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現代化與英法等國的現代化一樣，都屬于西方式現代化，但與英法等國相比，德國的現代化道路又有其自身特色。特別是在早期階段，德國的現代化進程曲折復雜，充滿坎坷，成就顯著，教訓也十分深刻。

　　封建殘余嚴重

　　德國的現代化產生于拿破侖戰爭的直接沖擊，并非內部力量的推動。19世紀初，拿破侖率領軍隊橫掃歐洲大陸，不僅徹底顛覆了“神圣羅馬帝國”，重組德意志各邦國版圖，而且按照法國模式，在德意志各地強力推行資本主義改造。受其影響，普魯士一些開明貴族和官僚率先開始了向現代化邁進的“大改革”：廢除農奴制，解放農民；廢除中世紀行會制度，實行營業自由和城市自治；限制貴族特權，改善國家體制；普遍征收所得稅、財產稅和消費稅，放寬猶太人的從業限制；嚴格貫徹義務教育，培養“好的手工業者、商人、士兵”；開辦柏林大學，建設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研究型高等院校；取消雇傭兵，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建立由“愛國公民”組成的國民軍等。

　　普魯士改革開啟了整個德國的現代化進程，但因保守勢力頑固抵制，改革既不順暢，也不徹底。大部分農奴無力繳納高額贖金，不得不繼續擔負各種勞役和捐稅。容克貴族繼續享有領地裁判、治安和宗教保護等傳統特權，并在新建軍隊和政府管理部門中身居要職。還有一些貴族地主，利用政府幫助農奴贖免封建義務而割讓部分公用土地的機會，大肆圈占土地，擴充私人莊園領土。在反法同盟打敗拿破侖之后，德意志大大小小30多個邦國統治者又熱衷于封建復辟，組織“德意志同盟”，恢復自行其是的獨立地位，繼續維持德意志國家的分裂局面，嚴重阻礙了德國現代化的進一步發展。直到19世紀五六十年代工業革命廣泛開展之后，德國的農奴制才基本消失。一些在解放農奴過程中獲得大量贖金和土地且頭腦靈活的容克貴族，或改造莊園，從事商業性農業生產；或投資工礦企業，從“佩劍騎士”變身為“財富騎士”即資產階級化的貴族。

　　出身于普魯士容克貴族世家并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奧托·馮·俾斯麥，領導普魯士進行了一場自上而下的“白色革命”。首先通過三次王朝戰爭統一德國，建立起一個號稱“德意志帝國”實為“大普魯士帝國”的“小德意志民族國家”；其次推行一系列全國性經濟、社會和文化政策，為德國資本主義發展提供支持和保護；最后開展均勢外交，大施平衡技能，為德國國家安全營造了40余年的和平環境。正是在俾斯麥統治時期，德國完成了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經濟起飛，以迅猛的發展勢頭躋身于西方大國行列。

　　但在新建的“德意志第二帝國”中，新舊容克貴族繼續保持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優先地位；易北河以東的普魯士貴族村長、縣長仍舊是當地農村的“皇帝”，只是由世襲繼承改為政府委任。俾斯麥雖“毫無貴族團結感情”，但也盡力維護行將沒落的容克貴族階級利益。易北河以東的普魯士、波莫瑞、西里西亞和勃蘭登堡地區的容克貴族、軍官、富農和福音教神職人員還組建“德意志保守黨”，并在帝國議會中占有一定席位。他們雖然默認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卻堅決反對帝國權限擴大；贊成發展工業，但又特別強調保護農業。他們盡管人數較少，但與皇帝關系密切，誓與封建王朝共存亡。

　　個人獨裁超越民主力量

　　英法兩國的資產階級在剛興起的時候，曾受到封建君主的卵翼，英法封建君主恰恰是通過與新興資產階級聯盟才徹底消滅了分裂割據勢力，建立起統一的民族國家。而當君主專橫無道達到極致時，羽翼漸豐的資產階級又在人民群眾支持下發動革命，推翻封建王朝，掌握國家政權。但在德國，由于歷史原因，資產階級自誕生之日起就力量軟弱，既無力對抗實力強大的封建貴族，也未能通過革命途徑，建立統一國家和民主政體。法國大革命的爆發，雖令德意志一些“知識資產階級”精神一振，但隨后出現的雅各賓派“恐怖統治”卻又使之膽戰心驚，不敢再言革命。

