全局的，超前的，具有預見性的杰出性思維。因此他才說出了：“拋棄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了的觀點”。錢學森先生完全明白，這些系統整體的先進、科學的思維已經超了當時的時代。

　　毛澤東除把戰爭這個整體分成“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外，還對戰爭系統作了細分。他認為戰爭不僅僅可分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還要看這種戰爭的性質和邊界：如世界的革命戰爭、外國的革命戰爭，中國革命戰爭、國內戰爭、民族戰爭都有不同的特點和規律。

　　我們從毛澤東的認知思維導圖可以看出，毛澤東不是泛泛地研究戰爭，而是用全局的、系統整體的眼光看戰爭，同時又用抽絲剝繭方式直擊問題的核心，排除與當前戰爭無關的事項，在一系列的判斷、定性后，一針見血地挑出所當前進行戰爭形態和范式的規律進行靈活機動的、辯證的應對。

　　毛澤東研究問題不會去研究那些與當前問題無關的東西，那些旁枝末節的東西，而是運用系統思維和系統觀念去分析問題核心，找出應對問題的策略。系統觀念及系統思維其實也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要范疇。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自然界的所有過程都處在一種系統聯系中?？茖W的任務就是以近乎系統的形式描繪出一幅自然界清晰圖畫，用以使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這種聯系，更好地掌握自然界的本質。”顯然毛澤東的系統觀念和系統思維源于對馬列著作的研讀。毛澤東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矛盾論》中還指出：“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310頁）。

　　毛澤東的系統思維方式不但與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相通，同時其系統觀念與貝塔朗菲的《系統論》思想亦有暗合。然而與貝塔朗菲的《系統論》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維納《控制論》、申農《信息論》，都發表于1945年以后，而錢學森先生把“系統論”發展成為“系統科學”還只是20世紀80年代的事。但毛澤東的系統思維及系統觀念，實際上早在1935年遵義會議之前就已形成，其大系統觀念于1937年就出現在他的著作《矛盾論》之中了。

　　毛澤東的這些系統整體性思維與系統論、控制論、信息系統論都有許多不謀而合的地方，雖然毛澤東反對天才論，但他這些系統性認知思想，仿佛是一種時空的穿越，早就完全符合后來貝塔朗菲的一般系統論對事物認識和分析的八大原理，即：整體性、層次性、開放性、目的性、穩定性、突變性、自組織性、相似性原理。從毛澤東親自指揮的近兩百多次戰役、戰斗中我們都可以發現毛澤東自覺運用了系統論原理。我們在讀毛澤東著作中經?？吹剿麑φw性、層次性、階段性等的分析和論述，甚至在整體性方面還深入討論了全局性、發展性、權變性這些方面的內容。在許多著作中還討論了全局與局部的關系、大系統與小系統的關系、整體與結構的關系、要素與要素之間的關系等，很多方面明顯超越了貝塔朗菲系統論的八大原理。

　　毛澤東在研究戰爭規律中，常常有意無意運用到了系統理論的五大規律：即：控制環境（聲東擊西、如二渡赤水時三支部隊偽裝主力佯動）、風險評估（即時權變；如二渡赤水回師黔北的決策）、控制活動（如二渡赤水時的逐日電令）、溝通信息（如重視對敵我情況的掌握 [8] ）、監督與監控（如二占遵義時及時監督一、三軍團的情況，即時提醒當前形勢）。

　　系統理論的八大原理與五大規律，我們都可以從毛澤東指揮“四渡赤水”戰役中得到完全的詮釋（另詳）。

　　同時我們還可以發現毛澤東在實際指揮戰爭的過程中，在系統觀念中，除了這八大原理、五大規律外，他還敏銳地認識到，戰爭不但有整體性和系統性的特質，在實際研究和分析時還要重視其系統整體與各系統（局部）之間關系。戰爭的全局性還要關注政治、經濟、文化的全局性，邊界性、結構相關性、動態的發展性和階段性、時局、時代變化的權變性。

　　第一，在全局性方面：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著作中深刻闡述了全局與局部的關系：“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為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于全局性的東西的。說戰略勝利取決于戰術勝利的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因為這種意見沒有看見戰爭的勝敗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對于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著，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著。下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然而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而獨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有的時候，有些局部破壞了或失敗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響，就是因為這些局部不是對于全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戰爭中有些戰術上或戰役上的失敗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戰爭全局的變壞，就是因為這些失敗不是有決定意義的東西。但若組成戰爭全局的多數戰役失敗了，或有決定意義的某一二個戰役失敗了，全局就立即起變化。這里說的多數戰役和某一二個戰役，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戰爭歷史中有在連戰皆捷之后吃了一個敗仗以至全功盡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后打了一個勝仗因而開展了新局面的。這里說的“連戰皆捷”和“許多敗仗”，都是局部性的，對于全局不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這里說的“一個敗仗”和“一個勝仗”，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所有這些，都在說明關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據情況，照顧部隊和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系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系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和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系問題，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

　　第二，在邊界性方面：毛澤東對戰爭的研究，不是泛泛地研究戰爭，而是定位目前戰爭的性質，再找出其規律，根據這些規律作出應對措施。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著作中認為要明確界定戰爭的邊界，才能對當前的戰爭具有針對性。他指出：“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內進行的，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質。因此，在一般戰爭和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所以，我們應該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也應該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最后，我們還應該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第三，在結構相關性方面：毛澤東認為：“戰略問題，如所謂照顧敵我之間的關系，照顧各個戰役之間或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系，照顧有關全局的（有決定意義的）某些部分，照顧全盤情況中的特點，照顧前后方之間的關系，照顧消耗和補充，作戰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擊和防御，前進和后退，蔭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擊方面和鉗制方面，集中指揮和分散指揮，持久戰和速決戰，陣地戰和運動戰，本軍和友軍，這些兵種和那些兵種，上級和下級，干部和兵員，老兵和新兵，高級干部和下級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紅色區域和白色區域，老區和新區，中心區和邊緣區，熱天和冷天，勝仗和敗仗，大兵團和小兵團，正規軍和游擊隊，消滅敵人和爭取群眾，擴大紅軍和鞏固紅軍，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過去的任務和現在的任務，現在的任務和將來的任務，那種情況下的任務和這種情況下的任務，固定戰線和非固定戰線，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這一歷史階段和那一歷史階段，等等問題的區別和聯系，都是眼睛看不見的東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

　　第四，在發展性方面：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著作中深刻闡述了戰爭的階段性和發展性：著作的第一節的標題，開宗明義就是擇時出：“戰爭規律是發展的。”毛澤東在論著中指出：無論哪種形式戰爭的規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這是用發展的、權變的眼光高瞻遠矚地斷定戰爭的規律是有發展性的。有目的性的。比如他首次提出戰爭的目的就是用正義戰爭消滅戰爭。這種觀點實際上超出了系統理論的“八大原理”和“五大規律”。我們說“曼哈頓計劃”是典型的系統論成果，是“系統工程”的典范。但系統論的原理并不包括發展性、權變性。實際上中國古人很早就發現了“因循守舊”“刻舟求劍”的錯誤。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本著作中，同時還對正義戰爭的目的性作了定位——戰爭的目的是消滅戰爭。毛澤東在談到具體的革命戰爭的戰略中，對于如何研究革命戰爭問題，大刀闊斧地廓清中國革命戰爭的邊界性。這顯然加強了研究戰爭問題的針對性。在指出戰爭規律的發展性的同時，還認為戰爭具有階段性的特質。從而提出了戰爭的階段性和發展性。這正是中國古代孫子兵法（虛實篇）中的“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的軍事思想的進一步探索。

