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生活中原本就清楚的的許多事情，在經過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的攪和之后，往往就會變得似是而非模糊不清了。一些冠冕堂皇貌似正確、實則謬誤，連邏輯關系也顛倒的所謂新名詞新觀點，堂而皇之地會在我們的某些媒體上出現，顛覆著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及認知，侵蝕和動搖著我們共和國精神文化大廈的根基。作為一個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我們必須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被這些假象所迷惑，保持住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守住我們的精神文化家園，敢于同一切反馬克思主義的、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錯誤言行作斗爭。否則，我們的精神長城一旦坍塌，那后果將不堪設想，這并不是危言聳聽。

　　反腐敗關系到執政黨的生死存亡，也是當前社會上老百姓比較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一些人為了達到為貪官說話，干擾黨和政府反腐，轉移反腐斗爭的方向，他們往往通過個別媒體的帶貨，拋出一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謬論，把水攪渾，達到以售其奸之目的。前不久，看到有這樣一則信息，讓人頓覺荒唐離譜不可思議。說的是某地方官員違反國家政策法令，在一項重大工程項目的招投標上違規操作，讓根本不具備資質本就不該拿到這個工程項目的不法商人給拿去再轉包了，結果把造福人民的惠民工程搞成了豆腐渣工程，給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自己也因受賄而犯了罪，成為了階下囚。這家媒體毫不掩飾，在洋洋灑灑大談其犯罪的原因和動機時竟說這位貪官之前在工作上如何如何，并沒有主觀貪腐之意，只是因為一時沒有把握住自己，遭到這些不法商人圍獵被拉下了水并與其屁股坐到一起，才做了錯事犯了法，并把官員犯罪的原因歸于不法商人，據此還得出了屁股決定腦袋這樣一個結論……。這不明擺著指鹿為馬，在為貪官解圍嗎？那么，事實真的就是如此嗎？官員犯罪的原因難道真就只是屁股坐錯了地方這么簡單嗎？這種把官員貪腐犯罪主、客觀原因的邏輯關系本末倒置，完全顛倒了事實真相的結論，無疑是在掩蓋淡化犯罪事實縱容貪腐，起到了庇護貪官，轉移公眾視線，逃避法律制裁、讓老百姓不要再那么憎恨腐敗分子了的作用。

　　貪污腐敗行為與黨的宗旨水火不相容。任何人想通過為貪官站臺，忽悠人民群眾，干擾黨和政府反腐敗斗爭的決心，轉移反腐敗斗爭方向的行為，都是無用和徒勞的。

　　中國共產黨從誕生到今日的一百多年間，非常重視黨的自身建設，尤其是在預防和懲治黨員干部的違紀方面，始終是利劍高懸，沒有絲毫地松懈。因為共產黨人沒有自己的私利只有人民的利益，所以任何官員利用手中權利為自己謀利的行為，都會被看作是對黨和人民的犯罪。這些官員之所以敢貪污腐敗，說明他們已經蛻化變質，不再是我們的同志或朋友了，而是寄生在黨肌體上的毒瘤，因此黨只有對其毫不留情嚴厲懲處堅決鏟除，才能保持住黨的肌體的健康。

　　戰爭年代，由于敵人的破壞和封鎖，黨中央和各根據地都出現了物資極度困乏的情況，一度到了近乎沒有飯吃的地步，但沒有一個人想多吃多占，都能夠自覺地做到廉潔自律。盡管如此，我們黨并沒有因此放松對干部隊伍清正廉潔作風的養成和培養，而是將其當成了一項重要的黨建工作來做，能夠做到未雨綢繆，不僅出臺了相關的辦法及制度規定，還制定了嚴格的紀律法規，使預防和懲治并重，做到了在法規目前人人平等。對于違反了規定的，不管是什么人，也不論職務高低、功勞大小、何種原因，只要是因作風腐化貪污了糧款，觸犯了法規，不論數量多少，都必須查處追究給予嚴肅的處理，以警示教育廣大的黨員和干部。例如1933年4月就加入了陜甘游擊大隊清澗支隊的肖玉璧，曾是紅軍隊伍中的英雄人物，他身經百戰，戰功赫赫，身上留有90多處戰斗傷痕，黨中央到延安之后，曾任延安貿易局副局長，但后來居功自傲，貪污腐敗，貪污大洋3050元。對于這樣一個干部，如何處理，相關部門犯了難，有人便向毛主席求情，肖本人也向毛主席寫信，要求讓他去前線，死在殺敵的戰場上，但均被毛主席拒絕。肖玉璧也被邊區政府依法判處了死刑。共產黨人不用嚴厲的紀律制裁腐敗分子以昭告天下，何以能得到民心，中國革命怎能取得勝利。

