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隊伍已起變化

　　《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話：“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對于共產黨員，“消滅私有制”不是口號、也不能只停留在口號上。它也不只是“信仰”，扎根于心底，它尤其是一種社會實踐、工人階級的社會實踐。離開了工人階級的實踐，那必將成為為一句空話。那樣的黨，很難說是真正的共產黨，充其量是口頭上的共產黨，說的難聽一點，就是假共產黨。

　　老百姓看共產黨不是看黨章，不是看宣誓，也不是看宣傳、看黨員的表白。那些，特別是戰(zhàn)爭年代的老百姓很難看到。而對于文盲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農民，即使是看到了，也不認識。他們對于共產黨的判斷，是聽其言，更要觀其行。這是老百姓判斷是非的最簡便，也最可靠的辦法。

　　如果說，平民百姓作為社會的最普通的人，他們做人的底線是道德。越線了，就超越了道德的管轄范疇，進入所謂的法律。甚至就有了另外的一個代號，罪人。而這時，還不能說他不是人。

　　那么，共產黨人作為“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自然不是一般平民群眾。做共產黨員的底線，是“黨章”。黨章中要求的是“黨性”，是比道德、法律要求更高、更為嚴格的一種社會規(guī)范。他們不僅應該是道德的模范，而且也應該是遵紀守法、執(zhí)法的楷模。

　　而對黨的干部的要求，選拔干部的標準，明顯在黨員之上。因此，他們更應該是黨員、群眾的榜樣。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這，當然只是一種理論解讀，邏輯推理。毛澤東時代的黨員、干部，大抵如此。這是黨群關系密切的重要保證。

　　如果人們的行為規(guī)范都各就位，那樣的社會，一定是一個和諧、團結、溫馨的社會。到處是活雷鋒，沒有黃賭毒，沒有黑社會。共產黨員犯罪的人，很少。共產黨的干部犯罪的就更少。

　　社會之所以不盡如人意，是因為某些人的行為失范。有的，簡直就是“錯位”，包括處于社會頂端的黨的干部的行為嚴重失范，甚至犯罪。他們的“榜樣作用”，人神共憤。

　　具體分析，大有蹊蹺。

　　為什么在毛主席身后，社會、黨員隊伍、干部隊伍發(fā)生如此重大變化？脫離群眾的傾向日漸嚴重？魚水關系演變?yōu)橛退P系？外在的原因固然不可小覷。這外在的原因，主要是“所有制”發(fā)生了改變，而且是巨大變化。

　　這種變化，特別是對“私有制”的提倡、發(fā)展，不由得人們的思想不發(fā)生變化。這就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基礎變了，不怕人們的思想、觀念不變。這個變與不變，贊成與反對公有制的人都懂。而所有制變成現在這樣，似成定局，一時半會兒難以改變。

　　這種變化，不但影響到人們的思想，尤其是由于人們與所有制的關系不同，影響到人們的社會地位的變化，也影響到人與國家、政黨的關系的變化。若不發(fā)生變化，才是不可思議的。

　　試想，在一個私有制合法化、合理化、追求個人財富最大化為社會價值觀的國度，共產主義思想生存的空間在那里？在九千萬的黨員中，守住沒有“私產”的有多少？要知道，建國時的黨員人數不到500萬，打下了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

　　在中國開啟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社會大背景下。剎那間，伴隨著“私有制”全面開花，“一切向錢看”傳遍大江南北。二者之間有著必然聯系，它改變了國人的“金錢觀”。隨著人們對于金錢觀念的改變，“為人民服務”的觀念淡化了，為“人民幣服務”的觀念強化了。想不到，蔣介石的這個“老辦法”、“舊辦法”，居然在共產黨“治下”發(fā)揚光大、發(fā)揮作用。

　　本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是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的結果。這樣的結果在毛主席生前竭力制止，如果老人家地下有知，也是不想看到的。