　　在當今，由于科學技術的發展，各種新式武器的發明，其軍事戰略和戰術也是需要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問題的。過去的“冷兵囂時代”“準冷兵器時代”的一些戰術，甚至戰略也要關注一些新的變化。如“海灣戰爭”的一些戰術和戰法是在新式武器、激光武器、運輸手段、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新情況下發生的。毛澤東指出：“戰爭規律是發展的。”這就是提醒我們需要“敵變我變”的軍事戰略思維。

　　第六，在權變性方面：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著作中深刻闡述了戰爭權變性，同時把戰爭作了系統的細分。他認為革命戰爭、外國的革命戰爭，中國革命戰爭、國內戰爭、民族戰爭都有不同的特點和規律。同時對于革命戰爭還用“二分法”分出了一般戰爭與特殊戰爭的規律，指出了在中國特殊環境下的戰爭不同于外國的戰爭（如俄國革命），也不同于過去的革命戰爭（如北伐戰爭）。

　　毛澤東認為，戰爭規律、原則、范式、兵法的內容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是會隨著時代、時間、階段發展和變化的。這些認為事物（當然包括戰爭）的發展性、階段性變化的權變性思維認知，與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與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是完全相通的。

　　由于戰爭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毛澤東指出，過去的經驗、外國的經驗不能呆板、機械地套用。由此提出了戰爭規律的發展性決定了對戰爭規律認識的權變性。所謂權變性，即是用函數思維方式認識事物。即函數F（x）=Y的認識事物發展的方式。其邏輯思想就是（如果—那么)。比如毛澤東關于運動戰的十六字方針“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就明確地表示了這樣的思想。

　　在中國古代把這種思維方式叫做“通權達變”。即敵我雙方的五種變化：“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的變化，必將引起應博弈一方戰略、戰術的變化。這正是人類認識世界事物發展規律的高級智能方式。在今天的計算機中，在人工智能中就充滿了這種（如果——那么）的邏輯程序。

　　毛澤東還認為戰爭不僅有一般性還有特殊性。由于戰爭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毛澤東指出，過去的經驗、外國的經驗不能呆板、機械地套用。毛澤東指出：“我們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著反動的中國政府或反動的中國軍事學校出版的那些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照抄來用，絲毫也不變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69頁）

　　孫武在《孫子兵法·勢篇》中指出：“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孫武認為，戰爭規律、原則、范式不是一成不變的，戰爭的手段、兵法、計謀、原則、戰略等并非依模畫樣，是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權變和變通的。有如音樂中的音階，又有如畫家的色彩，廚師的五味，需要按一定的方法和原則進行組合、配伍才能達到其目的。

　　3、毛澤東用“二分法”一刀將對“戰爭怪物”的認識分為戰爭“靜止的，教條式、呆板意識”及“辯證、發展權變意識”。毛澤東認為：戰爭規律的發展性決定了對戰爭規律認識的權變性。所謂權變性，即是用函數思維方式認識事物。即函數F（x）=Y的認識事物發展的方式。其邏輯思想就是（如果—那么)。函數式的思維方式并不是深不可測的。用中國老百姓的話說就是“問稱要”。中國的老百姓都懂。“權變”指的就是使“秤砣”的移動達到平衡。“不平則鳴”指的就是違背了“天道”的緣故。“替天行道”就是“高者削之，不足者補之”。

　　毛澤東站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思想高度，指出各種靜止的，僵化的，呆板的“形而上學” [9] 的錯誤認識。毛澤東指出：“過去的革命戰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十五年的革命和戰爭，已經鍛煉出來這樣一條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了。”（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73頁）

　　毛澤東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指出：“正確地規定戰略方向，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御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卻又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和戰略的速決戰，承認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反對固定的作戰線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運動戰；反對擊潰戰，承認殲滅戰；反對戰略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大后方制度，承認小后方制度；反對絕對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對的集中指揮；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主義 [10] ，承認紅軍是中國革命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反對土匪主義 [11] ，承認嚴肅的政治紀律；反對軍閥主義，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權的軍事紀律；反對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承認正確的干部政策；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73頁）

　　這顯然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思想。這不僅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的范例，也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與中國現代革命意識的深層融合。

　　毛澤東在這本著作中同時還對正義戰爭的目的性作了定位——戰爭的目的是消滅戰爭。毛澤東在談到具體的革命戰爭的戰略中，對于如何研究革命戰爭問題，大刀闊斧地廓清中國革命戰爭的邊界性。這顯然加強了研究戰爭問題的針對性。在指出戰爭規律的發展性的同時，還認為戰爭具有階段性的特質。

　　毛澤東指出：“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和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并指出。“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72頁）

　　4、毛澤東用“二分法”一刀將對“戰爭怪物”的認識分為對戰爭“教條、呆板意識”及“辯證、發展意識”。毛澤東站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思想高度，指出各種僵化的呆板的“形而上學” [12] 的錯誤認識。同時提出：“正確地規定戰略方向，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御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卻又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和戰略的速決戰，承認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反對固定的作戰線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線和運動戰；反對擊潰戰，承認殲滅戰；反對戰略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大后方制度，承認小后方制度；反對絕對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對的集中指揮；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主義 [13] ，承認紅軍是中國革命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反對土匪主義 [14] ，承認嚴肅的政治紀律；反對軍閥主義，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權的軍事紀律；反對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干部政策，承認正確的干部政策；反對孤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這顯然是受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的影響。這不僅是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的結合的范例，也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與中國現代革命意識的深層融合。

　　5、毛澤東用“二分法”一刀將“戰爭怪物”性質和特點分剖為“一般革命戰爭”和“特殊的革命戰爭”。進而認為：“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著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毛澤東的觀點認為，由于時間、地域、形勢、對象不同，不能生搬硬套地運用過去的經驗以及國外革命戰爭中的經驗。 毛澤東這篇對第二次國內斗爭的經驗與教訓的總結講話，對黨內錯誤軍事路線斗爭的檄文，實際上超越了糾正黨內錯誤軍事路線及取勝國內戰爭的范疇，在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也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正式鉛印出版時，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對毛澤東的這部著作有一個說明：“毛澤東同志的這部著作是為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經驗而寫的。……這是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個路線的意見。對于這個路線上的爭論，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的遵義會議作出了結論?？隙嗣珴蓶|同志的意見，而否定了錯誤路線的意見。對于目前的抗日戰爭還是有用的”（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68頁注釋）。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與當年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出版時的第一版略有些不同。首版中有詳細描述從第一次到五次反“圍剿”時的形勢插圖：　　

　　今天我們重讀這部著作，我們發現關于戰爭本質、規律的認識，正是毛主席的得意之作——指揮紅軍“四渡赤水”的理論依據。這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指路明燈，至今仍然閃耀著智慧的光芒。顯然，毛澤東關于戰爭規律的系統論述，也是世界正義戰爭的指路明燈。

