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2日，《國民新報》“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發(fā)表了《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此文如此評價孫中山：

　　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都是革命。

　　12年后的1938年12月1日，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學員的畢業(yè)典禮上，即將奔赴各地抗日戰(zhàn)場的干部們聆聽了如下話語：

　　我們將來要永遠以革命的面目相見。現(xiàn)在我們就訂一個條約：不開小差，堅持長期斗爭，長期學習，不怕艱苦，與我們的朋友長期合作下去，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而不約而同地對“永遠的革命”予以歌頌和期許的兩位作者，也恰恰如他們所尊崇、敬仰的孫中山一般，是完全意義上的“永遠的革命者”。而也正是這兩位“永遠的革命者”，作為孫中山未竟事業(yè)最忠實的擁護者和繼承者，真正地以“仍需努力”的決心和意志推動孫中山身后“尚未成功”的中國革命向縱深發(fā)展。

　　9月銘刻了這兩位“永遠的革命人”的生與死——45年前的9月9日宣告了“辯證法的勝利”；“讓我們這個民族偉大的人物”則于140年前的9月25日來到了這個世界。

　　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革命”都是我們這片土地上最無可置疑、最能動員并凝聚大多數(shù)群眾的政治正確：晚清以降的中國現(xiàn)代化問題最終以革命的方式迎來了總解決，曾經(jīng)在王侯將相的歷史中甘居配角的中國人民在革命的血與火之中追尋著自己的主體性，中國的革命與革命的中國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里為全世界所頌揚并被視為榜樣性的存在。

　　而從更宏觀的角度上說，中國百余年來的激進主義運動之所以被冠以“革命”之名，就在于它作出了對整個現(xiàn)存秩序予以體系性變革的承諾——不是兩千年來的治亂循環(huán)，而是同過往的巨大斷裂——并真正帶來了社會基本規(guī)則的劇烈變更。革命一日不止，對現(xiàn)狀的改變和轉化就一日不息，現(xiàn)實就仍然沒有轉入僵化狀態(tài)乃至成為對過往歷史的一種重復，一個不同于過去的嶄新未來就仍然是有可能的。而能夠支撐起這種革命的進程、使其既在空間上不斷擴大也在時間上不斷延伸的，不僅僅是對革命勝利后美好前景的向往，更為關鍵的是對革命失敗的意識以及從失敗中再出發(fā)的信念。

　　換言之，“革命尚未成功”的現(xiàn)實判斷和理論信條，構成了“永遠的革命人”的底色。意味深長的是，作為“革命尚未成功”提出者的孫中山先生，恰恰是一個最徹底的“失敗者”——其革命生涯幾乎完全由失敗構成。然而也正是這個“失敗者”，真正地“致力國民革命四十年”，乃至成為中國革命和革命中國的坐標原點。

　　魯迅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在“革命失敗”的大背景下，以一個“失敗的革命者”的身份登上歷史舞臺的。今人往往以魯迅在其作品中對辛亥革命之后種種社會亂象的反映以及魯迅在雜文中對辛亥革命的評論（如著名的“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一言）為依據(jù)，片面地、膚淺地認定魯迅對革命的疏離與冷漠，乃至將其納入反革命的邏輯中。

　　然而，姑且不論魯迅在留日期間加入光復會以及在1911年11月積極推動紹興光復的經(jīng)歷，最重要的是，魯迅對革命之中種種不正常現(xiàn)象的批判根植于他對革命——或者說更抽象意義上的革命所承諾和代表的秩序變更——的忠誠。正如“我們所建成的, 與我們?yōu)橹畩^斗的完全兩樣”的感嘆，只可能出自奧斯特洛夫斯基這樣堅強而高尚的革命戰(zhàn)士之口；魯迅所憤慨、所不滿的，也從來不是革命，而是不夠革命、革命從開端淪為循環(huán)、甚至革命之后較革命之前情況更糟。

　　1912年1月1日的南京最終未能成為一個嶄新時代的起點。但即便是面對革命的果實被竊取、革命的理想被叛賣、乃至革命本身以及它所代表的價值在新的掌權者那里都成為某種禁忌（北洋的官僚們不是從革命、而是從孔夫子那里去尋求政治合法性；而無獨有偶的是，四一二之后的蔣記國府同樣熱衷于宣稱孫中山繼承了堯舜、周公、孔孟以來的道統(tǒng)）的事實，魯迅也沒有喪失對革命的信念。

　　毋寧說正是革命的失敗使他真正憤而向前。魯迅以極大的熱情與真誠為革命辯護——正是在他的筆下，誕生了“夏瑜”這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最具有象征意義的革命烈士形象。夏瑜墳頭那一圈紅白的花，則是對革命最富有溫情也最能給予人希望的敬意。而革命對舊秩序的有限觸動和改變，也得到了魯迅的高度評價（“中國經(jīng)了許多戰(zhàn)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yǎng)，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

