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機轟炸下上海南站的兒童，1937年，王小亭

　　1937年10月4日發行的美國《生活》（LIFE）周刊第102頁，刊登了一張照片——《中國娃娃》（Shanghai Baby），又名《日機轟炸下上海南站的兒童》。

　　一個周歲大小，渾身是血，傷痕累累的小男孩，坐在火車站鐵軌上間的枕木上，驚恐地嚎啕大哭，背景是一片瓦礫的上海南站。

　　《時代》周刊附文說明：

　　“國外攝影：1.36億人見過的上海南站照片。

　　在16架（一說為12或8架）日本轟炸機于8月28日投下炸彈之后，赫斯特新聞社著名攝影師、外號人稱 ‘新聞片’的王海升，在第一時間就趕到上海南站——這個可怕的地區，他拍下了廢墟中這個瘦弱的中國兒童。這張照片通過萬國新聞社經赫斯特系統報紙刊出，有2500萬讀者和經35家非赫斯特系統報紙的有175萬讀者，以及美國800家其它報刊的轉載達400萬讀者。同一張照片由外國報紙轉載和向國外分發的報紙讀者人數估計達2500萬。在《今日新聞》的新聞片放映中，累計觀眾約2300萬看過這個兒童。《莫維通新聞》購買和放映了這卷新聞片，估計也有2500萬觀眾。這兩卷新聞片又分別在外國放映，估計觀眾為3000萬人。所以總計看見過這個中國兒童的人數達1.36億（在世界史上可說是唯一能震撼逾億人心的一張孤苦劫難的兒重照片！！！）。　　

　　無助的母子，上海南站遭襲后鏡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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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市（又稱南頭），即本頁下端和對頁，那個中國兒童所在的地方，則是單純的平民區，是在上海法租界南邊的一個全是上海本地人聚居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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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先無任何警告的情況下，8月28日午間，8架日本轟炸機分成兩批輪番轟炸南市市區和火車南站，傷亡慘重，在南站遭難的多為待車返鄉的婦女和兒重，炸死的多達200人，其中有兒童15個。據外國記者報導，日本說日機是誤炸南站的，但這批照片否定了這種說法。”

　　王海升（1900～1981），即王小亭，小亭是他的號，美籍華人，曾任美國赫斯特新聞社（Hearst Special News Service）記者。　　

　　死傷無數，上海南站遭襲后鏡像之一

　　對于這張照片，后來王小亭回憶說：

　　“當時拍的時候，一百英尺膠卷只剩下十幾英尺。突然之間，看到一個稚嬰的母親被炸死，父親想要伸手去拉他，他坐在鐵軌上號啕大哭，這一幕生動而殘酷生離死別的鏡頭，恰巧趕進了攝影機內。當時這一幕鏡頭在美國各戲院放映時，觀眾覺得非常深刻，因為這一切戰爭中的近現代中國戰爭與社會殘忍，卻能在短短一秒鐘的鏡頭里展現無遺。

　　因此，米高梅公司就把這個鏡頭制成照片，在美國各報章雜志發表，《生活》雜志更以整頁的篇幅刊登。”

　　這張照片的發表，戳破了日本帝國主義精心炮制的輿論“畫皮”。國際輿論紛紛譴責日軍暴行，鬼子趕緊展開“危機公關”，打了套組合拳：

　　先是堅決否認濫行屠殺平民，表示日機轟炸完全是為了軍事的目標，并且宣稱由于“華方之虛偽宣傳”，所有關于日本空軍活動的報告，都“言過其實”。看勢頭不對，又宣稱這次轟炸完全屬于“誤炸”，是轟炸飛機飛行員將火車站移動列車誤認為是從張華濱撤退至上海其它市區的中國軍人。進而倒打一耙，妄圖以謠言消滅真相，否定照片的真實性，說這是偽造的，是擺拍。同時懸賞5萬美元，利用特務機關和漢奸，追殺王小亭。　　