　　6、毛澤東用“二分法”一刀將“戰爭怪物”內核劈開為“進攻”和“防御”。“圍剿”和“反圍剿”是進攻和防御一種特殊形式。所謂“圍剿”是同一個國家內的一個軍事集團對另一個軍事集團的包圍以求消滅之，通常是一個強勢軍事集團對另一個相對弱勢軍事集團的包圍，并限制其物質、能量、信息的輸入與輸出。而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的開戰則屬于“侵略與反侵略”（關于侵略與反侵略，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續篇《論持久戰》中有更為精辟的論述）。“圍剿”與一個國家侵略另一個國家的進攻和防御不同，其邊界限定在一定范圍。無論是“圍剿”與反“圍剿”都有防御與進攻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敵人的“圍剿”和紅軍的反“圍剿”，互相采用進攻和防御這兩種戰斗的形式，這是和古今中外的戰爭沒有兩樣的。然而中國內戰的特點，則在二者的長期的反復。在一次“圍剿”中，敵人以進攻反對紅軍的防御，紅軍以防御反對敵人的進攻，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一個階段。敵人以防御反對紅軍的進攻，紅軍以進攻反對敵人的防御，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二個階段。任何的“圍剿”，都是包括這兩個階段的，而且是長期地反復的。”（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92頁）

　　毛澤東認為無論在正義戰爭還是非正義戰爭中，無外乎“進攻”和“防御”兩個階段。在正義戰爭中，又有各國反帝反封建戰爭、各國革命戰爭，在中國則有中國革命戰爭。同時指出這些戰爭的特點和規律是不同的。

　　不懂得這些規律是難于取得勝利的。無論是“防御”還是“進攻”，其核心策略是要審時度勢懂得進退。毛澤東對防御提出了“積極防御”的概念。認為“積極防御”不只是所謂“拒敵人于國門之外”，而包括“誘敵深入、適時反攻”而不只是“逃避退躲”。進攻也不是冒險。無論是防御還是進攻都要懂得適時進退。

　　孫子曰：“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令)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令)之退，是謂‘縻軍’”；認為這是“亂軍引勝”之謂。顯然孫武認為：只有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弱小一方在力量對比懸殊，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特別是沒有最廣大人民的支持下，貿然行動顯然屬于“不可以進，而令之進”的軍事戰略錯誤。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這部著作中舉出了當時的例子：“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線時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國內戰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國內戰發展中“圍剿”又“圍剿”、打破又打破的這種長期反復的規律，因此在紅軍還幼小的時代就命令紅軍去打武漢，命令全國舉行武裝起義，企圖使全國革命迅速勝利。這就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193頁）

　　“圍剿”的方式又可分為“有后方的戰爭”和“無后方的戰爭”。有后方的戰爭是在敵人占領絕對優勢的情形下，對固定區域（即根據地）的包圍屬于“圍剿”；而在戰爭期間對無固定區域即無根據地的情況下屬于“包圍”。在與有根據地的反“圍剿”戰略是不同的。第五次反“圍剿”時紅軍的“西征”顯然屬于無后方依托的戰爭。蔣介石曾經對紅軍實施過多次“包圍”（蔣介石稱“會剿”或“追剿”如通道會議時的“黔桂邊境會剿”、紅軍一渡赤水之前的“川江南岸會剿”“二占遵義”時的“遵義會剿”）。毛澤東非常清楚這種所謂“會剿”只是一種包圍，用運動戰即可破解。蔣介石則不懂得這種“包圍”是與在根據地“圍剿”紅軍是不同的。所以蔣介石在指揮“黔桂邊境會剿”“魯班場之戰”妄圖沿用第五次“圍剿”用的“堡壘戰術”消滅紅軍。毛澤東知道這種“堡壘戰術”是沒有用的，因為紅軍長征時紅軍面臨的是“無后方根據地的戰爭”，只要用“運動戰”即可破解。

　　用運動戰破解蔣介石的“堡壘戰術”，雖然也要避免硬懟，但不能用逃跑來躲避。運動戰是主動調動敵人，而躲避則屬于被動的逃跑主義。運動戰需要調動敵人，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以遲滯敵人的包圍。被動的逃跑主義只考慮防御、退卻、避讓。運動戰則還需要考慮在防御、退卻時候的反攻。因此魯班場之戰是毛澤東指揮主動發起的“以攻為守”之戰，目的是掩護“中央縱隊”順利“三渡赤水”。

　　顯然毛澤東百戰百勝、戰無不勝的奧秘就在于此 [15] 。毛澤東站在智慧哲學的高度對人類戰爭分析的論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際上超越了以往對中國革命戰爭的認知。因此，1941年在抗日戰爭期間，八路軍總部又專門要求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從內部油印改為出版鉛印本，以武裝各級指揮員的頭腦。

　　二、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教訓

　　我們知道，“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種爭論而由黎平政治局會議所決定的。這個會議的目的是：（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當著紅軍占領遵義以后政治局擴大會議即行開幕。”（見解放軍出版社《紅軍長征·文獻》第229頁）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是有準備的發言，從歷史文獻看，主要分三個部分，依次是：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的教訓”。二是總結第一次至第四次在蘇區反“圍剿”的經驗；三是從理論上批判以博古、李德為首的錯誤軍事路線。

　　伍修權在文章中說：“他（毛澤東）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用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觀點。”

　　毛澤東指出：第五次反“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卻，原因在于對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都不注意，實在是一種魯莽滅裂的干法。 ”同時認為：第五次反“圍剿”時，“干部的意見開頭是繼續軍事冒險主義反對誘敵深入的觀點，后來是變成了軍事保守主義。”“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后，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213頁）

　　毛澤東指出：“依戰略的性質說，也可以說井岡山時期至第四次‘圍剿’時期為一階段，第五次‘圍剿’時期為又一階段，長征至今為第三階段。” 由于“湘江之戰”在博古、李德錯誤的軍事路線指揮下，紅軍犧牲了5萬多名戰士。在其他中央領導、各軍團指戰員非常憤怒的情況下，在博古把錯誤路線帶來的結果歸咎于敵人強大的論調出來后，毛澤東立即對錯誤軍事路線的實質提出了批評意見。這個意見就是“第五次反‘圍剿’的教訓”。（具體內容見“遵義會議決議”。關于遵義會議那38個小時 [16] 中，毛澤東講話的順序、時段、內容考證另文詳述。）

　　毛澤東的講話從邏輯上來說應該是從“長征至今”的第三階段開始。面對犧牲5萬多紅軍戰士，與會人員悲痛、憤怒的心情都是一樣的。李德在他撰寫的《中國記事》一文中說：“遵義《決議》的內容就是以后經過編者修改的毛澤東的講話原稿，毛把這個稿子也用來作為1936—1937年在紅軍軍事學院講課的基礎，并且在以后的文章里，特別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應用了這個原稿。”（見《中國記事》第144頁)

　　據此我們根據陳云關于“遵義會議計劃討論內容”知道，第一議題是研究下一步怎么辦，是堅持黎平會議決議在遵義建立根據地，還是北渡長江與四方面軍匯合？經過會議討論決定放棄在遵義建立根據地的計劃，由劉伯承、聶榮臻擬定入川計劃，即后來的《中革軍委關于渡江的計劃》。第二議題則是“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