　　更為重要的是，魯迅從來沒有因為革命的失敗而停止自己對作為革命對立面的“停滯”和“循環(huán)”的斗爭以及對一個嶄新歷史開端的向往——尖銳地道破“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的循環(huán)往復以及“這人肉的筵宴現(xiàn)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的黑暗延續(xù)，并熱切地呼喚青年“創(chuàng)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既是對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革命未能兌現(xiàn)其開創(chuàng)一個新時代的承諾、以致于重新淪為歷史循環(huán)的現(xiàn)狀的不滿，更是對革命正當性和必要性的最有力的論證。

　　更進一步說，魯迅對革命的理解事實上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層次，他已經(jīng)開始將革命視為人生以致整個人類文明的終極命題來予以看待。而在這個意義上，革命的永無止境性就順理成章了。

　　正如《黃花節(jié)的雜感》所言：“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 ，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世人對“革命成功”的確信往往導向的是“凝固的東西”，而這種“凝固的東西”事實上代表了現(xiàn)實停止轉化和變更、乃至淪為毫無波瀾的死水。

　　相應的，獲得主導地位的新生力量為了維系自己現(xiàn)有的地位，大概率將成為他們之前所反對的老頑固一般的存在。避免這種狀況就需要“革命尚未成功”的意識，即拒絕將革命、尤其是“革命的成功”絕對化，以相對主義的觀點認識革命以及革命中的主體。

　　正因為革命從無絕對意義上的“成功”，因此從相對的視角看革命在任何一個時期都是“尚未成功”的。而就作為個體的革命者而言，“革命尚未成功”的意識需要的是成為“歷史的中間物”的覺悟——《寫在<墳>后面》中，魯迅提出了“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的著名論斷，而《革命時代的文學》演講中，通過一個奇妙的“兩腳走路的猴子”的故事，魯迅指出了革命與進化的同構關系：“其實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既然進化永無止境，那么革命也應當成為一個永恒的過程。既然沒有任何一種生物可以自稱“進化的最終形態(tài)”，那么也就沒有任何一個革命者有權力宣布“革命到此為止”。

　　因此，真正革命的姿態(tài)，就是“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就是“在有些警覺之后，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標，范本”。而魯迅正是以最堅決的態(tài)度踐行這種姿態(tài)的“永遠的革命人”。

　　相信“革命無止境”的他對于自己“從舊壘中來”的“歷史的中間物”的定位有著清醒的認識。而正是這種“永遠革命”的姿態(tài)，使得魯迅既不會因為現(xiàn)實中辛亥革命、國民大革命的失敗而喪氣、動搖——因為“革命尚未成功”才是真正的常態(tài)，也不會由于作為暫時狀態(tài)的“革命成功”而成為他自己所深惡痛絕的“導師”、“權威”和“國民黨中很有些有權力者”——將“革命”徹底相對化之后就是持續(xù)一生的批判性立場。

　　如果說在孫中山和魯迅終其一生所面對的都是相當清晰具體的“革命尚未成功”（這種現(xiàn)實狀態(tài)下的“革命尚未成功”能夠為“永遠革命”提供最直接可感的動力），那么到了毛主席的時代、特別是當歷史的車輪駛入六十年代之后，“革命尚未成功”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

　　畢竟，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經(jīng)過二十八年的斗爭以及十七年的建設，我們已經(jīng)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起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建設已經(jīng)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帝國主義、軍閥、買辦、資本家在人民的巨掌面前無不敗下陣來落荒而逃，甚至五四一代作家所普遍關注的改造國民性問題似乎也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解決——群眾的精神狀態(tài)遠甚于過往，曾經(jīng)的阿Q、閏土、祥林嫂已經(jīng)被朱老忠、嚴志和、阿慶嫂、李奶奶等具有昂揚意志力量和高昂斗爭精神的新形象所取代。目之所及之處仿佛皆是革命的勝利。這個時候為什么還要革命？還要怎么革命？還要革誰的命？

　　毛主席在這一歷史時刻所做出的抉擇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進行革命”。而伴隨著“繼續(xù)革命”的提出，一個完整的、真實的“永遠的革命人”形象，才出現(xiàn)在我們的面前。

　　伴隨著革命斗爭時代的遠去以及長期執(zhí)政局面的形成，革命政黨存在兩大轉化方向：

　　一為“去價值化”的過程，與黨組織擴大和黨員數(shù)量膨脹相伴的并非革命政黨所代表的價值的普遍化——事實上它讓革命政黨本身成為“大篷車”一般的存在。

　　二為革命政黨與國家機器之間必要的張力和區(qū)分的消失，革命政黨日益向國家機器轉化，乃至成為中立的、功能性的體制的一部分。這一“政黨國家化”的危險前景在于，在當前生產力條件仍然無法完全取消國家的存在、甚至國家的重要性還有不斷增強趨勢的背景下，革命政黨的國家化事實上意味著政黨的官僚化，“革命”是相對的，而“國家”卻（至少在現(xiàn)階段）是絕對的，國家化的背后是革命政黨本身的自我否定、自我革命趨勢被壓制，并最終導向一個固化且缺乏改變可能的政治秩序。