　　19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德意志“經濟資產階級”開始形成，資產階級整體力量得以加強。普魯士自由主義者還在1861年成立進步黨，運用憲法賦予的議會權力與政府討價還價。但在普奧戰爭之后，大多數自由派人士為了早日擁有一個統一國家，放棄了自由主義優先權，轉而支持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俾斯麥十分反感民主政治，“認為普魯士求得榮譽的地方在于：普魯士首先擺脫與民主的任何可恥的聯系”，但卻不得不在表面上裝作“民主”。德意志帝國建立后，俾斯麥雖簽發憲法，實行憲政，但憲法卻賦予德意志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規定皇帝為帝國全部權力的化身，他本人則以“帝國監護人”身份大權獨攬。為了使其統治“合法化”，俾斯麥利用議會多數的支持，玩弄“波拿巴主義”的專制策略：操縱議會選舉，不斷更換盟友，分化瓦解“帝國敵人”，拼湊集攏“帝國朋友”，甚至挑撥兩派相互爭斗，坐享漁翁之利，導致民主政治根本無從談起。即使那些通過購置地產、與貴族聯姻和受封而擠進貴族行列的大資本家、大資產者，也大都被排斥在政府的關鍵部門外。

　　隨著社會民主主義力量不斷加強，以及在威廉二世“親政”下“多元專制統治體系”的形成，首相個人的專制獨裁越來越難以維系，部分開明派官員與中間派一起，頂著巨大壓力進行一些溫和改良。然而，資產階級的斗爭終究是軟弱的，他們堅持“消極抵抗”，以“不引起革命，不許街頭斗爭”為行動準則，不愿也不敢發動人民群眾，不敢把議會里的斗爭同議會外的群眾運動結合起來。進步黨活動家麥·希爾施和弗·敦克爾雖早在1868年就組織工人建立工會，但主要從事設立互助儲金會和組建文化教育團體的活動，嚴禁罷工斗爭，規定工會的主要任務是在工人與企業主之間起媒介作用并積累資金。德國資產階級缺乏革命意志，注定不可能推翻封建王朝和專制政權。

　　工人運動半途而廢

　　工業革命是經濟現代化的重要推動力。德國的工業革命開始于19世紀30年代，此時英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已接近尾聲，法國和比利時的工業革命正方興未艾。然而，后來者自有后發優勢，可以通過引進資金、設備和技術，學習、借鑒、模仿先行者的發展經驗，在較高的起點上快速發展。例如鐵路和機車都是英國人率先發明的，德國人在引進這一新生事物之后，迅速加以推廣，很快就創辦了多家股份有限公司，建成了多條鐵路線，并以鐵路建設為契機，帶動煤炭工業、鋼鐵工業和大型機器制造業快速發展，工業化進程突飛猛進。

　　德國還利用教育科研比較發達、國家干預比較強勁，以及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時并進等獨特優勢，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科技新浪潮中脫穎而出，迅速建立了一個以電氣工業、化學工業和高效型農業為主導，技術先進、實力雄厚的現代工農業體系，從而在19世紀末一躍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經濟大國。

　　高速發展的工業革命使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即產業工人迅猛崛起。德國的產業工人主要來自喪失土地的農民、破產的手工業者以及其他無產者。他們深受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勞動時間長，工資卻少得可憐；忍饑挨餓，工傷事故頻發，健康狀況不斷惡化；多子女的工人家庭、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工人，經常難以維持基本生活。為了減輕貧困，爭取平等權利，德國工人逐漸在思想和組織上擺脫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影響，組建起社會民主黨，同資本家和偏袒資本家的國家政權展開激烈斗爭。

　　面對洶涌澎湃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德國政府一方面推行“皮鞭政策”，進行嚴厲鎮壓；另一方面又輔以“甜面包政策”，實行“社會立法”，在恢復帝國健康的菜料中“加幾滴社會主義的油”。但無論鎮壓還是拉攏，德國政府都沒有消除工人階級的反抗斗爭。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指導下，“運用一切手段”，取得了反對《反社會黨人法》等一系列斗爭的勝利，贏得了眾多選民。到一戰爆發前，社會民主黨已成為擁有100多萬黨員和400多萬選民的大黨，在帝國議會中也占有不少席位。