　　關于第一議題的討論。因為遵義城無險可守，并且中央軍已經從貴陽分兩路直逼遵義快過烏江了，而紅軍立足未穩，建立根據地幾乎無可能，所以討論的時間不會太長。最多一個小時，應該可以達成一致意見。

　　關于第二議題的討論。首先由博古作《關于反五次“圍剿”總結的報告》，其次是周恩來作《關于反五次“圍剿”軍事問題的副報告》，然后是毛澤東作長篇發言。過去我們一直以為，周恩來的報告結束后就是張聞天作《關于反對第五次反“圍剿”總結的報告》（俗稱“反報告”）。但一直有人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在這短短的時間之內，張聞天如何那么快速地起草了“反報告”？從李德的記載看來，實際上周恩來的報告結束后，緊接著就是毛澤東的長篇發言。其間抑或有人插話也并不會很長。

　　從第二議題看，博古和周恩來的兩個報告的時間不會超過二個小時。也就是說會議在1月7日19時開始，到21時左右就可以結束。接著毛澤東講話一直講到天亮？顯然，洛甫（張聞天）作“反報告”的時間應該是在毛澤東長篇發言結束或告一個段落之后，也可能是8號下午或晚上（這個細節非常重要）。根據李德的記載，張聞天運用了毛的講話，這就能說得通，張聞天雖然當時也是軍委委員，但對許多“反圍剿”時的戰爭細節不可能很清楚，他是完全可能根據毛澤東的手稿起草“遵義會議決議”的。也就是說張聞天擬“反報告”是有時間的，用毛澤東的手稿擬定“反報告”不存在時間問題及邏輯問題，甚至張聞天請毛澤東最后修訂報告都是有時間、有可能的。因為1月8日整天有24個小時。張聞天的報告結束后，大家發表贊成或反對意見顯然就算通過了。

　　比較“遵義會議決議”與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第五章，我們會發現許多觀點、細節顯然來源于毛澤東的原稿。

　　張聞天作的“反報告”這個時間也不會很長。第二個晚上會開到天亮，會議內容是什么呢？顯然，應該是毛澤東根據會議的要求談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圍剿”的經驗，其間當然會涉及一些軍事理論問題。

　　（一） 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路線錯誤

　　關于五次反“圍剿”。毛澤東對錯誤軍事路線的第五次反“圍剿”的批判是嚴厲的，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第一版出版以前，書中是帶有當時戰況的形勢圖。由于一段時間以來，許多文獻都沒有詳細的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具體的資料。這里有必要回溯當時的情況。

　　1933年9月底，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來到瑞金。他完全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只是搬用蘇聯紅軍正規戰爭的經驗，臨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博古對李德十分信賴和支持。他們實際上是這次反“圍剿”的最高軍事指揮者。他們廢棄過去幾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而實行軍事冒險主義的方針，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即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以外戰勝敵人。

　　1933年9月下旬，國民黨軍北路軍開始進攻中央根據地，28日占領黎川。博古、李德等震驚于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紅軍主力北上應敵。紅軍主力在洵口與敵遭遇，打了一個勝仗。博古、李德貿然命令紅軍向敵軍已修筑堅固陣地的硝石、資溪橋等地進攻，結果連戰不利。

　　到11月中旬，紅軍連續作戰近兩個月，不僅沒有能在敵占區或敵我交界區打敗敵人，反而因輾轉于敵軍的主力和堡壘之間，遭到很大損失，陷于被動地位。紅軍在北線進攻作戰中遭受幾次挫折以后，臨時中央領導人即由軍事冒險主義轉變為軍事保守主義。他們采取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和“短促突擊”的戰術 [17] ，強令裝備很差的紅軍同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國民黨軍隊打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同敵人拼消耗。毛澤東向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等害怕丟失根據地，不敢實行向敵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針，拒絕采納上述意見，要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

　　正值前方紅軍鏖戰之際，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統一前后方指揮為名，建議并經臨時中央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的名義和組織，將“前方總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軍委機關。按照這個決定，朱德、周恩來被調回后方。中央根據地的紅軍各軍團和其他獨立師、團直接由中革軍委指揮作戰。通過這一措施，李德進一步控制了軍事指揮權。1934年1月，紅一方面軍總部與中革軍委合并，紅一方面軍再次稱中央紅軍。

　　1934年1月中旬，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博古主持會議并作報告，將“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

　　第一，不顧敵強我弱和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的不利形勢，照搬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執委會決議，判斷“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極力夸大革命形勢，認為第五次反“圍剿”的斗爭，將決定中國“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并斷定這個問題將會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內得到解決。

　　第二，宣稱“在我們已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共產黨的基本任務”。

　　第三，主張集中火力反對中間派別，在反帝運動和工人運動中只搞下層統一戰線。

　　第四，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等口號下，在黨內和紅軍內繼續推行宗派主義的過火斗爭和打擊政策。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產生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為中央主要領導人。

　　“左”傾錯誤的進一步發展，使得紅軍在反“圍剿”中只能繼續執行前一段的錯誤的戰略戰術，從而在蔣介石重新發動的進攻面前遭到更為嚴重的損失。

　　蔣介石在打敗第十九路軍之后，重新集中兵力從東、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據地中心區逐步推進，同時命令粵軍在南面對紅軍實行防堵。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戰術，紅軍分兵把口，處處設防，用“土堡壘”去對付敵人的飛機大炮，并且經常輕率地以主力對敵軍的堡壘陣地發動進攻，舍棄自己擅長的運動戰和游擊戰戰術，而去同強敵拼消耗。結果是敵人步步推進，紅軍節節抵御，屢次遭受嚴重損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力量進攻廣昌。毛澤東和張聞天都不主張進行廣昌保衛戰，但李德不采納他們的正確意見。博古、李德等命令紅軍主力保衛并不利于堅守的廣昌，同敵人進行“決戰”。從4月10日開始，國民黨軍隊向廣昌發動進攻。參加保衛戰的紅一、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第十三師等部英勇奮戰，堅守陣地，付出很大犧牲。4月27日，國民黨軍隊集中10個師的兵力，在飛機、大炮的支援下會攻廣昌。紅軍各部隊依托陣地，打退敵軍多次進攻，并實施“短促突陸”戰術，但未能擺脫被動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棄堅守廣昌的計劃，命令紅軍撤離廣昌。4月28日，紅軍退出廣昌。廣昌保衛戰是紅軍歷史上最典型的陣地戰、消耗戰，使紅軍遭受重大傷亡。在歷時18天的戰斗中，紅軍斃傷俘敵2600余人，而自身傷亡高達5000余人。這對以后紅軍的作戰，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國民黨軍隊占領廣昌后，分兵向根據地中心興國、寧都、石城等地突進，紅軍又奉命實行“六路分兵”“全線防御”，結果進一步陷于被動局面。