　　中外歷史證明，在以往的任何制度下，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富起來。社會主義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人們實現“共同富裕”創(chuàng)作了一個必要條件。但是，實現“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個比較長的過程。僅僅有“公有制”還不夠。毛主席那代共產黨人畢竟奠定了基礎，開辟了道路。對于廣大工人、農民，功莫大焉，善莫大焉。事實證明，這條道路不是導致“貧窮”之路，不是養(yǎng)“懶漢”之路。

　　毛澤東時代，在工農業(yè)各領域消滅了私有制。埋葬了產生“兩極分化”的土壤。不打破“公有制”，讓私人占有生產資料，擁有土地、礦山、工廠、商店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一句空話。這個“理”兒，從建黨，到黨員入黨，堅持的基本教育就是這。就有幾人不懂？只是懂者自懂，不懂者，自是不懂。道不同，不是一路人，自然說話、做事都“尿不到一個壺里”，相互看著都不順眼。別說“不要爭論”，即使爭論，也不會有結果。

　　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新”的旗幟下，經過大刀闊斧的“破”，或者說“改革”吧，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與之相適應的、有目共睹的“立”的新舉措，不僅“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新”的思想體系占領了輿論陣地的制高點。更重要的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成為現實。其中的一些共產黨員“帶頭致富”，而成為了“富人”：有私產者。

　　不得不承認，“私產”的誘惑力在當今的世界，自古至今都具有巨大的誘惑力。因此，西方的、東方的許多國家，就是利用了“人”這種生物的所謂“天性”，運用“叢林法則”，調動人的積極性、主觀能動性，建立起符合“人道”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他們認為，這才是最符合“人性”的社會。唯此，那些“權貴”、“能人”才會因有比平民百姓更多的資源和機會，獲得了更多的“私產”而“富起來”。這是“社會”對于“富人”的垂青和回報。

　　“有產”的共產黨員迅速崛起，成為“先富起來”的人中的一部分。于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們曾經同一陣營里的兄弟、姐妹，在“國企”的工人紛紛下崗，在農村的農民為了養(yǎng)家糊口，紛紛進城務工。“市場經濟”了，工人、農民都被拋進了漫無邊際的“市場”，等待著“資本”的挑選，選中了的，重新淪落為出賣勞動力的工具，算是幸運的。他們只有向誰出賣的區(qū)別與選擇。沒有被“市場”選中的，命運更慘。他們成為社會最底層的“弱勢群體”。一些共產黨員甚至成了另外一些共產黨員的“工具”。同是共產黨員，他們之間的差距怎么就那么的大呢？這正常還是不正常？

　　“一部分”共產黨人富起來了。共產黨成立的“初心”，或者在成立的時候如果就在自己的綱領中申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將如何？可悲的是，這個常識，這個現實，在共產黨執(zhí)政多年后，居然被共產黨內的一些當權派重新拾起來，作為旗幟在全國到處揮舞。

　　幾千萬革命烈士用鮮血，廣大勞動群眾用汗水奠定的共和國的基礎，毛主席及全黨、全國廣大人民群眾建立起來的“公有制”這個基礎，已經不是被曾經被打倒的那些人“挖墻腳”，而是被曾經參與建設的人們所動搖、顛覆。

　　私有制才是那些貪官污吏賴以存在和隱藏的基礎。如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陳良宇、令計劃等黨、政、軍中的一個個“超級”當權派，數以百計的省部級“封疆大吏”、將軍，哪個不堪稱共和國的“棟梁”！如此“棟梁”，要把共和國的柱石蛀空！事實可能比人們想象的，比暴露的要嚴重的多、殘酷的多。

　　那些黨內的巨富、巨貪，嚴重地腐蝕著黨的的肌體，敗壞著共產黨的聲譽，從共產黨內部侵蝕黨，屬于共產黨內的蛀蟲、叛徒，甚至是吃里扒外的漢奸，許多事敗在他們手里。清除他們任重而道遠他們也不會老老實實的坐以待斃。沒有正確思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沒有正確的斗爭策略，想戰(zhàn)勝他們也難。一著不慎，掉以輕心，甚至會功虧一簣。這不是危言聳聽，前車之鑒，殷鑒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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