　　遍地瓦礫，上海南站周邊遭襲后鏡像

　　這里我想特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時至今日，這張《中國娃娃》，仍是日本右翼及其豢養的中國公知，還有后者幾十年來毒害的“日雜”群體的眼中釘，不但網上有些“人”說這張照片是假的，是擺拍，甚至很多國內攝影界的“老師”們，也在潛移默化中，接受了這種歪理邪說，言之鑿鑿在公開出版物中，堅稱這張照片是所謂“擺拍”。

　　至今我還記得，公知言論很時髦的時候，社會上流行的反動言論就是如果抗戰我們失敗了，日本人會帶著我們走進滿地黃金的富裕生活，帝國主義再殖民中國二百年會如之何……　　

　　《生活》周刊《中國娃娃》后面的103頁

　　看看老照片，再想想現在的巴以沖突下，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難生活，不知道當年沉迷這種“時髦”言論的人們，會警醒嗎？

　　說到近期巴以沖突中，巴勒斯坦人民的各種苦難，網上流出了不少影像資料，讓今天習慣了和平發展的中青年朋友非常不習慣。

　　有位朋友不太過問政治，也很少看我寫的 “陳芝麻爛谷子”，最近看了以色列轟炸教會醫院，那些躺在血泊中的巴勒斯坦孩子，突然對我說：

　　“你能給我講講巴以沖突到底咋回事嗎？看了加沙醫院外，一位父親，提著裝在兩個口袋里的兒子遺體大哭，我心里也非常難受，有娃的簡直看不得這些！”　　

　　美國電影片《中國之抗戰》所輯集的，在4秒時間內拍攝的“中國娃娃”發現及移動過程的新聞片的翻錄照片。由右至左至下的說明：1站臺下白衣、黑衣兩男子在人群中搜求各自的親人，在白衣人后邊現出半個身子的孩子似為已找到的，黑衣人從人堆中抱出幼孩；2黑衣人抱著幼孩轉身走向對面站臺；3跨過鐵軌；4又跨過一道鐵軌，行走時身旁突然發生變化;6抬腿向前，7原來向前的右腿突然后退，身子可能受到異物的沖擊而下蹲，難忍的痛疼，迫使黑衣人不得不把幼孩放在近旁的站臺邊上；8白衣人領著大孩子與幼孩會合。請注意此時幼孩似已見到父親而不像在圖3時那樣的哭嚎了。（圖內注字均是原有的）

　　我沒給朋友講巴以沖突，卻給他講了同樣是侵略者大轟炸，如何用炸彈教會中國父母去思考問題的一件舊事。

　　1939年4月8日上午9時許，日軍空襲浙江金華。

　　轟轟烈烈的爆炸聲剛剛停歇，《東南日報》社記者嚴芝芳，跌跌撞撞跑回金華城內四眼井附近的家里，路上他還在想，不知又是誰家遭難了？

　　到了家，嚴記者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家已被夷為平地，只剩下一大堆斷磚破瓦了。

　　妻子滿身塵土、神情木然地坐在地上，兩眼發直，耳朵也被震聾了，她是被鄰居從瓦礫堆中挖出來的。

　　最慘的他們三個都未成年的兒女，竟全被敵機扔下的炸彈炸死了。

　　幾十年過去了，嚴記者還記得孩子們，被從瓦礫堆挖出來的那刻：

　　“原來一個個都是活蹦亂跳、活潑可愛的孩子，竟全變成血肉模糊、肢體殘缺的尸體了。最最令人痛心的是，我那最小的女兒連小小的頭顱也被炸飛，以致身首異處，慘不忍睹。

　　我這三個兒女，大女兒叫美素，已讀完高小，準備上初中。她很懂事，弟妹都聽她的話。因為我的兄弟文秀患急性腎炎，前幾天剛從老家來金華求醫，住在我家。我妻子為了不讓病人單獨留在家里，敵機來臨前就叫美素帶領弟妹外出躲避。

　　美素卻說：‘媽媽不出去，我們出去也沒用。’

　　結果大家都沒走，以致三個子女都命送黃泉。慶幸的是文秀（嚴妻）僅后腦部受了點皮外傷而安然無恙。

　　第二個是男孩，名叫明德，特別聰明，讀書過目不忘，剛讀初小二年級，連姐姐讀的書，只要聽上幾遍就能背誦。

　　小女兒美絢尚未上學，酷愛唱歌，有聽來的、有自編的，歌聲不斷，曾給家里帶來過多少歡樂!

