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讀了《陋室夜話》（從頭再來0522，2023-7-15）一文，作者是有感而發，讀了一篇關于小崗村文章，想到了“更好地認識小崗人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文章中這樣寫道：
“關于小崗村和小崗人，你知之多少？我想，你所了解的不外乎就是這些：窮得叮當響、餓肚子的程度超過全國所有的農民、去四方要飯；敢闖敢試、第一個吃螃蟹、十八家農戶、偷偷立生死狀、按紅手印；成為農村改革的樣板村、聞名遐邇、鎂光燈聚焦、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扶持。
但是，你在了解了以上這些信息之余，是否還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當時的中國農村，擁有百萬、千萬個村莊，擁有農民三億多，他們同戴一片藍天，共踩一方土地，在共同的制度下耕耘、勞作，卻為何，其他農村的農民沒去要飯，獨獨小崗村成了乞丐村？這難道僅僅是土地所有制的原因嗎？
那些總說新中國前三十年這不好、那不好的人老是把一句話掛在嘴邊，那句話就是‘集體時代養懶漢’。而這篇文章的作者似乎得到了啟發，便順著他們的說法提出了關于小崗人的新思路。他把‘養懶漢’引用到了自己的文章里，并給了它一個醒目的位置，從而讓人們不能不正視它，并做出如下思考：
一，土地集體制是否把小崗人都‘養’成了‘懶漢’，并且是超乎尋常的‘懶’？
二，是否正是由于那種超乎尋常的‘懶惰’，驅使小崗人拋下土地，寧愿去要飯？
三，這幅圖片中已經成了歷史文物的這個門洞，是否可以證明小崗人的確‘懶’得可以？
都說，‘畫龍畫虎難畫骨’，可我怎么覺得，作者的一句信手拈來的‘養懶漢’就畫出了小崗人的‘骨’？當然，如果是，那也只是小崗人以前的‘骨’。”
在這里，作者提出了一個既簡單又實在的問題：那就是，當時的中國農村，擁有百萬、千萬個村莊，擁有農民三億多，他們同戴一片藍天，共踩一方土地，在共同的制度下耕耘、勞作，卻為何，其他農村的農民沒去要飯，獨獨小崗村成了乞丐村？而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從1956年到1982年，我國人口從6億多增加到了10億多，在二十多年的時間增加了3.88億人口。但為什么我們的領導關注了18個紅手印的事件，并作為正面典型宣揚，而獨獨沒有看到我國在人民公社時期人口大幅增長的基本事實呢？
假如是一個普通老百姓，他從自己的生活感受出發，一想到生產隊時，需要艱苦奮斗，既苦又累，想到現在即使是農民不種地也能過去，而且還自由自在，自然是覺得分戶單干好了。中國經歷了二千多年的小農耕作模式，一般農民具有小農意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作為具有全局意識的政要和進行專業研究的學者如此也這樣認為，那就不是正常的事情了。
人民公社到底怎樣？
每個人都會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從而得出自己的結論。但卻未必正確。
譬如，從“吃不飽”這一感覺出發，許多人會得出人民公社不行，集體經濟搞不好的結論。而事實上是，人民公社時期的二十多年時間，增加了3.88億人口（1956-1982）。也就是說，在1956年時10個人，到1982年時已經變成了16個人。人口增加了60%，而糧食增長速度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這必然會發生“吃不飽”的現象。但這吃不飽與增加60%的人口，兩者相比，這得失如何來計較？
在我國歷史上，盡管人民公社我國是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但人均糧食占有量也是不斷增長的，而且增長的速度是越來越快的。據統計，我國人均糧食擁有量1959年是252公斤，1970年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是289公斤，1979年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是340公斤。從1959年到1979年，20年間人均糧食占有量增長了88公斤，平均增長速度是4.4公斤/年；而在1970年到1979年這后9年增長了51公斤，年均增長速度為5..66公斤。在這二十年之間，人均占有糧食的增長呈現出一個加速的趨勢。
如果我們按照二十年的平均速度來預測1983年的人均糧食占有量，應該是340+4*4.4=357.6公斤，與1983年統計的人均擁有糧食的數量360公斤相差了2.4公斤；如果按照后9年的平均增長速度來測算，1983年的人均糧食占有量應該是340+5.66*4=362.6公斤。比1983年的人均360公斤多了2.6公斤。根據上面的測算，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是，即使不進行分戶經營的改革，到1983年吃飽飯也是肯定的。
從這里可以看出，由大數據所得到的事實，與我們的感性認識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得到的結論是完全相反的。
最常見的情形是，我們觀察的一時一事，因為具有時空上的局限性，難免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實際上卻不是真正的事實。只有當我們把握了全局情況，特別是了解了有說服力的大數據時，我們才能說對實際的有了真正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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