　　廣昌失守后，根據地日益縮小，軍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國民黨軍隊調整部署，加緊對根據地中心地區的“圍剿”，紅軍雖經頑強抵抗，但節節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根據地僅存瑞金、會昌、雩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在這種情況下，紅軍只能被迫撤離中央根據地了。（資料來源：《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從戰略、戰術的角度指出：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這個錯誤使得土地革命戰爭受到了極端嚴重的損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不能戰勝敵人反而喪失了根據地削弱了紅軍的結果。”

　　（2）“和輕敵者相反，人們太看重了敵人，太看輕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卻方針，精神上同樣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裝。其結果或者是游擊隊失敗，或者是紅軍的某些戰役失敗，或者是根據地喪失。喪失根據地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喪失了江西中央根據地。這里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御，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后方打去的進攻，也不敢大膽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喪失了整個根據地。”

　?。?）“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后，當福建事變出現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臺。”

　　（4） “第五次反‘圍剿’時，采取了相反的方針，實際上是幫助敵人達到了他們的目的。殲滅戰和集中優勢兵力、采取包圍迂回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后者，就沒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敵、出其不意等條件，都是達到殲滅目的所不可缺少的。擊潰有意義，乃至讓敵逃去有意義，只是對于全戰斗或全戰役中我軍主力對確定之敵舉行殲滅性的作戰而說的，否則便沒有什么意義。這又是一種有所失對有所得而有意義的場合。我們建立軍事工業，須使之不助長依賴性。我們的基本方針是依賴帝國主義和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并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送來。這是真理，并不是笑話。”

　　這是毛澤東從戰略上批評軍事路線的角度指出產生錯誤的原因。同時他還結合當時的實際從戰術上對錯誤的軍事路線進行深刻的揭露：

　　（1）“五次反‘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卻，原因在于對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都不注意，實在是一種魯莽滅裂的干法。”

　　（2）“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不愿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亞 [18] 的打硬仗，也得到喪失全國的結果，雖然阿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這一點。”

　?。?）“第五次反‘圍剿’中，則謂我退一步，敵之堡壘推進一步，根據地日蹙而無法恢復。如果說誘敵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么在堡壘主義的第五次‘圍剿’是無用的。對付第五次‘圍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擊的方法?；卮疬@些意見是容易的，我們的歷史已經回答了。關于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喪失是破壞，而其取得是進步的建設。

　?。?）“第五次反‘圍剿’時全不知初戰關系之大，震驚于黎川一城之失，從挽救的企圖出發，北上就敵，于洵口不預期遭遇戰勝利（消滅敵一個師）之后，卻不把此戰看作第一戰，不看此戰所必然引起的變化，而貿然進攻不可必勝的硝石。開腳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真是最蠢最壞的打法。”

　?。?）“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圍剿’時，發展到了極點。‘六路分兵’，‘全線抵御’，以為可以制敵，結果為敵所制，原因在于懼怕喪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個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鉗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損失。然而這是暫時的局部的損失，其代價是突擊方向取得了勝利。突擊方向勝利了，鉗制方向的損失就可以恢復了。”

　?。?）“第五次‘圍剿’，敵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前進，首先占領了黎川。我卻企圖恢復黎川，御敵于根據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之硝石。一戰不勝，又打其東南之資溪橋，也是敵之鞏固陣地和白區，又不勝。爾后輾轉尋戰于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終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　　

　　毛澤東從本質上揭示了這種戰略錯誤的根源：“這種錯誤，往往有一種‘左’傾輕敵的錯誤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進攻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主義，正是后來在對付敵人第五次‘圍剿’中采取消極防御路線的根源。”

　　毛澤東認為：“‘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御敵于國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壇壇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后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后，則是大規模搬家。并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無疑的，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依次變為拼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見晉察冀邊區出版社《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205頁）

　　第五次反“圍剿”的第三個階段指長征到遵義會議期間。以博古、李德為代表的錯誤軍事路線帶來血戰湘江以犧牲5萬多紅軍戰士的生命代價。使中共中央領導者們認識到毛澤東的意見的正確性，認識到博古李德錯誤軍事路線帶來的惡果，認識到“三人團”獨斷專行，不聽正確意見頑固堅持錯誤軍事路線必將斷送中國革命成果。

　　毛澤東之所以在遵義會議上能夠理直氣壯地對錯誤軍事路線提出批評，是因為毛澤東不是“事后諸葛亮”。無論在第五次反“圍剿”之時，還是在長征中，毛澤東一直向博古、李德提出正確的建議。早在湘江血戰之前，毛澤東曾經從紅軍過瀟水起，就三次向“三人團”提出建議。

　　第一次提出建議：不要向文明司前進，不要在坪石過粵漢鐵路，不要取宜章，臨武，而應該向白越諸廣山，沿耒水在水口山一帶休整，回到永豐、藍田、寶慶等地擺開戰場。消滅圍剿之敵。

　　第二次提出建議：紅軍主力不要過瀟水，不要進道縣、江華，沿瀟水東岸經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鋪。應向東北攻祁陽，避開桂軍，在寶慶一帶與敵決戰。

　　第三次提出建議：往瀟水西岸北上，攻柏橋鋪、漁壽灣、華江鋪、雙牌、富家橋、再向西攻零陵，過汀江向北取冷水灘，越過湘桂鐵路，進軍寶慶然后誘敵決戰。

　　同時彭德懷的一次建議也沒有被“三人團”采納。在湖南境內，毛澤東建議采納彭德懷提出的由三軍團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逼長沙，然后紅軍全面向淑浦、辰溪、沅陵一帶創造戰場。彭德懷的建議如石沉大海，故有湘江慘劇。

　　因此，毛澤東對“三人團”的瞎指揮的指責、批評是理直氣壯的。毛澤東發言的第一個部分必定是談第五次反“圍剿”錯誤軍事路線存在的問題。

　　（二） 關于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圍剿”的經驗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全面陳述了四次反“圍剿”的經驗：對于第一，二、三、四次“圍剿”，我們的方針都是殲滅戰。每次殲滅的敵人對于全敵不過是一部分，然而“圍剿”是打破了。毛澤東領導的第一次至第三次反“圍剿”，是在有根據地的情況下取得的反“圍剿”的勝利。主要是采取了“誘敵深入、待機反擊”的作戰方針。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前期毛澤東參與策劃，寧都會議后毛澤東被解除了紅軍總政委的職務，是周恩來、朱德等運用和發展以往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從實際出發，沒有機械地執行蘇區中央局進攻南豐的命令的結果。

　　關于第一次反“圍剿”情況：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一九二九年七月，駐贛、閩、粵三省的國民黨軍隊對紅四軍和閩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紅四軍前委決定：以第一縱隊和第四縱隊留閩西堅持游擊戰爭，軍部率領第二、第三兩縱隊出擊閩中。九月，出擊閩中的紅四軍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難，遂回師閩西，先后殲滅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敵軍。同時，第一，第四縱隊在中共閩西特委的領導下，和廣大群眾武裝一起，開展游擊戰爭，迫使贛敵退守長汀、連城，粵敵退守永定。第一次圍剿至此被粉碎。”

　　在遵義會議上的講話，因為聽眾對五次反“圍剿”的情況是非常熟悉的，所以毛澤東只是點到各次反“圍剿”時期的經驗與教訓。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或許并不了解當時的情況，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各次反“圍剿”的勝利情況及成就作大致的描述。（本文采用的文獻資料為：《中國共產黨黨史》及《紅軍舉世罕見的二十大戰役》）　　