　　新中國成立前夕，被關押在紅巖渣滓洞白公館的革命烈士總結出的獄中八條，其中第一條就是防止領導成員腐化，第六條是重視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這些用生命換來的教訓凝聚著多少烈士們的忠誠和初心，句句都在我們的耳邊回響，時時都在提醒著我們一定不能腐，否則，我們先輩的血那可就就白流了。今天讀來怎不令人震撼和深思。

　　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為了盡早使國家擺脫貧窮落后的面貌，使我國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工業國，黨帶領人民要在經歷了百年戰爭的廢墟上搞建設，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因此對于每一項建設工程項目都做到了嚴格把關和精打細算。在要求用好每一分錢的同時，更是強調一切黨的干部和工作人員都不能有任何的浪費和貪污行為，還制定了嚴格的紀律。但是，個別意志薄弱者或者當初就是抱著想在革命隊伍中升官發財的投機者，還是經不起糖衣炮彈的攻擊，完全忘掉、背離了黨的宗旨，把黨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的兩個務必早已拋之腦后，忘的一干二凈。為了追求自己享樂，他們不顧群眾的死活，勾結不法商人，欺上瞞下弄虛作假貪污救濟糧款，損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群眾的極大不滿，已經完全蛻變成了人民的罪人，劉青山張子善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盡管他們在戰爭年代有功，但功不能抵過。對于他們兩人的處理，毛主席高瞻遠矚，拒絕一切說情，他站在對黨和人民負責的高度，為使黨不重蹈歷史周期律的覆轍，不得不對其做出處以極刑的判決。他提醒告誡全黨，正因為他們兩人是黨的高級干部，因此要執行比一般干部和群眾更嚴格的紀律，只有這樣才可以挽救和教育兩百個、兩千個乃至更多的干部。這兩聲本不該響起的槍響換來了之后二十多年黨風政風從上至下一個風清氣正清正廉潔的局面。

　　今天，我們國家已經強大，國力也增強了，一躍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更是得到了極大地改善，但前車之鑒是不能忘記的。當我們的社會過于追求享受物質生活時，在貪婪自私本能的驅使下，就會有人為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而走上貪腐之路，不僅社會財富被他們無償占有，把國家大量的社會資源用來反腐，加大了反腐的成本，拉大了貧富差距，撕裂了社會，成為了國家不穩定的因素。由于反腐面的擴大和時間的持續，相繼而來的反腐疲勞癥也會隨之滋生，此時黨和政府的反腐力度也必須水漲船高，只能加強不能有絲毫的松懈。反腐敗的籬笆更要栓牢扎緊，把網要織的更密。否則，上松一寸，下偏三丈，千里大堤毀于蟻穴的悲劇就會重演。

　　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是變化的條件。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談到反修防修問題時說：“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上世紀六十年代，黨在全國開展了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總結出了當時一些干部思想蛻化的五個字原因，這就是：懶、饞、占、貪、變，這些人為什么會由人民功臣變為人民的罪人，完全是他們為了享樂放縱自己脫離人民蛻化變質的咎由自取，一切腐敗分子大概都逃不出這個規律。