　　然而，堡壘被突破始于工人階級政黨內部。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工作、生活條件的改善，一部分工人上層開始向中產階級蛻變，社會民主黨內出現了主張放棄暴力革命，只從事議會斗爭和社會改良，幻想“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思想，并為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接受。一戰爆發后，社會民主黨右翼公開拋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支持本國政府進行帝國主義戰爭，致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從馬克思主義政黨演變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黨，進而墮落為社會帝國主義政黨。“十一月革命”爆發后，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領導人為了阻止革命向縱深發展，倉促成立了一個“自由德意志共和國”，既沒有沒收容克貴族和壟斷資本家的財產，也沒有清除國家機器中的保守派官員，反而與舊軍隊結盟，血腥鎮壓社會民主黨左派斯巴達克同盟和德國共產黨的革命斗爭。他們與資產階級自由派民主黨和天主教中央黨合作，組建了被稱為“魏瑪聯盟”的聯合政府。聯合政府中留用了大量帝國時代的軍政官員，致使魏瑪共和國淪為“一個沒有共和派的共和國”，不僅完全放棄了社會革命，自身也只存在了14年，就被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黨徹底顛覆了。

　　軍國主義招致深重災難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工業革命的完成，德國不僅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而且以飛速發展的態勢趕超了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躍居歐陸之冠。無論在以鋼鐵、煤炭為核心的重工業領域，還是電氣、化學和光學等新興工業領域，德國都向世界展示出巨大的活力和優勢。特別是龐大的軍工生產力，為德國陸海軍提供了先進的武器裝備，極大提高了軍隊戰斗力。

　　普魯士素有軍國主義傳統，統一后的德國繼承了這一傳統。從俾斯麥到威廉二世，德國歷屆政府都非常重視軍隊建設，國防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首位，且總量逐年增長。與軍費開支的大幅度增長相對應，德國的陸海軍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到一戰前夕，德國的陸軍野戰部隊達230萬人，海軍擁有各種艦艇196艘，總排水量641595噸。

　　隨著經濟和軍事實力急劇膨脹，德意志帝國這個“新巨人”不再甘心踞守歐陸，而是迫不及待地要求重新瓜分已被老牌帝國基本瓜分完畢的世界，躋身殖民大國。如果說俾斯麥的海外殖民政策還比較務實，強調“內政優先”，那么代表著大地主和大工業家利益的威廉二世提出的世界政策則極富稱霸性：爭奪“陽光下的地盤”，締造大德意志帝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因帝國主義列強分贓不均引發，給普通民眾帶來巨大痛苦。圖為一戰期間，法國一對老夫妻在被炸成一片廢墟的家中哭泣  視覺中國/供圖

　　德國咄咄逼人的競爭態勢，使英法俄等國深感威脅。視德國為宿敵的法國在1893年與俄國結盟。英國也放棄“光榮孤立”政策，先后在1902年、1904年、1907年與日本、法國和俄國簽訂協約，建立起“協約國”軍事集團。面對威脅，盲信軍事優勢和堅持戰爭決定論的威廉二世及其大臣決定發動“先發制人的防御戰爭”。1914年“薩拉熱窩事件”爆發后，德國誤判英國會“嚴守中立”，極力鼓動奧地利對塞爾維亞采取強硬措施，以便引來俄國和法國介入，打一場“不可避免的”局部戰爭。然而，英國的參戰徹底粉碎了德國的“施里芬計劃”，美國的參戰更注定了德國的失敗。

　　一戰結束后，高傲自大的德國不甘心認輸，決意“復仇”?！斗矤栙悧l約》對德國的任意宰割和羞辱，激起了德國社會各界的普遍仇恨。崇拜軍隊和戰爭的希特勒和納粹黨，在奪取國家政權后，立即單方面撕毀《凡爾賽和約》，大規模擴軍備戰，肆無忌憚地對外侵略，最終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在戰爭中屠殺了600多萬猶太人和其他被視為“劣等民族”的無辜平民，犯下罄竹難書的累累罪行。最終，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沉重打擊下，“第三帝國”土崩瓦解。

　　德國的現代化具有典型的外源、后起和追趕等特征，雖然在科學技術、教育和經濟發展方面表現突出，但因封建殘余大量保留、個人獨裁勢力強大、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社會民主黨退變和國家決策層崇尚戰爭，最終成為引發兩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推手，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深重災難。需要注意的是，德國現代化道路中經歷的曲折，其內在原因仍在于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固有問題。換言之，上文舉出的四點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現代化弊端的“德國式表現”。比如在發動兩次世界大戰這一問題上，封建殘余與軍國主義傳統固然是導致德國使用武力解決外部問題的重要原因，但殖民掠奪這一資本主義發展條件，才是導致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而一戰后西方列強對德國的報復式處理方式，在本質上反映了帝國主義階段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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