　　【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形勢圖（右為《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首版原圖）】

　　第一次反“圍剿”是紅一方面軍在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轉變過程中進行的第一個戰略性戰役。在反“圍剿”作戰中，紅一方面軍依靠蘇區人民，充分利用蘇區的有利條件，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分散敵人，削弱敵人，促成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變化，然后集中兵力，抓住戰機，實施反攻，各個殲滅敵人，粉碎敵人的“圍剿”。在蘇區人民支援下，共斃傷俘敵1.5萬人，繳獲各種武器1.2萬余件，包括大量的步槍、輕重機槍、各種火炮以及彈藥、無線電臺等武器裝備。取得了反“圍剿”的重要經驗，使中央蘇區得到鞏固與擴大。

　　曾任國民黨華中軍政長官的白崇禧 [19] ，他認為這次戰役失敗的原因是：一是輕敵，我方在三路軍尚未集齊前，便下達攻擊令，所以造成全師覆滅之悲劇。二是共軍戰術是總體戰，我軍則是純軍事戰，我軍墨守成規，以舊式戰術對新式戰術，其優劣勝敗不問而知。（資料來源見《紅軍舉世罕見的二十大戰役》第90頁）

　　第二次反“圍剿”情況：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一九三〇年一月初，贛、閩、粵三省的國民黨軍隊又以十四個團的兵力分七路‘圍剿’閩西的紅軍。為粉碎敵人的‘圍剿’，紅四軍前委決定挺進江西，出擊‘圍剿’軍的主力江西敵軍的后方。江西敵軍倉皇回兵自救，福建敵軍因內部沖突也從閩西撤走。這樣，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很快也被打破。”　　

　　【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形勢圖（右為《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首版原圖）】

　　第二次反“圍剿”是毛澤東指揮紅軍“以弱勝強”的著名戰役。1931年4月國民黨以20萬大軍 [20] 分四路向中央蘇區進攻。1931年5月16日 至5月31日，毛澤東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在蘇區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和地方武裝、赤衛軍、少先隊的緊密配合下，集中兵力，連續作戰，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廣昌、建寧5個勝仗，共殲國民黨軍3萬余人，繳獲各種槍2萬余支（挺)，炮30門，電臺7部，以及彈藥、糧食、西藥等大量軍用物資，并占領贛東、閩西北廣大地區，鞏固和擴大了中央蘇區，進一步取得了反“圍剿”的經驗。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打得痛快淋漓。毛澤東用兵700里橫掃敵軍，生動地反映了紅軍打運動戰的鮮明特點。這種大步前進、大步后退的運動戰，毛澤東用極簡單的話概括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彭德懷在回憶第二次反“圍剿”時所說：此役一勝，勢如破竹，從西向東逐次擊破，最后一役是在建寧殲滅劉和鼎師。15天橫掃700里，3.5萬紅軍，擊破20萬白軍，是以弱勝強、各個擊破敵人之典范，內線和外線相結合之典范，創造了紅軍戰爭之軍事辯證法。（資料來源見《紅軍舉世罕見的二十大戰役》第110頁）

　　第三次反“圍剿”情況：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擔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任前線總司令，其指揮部均駐南昌。下轄：左翼集團軍，何應欽兼任總司令；右翼集團軍，陳銘樞任總司令，駐吉安；預備軍，衛立煌任總指揮，駐臨川。第三次‘圍剿’時，紅一方面軍打上官云相師、郝夢齡師、毛炳文師，三個勝仗共殲敵一萬余人，繳槍六千多支。”　　

　　【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形勢圖（右為《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首版原圖）】

　　第三次反“圍剿”時，紅一方面軍在蘇區人民群眾和地方武裝的支援、配合下，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往返穿插于國民黨軍重兵集團之間，避強擊弱，速戰速決，取得了共殲國民黨軍17個團3萬余人，其中俘1.8萬余人，繳獲長短槍1.5萬余支、機槍175挺、迫擊炮55門、電臺6部的重大勝利，鞏固和擴大了中央蘇區。經過這次反“圍剿”作戰，紅軍的全部作戰原則基本形成。此次戰役充分發揮了毛澤東靈活機動之戰略戰術方針。3個月的艱苦奮斗，戰勝了10倍之敵。以相對劣勢裝備和絕對劣勢兵力，無后方接濟的作戰，取得了偉大勝利，粉碎敵人的“圍剿”，創造了古今中外沒有過的一套嶄新的戰略戰術，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武庫中毛澤東軍事辯證法的新發展。蔣介石不得不承認：“剿匪之難，甚于大戰。蓋彼利用地形之熟識，與民眾之脅從，避實就虛，隨心所欲為；而官兵則來往追逐，疲于奔命矣。”

　　中央蘇區第一次至第三次反“圍剿”的經驗就是“采用誘敵深入，適時適地打殲滅戰”的辦法。用“運動戰、游擊戰”的辦法。這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上，在紅色影視作品中都有詳細的演繹。但第四次反“圍剿”的情況就比較特殊一些。（資料來源見《紅軍舉世罕見的二十大戰役》第130頁）

　　第四次反“圍剿”情況： 第四次反“圍剿” 于1932年5月開始 ，蔣介石在準備對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發動“圍剿”時，已組成以何應欽為首的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指揮江西、廣東、福建、湖南的國民黨軍隊牽制中央根據地紅軍的力量，為大舉進攻中央根據地做準備。這時，國民黨軍陳濟棠部以三個師的兵力從廣東北犯，贛南根據地受到嚴重威脅?！　?/p>

　　【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形勢圖（右為《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首版原圖）】

　　1932年6月5日，臨時中央發布軍事訓令，指示“一、五軍團主力應先與河西三軍團相呼應解決入贛粵敵”，然后再沿贛江北上，進占贛州以及南昌等中心城市。6月下旬，紅一、紅五軍團和紅三軍團先后回到信豐西南和大庾東北地區，并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7月初，經過南雄、水口戰役，打擊了入贛粵軍的氣焰，基本穩定了中央根據地的南翼。8月上旬，紅一方面軍陸續北進到達興國及其附近地區。8月8日，毛澤東重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同日，中革軍委下達攻占樂安、宜黃戰役的軍事訓令。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的直接指揮下，于8月17日克樂安，20日再克宜黃，兩戰兩勝，取得殲敵約三個旅、俘敵5000余人的重大勝利。9月26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發出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對反“圍剿”作了部署：軍事行動的重點是在南豐以西，宜黃、樂安以南的地區；紅軍的主要任務是消滅這些地區的敵軍的據點，建立和擴大這些地區的游擊隊，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以備戰姿態布置戰場。