　　“屁股決定腦袋”的論調，非常具有直觀迷惑性，乍一看視乎還對也沒有什么錯，的確能蒙騙一些不能分辨真相的善良群眾，當下這個論調不但較為活躍且有一定的話語市場，不僅時不時地在我們的媒體上出現，而且還得到了某些人的熱捧和放大，他們之所以要這么做，就是想讓人們接受＂謬論重復千遍就會成為真理＂這個謊言，依此來麻痹人民，讓人們從對腐敗的零容忍到逐步接受曼延擴散這個現實，使人們不再那么厭惡憎恨貪官，當再看到更多的貪腐現象時，能夠為其精神買單并將其當成一種社會常態而接受了，這就是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但是，這些人的如意算盤的確是打錯了，他們低估了黨和政府對鏟除腐敗的堅定態度和決心，這種忽悠和誤導社會和輿論的做法只能說完全是徒勞和無用的。個別媒體對貪腐分子的犯罪原因不實事求是、不加以分析判斷就站在與大多數群眾認知對立面的做法顯然是站不住腳和別有用心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對于一切腐敗行為不僅痛恨而且對滋生的原因是看的最清楚的，希望個別媒體不要再做這種欲蓋彌彰忽悠百姓為貪官站臺干擾反腐的無用操作了。

　　大腦是思維的器官。首先從認識論來說，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信奉的是馬列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存在第一，意識第二，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大腦支配的結果。因此我們說，一個人的立場站位和言行只能由他的腦袋來決定，而不是由他的屁股來決定的。

　　其次，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說，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基本理論觀點來分析，那么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開展的反腐敗斗爭那不就是一場在新形勢下的階級斗爭嗎，不管你承認不承認，但都無法回避這個事實。列寧也說：不講階級斗爭的政治和不講階級斗爭的社會主義都是胡說八道。毛主席針對我們黨內一些人階級斗爭觀念淡薄的情況指出：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有些人否認這種事實，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這是錯誤的。革命導師交給了我們用階級斗爭觀點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思想武器，無疑是解決人類所有問題的一把鑰匙。我們只有用這把鑰匙來打開當前社會問題的這把鎖，一切問題或困惑便能撥云見霧迎刃而解，否則，理不出個頭緒，只能驢拉磨子打轉轉怎么都走不出去，占有并消耗了大量的社會資源，人民群眾還不滿意有意見。腐了反，反了又腐，只能是永遠在路上，看不到終點和盡頭。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使得我們黨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相信我們黨也會帶領人民走上民族復興的強國之路。

　　1937年7月，毛主席在其光輝的哲學著作《實踐論》中就說過：“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全面抗戰開始之后，民族矛盾已經上升成為了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毛主席依據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情況，為我們黨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實行減租減息，把各階層的人都拉進到統一戰線上來，使我們黨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解放戰爭時期，階級矛盾又成為了國內的主要矛盾，消滅蔣介石得以維系的軍隊成了人民解放軍的主要任務，人民解放軍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通過訴苦三查等活動，激發了廣大指戰員的斗志，一舉解放了全中國。建國之后，三座大山被推翻，人民當家做了主人，建立起了人人平等的社會，縮小了階級差別，但是階級斗爭仍然存在，只是由公開的武裝斗爭形式轉變為了看不見的思想戰線上的斗爭。在解決民族問題上，我們黨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少數上層反動分子與廣大群眾區別對待，進行了切割，孤立少數反動分子，不僅成功的解決了本民族問題，還鞏固和加強了與其他兄弟民族間的團結，也鞏固了我們的國防。在處理中國與美國間的問題時，我們把美國政府與美國人民區別開來，把美國政府中決定政策的人與一般工作人員區別開來，解決了兩國間的重大原則問題，為后來兩國建交奠定了基礎。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的劃分，把朋友的范圍圈劃到了美、蘇等國家的腳下，使得第三世界的國家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讓中國一舉成了中、蘇、美三角中的一角，中國的威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每個人的言行，無不代表他所處的階級的利益，只有用階級分析的方式，才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有了這個正確理論的指導，有了先進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就能夠辨別一切是非標準，而不被一些謊言所欺騙，就會撕掉思想上的各種羈絆，就能做好我們的一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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