　　當三具小小的尸體躺在我們面前時，我和妻子真是欲哭無淚，欲嚎無聲，萬念俱灰，痛不欲生。我們都是無辜的平民老百姓，我們的兒女都還那么幼小，來到人間還沒幾年，為什么連他們也不放過！

　　憑什么要去害死他們？

　　我今年93歲，我妻子也已81歲，仍是聾著耳朵。我們倆形影相吊50多年，永遠失去了親生兒女，過著無依無靠的痛苦日子！

　　這就是萬惡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無端地加在我們身上的災難。”　　

　　《中國娃娃》發現與搬移過程的又一組圖，如按形象順序排列成“⑤一⑥一⑦一⑧一④”則成為一部完整的故事!說明見正文（第8張黑衣人己接近高于鐵軌的站臺邊，故將幼孩放在站臺邊，自身可能遭受意外沖擊而離開從而造成幼孩大哭）若再在其中插入圖三相關形象的照片，則內容就更充實了!

　　對照下歷史和現實，我真的想對這位朋友，也對所有為人父母的朋友們說一句：

　　有娃的更應該知道這些，看看這些，因為只有對比，你現在才會明白，亡國奴的樣子了吧？

　　巴以沖突中，喪心病狂的以色列侵略者，竟然對加沙的一家教會醫院——阿赫利浸信會醫院，進行空襲，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看到新聞報道的圖片，不禁讓我想起了當年日本鬼子轟炸在華救治中國老百姓的教會醫院，如何被日軍轟炸的慘狀，比如南通的基督教會醫院，今南通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前身，在“八一三”淞滬抗戰的第五天，也遭到了同樣慘無人道的轟炸。

　　請注意：當時是做了預防措施的。

　　院長美國人叫人在屋頂上畫一幅很大的美國國旗，并用油漆刷新，作為避免日機誤炸的標記。同時，還布置醫護人員在敵機侵空時，都穿黑色衣服，慎勿暴露目標，醫院當局以為作為非交戰國的財產，可保無虞，哪知日軍無視國際公法，竟突然對基督醫院狂轟濫炸。　　

　　被侵華日軍飛機炸為廢墟的南通基督醫院

　　現將相關文史資料里的回憶文章抄錄如下：

　　“1937年8月17日9時許，日軍的四架飛機從東南方向俯沖通城，飛至唐閘后又向東南方向旋轉，飛到白塘橋上空時丟下了炸彈，炸彈的巨聲震驚了基督醫院。

　　剛換班的學生顧念祖等同志走到B號（女病房）樓梯處，遇上美國籍的護士長傅汝愛小姐，傅對她們說：‘現在是緊張的時候，你們不要跑，要照顧病員。

　　她們聽后，便到房間換上黑色旗袍，以備防空救人。正在病房樓頂用漆刷新美國國旗的四個瓦工，有一個被白塘橋的炸彈驚昏從屋頂上滾跌下來，身受重傷，便立即送往樓下急診室，由林克貞醫師、陳五（門診工友）等組織搶救。

　　開刀房設在二樓，徐文啟醫師和護士朱永鸞、孫瑞琴、鄭有恩、王祥楨等正在為一個患肩關節脫臼的病員動手術，皮膚、血管已切開，忽聽白塘橋處的炸彈聲，又聽屋頂瓦工滾跌聲，停止了手術。徐醫師到室外察看了一下，覺得手術再做下去太危險了，就立即吩咐鄭有恩趕快穿針，將病員的刀口縫合起來送回病房。鄭有恩、王祥楨、朱永鸞按徐醫師的吩咐將病員送回病房。