　　但蘇區中央局立即指責這個訓令“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是“極危險的布置”，強令紅一方面軍停止執行。為了解決紅軍行動方針的分歧，蘇區中央局于10月上旬在江西寧都小源舉行全體會議（即寧都會議)。會議要求紅軍以進攻戰略粉碎敵之大舉進攻，進而奪取中心城市，實現江西及鄰近省區的首先勝利。會議主要對毛澤東和他在紅軍中實行的戰略戰術進行了錯誤的批評和指責。毛澤東領導紅軍在歷次反“圍剿”中實行的“誘敵深入”的方針，被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毛澤東在當年3月江口會議上提出的向贛東北方向發展的主張，被指責為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他對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急于進攻中心城市的錯誤戰略方針所提出的批評，被指責為“否認過去勝利成績”和“不尊重黨領導機關”。會議還把紅一方面軍9月26日的軍事訓令說成是“純粹防御路線”，是“以準備為中心的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方針。會議在毛澤東是否繼續留在前方指揮作戰問題上發生尖銳的意見分歧。周恩來主張讓毛澤東繼續留在前線，朱德、王稼祥也表示不同意解除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但這種意見未被會議接受。由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毛澤東堅決不同意由他“負指揮戰爭全責”。會議通過周恩來的提議，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同時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會后不久，臨時中央先以要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名義把他調回后方，接著撤銷了他所擔任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決定這一職務由周恩來兼任。寧都會議后，紅一方面軍在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的指揮下，從10月開始，發動建寧、黎川、泰寧戰役，開辟建黎泰根據地，為以后的反“圍剿”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隨后，又進行金溪、資溪戰役。

　　1932年底，國民黨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部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軍，開始對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發動第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2月12日，紅軍攻南豐城，激戰一夜，傷亡400多人。當發覺敵軍主力馳援南豐時，周恩來、朱德于2月13日即把對南豐的強攻改為佯攻，留一部分兵力迷惑敵軍，主力秘密而迅速地轉移到敵前進的右翼宜黃南部，待機殲敵。2月26日，國民黨軍隊向黃陂推進，進入紅軍伏擊圈。紅軍出敵不意，集中優勢兵力予以各個擊破。經過2月28日和3月1日的兩次激戰，國民黨軍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師幾乎全部被殲，兩師師長李明、陳時驥被俘。接著，國民黨軍隊又調集兵力直撲廣昌，尋找紅軍主力決戰。3月21日，紅軍在草臺崗又殲敵近一個師。黃陂、草臺崗兩戰共殲敵三個師，俘敵1萬余人，繳槍1萬余支。大批新式裝備以及大量子彈和電臺等軍用物資，使中央紅軍得到進一步發展壯大，紅軍的武器裝備得到了較大的改善，有的連隊還裝備了當時還不多見的輕機槍。中央根據地同閨浙贛革命根據地連成了片。（資料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

　　“在這次戰役中，朱德、周恩來運用和發展了以往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從實際出發，首次創造了大規模的兵團伏擊殲滅戰的寶貴經驗，即根據敵情的變化靈活運用兵力，用佯攻或偽裝主力轉移迷惑并調動敵人，將大兵團兵力秘密集結起來，選擇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敵軍一部發動猛烈攻擊，迅速擊破或消滅其一翼。這種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勝利，在紅軍作戰史上還沒有過。聶榮臻說：這次反‘圍剿’所以取得如此大的勝利，主要原因是紅軍仍然采用了毛澤東一貫的指導方針，紅軍敢于誘敵深入，然后集中優勢兵力，利用有利地形，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這一戰術確實是屢試不爽的。”

　　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是周恩來、朱德等運用和發展以往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從實際出發，沒有機械地執行蘇區中央局進攻南豐的命令的結果。在紅軍處于受敵夾擊的不利態勢時，他們適時定下決心，毅然采取退卻的步驟，由被動轉為主動，從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并且創造了紅軍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團伏擊殲敵的范例。（資料來源見《紅軍舉世罕見的二十大戰役》第154頁）

　　結束語

　　世界眾多的學者一直在詢問，為什么中華民族五千多年來經歷過無數次的戰爭，而中華文明仍然能延續至今？答案是因為在中國古代自春秋以降，中國就出現過諸子百家、百家爭鳴景象，這些燦若繁星的軍事家、思想家、政治家為中國五千年中華文明照耀了前進的方向。而毛澤東是中國歷代軍事家、思想家、政治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把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與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經驗、中國傳統軍事文化精髓有機結合，把人類對軍事戰爭規律的認識和把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跨越時代的歷史最高峰。

　　譬如把握戰爭制勝規律的系統論和辯證法。中國諸子百家中，無論是孫子、老子、韓非子都是從整體性角度看戰爭的，他們在軍事、戰爭與政治、經濟關系方面，都有許多精辟、獨到的見解和論述。而毛澤東從中國革命戰爭實際出發繼承和發展這些思想，高度重視軍事與政治的關系，指出我軍性質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從“支部建在連上”開始，開創了人民軍隊聽黨指揮的一整套政治制度。毛澤東一貫反對“單純軍事觀點”，他指出：“摸熟了一切和戰爭有關的其他的條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等，這樣的軍人指導戰爭或作戰，就比較地有把握，比較地能打勝仗。”故而直至今天，我們中國人對戰爭的看法，都是這樣來認識經濟、政治、軍事、戰爭的邏輯關系：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軍事的集中表現，軍事是政治的一部分，戰爭則是政治延續的最高形式。單獨地、孤立地談經濟、政治、軍事、戰爭都是片面的，因為它們都是國家、民族意志相互聯系整體的一個部分。

　　中國幾千年來的戰爭哲學思想孕育著中華文明智慧之光。老子的《道德經》中的哲學思想涵蓋軍事、政治、經濟的睿智見解。孫武的《孫子兵法》滲透了人類戰爭勝負的真諦，其中充滿著權變哲學的思想。特別是韓非子集諸子百家智慧之大全，為治理大國奠定了深厚的基礎。其思想無不為后世帝王，國家統治者以“走私式的秘傳”。特別是韓非子總結了春秋時期“弒君三十六，滅國五十二，諸侯奔起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21] 的歷史教訓，為歷代帝王預示了亡國的47種前兆②。其中不僅提到戰爭，還提到戰爭前的各種亡國預兆。從秦始皇高看韓非（用幾十萬人攻打韓國只為得到韓非），到漢武帝、武則天的棄儒崇法，再到近代中國學者章太炎曾有“半部《韓非》可治天下”的觀點。毛澤東在同侄子談到讀書的時候說：你說的《韓非子》我在年輕的時候就看過好幾遍，其中的《說難》《孤憤》《五蠹》都能背得下來（見《毛澤東品國學》）。可見，中國古今先哲從戰爭哲學到治國安邦思想，都是一代又一代的傳承發展的。而毛澤東無疑是中華文明發展過程中最偉大的集大成者，他無論是軍事思想、戰略思想，還是經濟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等，至今都閃爍著無比智慧的光芒，哺育、指導和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成長。從這里，我們就也可以看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兩個結合”的重大意義。

　　注釋：

　　[1] “陳云同志早就說過，毛澤東同志的發言的主要內容就是1936年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中的主要內容”。（引自周恩來同志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

　　陳云同志在1977年8月23日接見遵義會議紀念館負責人的談話時說：“在遵義會議上，毛主席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見遵義紀念館主辦的《大轉折》2008年第3期“陳云同志采訪記”一文。

　　在李德撰寫的《中國紀事》上也有記載：“遵義《決議》的內容就是以后經過編者修改的毛澤東的講話原稿，毛把這個稿子也用來作為1936-1937年在紅軍軍事學院講課的基礎，并且在以后的文章里，特別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應用了這個原稿。”(見《中國記事》P144頁)