　　除此之外，在革命政黨國家化的過程中，革命政黨與人民的距離擴大了，革命政黨本身的代表性也在模糊化，政治問題、路線問題在實質意義上遭到了取消，一切分歧都可以被納入國家建設基本路線的技術性分歧的邏輯之中，一切社會議題都可以轉化成治理技術問題，政治價值的高下優(yōu)劣也被“良政與劣政之別”所取代。因此，歸而言之，與奪取全國政權這樣的“革命成功”共存的，恰恰是“革命失敗”的可能。

　　毛主席意識到了“黨—國”體制的異化傾向。而作為對這一傾向最為深惡痛絕的領袖，他選擇了繼續(xù)革命，在黨—國體制之外重新進行社會動員，重申革命政黨所代表的政治價值。在生產領域，曾經(jīng)蘊藏著等級關系和階級對抗關系的社會分工得到了重新闡釋，工、農、兵、學、商以及黨政機關之間不再是涇渭分明的固化存在，而是可以在從事生產的同時又能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具有空前靈活性和流動性的“大學校”。

　　而在這樣的社會分工認識所通往的，則是消滅三大差別、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主人的自由人的前景（馬克思所言的“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在這里變得無比生動而鮮活）。而在政治領域，“四大自由”的確立以及對“六億神州盡舜堯”的推崇為突破“黨—國”體制的群眾運動和大范圍政治辯論提供了合法性依據(jù)，“政治領域再次得到了激活，群眾的力量被前所未有地鼓動起來參與到政治中，各類群眾組織一度將國家機器打得粉碎。以巴黎公社為榜樣的三代會以及后來形成的“三結合”體制則是在一系列“風暴”之后最終結出的政治果實。

　　然而意味深長的是，建立在“革命尚未成功”意識之上的繼續(xù)革命從開始的那一天起也同時存在著隱而不發(fā)的失敗因素，并且事實也證明了就其預期而言，繼續(xù)革命的實踐最終以一個并不完滿的結局收場。無論是繼續(xù)革命開始之初決絕的“事情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還是繼續(xù)革命接近結束時無奈的“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都是對這種失敗的反映。

　　具體而言，毛主席事實上是以其個人權威（這在后來的政治文件中被總結為所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發(fā)動了繼續(xù)革命，這就預示了繼續(xù)革命的延續(xù)在相當程度上需要依賴“超凡領袖”自己的權威而非群眾在運動中產生的自主性和主體性。

　　此外，繼續(xù)革命的過程中群眾運動始終與“黨—國”體制糾纏在一起：一方面后者往往“以群眾運動對抗群眾運動”乃至直接動用國家暴力機器予以干涉，在造成群眾運動派系化的同時也導致了大量政治流血；另一方面在“三結合”中干部迅速取得了事實上的中心地位并將工人、農民、士兵、學生邊緣化，進而變相地恢復了舊有的體制。即便是“反復舊”這種群眾自發(fā)的抵抗，最終也未能扭轉大局。這種對舊體制的回歸比群眾運動的失控更能代表繼續(xù)革命的失敗——因為革命所應當造成的同過往的斷裂以及對現(xiàn)狀的系統(tǒng)性變更未能達成，反而讓舊體制在一套新的外殼下面逐漸找尋到了另外一種延續(xù)方式。

　　9月9日是毛主席的忌日，9月25日則是魯迅的生日——這某種程度上構成了一個具有相當象征意味的中國革命寓言。毛主席的離去，代表了一場本應對現(xiàn)實予以根本性改變的革命在未能完全達成其使命的情況下落幕；魯迅的出世，則代表了尚未成功的革命將重新奮起并永遠進行下去的意志與希望。就這樣，在一位“永遠的革命人”的生與另一位“永遠的革命人”的死之間，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意識下，中國革命一次又一次地掀起驚濤駭浪，潮落之后是更加洶涌澎湃的潮起，曾經(jīng)地球上最死氣沉沉、最落后保守的土地也因此成為人類最先進政治思想的試驗田。而這一宏偉的歷史進程，則真正契合了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斗爭》中“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的精確論斷以及“革命死了，革命萬歲”的嘹亮吶喊。

　　1950年12月，大型歌劇《星星之火》在哈爾濱首演。《革命人永遠是年輕》作為歌劇第一幕第二場的主題曲也因此傳遍了大江南北。“革命人永遠是年輕”與“永遠的革命人”事實上形成了意味深長的互文。不僅僅因為魯迅曾經(jīng)熱情地激勵青年“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并相信這些未受舊世界荼毒的新一代人有能力創(chuàng)造一個“有聲的中國”，也不僅僅因為毛主席那充滿了期待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最重要的是，“年輕”代表了改變的可能，生氣勃勃的成長過程尚未結束，一切都還未成定局，一切都有機會被重新安排——而這正是革命最普遍的意義所在，也最能給予人以足夠的希望和信念。

　　革命尚未成功，我們還正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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