　　幾分鐘過去了，敵機在基督醫院上空盤旋，越飛越低。約在九時半左右，敵機丟炸彈了，一顆丟在醫院食堂那邊，—顆丟在醫院后門馬路上，一顆燃燒彈投在病房大樓四層的閣樓上，穿過三層樓的被服、紗布、藥棉、酒精儲藏室，一直炸到二層樓的手術室。

　　頓時病房大樓、藥房煙火滾滾，彈片、瓦片亂飛，廚房、營養部的房屋倒塌，電桿木折斷，電線披散地面，醫護人員、病員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哭聲、喊聲交加，有的死者骨肉、血衣被炸得四濺，有的掛在樹梢上，此時此景，觸目驚心，十分凄慘。

　　林克貞和陳五兩同志為了把搶救好的受傷瓦工，送回C號(外科)病房時，被炸死在病房；平日學業優秀，一心一意為病員服務的常竹生，為病員送便盆時被炸死；在樓上女病房工作的許麗卿右手臂被炸傷，懷著對日軍的刻骨仇恨，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并對鄭友恩說：‘我不行了，你們要救救中國。’救護隊隊長王道偉同志蹲在馬路邊，發現有人過馬路，為了不讓過路人觸上墮地的電線，站起來高聲勸阻，當‘不能跑’三字一出口，突遭彈片擊傷頭部，后經搶救無效而死。

　　根據回憶，在醫院被炸中，炸死的醫護工作人員有林克貞、王道偉、朱永鸞、孫佩宜、常竹生、徐瑤、陳五、張三（洗衣房）、宋師母和三個瓦工等，還有病員楊滏和在醫院躲避炸彈的)、顧長林（炸傷手臂）、顧連生（炸斷兩條腿）和陳嫂子等。

　　在這次轟炸中，除醫院房屋、醫療器械、醫藥被炸毀外，崇英學校的雨操場，臨近民房20多間也被炸毀。身臨其境的幸存者，當時受驚嚇而引起的頭暈、心臟病和小便失禁等后遺癥，有的至今仍纏病在身。”　　

　　被日軍炸毀前的南通基督醫院病房樓

　　這其中，我特別想說說護生徐瑤。

　　徐瑤是一年級護士，在醫院實習，擱現在也就是個小姑娘的年歲，日機來襲那天正是她進病房實習的第二天，醫院被炸后，到處都沒有她的蹤跡，直到幾天后，坍塌的樓墻磚堆上群聚的蒼蠅引起了大家的注意。當她的遺體被挖出時，已經血肉模糊，無法辨認了。

　　這還是鬼子沒來之前的轟炸，鬼子來了之后，它們怎么對待我們這些亡國奴的呢？

　　1942年4月28日的河南獲嘉徐營慘案，至今已經過去八十一年了。

　　只是很可惜，全體罹難同胞的具體數字和姓名，都沒有在地方志中出現，當年也沒有鐫刻石碑留存史料，《獲嘉縣志》中很含糊，只說：

　　“這一天徐營西街被殺害的群眾有34人，被打傷的無數。

　　日軍在西街逞兇后又來到東街，把東街的老百姓都集中起來，百般威脅，后來放走了老人、小孩和婦女，把90多個中青年男子押送滿洲當苦力，有20余人死在那里。”　　

　　“徐營慘案”的發生地位置

　　大屠殺幸存者韓臣科的回憶中，則提到了這些死難同胞的名字，和他們曾經在這個世界上，來過的痕跡：

　　“這—天我的祖母、大伯、二伯和叔父都慘死在鬼子的屠刀下，還有東鄰居李老五爺爺和他的兒子，西鄰居千逢喜大伯和他的侄子，也都被鬼子殺害了。在這不到三百平方米的土地上，幾分鐘就被奪走了八條人命。