　　[2] 普羅：即法語中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簡稱。中文從英文“proletariat”轉譯而來，意為“無產階級”。

　　[3] 康有為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人稱“康南海”，清光緒年間進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會改革家、書法家和學者。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學偽經考》《春秋董氏學》《孔子改制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歐洲十一國游記》《廣藝舟雙楫》等。卒年七十。

　　[4] 關于一些人拼湊的毛澤東“四大敗仗”其中兩場，毛澤東在小冊子中說得很清楚，那是大勝仗。關于“四渡赤水”時的所謂“兩場敗仗”更是子虛烏有。

　　[5] 成敗利鈍：成語。中國人認為“持利器者以刃傷人，而持鈍器者則以力傷人”。成語見諸葛亮《后出師表》。

　　[6] 系統思維：這是一種邏輯抽象能力，一般從系統論抽象而來，是一種全局觀、整體觀，是一種在立足整體視野基礎上的認識方法，這是一種能夠深刻把握事物的本質特征和發展變化規律的能力。

　　[7] 系統觀念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要范疇。恩格斯指出，“關于自然界所有過程都處在一種系統聯系中的認識，推動科學到處從個別部分和整體上去證明這種系統聯系”。

　　[8] 毛澤東非常重視情報工作。早在1930年3月，在毛澤東、朱德提議下紅軍舉辦了第一期無線電培訓班。毛澤東在開班時的講話中，把無線電比作“千里眼”，“順風耳”。當時就培養了不少紅軍的技術干部。在歷次反“圍剿”中就派上了用場。從1932年起，二局就繳獲了敵人的“展密”（可能是密碼的編制方法）這一核心機密，經過反復研究，1934年起，紅軍已經能全部破譯出蔣介石及各系軍閥的密碼；軍隊部署、調動、企圖、裝備、補給、處境，乃至口令、信號。長征時錢壯飛任二局副局長分工負責的破譯科。幾乎100%的破譯敵電碼外，還能使用敵方熟悉的電碼發報。

　　[9] 形而上學：是一個用中國語詞轉譯國外哲學名詞的不恰當的用法。中國人常用的“形而上學”實際意思是指是一種孤立、靜止、片面的思維方式，只看到一個個孤立的事物，而看不到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只看到事物的現狀，看不到事物的過去和將來，或者只看到事物數量和場所的變更，看不到事物根本性質的變化的一思維方式。

　　[10] 流寇主義：歷史上把簡單地進行流動的戰爭，沒有建立過比較穩固的根據地，常被封建統治者稱為“流寇”

　　[11] 土匪主義：指無紀律、無組織、無明確的政治目標的搶掠行為。

　　[12] 形而上學：是一個用中國語詞轉譯國外哲學名詞的不恰當的用法。中國人常用的“形而上學”實際意思是指是一種孤立、靜止、片面的思維方式，只看到一個個孤立的事物，而看不到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只看到事物的現狀，看不到事物的過去和將來，或者只看到事物數量和場所的變更，看不到事物根本性質的變化的一思維方式。

　　[13] 流寇主義：歷史上把簡單地進行流動的戰爭，沒有建立過比較穩固的根據地，常被封建統治者稱為“流寇”

　　[14] 土匪主義：指無紀律、無組織、無明確的政治目標的搶掠行為。

　　[15] 關于一些人拼湊的毛澤東“四大敗仗”其中兩場，毛澤東在小冊子中說得很清楚，那是大勝仗。關于“四渡赤水”時的所謂“兩場敗仗”更是子虛烏有。

　　[16] 毛澤東當時的警衛員陳昌奉回憶，遵義會議有兩晚開到天亮。遵義會議會議召開時間一共為38小時。遵義會議于1935年1月7日19時左右開始，一直開到1935年1月9日上午9時左右結束。因為政治局擴大會議人員都參加了軍委縱隊9日10時的進城儀式。武修權同志回憶：遵義會議一般都是晚上開會（即3天時間的會有兩天是晚上開會，見武修權《歷史轉折的遵義會議》一文)。與陳昌奉“有兩夜開到天亮”的回憶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認定遵義會議于1935年1月7日21時左右開始，一直開到1月8日早晨，說明1月8日開了一整天（24）小時，還有一個晚上即是1月9日零時至9時。遵義會議1月7日開了5個小時，1月8日開了24個小時，1月9日開了9個小時，準確的說遵義會議召開的時間總計時長約38個小時左右。

　　[17] “短促突擊”,是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提出的戰術原則。這一戰術原則要求紅軍在敵人修筑堡壘、步步為營地向前推進的情況下，也修筑堡壘防御陣地，以堡壘對堡壘，當敵人走出堡壘前進時，則在短距離內對敵人進行突擊。“短促突擊”作為戰術手段是可以運用的，但把它上升到戰法，用以支撐消極防御的方針則是錯誤的。

　　[18] 阿比西尼亞即埃塞俄比亞。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進攻埃塞俄比亞。埃軍進行陣地戰，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敗。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埃塞俄比亞人民在一九四一年與反法西斯盟軍配合，趕走了意大利侵略軍，恢復了國家的獨立。

　　[19] 白崇禧(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字健生，人稱小諸葛。廣西桂林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

　　[20]  國民黨第二次圍剿兵力：19路軍、第5路軍、26路軍、6路軍、共18個師又3個旅，共20萬人。

　　[21] 見司馬遷《史紀?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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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倜珴蓶|指揮的24場戰役，尤其是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三大戰略決戰，其規模之大、殲敵之多，在中國乃至世界戰爭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這24場戰役分別是：宛西戰役，冀熱察戰役，宛東戰役，開封戰役，晉中戰役，漣水戰役，睢杞戰役，襄樊戰役，保北戰役，澄郃戰役，遼沈戰役，察綏戰役，濟南戰役，太原戰役，荔北戰役，鄭州戰役，應城戰役，淮海戰役，西北冬季戰役，平津戰役，樊城戰役，荊門戰役，西北春季戰役。在上述24場戰役中，殲敵10萬到55萬的大戰役有5場，共殲敵軍222萬余人。加上此前（即1947年5月至1948年5月間）中央工作委員會指揮的4場戰役（共殲敵58300余人），在不到兩年的時間中，黨中央毛主席在西柏坡實際組織了28場戰役，創造了現代戰爭史上的奇觀，充分顯示了高瞻遠矚、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戰爭指揮藝術。

　?、陧n非子國家亡國的47種征兆：“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亡也。群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不以眾言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辭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語者，可亡也。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鄰，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杰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課試，而好以各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為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群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懾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摧；國摧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眾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亡也。簡侮大臣，無禮父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無地固，城郭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亡也。種類不壽，主數即世，嬰兒為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為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顯，徒屬眾強，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亡也。變褊而心急，輕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后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臣相妒，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讎，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恕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群臣陰贈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為而無所請者，可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鄉曲之善舉者，可亡也。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可亡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而慕瓜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馀用事者，可亡也。辭辯而不法，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公胥公孫與民同門，暴慠其鄰者，可亡也。”

　?。ㄗ髡邌挝唬褐泄操F州省委宣傳部離退休支部；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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