　　夏云太倒了，倒在血泊之中；

　　夏群儒死了，死在鬼子的刺刀下；

　　鐵妮媳婦這個中年婦女的身旁，還躺著她血糊滿身的兩個娃娃的尸體；

　　夏渠和他已出嫁的女兒被鬼子打死后，他—至三歲的兩個外孫又被刺刀戳死；

　　老王和他的老伴，還有兒子運來—齊被殺，他的大兒子被抓到東北再也沒能活著回來；

　　韓喜全家五口人被殺了六口，因他的岳母來探親也未能幸免；

　　夏云平、浮德助、徐三喜、小富娘、紅磚頭(徐德魁的父親)等，都慘死在日本兵刀槍之下。

　　剩下的中年男子宋紹安、馮甚芝、崔喜成等九十余人一律帶走了，用槍押送到滿洲滿(東北)，在鬼子的腳踢、皮鞭、木棍、電棒的毒打下，晝夜不停地為鬼子挖煤。由于寒冷、饑餓和疾病，加之無限制的勞動，死在那里的就有二十多人。”

　　事情的起因是國民黨的一支游擊隊（第一戰區游擊獨立第八支隊），在被鬼子“圍剿”中，慌不擇路逃進徐村，鬼子不分青紅皂白，一通炮擊，還上了毒氣彈，國民黨游擊隊跑了，日軍就對徐村東西兩街的群眾展開屠殺：

　　“日本兵見人就殺，遠者用槍打，近者用刀戳。八支隊沒有被抓住，也沒被打死，老百姓卻遭了殃！”

　　日軍的戰史對它們的“輝煌戰果”，也有記載：

　　“1942年4月28日，重田部隊高城隊在徐營鎮(獲嘉西南15千米)與敵300交戰，敵人遺尸100，俘虜140。”

　　由此可見，這被殺的100人，被俘的140人，都是徐營的中國老百姓，手無寸鐵的普通人。

　　韓臣科同志當時只有十三歲，卻記了一輩子，晚年他回憶親身經歷的這場大屠殺，說：

　　“這個無比兇惡殘暴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在慘殺中國人民之后又用我們中國人，去為他捫挖掘我國的資源去‘以戰養戰’，就這樣還美其名曰‘中日親善’、‘大東亞共榮’。我村這個慘案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罪行的一個縮影，也是對世界上所有侵略者一切謊言的徹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給我們中華民族種下的民族仇、亡國恨，我永遠不會忘記，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　　

　　但是行文至此，我感慨萬分，想起了以色列人，前幾年頻繁在我們河南大學歷史學院召開的“大屠殺”紀念活動，可這個大屠殺的紀念，卻唯獨不是為了我們中國人遭受的大屠殺紀念啊！

　　我們中國人遭受的大屠殺，一個村子一個村子遭受日本侵略軍的屠殺，我們是否更該搞清楚，記錄下來，告訴我們的后代？

　　【特別說明】

　　感謝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吳海勇、浙江大學董太和老師在王小亭先生那張《中國娃娃》照片的研究，特別是他們堅持與某些勢力歪理邪說斗爭的勇氣和正義，這是真正知識分子的良心所在。

　　這里推薦朋友們能有時間找來兩位老師的相關論文看看，既有干貨，更有態度。

　　吳海勇：《王小亭抗戰攝影之<中國娃娃>平議》，《近現代中國戰爭與社會》，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21.12。

　　董太和：《<中國娃娃>照片不是擺拍的！》，上下篇，《照相機》雜志，2008年第八、九期。本文配圖第6、7即來自董老師的文章，說明文字也是董老師的，再次說明，并再次感謝！

　　又：我的微信公眾號和微博，記錄了很多日寇在華大屠殺的慘史，這些東西看起來就讓今天的中國人心疼不已。我自己也經常寫得心理抑郁，久久不能排解，身邊的朋友很多根本就不看，不是說你寫的就是“陳芝麻爛谷子”，就是直接表示，你寫的那些太慘烈了，我看了心里受不了，所以干脆不碰。

　　但是這次巴以沖突中，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苦難，讓很多網友和身邊的朋友，重新開始審視我寫的這些文字，有位網友說的非常好，我想作為本文結尾，送給大家：

　　“巴勒斯坦人民正在經歷的苦難，就是我們曾經經歷的，所以我們不但感同身受，更要感謝先烈們把國家命運從深淵中挽救過來！”

　　注：所有圖片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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